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近代政治斗争“95%对5%”心理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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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园】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一位叫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
德国新教牧师留下的发人深省的短诗。尼莫拉曾是纳粹的受害者,他在晚年忏悔自
己当年的道德污点时写下的这首诗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情形: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
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
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
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多么沉痛的忏悔!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因为人已身陷纳粹集中营了。面对邪恶而
作“看客”等于同谋!对此,爱因斯坦留下了一句千古不灭的名言:“在长时期内,我
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
觉得是在犯同谋罪。当那些非常恶劣和不幸的情况发生时,正是我们一次又一次
的默不作声,助长了这种恶劣的气焰,使恶行得以在人间肆无忌惮。在这一意义上,
我们都不仅仅是受害者。英语里有句成语说,沉默不是中立。”(“Silence is not
Neutral.”)

在中国近代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当权者都成功地运用了“95%对5%”的心理战术。每
次运动的任何一个阶段,只有5%的人是挨整的对象(他们被定义为“一小撮”),而
其余的95%则是安全的。这就助长了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即不择手段地加入95%,
甚至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对于那5%所遭受的痛苦与不公却冷漠以对,视而不见。
然而这5%却轮转得非常频繁,到头来整个民族都成为屈从于强权的受害者。

有一位中国作家对于文革前后国人的人性作了精辟的论述:“在文革期间,正该是站
起来(仗义直言)的时候,每一位公民却都跪了下去(屈从于强权与迫害);在文革结
束后,正该是跪下去(反思与忏悔面对强权与迫害的沉默)的时候,每一位公民却都
站了起来(控诉与鸣冤)。”文革结束后,全国人民齐声控诉“四人帮”,把所有的责任
都归之于“四人帮”,却很少有人能象尼莫拉那样反思一下自己面对迫害、面对罪恶
的所作所为。面对罪恶,整个民族都曾作过“看客”,却只有作家巴金先生有勇气将
自己置于道德法庭上审判。

今天,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冲破了这个“95%对5%”的“怪圈”。不是一个两个人,
而是成千上万的人不怕当那5%。他们勇敢地站起来,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尊严,为了
人间的公义,不论自己属于5%,1%,抑或是一个人!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人们面对强权的压迫,多不外乎两种情形:或如陈胜、吴广
揭竿而起,以暴易暴,或隐忍求安,甚或吃人血馒头。而法轮功学员对于强权镇压
不屈不挠的和平抵抗开创了中国的崭新历史。他们不愿低头屈从于强权和暴力,不
愿违心说谎。面对压迫,他们高昂着头颅,只为了说一句真心话:“法轮大法好。”尽
管他们深知这样做的高昂代价。他们因为信仰而遭受了政治迫害,但讲事实说真话
决不是搞政治,而是作为人应有的道德行为,关乎道义和自由,关乎人的尊严,关
乎每个人的道德良心。

在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里,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曾面临抉择:只要放弃对“真、善、
忍”的信仰,那怕只是违心地在“保证书”上签个字,他们可以马上获得释放或减刑。
他们中有多少人本来是可以保留自己的学籍,党票,工作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
们本来是可以不被抓进各种各样的拘留所,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在
各地流离失所,餐风宿露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免于起诉,不必在
监狱里饱受折磨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被殴打致残,甚至失去宝
贵的生命的,如果他们说假话。说真话的代价是那么的巨大,说假话的诱惑是那样
地强烈,可是,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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