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

音乐在南北朝时特别繁荣，尤其是佛教的传入，使佛教音乐广为流传。

有关北朝北魏时音乐的繁荣场景，后人可以从龙门石窟中遗留的一些当年洛阳音乐的资料中窥见一斑。据统计，现存伎乐人176身，乐器17种，丝、竹、管、弦应有尽有。

在南朝，伴随着礼佛仪式的需要，佛教音乐也开始兴起，并逐渐与中国本土的音乐形式结合。

佛教日常使用的音乐主要是赞呗，或称梵呗。一般分为咏经与歌赞两部分，咏读佛经的称“转读”，歌唱礼佛的称“梵呗”。主要采用七字、五字、四字句式的短偈形式。这些赞颂佛祖、菩萨，咏唱经文、诗赞的独唱、齐唱、合唱，经常用于讲经宣道、朝课暮诵、道场忏法、无遮斋会等仪式。为了让中国人接受，赞呗开始与中国本土音乐结合。

由于梵语与汉语的结构不同，无论用梵音咏汉语，或是用汉语歌梵声，都难相通，所以翻译的经文虽多，但译配的赞呗甚少。关注佛教的陈思王曹植，开始用中国的曲调译配佛教赞呗。由于他对语言和音乐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为推动这一進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推动佛教经典与中国音乐文化结合的重要人物是梁武帝萧衍。他亲制佛曲，把佛教仪式音乐与当时风行的清商乐融合一体。

当然真正使佛教音乐中国化、通俗化的，还是众多寺院中的艺僧。六朝时，许多著名的佛教寺院在佛教节日中利用中国传统的乐舞和百戏弘扬佛法，参与这些活动的有许多著名的艺僧。《洛阳伽蓝记》记载道：当时的首都洛阳市的景乐寺，“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嘹亮、谐妙入神。”景明寺千余佛像巡街时，“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

*服饰

三国两晋时期的服饰，基本上承袭了秦汉旧制。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则出现了各民族间相互吸收、逐渐融合的趋势。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提倡穿汉服；另一方面，鲜卑族服装紧身短小，下穿连裆裤，便于活动，在中原广泛流行，传统的深衣形制逐渐消失。　

这一时期的服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汉族服式，承袭秦汉遗制；一为少数民族服饰，袭北方习俗。汉族男子的服饰，主要有衫。衫和袍在样式上有明显的区别，照汉代习俗，凡称为袍的，袖端应当收敛，并装有祛口。而衫子却不需施祛，袖口宽敞。衫由于不受衣祛等部约束，魏晋服装日趋宽博，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从传世绘画作品及出土的人物图像中，都可以看出这种情况。除衫以外，男子服装还有袍襦，下裳多穿裤裙。

北方少数民族的男子服饰，主要有袴褶和裲裆。袴褶是对战国时流行的一种胡服改進，汉魏时主要用于军队，魏晋以后虽然还作为戎装，但已是民间普遍穿着的便服了。它的特点，主要是衣紧而窄小，长与膝齐；袴管宽松，下长至足。裲裆是一种只有胸、背两片的服装，在肩部用皮制的褡襻连缀，腰间有皮带扎束。这种服装，后世沿袭了很久，称为“背心”或“坎肩”。

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進，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加上丰盛的首饰，反映出奢华糜丽之风。

这时期的妇女发式，与前代有所不同。两晋流行的“蔽髻”，是一种假髻，晋成公《蔽髻铭》曾作过专门叙述，其髻上镶有金饰，各有严格制度，非命妇不得使用。普通妇女除将本身头发挽成各种样式外，也有戴假髻的。不过这种假髻比较随便，髻上的装饰也没有蔽髻那样复杂，时称“缓鬓倾髻”。另有不少妇女模仿西域少数民族习俗，将发髻挽成单环或双环髻式，高耸发顶。还有梳丫髻或螺髻者。在南朝时，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妇女多在发顶正中分成髻鬟，做成上竖的环式，谓之“飞天髻”，先在宫中流行，后在民间普及。

纶巾，是幅巾的一种，一般认为以丝带织成。因传说为诸葛亮服用，故名“诸葛巾”。幅巾束守，即不戴冠帽，只以一块帛巾束首，始于东汉后期。一直延续到魏晋，仍十分流行。魏晋时期冠帽也很有特色。汉代的巾帻依然流行，但与汉代略有不同的是帻后加高，体积逐渐缩小至顶，时称“平上帻”或叫“小冠”。 小冠上下兼用，南北通行。如在这种冠帻上加以笼巾，即成“笼冠”。笼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冠饰，男女皆用。因以黑漆细纱制成，又称“漆纱笼冠”。另外，帽类有几种样式：一种“白高帽”，“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一种“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等等。

(原载“正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