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园】我叫唐乙文（原名为庞东文）,女，1967年2月10日生。现户籍所在地为广州江南大道中130号之一402房。1984年我毕业于茂名第一中学，在1988年我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曾先后在广东省数家外资企业担任翻译、秘书，在1998-2000年期间，于广州培正商学院担任英语教师。
现借贵刊一角，向大家述说我近年来所蒙受的不白之冤，为之我从风华正茂的有志青年被逼成一个终生残疾、现仍须东躲西藏避免黑爪进一步加害；同时苦苦追求我10年、钦佩我的才华、欣赏我的善良和温柔的丈夫被迫与我离婚，一个完美家庭的破碎，令我雪上加霜。这一切的苦难从1999年开始拉开序幕。
1999年7月，法轮功开始遭受迫害，全国的宣传媒体上充斥著对法轮功的造谣、诽谤。各地大批法轮功修炼者被逮捕、抄家、开除公职、遭受酷刑、被迫流离失所。
我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从中深深得益，凭著做人的起码道义，我也该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因此在2000年5月中旬，我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为法轮功鸣冤，呼吁政府和平对话，停止暴力镇压。为这我在天安门广场、天安门派出所、广东省驻京办事处的地下室里，都遭到了公安、员警的毒打。
2000年8月23日夜，我在广州被秘密绑架到广州海珠区南□看守所，员警突然宣布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判我两年劳教，劳教地点是广州槎头劳教所三大队（即所谓的“法轮功专管大队”），因我拒不“转化”，被非法超期关押，在2003年5月又被转关押于三水市的广东省妇教所。直至2003年8月23日，才被广东省妇教所释放。
在劳教所的三年中，我和全国千千万万法轮功修炼者一样，被逼迫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逼迫写所谓“三书”（即放弃修炼的“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从我们被关押进劳教所的第一天起，员警，加上员警指使的劳教人员，对我们施行了种种难以用语言言尽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摧残。其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程度，只有等历史走过这一页时，其真相才能彻彻底底被世人所了解。
在这里，我只是冰山一角地描述部分2002年槎头劳教所对法轮功修炼者施行的、致使我烙下创伤性关节炎残疾的酷刑。
一、捆 绑 酷 刑
2002年10月27日星期日上午，我突然由当时所在的一大队（吸毒大队）强行被拉到三大队（所谓的“法轮功专管大队”），被关在后院禁闭楼的一间房里。
一名叫万小云的吸毒劳教人员被派来24小时贴身监视、“管制”我（即所谓“挟控”）。休息时间它亦不许我休息，强迫我一直坐在小板凳上。它长时间对我念污蔑法轮大法的宣传资料，以期达到对我洗脑的目的。走廊里还有一名负责巡岗的吸毒劳教人员，叫桑红秀。它通过被报纸糊贴的窗户缝隙，严密监视著屋里的一切。
如果一个人讲的是事实，我可以倾听；但通篇都是造谣、气急败坏的辱駡和失去理性逻辑的污蔑，这样的东西还强迫别人听，真是对精神极痛苦的摧残。在劳教所（包括槎头劳教所和广东省妇教所），作为“洗脑”的手段，我一直被无数次地强制灌输这些造谣垃圾。
忍无可忍之下，我捂住了耳朵。
一名姓刘的管教赶来，命令五、六名劳教人员（其中有一名吸毒劳教人员叫吴丽玲，来自花都）野蛮地将我双手吊铐起来。从27日星期日下午2点来锺一直吊到翌日早上9点左右，其间连小便都不给我松铐。我多次让万小云转告管教：我的双手疼痛得抽筋，弄残了我的手它们要负责！但没有一个管教理睬，一边吊铐著，一边万小云还在我耳边读那些“洗脑垃圾”。劳教法规明文规定不许体罚侮辱劳教人员。可我看到的现实却是，劳教所里充斥著残忍的体罚、侮辱，灭绝人性的摧残。
10月28日（星期一）上午9点左右，三大队教导员花少霞领著一名神色凶恶、看起来象男人的劳教人员走进了我的房间。
“唐乙文，听说你要找我？”花阴阳怪气地问。
“是的，教导员。我昨天一到三大队就提出和你交谈。可是你们却使用暴力。我从昨天下午开始，被吊了整个晚上。你知道吗？”
花冷笑一声，“是吗？”
它叫人把手铐松开，让那名劳教人员紧紧押著我。它把我带到了管教办公大楼一楼一间写著“心理谘询室”的小房间。
三名面目凶残的人已在里面等著我。
后来我了解到，那其中有两名女子是槎头劳教所从北京请来对法轮功修炼者施行逼迫、酷刑“转化”的社会人员。一名叫乐惠玲，50来岁；一名叫张丽君，40来岁。另一名女子叫王丽华，30来岁，来自东北，牛高马大似男人，是有多年吸、贩毒历史的劳教人员。而刚才进我房间的那名劳教人员叫曾帼剑，来自广州，也是有多年吸毒历史、进出戒毒所、劳教所的吸毒者。
一进到小房间，花少霞冷冷地对我说：你现在只有写“三书”一条路，别的不跟你谈。
它很快离开小房间，将我留给那四名凶神恶煞的打手。
此时我已看得出来，这房间是私设的刑堂、整人的“密室”。
所有门窗紧闭且用报纸糊贴得密不透光。一副明晃晃的手铐悬吊在两层碌架床的上床边沿。乐、张两人就睡在这房间里。
四人穷凶极恶地推搡著我，一边骂：你不肯放弃法轮功，法轮功有什么好？有什么好？
王丽华强行脱去了我的外衣。
“你们是不是想迫害我？”我问了一句。
曾马上说，“好吧，那我们就迫害你吧。”旋即将一张报纸铺在地上。
这时，岳突然说先让我上厕所。
我不知道它们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
我被它们紧紧押著，向办公大楼对面的劳教人员厕所走去。途中碰到了一名叫何雪梅的管教。它原来是一大队的管教。我在一大队时便与它认识。我紧紧拉住它的手，一再恳切告诉它这些人要迫害我！
何却只是说：不会的，不会的。它却推脱有事，“不过今天我值班，等会儿一定来看你”。
（结果是，我被捆绑致残，躺在床上几天后它才露面，只字不提那天为什么没有信守诺言……）。
从厕所回到谘询室，我坦诚地对四人讲述了我的家庭，我的成长，我学习两门外语的艰辛之路，一直对人生真谛的思考和追求，以及修炼法轮功后我的心灵与身体所获得的新生。我把我整个心都掏了出来，希望以理性、真诚和善良，化解残暴和野蛮。
它们却仍然只是气急败坏地谩駡：那么多人都写“三书”了，你还不写？！
下午五点钟左右，一位元我认识的叫陈桦的三十来岁的中学老师（比我更早关入劳教所）被它们带了进来。
它们想让它做我的“工作”。
此时房间里有乐、张、王和陈运莲队长（管教）。
我趁它们不注意时问陈桦：你被铐过吗？
她告诉我，就在这房间里，她被铐和长时间捆绑过。这最终促使她“转化”。
六点钟左右，槎头劳教所“专管法轮功事务”的所长梁惠萍走进小房间，与乐、张两人谈笑风生。临走时冷冷地对我扔下一句话：给你一晚上考虑时间，必须写“三书”。
七点来锺，梁、陈桦与陈运莲都走后，张丽君叫王丽华把我吊铐起来，说：再不写“三书”，待会儿比这更难受。张队长（管教）走了进来。我说：为什么不能交谈而用这种暴力？它说，“这种办法才有用”。张很快离开了小房间。
晚上10点，就寝钟声响。曾帼剑来换王丽华，两人轮番回劳教人员宿舍休息。乐、张、曾问我写不写“三书”。我说：不。于是它们逼我坐在地板上，强制将我的双腿弯曲交叉捆绑（双脚心朝上），双手反于背后交叉捆绑，使人极度痛苦，我惨叫起来。汗水开始浸湿全身。它们在我周围铺上一圈旧棉被，叫人欲活不行，欲死不能啊。整晚曾就坐在我旁边监视，眼睛都不许我眯一下。我一秒一秒地忍受著双腿和全身的剧痛，拼命地睁开极度困乏的双眼……什么叫地狱，过去我只在书本上读过，现在我实实在在体味到了。
第二天（10月29日，星期二）早上7点左右，王丽华来了。它和曾两人对著我凶狠地一顿拳打脚踢，一边骂，一边在我绑得已经变了色的两腿心上乱写辱駡法轮大法的话。
早餐来了。我坚持要松绑上厕所，不然哪里吃得下？
松了绑后，我的腿却站不起来了。拼命忍痛站了起来，却又一点迈不动脚步。曾、王两人用脚狠踹我的小腿，喝斥我快走。管教专用厕所就在两三步远的隔壁，我却挪动得寸寸艰难。岳跟著我到厕所，对我说：我们有些资料，你如果看，可以暂时不绑你。如果不看，回去继续绑。我说，如果我有不同的观点，应该允许我提。岳说；好。
回到小房间，坐在椅子上。岳叫我看资料，王丽华坐在旁边监视，它们时不时硬逼我站起来走动走动。
“再不走动，你的腿就要变残了。”张说。
12点时分，花少霞走了进来。脸色阴沈焦躁地对我说：你一个大学生，看这点资料要这么长多间？
我觉得它真荒唐，我没理它。或许在花少霞看来，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可以开著坦克大炮在几分钟内解决，包括人的思想和信仰。
约莫两点时分，对著岳、张、王，我开始将“资料”里完全不符合法轮功的事实、不符合情理逻辑的漏洞讲出来。可是我刚说了两个问题，它们就大怒：不用讲了！原来以为你看了“资料”会改变。你太顽固了！对你还得用这个！三人把我按倒在地上，象先前那样捆绑起来。这次更难忍，因为一旦松动，活动过的腿再绑起来更加剧痛钻心。
黄昏时，一名叫徐桃蓉的管教经过小房间往隔壁厕所走去。这时岳、张等人已将小房的门打开透风。我虚弱地喊住徐，对它说，“它们已绑了我一晚了，再绑下去我的腿会残的。”徐却支吾著飞快地溜走了。乐、张、王三人气恼地马上进屋把门关上，拿来厚大的封箱胶层层绕著死死封住我的嘴，一边骂我：“叫你喊！”
当晚大约7点来锺，陈运莲、阮玲两名队长来到小房间，与那四人一起折磨我。
因为剧痛，我大量出汗，口乾舌燥。我请求它们给我一口水喝，它们却一滴水都不让我喝。汗水湿透了我的全身，胃在痛苦地抽搐不止。身体因为从10月27日起几天不让洗澡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大小便也不给松绑，几个人粗暴地把我架起来，扒拉下裤子，对著面盆解决问题。我的双腿双手被长时间死死绑捆，致使身体极度疲惫，摇摇欲坠，有时便想用双手手指撑一撑地板，可是曾每次都很快发现，一发现就飞起一脚凶狠的猛踢我的双手。它还扇我耳光。
就在这种极度痛苦中，它们还逼我说话，“交流思想”，然后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恶毒、蛮横地讥讽、侮辱和谩駡。当我不说话时，张马上嚷道：“你是不是困了？困了喝辣椒水!”它们拿起一瓶红辣椒水，曾强灌我喝，说：“不喝就抹你眼睛上！”浓烈的又咸又辣的辣椒水灌下去，喉咙、腑脏烧得难受滋味，难以言表。我要求喝口水它们都不允许。过去在书中读过“文革”期间迫害老干部和知识份子时水都不给他们喝，今日自己亲自体味到了其中的痛苦和灭绝人性的残忍。
乐、张两人穷凶极恶地威胁我：你不写“三书”我们就不回北京！你不写就永远别想出这个门！你不写我就把你的腿绑残！……
大约□晨四点时(10月30日,星期三)，陈、阮两人离开小房间。阮凶狠地说：明天拿电棍来！送你去精神病院！两人走后，乐、张、曾三人决定把我已僵硬的双腿进一步强拉扯到更痛苦的极限上重新再绑。乐阴笑著说：你还挺能忍。曾说：等我先上个厕所，回来我们就动手。
曾出去了。门开著。整个晚上门都开著。前方不远处，就是管教的值班岗亭，24小时都有管教在那里值班。这几天，无论白天、晚上，小房间那四人时时会把门打开，它们亦会站到门外透风。不少管教路过小房间去隔壁上厕所，它们都清清楚楚地看到我被凄惨地捆绑著坐在地板上的痛苦，可是它们都视若无睹，谈笑风生地来来去去。包括陈运莲、阮玲两人在小房间时，一边折磨我，一边和乐、张等人兴高采烈地谈笑风生，仿佛痛苦地坐在地板上摇摇欲坠的我根本就不存在。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之前已有很多法轮功修炼者遭此酷刑。
10月30日□晨大约五点多锺，曾为我松了绑。那时我全身已疼痛得一点动弹不了。乐、张、曾三人将我弯曲得僵硬的双腿硬扯开，架起我扔到床上。中午，王丽华背我到劳教人员宿舍楼的一间“严管”小房里，由吸毒劳教人员徐玉桂、张琦惠接手“挟控”我。
躺在床上，我一直忍受著全身激烈疼痛的煎熬，想翻个身都翻不了。徐玉桂、张琦惠有时心生同情，帮我翻一下身。昏睡了两天后，我才能慢慢坐起来。徐玉桂帮我洗了一下我那已经很肮脏的头发。队长向帆知道后训斥它：叫你们做“挟控”，是“管制”法轮功，不是叫你们做保姆！
能慢慢走动后，它们把我带到了三大队医务室。一位姓严的医生给我处理、包扎了左大腿内侧的一个鸡蛋般大的脓包。从这大脓包里吸出两针筒的脓水。陪同去的管教都侧目不敢看。现在那个部位留下了一个消不去的大疤痕。我的双手被绑后一直麻木，直到2003年初才恢复正常知觉。
这是怎样一个地狱般的环境啊！污浊、残暴、恐怖。我就生活在其中的旋涡里。但我的脑子很清醒，我不受任何人言与所谓“形势”的影响。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做。腿残了很可怕，受刑的残酷很可怕，若被摧残致死、留给爹妈的哀伤也很可怕，但是有比这一切更可怕的、而且永不消亡的痛苦，就是良心的煎熬。人活著应该象个人样，具备人起码应该具有的良心、正气和勇气──我们可以因为仁慈而流泪，但不能屈于残暴而违背良心说假话。
二、罚 站
12月22日，那天是很大的节日──冬至。晚上7点左右，花少霞阴沈著脸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了一句：“我看你太舒服了！从今晚开始不许睡觉！到一边站著！“然后又命令“挟控”王丽华：把门窗都关上！用报纸全部糊上！
花走后，王丽华强制我站在紧闭的后窗前。它和另一位“挟控”吴丽玲24小时轮班监视我，不许睡觉不许坐，直直站立。两人白天、黑夜地逼我写“三书”、 “揭批”。
我那时的右脚还相当肿，走路还严重地一瘸一瘸的。第一个晚上站下来，加上那段时间天气非常寒冷，我的右脚又可怕地肿大起来。王丽华说：一般别人站四、五天，五、六天才会这么肿。
站到第二天（12月23日）晚上的时候，我的双腿炎症已非常严重，几乎每10分钟就要去一次放在房间里的尿桶。（炎症会造成尿频）。两条腿的剧痛真的不知道怎么用语言形容。夜深时整个人困倦得似乎完全失去了神志，摇摇欲坠。
但我撑了过来。每天早上还分担房间的卫生。
站到12月24日早上11点左右，医务室传我去看脚。李萍医生一看我那红肿得吓人的右脚，嚷了起来，“炎症这么严重我怎么治！”让我回去了。
在去医务室的途中，我碰到了梁惠萍、向帆和一群管教在说话，也碰到了花少霞。它们都看到了我红肿的脚。梁问我：“脚怎么又肿起来了？”我虚弱得说不出话来。旁边的管教也没一个吱声。我从医务室回来房间后不久，梁走进来对我说：你再不配合管教，你的腿就要残了。我什么也没说。“罚站”继续著。
一直到中午午休铃响，徐小红管教来点名时，我问它可不可以坐？因为脚的炎症很厉害。它说写了“三书”、“揭批”才能坐。
它们逼我继续站，一直站到下午4点来锺时，管教命令王丽华让我坐在小板凳上看所谓的“资料”。后来吴丽玲注意到我的脸通红。医务室测出我在发烧。严医生要给我吃退烧药。我告诉她我不能吃，因为吃了药会犯困，而我不能够犯困，因为我待会儿还要继续罚站，而且不能睡觉。严医生吩咐旁边的刘管教：给她休息。
晚上张队长走进我的房间，说：睡觉吧。那一夜，我仿佛一睡下就天亮了。值夜班的王丽华说：整晚你一动都没动。
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和同样被罚站的法轮功修炼者、大学英文老师徐菊华一起，被向帆等几个管教带到广州中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三楼针灸治疗。主治医生是许舜沛大夫和张壮涛大夫。我记得总共去过大约五、六次第一附属医院，去过两次广州中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每次去医院，坐在囚车里，带著手铐。路人纷纷侧目。我对他们坦坦然微笑。躺在病床上，七、八个针头疼疼地扎进穴位，通上电流……因为每次都有三、四名管教紧紧看守，我从未能把致伤的原因详细地告诉医生，管教更不告诉他们。有一次许大夫迷惑地问了一句：怎么搞成这样？陈运莲有次以一种很责备的口吻问我：你的腿怎么这么久还不好？我回答它：你大概忘了它受过怎样的折磨？它不吱声了。
2003年春节前，我被转到后院禁闭楼。由王丽华、招洁卿做“挟控”。
三大队的禁闭楼就象恐怖电影里的阴宫后院。整栋楼被高墙围绕。从我住的2楼窗外望下面，有时会看到巨大的长蛇在爬行。房门终日紧闭。
2003年春节过后不久，判了两年劳教的王丽华提前7个月释放。她从进了劳教所，几乎没做过劳役，全部被利用来折磨法轮功修炼者。那7个月减刑是劳教所对它迫害法轮功“有功”的奖励。我长期和王丽华住一屋，亲耳听到它多次吹嘘出这些事情。
王丽华走后，由招洁卿、骆玉甜“挟控”我。这两名都是有多年吸毒历史的劳教人员，广州人。招洁卿曾三次进劳教所，多次进戒毒所。还有一名负责走廊巡岗的偷盗，也吸毒、卖淫。劳教人员叫陈习凤，共四人与我住在一个房里。后来又搬进一位叫黄小梅的赌博、倒卖彩票类的劳教人员。它亦负责走廊巡岗。
大年初四，梁惠萍来到我房间。我坦坦荡荡对它言明我对法轮大法的信仰不会变。它气呼呼地扔下一句话：那你就一直这么禁闭著吧。当晚，向帆、徐小红也来对我“训话”。第二天，新一轮残酷的“猛攻”全面开始。
每天整个上午，整个下午，房间里的喇叭高分贝不停地、反反复复地播放那些污蔑法轮功的极其恶毒的宣传，或者让吸毒劳教人员在电视房里通过麦克风大声读污蔑法轮功的宣传资料，再通过喇叭传到房间。
那时关在禁闭楼还有一位叫邓怡的法轮功修炼者。她已长期绝食抵制对她的强制“转化”，医生一天来两三次给她灌食。每次我都能听到她令人心碎的惨叫。为了不让我听到（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每次医生一来，劳教人员马上照管教吩咐把我房间的全部窗户关死，再把本来就高分贝的喇叭放到更加震耳欲穿的疯狂的高分贝，里面充满了疯狂的、对法轮功声嘶力竭的谩駡和诬蔑……有好几次，我感觉自己要疯了。（在槎头有变疯的）。过去不理解“文革”时受迫害的一些人为什么不坚强地熬过来而是选择了自杀？现在我完全明白了。
但我从未想过自杀，因为法轮功大法明确告诉我们自杀有罪。我亦相信自己不会变疯。因为心中有佛法。你骂你的，我只在心中默念佛法，让坚毅、勇气、正气、慈悲，在这生死的逆境中常驻我心，发扬光大。
晚上亦不得片刻的安宁。逼我看造谣录影，或者招洁卿对著我大声念造谣“资料”。然后还逼我所谓的“写作业”。就是管教每天给我出题目，比如什么，你为什么被劳教？法轮功什么什么的，叫我回答。
我拒绝写。
我心平气和地对管教们阐明原因──从2000年进劳教所，我，还有别的那么多法轮功修炼者，不知写过多少这样的文章给你们管教看。你们管教认真看过吗？我发现你们没有！你们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完成“转化”任务的手段，而不是真正倾听民众的心声。你们管教绝大部分心浮气躁得连一本法轮大法的书都没有看过，极少几个人声称看过一点《转法论》，也只是怀著“找出些可以批判的地方”这样的心态。你们这样的素质，这样的对待问题的方式，写多少东西给你们都是白写。而且，牵扯一个人的生活历程，思想，信仰这些那么大的问题，岂是你出个题目，写几行字，一个小时就能表达清楚的呢？这哪里是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管教说：你过去写过，现在也许思想有变化嘛。我们想了解你现在的思想。我告诉它们：在劳教所经历的磨难、残暴越多，我越觉得教人修佛向善的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你们这里实行的是残暴、压制，而我师父多年来对弟子们言传身教中却无处不体现出大慈大悲，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两相对比，你说我心向何方？
原来招洁卿在得到向帆默许后，开始不许我睡觉。或者拖到很晚（比如2点，3点，4点）才让我睡。她穷凶极恶地威胁我：你敢睡，我的“招”字倒过来写！我说你有什么权利不给我睡觉？她说：管教既然叫我做“挟控”，我就有这个权力！它曾几个晚上不让我睡觉。后来连中午觉也要剥夺。我找到一名叫辛慧婷的管教。她说：中午可以睡一下。这样又过了几天。我的身体已瘦得象风都能吹倒。我忍无可忍，找来了花少霞。“你不写作业？不写，抓著你的手也要写！”它表情极凶。我没吱声。“你的丈夫要跟你离婚！”它又凶狠地抛出一句。我也不吱声。我只是步步逼问它是不是永远不给我睡觉？它含糊著想赖。我对它说：你是这个大队的最高领导。你必须明确答复我。将来我身体有什么事情你要承担责任！它最后只好说：不写作业，不能按时就寝，到12点才能睡。
从那以后直到5月18日（或5月28日）我被转到广东省妇教所，一直是晚上12点才允许我睡觉。就这样，我一直处于营养极度缺乏、休息极度不足的状态中，同时终日被关在房间里承受疯狂“洗脑”的摧残；而贴在每个房间里的“防非典注意事项”上都写著：要有充足的休息……“挟控”人员什么劳役也不用干，她们的“任务”就是24小时监视我、随心所欲地辱駡、嘲笑、挖苦我，辱駡法轮大法。剩余的时间她们就用粗言秽语互相谈论毒品、诈骗、卖淫、偷盗、男人……进劳教所之前，我从未想像过世间还有如此无耻堕落的灵魂，世间还有如此地狱般肮脏的语言，为人父母居然养育出这样的儿女──和这些人24小时同处一室，那是多么可怕的心灵痛苦啊！用语言是没法表述的。
这样的人渣，她们才是社会治安混乱、传播爱滋病毒、教唆青少年、滋养黑社会的极大因素。劳教所应该教育、挽救这些人。可是这些年，劳教所却利用这些人贪吃怕苦、不择手段贪图早日自由的扭曲心态，暗示、指示、给予他们权力，让他们肆无忌惮地打、骂、绑、铐、用种种毒辣手段折磨、摧残法轮功修炼者。
而这些法轮功修炼者是什么人？他们大多是知识份子，生活认真，工作负责，不慕功名利禄，只愿修心向善，向往高尚的精神境界的好人。──他们是庶民百姓中善良的存在，国家应该万分珍惜的宝贝！
(原载“明思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