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七年艰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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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园】我叫马学俊,原是佳木斯铁路分局的副处级干部,曾担任佳木斯铁路水电段段长、分局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老干部副部长等职。从农村通过上学,由一个农民、工人、到分局副处级干部,没有钱没有人,全靠自己辛勤的汗水、泪水熬出来的。也正是在人生的旅途的争斗中获得一个个荣誉、地位的同时,各种疾病不期而遇,最严重的是我在1985年患上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在铁路医院输血时,又输上乙型肝炎。虽然在当时有所缓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艰辛,在1993年时,已达到全靠药物维持,医院医生都是一样的说法:少干活,少感冒,适度营养,感觉不好赶快来住院。铁路医院的传染科的主任告诉我:“小马呀,你就是我们医院的常客了,这一张床(值班床)就给你准备着。”一次疗程5000多元,我真的尝到了什么叫生不如死。


修炼大法后身心快乐的马学俊
高精度图片
被迫害后的马学俊(2003年底照片)


1994年9月的一天我修炼法轮大法了。一个多种疾病缠身,靠药维持生命、朝不保夕的我,修大法后,所有疾病一扫而光,包括顽固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和乙型肝炎;同时“真、善、忍”法理归正了我已随世风日下的道德准则。自己应分得的处级干部住宅让给了同事;年终奖和奖金,有关部门发给了我,我分给了我的部下。我时时处处用“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做好人。

然而,1999年江氏集团开始迫害大法修炼者,七年来我曾遭四次绑架,最后一次被非法判刑十二年,并被迫害致残,生命垂危时被用担架抬送回家。

一、初次认识公安局和警察

1999年4月25日由于天津大法学员被抓,同修一部大法的修炼者都到北京上访,我也去了北京。由于去晚了没到天安门,第二天听去过天安门的同修讲,由于当时的总理出面接待,事情已解决了。

事后佳木斯市公安局的陈万友,把我们去北京的都叫到公安局,做了询问。我觉得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向政府领导表达我们修炼后的身心体会,为国家负责,为社会负责的心意,没什么可隐晦的,就如实的把我知道的和我所经历的都讲了;当时还希望市公安局应负责的把群众的意见,炼功人要求有一个合法炼功环境的希望,向有关部门反映。

当时的陈万友也说:“我们就是管这个的,对你们法轮功我们已经进行过多次明察暗访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而且觉得确实是功法很好,很多人炼功都受益了,而且炼功的年岁大的多,身体有病的多,没发现什么问题,不然早就限制你们了。”同时他也讲:问题就是炼的人太多了,共产党就怕人多。

从那以后,我们就与市公安局打上了交道。1999年7月20日早上3点多钟,陈万友来我家把我用车接到公安局,先后被找去了我们六、七位,把我们软禁了一天,告诉我们晚上看新闻联播。事后才知道,当时他们已经有内部通知要播放诽谤大法的新闻,才把我们找去,但当晚没有播放,看完新闻后让我们回家了

二、市公安局滥用职权非法任意抓人

1999年7月21日下午,我正在单位上班,陈万友来单位找我,说公安局局长李运阳找我唠一唠。到了市公安局,我一直没有见到李局长,可我的行动却被监视起来了,去厕所有人跟着,晚上也不准我回家。

第二天早上,陈万友等三名警察把我绑架到佳市看守所,并告诉我被行政拘留15天。我问陈万友为什么?他说:你先委屈几天吧,各地法轮功(学员)都进京上访。就这样,我被非法拘留了。第二天下午,我听到了看守所的广播播发了央视新闻,更深重的迫害就这样开始了。

在这次关押期间,市公安局陈万友、高志伦、郑成林等多次非法提审,见我态度坚决,就以开除工职、判刑相威胁。大概是7月26、27日的一天,突然将我从行政拘留转为刑事拘留。到刑号后,号长说给我洗澡,让另一个刑事犯浇了我二十多盆凉水,是刚从深水井水管里放出来的水,冰的刺骨头,一般人浇几盆就被冰的犯肾炎了;凉的我一直颤抖了两个多小时。晚上一说休息,各人都去找自己的位置,几个大马牙子(有钱、有干警关照的人)各占一个铺位,剩下的18个人挤在一起,不安排我睡觉的位置。我问我睡在哪里?一个大马牙子说:你看哪有缝就往里扎。我一看也没有缝,我说我不睡了,一个大马牙子还骂了我。七、八月份炎热的天气的不说,就挤在一起连喘气都难。

从我到刑号那天起,每天由市公安局、市委、政法委、宣传部、电视台、铁路公安分局等有关人员组成的联合迫害小组来向我施压。他们不让我讲修大法身心受益的体会,强制让我说谎,当时最邪恶的是市政法书记高某某,诽谤大法和师父,用威胁等手段向我施压,叫喊着:你必须说你的病不是炼法轮功炼好的,你就说是吃药吃好的,你把房子让给别人那是党员应该做的。

我说:如果我不炼,我不会让房的,我们的分局领导都在这,你问一问他们,就机关的副处级干部二、三十人,让房子的就我自己,而且我自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无论我怎么说,他们就象疯了一样,就这样我每天精神上的压力,超出我身体上的承受。后来我才知道,刑犯不让我睡觉,不让我上厕所,或上厕所不给我手纸都是他们有意安排的一种迫害形式。

就在我面临巨大压力无法解脱之时,有一天一个姓杨的部长说了这样一句话:“老马呀,你炼功受益了,这我们承认,可是目前的形势叫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服从硬道理,换句话说: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我也回想起来共产邪党搞的历次运动,有这么一个人能理解我,因此在这样的威逼、高压下,身心遭受难以承受的迫害的同时,我开始同意他们说回家去炼功的说法。做了我一生,特别是我修炼以来最痛心的一件事,说了违背自己良心话。8月8日我从佳市看守所被放回家。

回家后,迫害还没有结束,铁路分局政法委书记王子习(后来患肝癌死亡)又找我们几个写所谓的检查。

三、欺骗、敲诈,绑架拘留我5个月

1999年9月9日,我接了两个同修给我挂的电话,晚上7点多我从外面回来,看见市公安局的陈万友与另一位年轻的警察在我家门口站着,我问他们来干啥,陈万友说:听说你家开会,我俩奉局长命令来看一看,我说我去了我妹妹家,家里没人。开门进屋后,陈万友一看确实没人,就挂电话,收起电话后说:李局长请你去唠一唠。我说:你们尽干坏事,我不能去。陈万友说:我保证你安全回来。我说你上次就是这样保证的,他说:上次我说了不算,这次绝对不能对不起你,就这样把我骗到公安局。

见到主管副局长李运阳,市政委高书记,李问:都谁和你联系了?我说我只是接了两个电话。高说:这就是联系。我说:我家安电话就是用的,我接电话犯什么法。我再说什么,他们也不听。

他们两个起身出去后,陈万友说:“局长说了,还得把你送进去几天,我也知道不合理,我们说了也不算,我争取一个星期就把你弄出来。”在填写拘留票子时他们研究了好半天,最后给我安了一个“搅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非法拘留了我。

在非法拘留期间,我被染上疥疮,疼痒起来钻心的难受,睡不着觉。我在痛苦中煎熬了近五个月,直到过中国新年的前一天让在我保证不准进京、不上访的条子上签了字才放我回家,这一次被非法关押了只差8天就5个月。

刚到家的第二天晚上,集贤县太平镇的恶党书记,带一帮恶警在顺和派出所的带领下,来砸我家的门。说我妹妹等几个人进京了,非要我把人交出来,还想把我带到集贤县做人质。当夜我和爱人一起被绑架到顺和派出所拘留了一夜,第二天在单位担保的前提下,才放我们回家。家人、单位领导除了交1000多元生活费外,为感谢市局请吃、送礼共花掉3000多元。陈万友独得1000元说是保金。

四、正当上访,被非法劳教三年

2000年6月之前的几个月我多次写信,找市公安局、我们单位的领导,希望他们这些公仆能真正为民做主,向上反映炼功人学功后身体健康,更好为社会服务的真实情况。可他们都说:中央已做出了决定,我们也只能是服从,我们不能违抗。我说:这样看来我们炼功人只有自己直接上书向国家领导反映情况了,他们威胁我说:“你要去的话,你也能知道是什么结局,后果自负。”

经过了一番思考后,2000年6月12日我乘车去了北京上访。13日在“两办”信访办门口已布满各地警察,所有为法轮功上访的,不等说话,就被拦截,信访办成了抓人办。

无奈之下我走上了天安门,同修给了我一个条幅,我打出“法轮大法好”横幅,意在直接向国家领导人反映实情,当即被天安门派出所绑架,并被佳木斯驻北京的警察绑架到佳木斯驻京办事处,他们花50元钱买了一副手铐,将我扣在床上。一个警察告诉我:我花了300元钱把你买出来了,这样你不占佳木斯的指标。他们还说:山东来的人最多,但人家都花钱买回去了,连天安门的依维柯客车都是山东给买的。

在北京办事处我被关押了一天一夜,6月14日被佳木斯市铁路分局去的人绑架回佳木斯,佳木斯市的警察向我单位的人要了1000元钱,说是往出买我的钱。这样他们从中又贪占700元。回到佳木斯后,市局的警察怕我的绝食抗议带来影响,将我非法关押在铁路看守所。7月25日我被非法劳教三年。

在佳木斯市西格木劳教所非法关押期间,吃的是发霉面做的发糕,看不见一滴油的菜汤,卫生条件极差,多次强迫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和电视。所长赵××、副所长侯××、教育科长刘贵范、转化队长林××等多次做我的转化工作。由于我拒绝转化,被单独关押近两个月。几位大法弟子不转化的,被长期关押在集训大队。由于缺少正常的修炼环境,加之生活环境的恶劣,我出现经常性的腹泻,最后下肢开始麻木,逐渐失去知觉,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放我,于是,我开始绝食抗议,2001年12月5日被保外就医,佳木斯劳教所的两位管理科长将我送回家。
 
五、遭受酷刑致残,在认定我已经不行了的前提下,把奄奄一息的我抬送回家

2001年12月我被从劳教所释放回家后,通过学法炼功,我的身体得以快速恢复。2002年4月佳木斯顺和派出所所长牟永平带领一帮警察来敲我家的门。在此之前已有几位象我一样被保外的同修再次被绑架。

为了躲避邪恶迫害,我和爱人一起离开了家。后来市局公开悬赏通缉我,市610、公安局向我所在单位施加压力,他们把抓捕我与单位领导的政绩挂钩。我的家多次被市公安局、顺和派出所、铁路分局公安分处等多个不法部门随意用万能钥匙打开。每来一次都要进行一次扫荡。师尊的法像被抄走,我家的大小两台电视、VCD机、炼功用的坐垫等物品都被抄走,就连我家的万年历、两个老板杯也被洗劫。

据女儿讲,有一次铁路公安分处半夜来抄家,家里只有我一个不满20岁女儿一人在家。恶警用万能钥匙将门打开,一个胖恶警叫喊着非让在睡梦中刚刚被惊醒的女儿起床下地,两个恶警在女儿只穿一件内衣的情况下强行搜身,其实质就是耍流氓。从那时起,我女儿一听警车叫,一看见警察就心跳得不行,一直到现在身体一直不好。          

还有一次我妈妈和我叔家的一个妹妹在我家,市里公安局王化民等恶警来冒充邻居来敲门,我女儿刚一开门,他们就窜了进来,在一阵翻找之后,强行把我妹妹(也修炼)带走,并非法判劳教二年。

我的父母家、弟妹家、岳母家等亲属家都经常被市局和铁路警察骚扰。

2002年12月12日我去原租房屋退房时,被早已在此蹲坑的佳木斯铁路公安分处的王凤君、栗祥国(已患肝癌晚期)等恶警绑架,随即将我交给了佳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树卿、国保大队教导员陈万友、国保大队长陈永德,还有高志伦、张东辉、东风公安分局等多名恶警对我使用酷刑迫害。

当天下午他们将我关进佳市看守所的一个会议室,恶警张东辉扯着我的耳朵给我照像。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和脚镣,逼问我住在哪里了,与谁联系,离家这段时间都干了些什么?

我告诉他们:“我走到哪里都是在做好人,与我联系的也都是好人。”

傍晚,副局长李树卿带来一帮恶警,问我:“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他们是东风分局刑警队的,你知道刑警队是干什么的吗?再顽固的刑事犯的嘴都能给撬开,你还是说吧。”我没有说话。

晚上以恶警张东辉、高志伦、某某某为首的一群恶警开始迫害我。他们将我的头蒙住,用背铐的方式将我吊起,只有脚尖接近地面,为了防止我的脚抬起,他们踩住脚镣子,把我的身体抻直,由于神经被阻断,两只手开始象火烧一样的疼痛,一会两只手就失去了知觉。

每隔一两分钟恶警就摇一下我的手,说是怕神经坏死,其实是故意的,因为每次摇动我,我都会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在背扣吊挂的过程中,每两、三分钟就在我的胸口打一拳,每一拳下去,感觉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在吊扣的过程中,他们还用铁棒从小腿向上一直到大腿,不停的抽打。恶警还将我的几个手指向外硬掰或向内挤压,致使我右手无名指落下了残疾。恶警们把我的腰用椅子的背顶住,一边向下摁我的两肩,一边摁我的两条腿,说是给我直罗锅……

就这样多次将我迫害的晕死过去,醒来后继续迫害。两天两夜没让我合眼,只要有一点空闲,刚一闭眼,恶警就上去一脚。后来我的两只脚的指甲全部脱落,恶警们分成三班轮番迫害直到迫害的我已不能站立,下肢肿胀,失去知觉。原定的七天七夜的迫害两天两夜后,没有经过看守所的医生检查身体,由两个恶警架着将我拖进号中。当时我一直绝食绝水抗议。看守所将我扣在地板上,天天给我注射不明药物。

十几天以后,佳市公安局又再次对我实施迫害。他们以提外审的方式将我绑架到前进公安分局的顺和刑警中队,又是用三班恶警轮番迫害的方式不让我睡觉,这次迫害的第二天晚上,副局长李树卿带领陈友德、陈万友、张东辉、王化民等恶警,都喝的醉熏熏的。首先是李树卿拿起一尊佛像往我脸上挫,见我不动,王化民、张东辉等轮番的用装满水的大饮料瓶子往我头上打,后来还把瓶子的水,浇到我的头上和身上,他们每个人满嘴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李树卿局长威胁我说:不怕你不说,我们只要笔头一歪歪,照样判你10年、20年的。他们迫害我两天两夜后,又将我拖回看守所。

2003年3月份,市局张东辉非法提审我,向我念了非法起诉书,在没有任何人证、物证的情况下,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4月份,东风区法院在佳木斯看守所的一个提审室的小屋里开庭,怕我的家人参加,没敢告诉我家人准确日期。

开庭那天,在公诉人念证人证词时,所有的证人几乎都证实与我没有关系,在这种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制造了一些伪证,对我非法判刑12年。紧接着我提出上诉。市中级法院去了之后,问我你还炼不炼了,我说我为啥不炼?他说,“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如果你不改变,我们什么都不用看。象你这样够级的,说什么都没有用。”

2003年7月,佳木斯看守所将我非法投入黑龙江香兰监狱,因检查身体不合格又被返送回佳木斯看守所。有一次看守所强迫我穿囚服,我不穿,科长王映辉叫来恶警、恶人将我从大字形钉在板铺上。我绝食绝水抗议,第五天恶医顾某某强行给我灌食时,用开口器将我的门牙撬掉两颗,当时就吐出一颗,不几天被撬倒的那一颗牙也掉了,并将我的两侧大牙全都捏松动,后来陆续掉下8颗大牙。

2003年10月份我已被迫害的骨瘦如柴。佳木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610等部门不顾我的生死,每天强行注射不明药物,直到12月,我已被迫害卧床3个月了,半昏迷状态,体重只60多斤,心率在130余次,下肢骨节僵死,他们还在逼我的亲属交保险金。直到12月25日,我开始间歇性手脚痉挛,神志不清,12月28日他们害怕我死了有责任,将我用车送到家,用担架抬着放到屋里就不管了。

六、用骚扰、监控,经济截断等方式继续迫害

我回家后,市公安局、东风区法院、前进区办事处、顺和派出所、小区居委会,以看望我为名,不断的上门骚扰。

爱人不停的给我念大法书,同修及一些善良的邻居在生活上关心,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由于我被开除公职,全家三口以爱人的每月300元的退休金生活。我爱人多次找有关部门,要求为我检查身体,要求各政府部门帮助解决在生活上难题,虽然很多都表示同情,但没有办一件实事。

2004年7月份,佳木斯看守所医生黄××、警察孙连生,还有几个刑事犯人,找到我家,要抬我去检查身体。因检查费用过高,一连转了两个医院。在医学院只在外科进行了检查确定下肢僵死。无自理能力后,就说检查完了,黄医生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别的不用检查了。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不是为了关心我,而是看我是不是好了,再进行迫害。就这样我又被抬送回家,这一次折腾,我又痛苦了多日。

2004年8月,我家因交不起电费被我原来工作过的单位,佳木斯铁路水电段彻底断电了。我曾在工作过的铁路水电段担任四年副段长、段长,曾主管电力。我从来没难为过谁,在水电段我是被全段职工公认的最廉洁的领导,职代会评分也是最高的。现在我却因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被迫害的没了工作交不起电费,而被断电至今。

2005年10月,佳市公安局动用警力和监控设备,对我家的来人进行监控盘查。女儿的对象也被跟踪,致使关心我家生活的好心人不敢登门,生活一度十分艰难。这真是在实施江氏集团的“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的邪恶迫害手段。

七、全家炼功,人人受益,个个遭受邪党迫害

1999年7月迫害开始后,父母、伯父母、叔婶(都70多岁)弟妹等20多人都被抓进集贤县看守所。

我爱人闯静原患有子宫肌瘤,修大法后已经痊愈。这几年中她曾四次被绑架,其中三次被非法关押,两次被判非法劳教,最后一次被迫害患上子宫癌,在骨瘦如柴的情况下才被保外就医。

母亲修炼前曾患有肺心病,类风湿等多种疾病,修炼后所有疾病一扫而光,那一次被非法关押两个月,被迫害的出现了全身痉挛,看守所怕承担责任,才不得不放人,其他人都是交了2000元保证金才被放回家。母亲因家里人都遭迫害,精神极度紧张,现已双目失明。

父亲在妹夫被劳教后,70多岁的老人承担起全部家庭负担,包括种两垧多地。

大妹夫是乡村医生,修大法后的他的好人品远近闻名,却被集贤县610,看守所,绥化劳教所迫害的出现癫痫病的症状,由于不能行医,家里两个上高中的孩子面临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二妹夫也因修大法被非法劳教,在佳木斯劳教所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生命垂危时才被放回。

岳母本来因我的岳父是在文革时期被迫害致死的阴影还没消除,这一次又整天为我们担惊受怕,因突发心脏病而死,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和我的大姨姐说:“我最担心的是你老妹子他们,也不知啥时是个头。”

这些年我们被迫害的一无所有,女儿去年在农村找了一个家境贫困的对象,结婚时,只在我家拿了几床旧被褥,几双碗筷,没有一件新家具,没有一件新家电,没举行任何仪式。

她妈妈问:“亮亮啊,爸爸妈妈修大法遭迫害,这几年已没有能力帮你了。当你看到人家的孩子穿的戴的都比你好,你恨不恨爸爸妈妈?”女儿说:“我不恨。我知道如果爸爸妈妈不修大法,我可能早就没有了爸爸妈妈,成了孤儿了,说不定还不如现在呢。”

八、呼唤良知正义

在我得法前重病在身时,医生已经给我的生命划了句号,是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在我生命再次出现危机时,又是大法挽救了我。

我用生命为代价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我写下我所遭受的迫害,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分清是非善恶,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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