三、全民破产

中共在当初夺取政权的时候号称要建立一个以全民所有制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公有制经济，实际上他们也是在这个幌子下把一切财产收归国有，对于地主、富农、民族资本家和小资本家进行镇压，关的关，杀的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运动之后，除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所有的工人、农民和那些曾经比较富裕的人都成了真正的无产者。

不过在改革开放以前，工人作为城市人口还是以自己毕生只得极其低廉的工资为代价享有政府福利性的廉价住房、养老金和公费医疗等社会保障。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保障体系全面瓦解，工人不但丢失了铁饭碗，而且丢失了政府曾经许诺给他们的一切福利待遇，而陷于几十年来农民一直处于的自生自灭状态，生不起病、住不起房，“一生献给党，老了没人养，想要靠子女，子女都下岗。”

一个人能够生活下去至少需要有希望和未来。当他想“我明天要干什么”的时候，最起码他得有明天。也就是说，对未来的安全感非常重要。但由于政府不提供社会保障体系，城市人口只能从极为有限的收入中拿出来一部分存进银行，希望靠存款给自己提供一点安全感。而中共为了维持其经济繁荣的假象，却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存款借贷给那些经济效益极差的国有企业，或者那些依靠贿赂而与政府高官建立了良好关系的私营企业主。这些钱因为收不回来而变成了坏帐。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全部破产，每天靠挪用老百姓的存款和外国公司的巨额投资混日子。中共内部的高官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正亲眼看着这座千疮百孔的经济大厦摇摇欲坠，那么他们最大的希望就变成了力争在经济大厦坍塌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贪污最多的钱，然后逃亡国外隐姓埋名过上逍遥日子。被枪毙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生前就曾对其情妇说：“共产党早晚会垮台，最多大概只有十年时间，我们要为自己留后路，如果共产党垮了台，出现象前苏联那样的局面，没有后路，大概只有去给人家看大门。”

用政论家胡平先生的话来说，中共贪官不是在“腐败”，而是在“抢劫”。他们有许多我等平头百姓无法了解的手段把《宪法》里写着归劳动者所有的财产变成他们的私产，在极短的时间内用权力洗劫百姓，劫贫济富，迅速积累巨额财富。因此，目前国内很多暴富阶层的私有财产是没有合法性的，就象中共领导人至今不敢向民众公开他们的实际财产。

与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资产流失远远没有中国这么严重，因此理清产权关系，把原来充公的财产物归原主，对其它资产采取拍卖等手法进行私有化还是可行的。而中共垮台后给中国留下的将是一笔烂账、一锅浆糊，对于现有资产的清算将成为极为棘手的问题，同时绝大部分资产可能早已通过资本外逃转移到国外，下落不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清晰必然会带来生产停顿，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同时，如何对剩得可伶的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才能让全体民众满意，从而平息他们的怒火？

可以设想一下，中国的老百姓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寄托了他们全部未来希望和安全感的存款已经化为泡影，他们将会以什么样的心情看待这个社会。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绝望的支配下铤而走险，引发杀贪官、吃大户和抢劫风潮，从而使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四、生态崩溃

一个政府要执政，其权力来源必须具有合法性。否则别人就会问，“凭什么你当国家元首把持权力而不是我呢？”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君权神授，血统继承。”在民主社会，这个合法性是靠选票承认的，是大家伙儿把这个人选出来做总统的。到了中国这就是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了。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前，中共一直在宣传它是最先进、最革命的政党，只有它才能领着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而且它的领袖永远英明伟大、一贯正确，“指引我们向前进”。这种说教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过狂热，也蒙骗了相当数量的人，从而成为当时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六四事件”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中共让用来抵御外国入侵的野战军掉转枪口、开着坦克在天安门广场屠杀那些并没有要中共下台，而只是让中共惩治官倒和腐败的无辜学生时，民众对于政府的希望开始走向破灭。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日暮途穷。

从那时候开始，中共已经没有办法再用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那么他们就试图用执政的有效性来代替合法性。也就是说，也不要争论“姓社姓资”了，干脆咱们摸着石头过河，大家全心全意地发展经济吧。中共力争给老百姓造成一个印象，就是只有它才能领导中国的经济腾飞，每年保持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才能早日走向小康。而且要让老百姓觉得今天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必须要保持“稳定”，这样在走向小康的路上才能少一些波折，走得更快一些。换句话说，它用经济发展来支持它的执政合法性，目前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被掩盖或被堂而皇之地解释为“发展中的问题”，都是“暂时的”，都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解决。然而一旦经济发展无法持续，失业人口会迅猛增加，其它那些被掩盖的社会危机也会一总爆发出来。

这里必须明确两个问题，首先中共所谓“每年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是外界无法核实的，完全来自这个全无信誉可言的政党自己的宣传机器，同时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资本外逃足以抵消这一经济增长。确实有一些人生活得到改善，但那却是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以掠夺弱势群体的财富，扩大贫富差距实现的。

另外，这种经济增长的生态成本要远远大于收益。目前中国森林锐减、西北地区沙漠化、华北平原水资源奇缺、淮河污染、黄河断流、长江大洪水、湖泊面积减少等等都是中共为发展经济付出的生态成本。假如说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十万亿元人民币，可是却付出三十万亿元的生态成本，谁还会为这样的“经济成就”欢呼雀跃呢？

这里仅仅举水资源为例。为降低生产成本，工厂采取对环境污染放任自流的态度。中国年污水排放量达600亿立方米，为了省钱，其中有超过80%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本来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就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现在加上水污染严重，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荒。中国九大水系──珠江、闽江、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和松花江水系全部污染，甚至成为毒河。

地表水的缺乏使中国人不得不超量开采地下水，以华北平原为例，整个华北平原的地表一直在陷落，七十年代抽取地下水的机井只要打二十米深，现在要打到二百米深井。人人都知道北京的夏天地表温度四五十度的时候，自来水龙头里流出的水却冰冷刺骨，可见地下水的水位之低已经无法和地表形成热交换。

我引用一段新生网2001年9月14日的一篇报道：“由于水资源的短缺和地表水源的污染，而工农业用水又逐年剧增，向地下榨取水源已成为唯一的选择，密密麻麻的机井亦成了华北平原的一大景观。这一杀鸡取卵的行为，造成两大恶性循环。第一，深层地下水被抽取后，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渗入，大约需要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第二，地下水为各土壤层的张力填充，它被抽取后，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东西来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将来环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净洁的水源，但也根本无法将已经鹊巢鸠占的污水咸水排挤出去。所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悲剧。”

如果华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紧接着就是此处寸草不生，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沙漠化，几亿人口将面临着无家可归、无粮可吃的绝境。华东平原现在也正在步华北的后尘。不幸的是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几乎无法扭转的残酷现实。丝绸之路上楼兰古国的覆灭不就是沙漠化的结果吗？

水资源仅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森林、草原、矿产等许多资源都在中共为发展经济涸泽而渔的政策下被盗被抢。同时由于社会道德沦丧，国有财产产权不明确，大家都抱着我不污染别人也会污染、我不拿别人也会拿、我不偷别人也会偷的态度对待自然资源，使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本来已经万分巨大的国家陷入生态资源的全面崩溃中。

可怕的是，中共在自己制造了这场生态大灾难后，却害怕老百姓一旦知道了真相后引起恐慌和社会动荡，不敢关停污染企业以暂时阻止生态继续恶化，也拿不出钱来进行治理，因为这都会让其经济发展陷于停顿和倒退。中共官员们可能发现，做为经济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的国家，不对污染进行处理是“最好”的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办法（中共一直想办法拒绝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提高出口竞争力吧。）。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仍然在继续糟蹋环境。等到中共垮台以后，下一届政府可能会发现治理生态的成本高得让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而巨大的人口压力又只能通过继续榨取自然资源维持社会运转，这种恶性循环会让整个中国陷入更大的生态灾难之中。

搞体育和搞经济的可能都知道，必须在规定时间完成规定动作才有意义。比如买卖股票，如果晚上几分钟，可能就是发财和破产的区别。西方国家经常抱着希望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走向民主和法制的天真想法，然而他们却不会料到，也许还没等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就会因为生态崩溃而给全球造成以十亿计的难民。到时候，哪一个国家还会幸免于难呢？

五、无神论的恶果

从进化论中派生出的无神论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石。在共产党的说教中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天国，所以它才要建立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就连国际歌里也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共产党从进化论中进一步发展出了被他们自己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套东西，也就是人类社会也是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而“社会主义”就是“进化”的结果，“共产主义”更是社会“进化”的最高形式。

这种共产党自说自话，没有经过任何实践证明的无神论成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和真正宗教信仰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人作为神所创造的万物之灵，从内心最深处还是渴望神的眷顾和生命的永恒，这种自发的宗教情结唯有信仰能够填补。共产党虽然在宣传无神论，但同时它又把自己打扮成神，打扮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领袖，以填补人的信仰需求，这就是共产国家最最常见的造神运动，或曰“个人崇拜”。

在一个社会中，道德是约束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则，而道德却是神给人制定的。共产党在打倒了人对神的信仰之后，就自己摇身一变成了道德的化身，并拥有了对道德的解释权。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永远“光荣正确”，死不认错（它认错也是不诚恳的，而且是为了继续证明自己“光荣正确”的，所以算不上真正的认错，比如它虽然否定文革，但却绝对禁止民间深入反思和讨论文革）。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中，经常出现“社会主义道德”这个词，似乎原本是普世价值的道德在这里具有了阶级性。而是否“热爱社会主义”竟然成了衡量一个人道德与否的标准之一。而且中共自己对道德的定义变来变去，最后似乎变成了只要和党保持一致，就是最“道德”的人，哪怕这个党已经堕落得五毒俱全。

共产党的这种说教是经不起推敲的，更不符合它自己一贯宣扬的“科学”精神，在许多方面无法自圆其说，而它所面对的又是一个具有五千年修炼文化作为传统的民族，和几亿曾经深受“儒、释、道”信仰影响的人群。因此，为根除有神论对中国人的影响，中共除了砸烂传统文化之外，在建政之初，还给寺院、道观、修道院和民间的修行人士扣上种种帽子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并派它的地下党员打入宗教团体，把佛、道、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彻底“统战”在中共旗下，接受中共的领导。中共这种打着宗教旗号反宗教的“宗教灭绝政策”使中共本身成了中国超越一切宗教的准宗教组织。这一极具邪教特征的“准宗教组织”因为知道自己的理论漏洞百出，因此具有鲜明的“排他性”。

一个保持了对神自由信仰的社会是一个“博爱”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爱”（关怀）是社会关系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造物主创造和赐予，因此人心中会知道尊重生命，也会敬畏和爱惜神为人创造的自然界，在神的面前众生平等。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信赖，会形成一种独立于共产政权之外的凝聚力，这是共产政权最不愿意看到的。

对神的信仰，会给人一个不同于共产党说教的价值判断，而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和紧密关系又会使真理的传播变得非常迅速。这会极大地威胁到中共掌权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共采取了一个系统的办法把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无论谁说了什么，别人都会怀疑。

其中一大发明就是上面定一个“阶级敌人”的百分比，然后让下面去抓。比如一个单位有1000个人，一定要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那就是50人。但是人人都知道，在共产党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的国家，谁要是被党定为敌对分子，那就意味着一生幸福的完结，从此在万人唾骂中苟延残喘。但是上面定下来了这个指标，不抓又不行，领导不抓领导就得自己去填补这个指标，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互相揭发，只有揭发了别人才能保住自己。被揭发的人除了拼命辩白外，还要揭发别人“戴罪立功”。这样仇恨很快就在群众中煽动起来，在政治斗争的大环境下，即使亲密如父子、兄弟、夫妻也无法信任。这一套花招，共产党玩儿得炉火纯青，民间称之为“挑动群众斗群众”。

无神论的宣传灌输使大多数老百姓在人性被中共“异化”、“奴化”的过程中失去了最后的道德防线。尽管有一些有识之士，可以清醒地看穿中共的这套把戏，但是他们的声音却被中共彻底封杀掉了。同时，当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变成一盘散沙的时候，中共强大的专政机器是可以轻易地把他们各个击破的。

在“六四”事件以前，中共还有一些理论说教，蒙骗了一些人。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杀人，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了。中共已经不可能再发明出什么理论学说统一思想，此时中共的策略就变成了让人根本不去考虑精神领域的追求而完全沉迷于物欲的追求和满足中，以免民间或外来的民主启蒙或信仰启蒙会逐渐整合成新的意识形态，挑战中共的权威。

无神论的一个恶果就是人失去了“作恶会遭报”的概念，而敢于为所欲为。穷惯了的中国人在“不管白猫黑猫”的利益驱动下迅速演变为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这里的“娼”不仅是指那些出卖肉体的妓女，还有那些出卖灵魂为中共政权涂脂抹粉的“知识分子”。同时，为追求利益，中国人开始了对自然界和对同类的疯狂掠夺。对自然界的掠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生态灾难，而对同类的掠夺使全国各地假货横行，从毒米、毒面、毒油到假烟、假酒、假药，从商品造假到文凭造假，坑蒙拐骗、五毒俱全，只要能赚到钱可以不择手段。人的自私心理急剧膨胀，一切以个人安危和享乐为中心，缺乏对他人最起码的尊重和关怀。

同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用卑鄙手段对待别人时，别人也会这样对待自己；当自己看到一个落水求救的人、或者流氓当众强奸妇女而默不做声的时候，如果自己落难，也同样不会有别人施以援手，因此在社会上人人自危。

共产党虽然靠无神论和拜金主义把全体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可以收买、恐吓、各个击破，从而延续了自己的统治，却让整个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生态成本和道德成本。“六四”以后，江泽民用最卑鄙的手段继续延续中共的生命，但却是以彻底毁灭整个民族的前途为代价的。

六、仇恨的发作

网上曾经流传一篇中共杀人纪录，中共建政五十多年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八千万之巨，可以说血债累累。比如中共在大陆刚刚夺取政权就以“镇压反革命”等名义处决了四百万人。接下来反右斗争中抓了二百多万右派，数万人自杀或非正常死亡。从1959到1961年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中国人。文革时迫害致死的至少数百万之众，牵连上亿人，并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六四”事件更是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当着全世界的面杀人。连林彪自己都说，今天一小批，明天一小批，加起来就是一大片。仔细算下来，全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到过中共的迫害。

中共一直对“阶级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被这架绞肉机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除了肉体折磨之外，更厉害的是精神迫害。刘少奇临死前还要被强迫听中共“九大”将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无论谁被中共指为阶级敌人，最亲爱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亲朋好友必须马上与他划清界限。还有没完没了的“批斗”、“公审”、“认罪”、“检讨”，把一个人的人性和尊严彻底摧毁。

在这样一个国家中生活，每天面对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残酷现实，如果不与那些迫害者变得同样残忍，就必须变得麻木。在有神论的人眼中，人命至重，人命关天。在无神论者的眼中，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恩格斯语），人死了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一些蛋白质的存在形式改变了而已。

在欠下累累血债后，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一旦失去权力，无法用掌握的暴力机器保卫自己的时候，遭到老百姓的清算，因为中共自己就一向教育民众“血债要用血来偿”。在传统文化被破坏之前，“人命关天”的概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约束民间行为。许多人也把人世间的苦难委之于命。但是，当“无神论”的宣传不再让人敬畏生命，而人性中恶的一面又被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不断放大和放纵，仇恨就变成了可以吞没人的理智、而让人疯狂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仇恨尚未发作的原因是中共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把所有的舆论工具和暴力机器抓在手里。在中国，老百姓虽然知道党内的黑暗，但大多数是从自己亲身经历出发，没有对中共逆天叛道、腐败、残忍和累累罪行的全面认识；中共暴力机器的严厉镇压，更让老百姓对自身受到的剥夺敢怒不敢言。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沿着现在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话，重大的天灾、生态崩溃或经济崩溃都在所难免，随之而来的就是政府管制失灵。在生存都成为问题的一片混乱中，军队和资讯都将失控。

资讯的失控，会让老百姓全面认清中共的罪恶；军队的失控，会让老百姓认识到“翻身”的时刻终于来了；加上全民破产，生活失去着落；生态的崩溃让整个民族失去了前途和一切希望，此时绝望中的民众自然会把一切不幸算到中共的头上，并因失去道德、信仰和文化的约束而在仇恨的驱动下把普通党员视为复仇对象，重演土改时的杀人惨剧。到时候，且莫说中共贪官，既使是那些稍微富裕的人也会成为洗劫和打击的对象。

在假恶斗成风的社会里，仇恨的发作会使人做出极其激进和危险的行为，同时法律体系失控，做坏事无法得到立即有效的制止和惩罚（这也是中共一直以行政命令凌驾于法律之上造成“有法不依”的恶果），人在中共长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身教和无神论“洗脑”下，无法用理性约束自己，会在社会上形成恐怖氛围。在人人自危的心理下，人们可能会出于自保的目的而以家族或村落为单位联合起来（SARS爆发期间曾经出现过这种联合的雏形，因为对外面的人无法信任），慢慢发展出一些黑帮化的团伙，社会治安从此不可收拾。

七、民主的滞后性和短视性

与专制制度相比，民主的优越性无疑是巨大的，比如制度透明、媒体监督、权力制衡等。在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有很多，在此不赘述。

同时也必须看到，民主并不是万灵药。正如丘吉尔所说，民主只是所有坏制度中不太坏的一个制度而已。我们不谈民主不象一种信仰或者宗教一样可以约束人的物欲，因为在政教分离的社会，信仰问题本来也不是民主要解决的问题，而要谈谈另外两个问题，是民主社会的先天弊端。

一个就是民主的短视性。比如一个人当总统只能干两届，那么争取连任当然成了第一届的一个重要任务。在物欲越来越流行的现在，拼经济发展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拉选票手段。这会派生出许多短期行为，比如为了从中国拿到廉价商品可以姑且把人权问题束之高阁，或者仅仅在嘴上做一个姿态。至于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比如中国因为成为世界加工厂而生态急剧恶化会不会危及我们的子孙；中国会不会利用从我们这里赚到的钱去发展它的军工等等，那么都留给下一届政府吧！这就是一种短视的做法，虽然短期红红火火，但是长期的危害却非常之大。

另一个就是民主的滞后性。确实在民主国家，百姓可以通过弹劾总统的办法让他下台。但是往往一些问题和严重后果是在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才发酵出来。此时，再吃后悔药就来不及了。好比当年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养活了希特勒，给全世界带来了长达六年的战争和数千万人伤亡的惨剧，但当年绥靖政策还是很受欢迎的，《慕尼黑协定》还曾经被认为是给“整整一代人带来的和平”。一直到二战爆发，美梦才被惊醒，可惜为时已晚，虽然张伯伦下野，丘吉尔上台，但大错已经铸成，战争已无可避免。

解决中国的问题仅仅依靠民主还远远不够。同时，民主仅仅是一种制度，而不是一种文化。如果在中国立即实行民主还会出现前面提到的因为缺乏统一文化而民族四分五裂的乱局。另外民众在刚刚获得民主，但一直没有必要的信仰、法制和理性观念引导的情况下，残酷清算的激进思想可能会成为社会主流思想，而使中国被复仇主义所笼罩。让社会再次平息下来，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中国的生态和经济是否还给我们的民族留下这么大的动荡余地，都是一些未知的变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