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慎立夫妇

林慎立满嘴都是柔和的上海普通话，长得却是一副山东大汉的样子，一见人就憨厚地笑，叫人很难想像他有那么不寻常的经历。林慎立现在和太太住在多伦多，他们最惦记的人是弟弟林鸣立。

林氏兄弟是老上海，家境不错，人缘挺好，朋友邻里都亲切地称他们“大林”和“小林”。林鸣立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被抓了，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消息。国外生活压力大，林先生和林太太除了忙活自己的生活，剩下的时间都用来为弟弟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迫害。

我一直就对这个堂堂正正从中国的劳教所中走出来，来到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的故事感兴趣，我有幸得到机会对林慎立进行了专访。下面是我的笔录。

寻师问道

我和弟弟炼气功可有历史啦，80年代大陆出现气功高潮时，我们都学着炼了不少功法，气功书更是没少看，因为悟性好，我们还都显得小有成就，出了一些特异功能。

我们兄弟俩感觉能发功后，分别做起了“气功师”，动手发能量给别人治病。开始也真的治好了几个人，甚至小林还使两个癌症病人好转了。所以在本地小有名气。

不过我们治完别人的病之后，回家特难受、甚至会生一场大病。随着给人治病越来越多，我们兄弟两人也开始提前衰老。

90年代初，小林和我都到日本留学。繁重的学习压力使我们更加疲惫，年纪轻轻就已经感到生命在衰竭。

96年的一天，我的一个气功朋友从广东带了《转法轮》和教功带给我，当时我很忙就让弟弟先炼了。后来小林来找我，看到他我感到很惊奇，“哎？你怎么气色这么好了？眼睛都发亮”。小林笑着对我说，“我现在可是找到好功法了，炼功的时候能量真强啊，才炼两个月就……”。

从此，我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转法轮》中讲到有人用气功给别人治病后自己回家生病的事情，还把原因讲得一清二楚，简直就像是讲给我们听的。法轮功告诉我们不能依靠外界力量，而应该通过自己心性的提高来改变自己的状况。

我留学后回上海就开始做生意，俗话说商场如战场，和人之间有利益上的矛盾的时候不少。在做生意的时候，每当遇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时，我就用真善忍的道理来要求自己，保持内心的平和，因为为人不错，虽然没有暴富，可也是小赚不赔，生活平静而安乐。

97年，进宇走进了我的生活。年底的一天，我去我们的练功点炼功，练功点来了一个清秀的姑娘，后来我知道她叫李进宇。进宇那时候是回国探亲，她一直很羡慕那时国内的修炼环境，所以回国探亲时一有机会就到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我当时很热心，常帮练功点上同修的忙，也包括进宇。

我们在一起很投机，也常在一起谈炼功的感受，修炼的感悟，未来的生活。渐渐的，我们的心拉近了。98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新加坡旅游，在那里碰到了两个丢了护照的上海老乡。我们尽量的帮助了他们，这两个人通过我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结果就都开始修炼了。

共同的人生感悟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我们觉得我们应该为了对方和更多人的幸福走到一起，99年3月，我们在上海登记结婚。之后，进宇就回加拿大帮我办移民手续。

林慎立夫妇

风云突变

99年7月20日， 我照常到炼功点炼功，炼功点上气氛不太对劲，功友们三五成群的谈论，说外地很多炼功点的辅导员一夜之间就被抓了。

回想这个月炼功点周围总是停着警车；常有些穿着制服的警察和便衣监视我们炼功；有一次一个不认识的人拦着我不让去炼功点……。

看来这件事情不简单。我们这一代人都经过过“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对共产党的手段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但是当时我们对中共的本质认识是不够的。

当时我们认为，这回可能又是中央的哪个老头子糊涂了，对我们有误解。我们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目地，只是争取一个平民百姓每天去公园炼功的权利，对共产党又没有什么危害。而且我们炼功祛病健身，为国家还省了医药费。说清楚了，应该没问题。

所以我就用当时中共政府给老百姓反映情况的正常渠道——“上访”，去反映问题。那天，我们来到市委门前，过道里、花园里有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等待接待。当时负责接待的是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刘云耕。

刘云耕见到我，就问：“你叫林慎立吧?!”

我很惊讶，作为中共的省级干部怎么会把我这么一个平头百姓的名字记在心里？

紧接着他又说：“让你别去日本你还去！这次又来干嘛？”

我恍然大悟，上半年我去参加在日本召开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临行之前有两个自称“街道干部”的人来找我，告诉我不要去，后来才知道是政保科的。看来此事至少是刘云耕这个级别的人过问的，原来从那时候，中共政府就对我进行监控了！所以这次7.20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早有预谋的。

既然来了，该说的话还得说，我们炼功，参加法会又不是什么亏心事，所以我没有理会他的质问，而是善意地讲明了来意，要求放人。

刘云耕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不该抓？”

“他们只是在炼功、修心、做好人。没有罪为什么要被警察抓？”

刘云耕身后的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强硬地说：“像你们这样完全可以抓！”

我不解了，按国家规定的上访制度来反映情况也有罪吗？

因为上访人多，每组人只有5分钟，我没说几句，就被“请”了出去。

回家后得知，其他来不及进去的法轮功访民，都在晚上被警察赶上了几辆大轿车被拉走了。我在家越想越不是滋味，总觉得话还没来及讲清。明早上，我还得上访。我深深地感觉到这次事情不像刚开始看到的那么简单，共产党一贯的做法就是秋后算账，我既然被挂了号，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我知道我再去上访，很可能就回不来了，我那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就会没人照顾。但是我还得去，我主动去上访，至少事情还有一线希望。为了澄清事实，为了有个天理公道，为了我那些被抓的同修，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门上访。

可万万没想到，刚出家门我就被抓了。昨天晚上，片警就到大院门房里来“上班”了，我刚要出院门，就被女片警叫住，我坚持要上访，又有一个男警察从门房里走出来，直接把我拉上警车带到派出所。

拒绝“转化”

到了派出所，警察们围着我辩论《转法轮》讲的合不合理，一直说了好几个小时，中午饭也没吃。我挺奇怪，这些警察又不炼功，跟我辩论这些有什么意义？他们那些对《转法轮》断章取义的话都是从哪来的？

然后我又被带到了公安礼堂，上海法轮功辅导站的协调人们都在这儿。我因为出国参加过法会，被公安们作为“重点对像”，按照辅导员处理了。

公安礼堂里面一副文革大批判的架子，由一个警察带着看诬蔑大法和大法师父的录像。然后像文革一样“要团结绝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发给大家每人一份登记表，添个人信息，对法轮功的态度等。添放弃修炼就可以回家。

我和很多人都写下了：坚决要炼法轮功。被带回派出所继续“反省”。

这次警察的态度已经十分强硬了。逼着写反对法轮功、保证不再炼的“认识”，我坚决不写。天色已晚，我要求回家，警察喊：“不认识回不去。”我说：“我又不是犯人，为什么不让回家？”警察吼到：“你以为你在什么地方？这里除了警察，就是罪犯！”

10点多，派出所的一个头头来看我的态度，看我这么坚决，就让步说不管内容是什么，都要写认识，于是我就写了法轮大法有多好的认识。警察小心翼翼地把我送回了家，连家门都是他替我开的。这些都发生在7月21日，中共声称“取缔法轮功”之前。

从此以后，我家门口总有两个警察站岗。每天早上8点警察准时敲门带我去派出所“继续认识”，晚上9点左右回来，把我软禁在家中。

两个多月，我无法做生意，也见不到别人。直到我的妻子从加拿大回来，警察们不好再站在外籍公民的房门口，才暂时结束了软禁。

艰难岁月

10月，我们无法接受这些不公正的对待，去北京上访，结果我被行政拘留15天。因为进宇是加拿大公民，所以从看守所放出后，被驱逐出境。

长期的隔离，我想见见以前的朋友，尤其是一起炼功的功友们，不知道他们最近怎么样了。12月的一天，我去功友家串门，刚到门口就被埋伏在那里的警察抓了。

中共以“非法串联”的“组织者”为名，判我劳教一年半。

劳教所里我充分品尝到了共产党监牢“教育感化的改造”的滋味。中共的名言是“谎话说壹千遍就是真理”。所以他们每天围着我给我洗脑、用电视节目洗、用报纸洗、用中共编纂的诬蔑法轮功的书洗……每逢“7.20”这个敏感日，劳教所洗脑素材就会花样翻新。对法轮功学员的称呼也一次次改变，“X教份子”、“反革命份子”后来是“恐怖份子”，反正什么时髦用什么。

可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牢记师父的教导，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因为我不转化，被加刑半年。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派三个犯人日夜监视我。

劳教所里每天都做很长时间的奴工，制作出口的皮球。每天吃的饭是陈年的大米。这些大米颜色蜡黄，米粒只比石子儿软一些，还混着象小刀片一样割喉咙的稻谷壳。但是作苦役又累又饿，不吃又不行，于是每次就像吃药一样用水冲下去。至于菜，都是每棵菜最外面的烂叶，吃的时候，看着我的一个农村来的犯人还自言自语：“我们家的猪都不吃这样的菜。”

在超时超负荷的强迫奴工和恶劣的生活下，我全身起血泡、溃疡。

但最苦的还是寂寞，两年的时间，劳教所不许我的母亲和其他亲人来看望我，进宇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带给我的所有信件一封也没给过我。在劳教所里也接触不到其他法轮功学员。

我思念我的亲人们。当时进宇在加拿大多方呼吁，为我到处奔走，在中国使馆前持续静坐，还用自己的绘画技能创作美术作品来呼吁……。但当时我无从得知这些。儿是娘的心头肉，我不在家时，老人基本是一个人生活，心中的那个痛苦真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特别是在我弟弟也被抓了之后……

林鸣立夫妇

00年的720他就被跟踪、电话监听等，01年，小林在小区负电话费的时候被警察绑架了，穿着拖鞋就被抓走了。洗脑班上关了2个多月，我弟妹都不知他到哪去了。后来他又被劳教了。他和我关在一个劳教所，但警察就是不让我们见面。02年初我因为海外的营救被放出来，那时小林还在劳教所。随后我出了国。所以我从99年底被抓后，至今没有见到他。

艰苦的生活里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我可以接触上的监视我的三个劳教犯人，听我反覆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后，对大法和我的态度越来越好，其中一个还真的开始善待我了。他们晚上经常吃些方便面改善一下，他总说要给我也泡一碗。我想都是受难之人，他能吃点方便面也不容易，就都谢绝了。本来嘛，我们师父就是教我们对不是亲人的人也像亲人一样好。我就把他们当亲人对待了。

同样的日子，不同的境遇

我释放后出国，受到加拿大从政府到人民的欢迎。我经常参加与法轮功有关的各种庆祝和营救活动，特别是每年的7月20日，我都要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一年一度的全世界最盛大的法轮功游行、心得交流会，呼吁停止迫害，在自己选定的修炼道路上继续精进。经常能在大会上见到尊师，我感到真是幸福。

两厢对比，我更挂念弟弟小林。小林在03年从劳教所出来后，我一直想方设法帮助小林出国，但事情还没有结果。在大陆，一到7.20就是“敏感日”，弟弟就要被监控。05年10月9日，他再次被中共当局非法抓走。至今仍被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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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国会：林慎立先生在考特勒议员等的帮助下与妻子李进宇女士重新团圆。

听完这段经历，我又问大林现在的情况，首先是家庭是否和睦。试想如果不是7年前的那个7.20，大林夫妇可能会像其他夫妻那样平静的生活，但那一刻，却注定了他们成为一对患难夫妻。李进宇营救丈夫的事曾牵动了很多加拿大人的心，还被拍成了电影，《真理和正义不可战胜 --- 李进宇和林慎立的故事》，在各大城市放映。每当看到历经魔难的夫妇二人终于在机场重逢，加拿大观众们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但毕竟他们在迫害中被分开了很久，夫妻共同生活的日子实在很少。而且两个人都在迫害中身心承受了太多的伤痛，后来生活中有没有矛盾呢？

大林坦言：“是有的。好在都是修炼人，懂得去互相理解对方，取长补短。进宇在我被劳教后，一直四处奔走，多方呼吁，真是太辛苦了。”

问及生活来源，现在大林在工厂里工作，李进宇靠画画为生，虽然没有国内做商人和画家的收入和名望，但是收入稳定，有法律保障，更不用担心无辜被抓，这份安定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大林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我问他：“那你还有什么愿望吗？”“有两个愿望，希望小林能早日出狱，另外我的母亲已经82岁了，我希望我能快些担保她过来和我们团聚。当然了，最大的愿望就是迫害早日结束，让所有受难的家庭都早日团聚。”

谈话结束天已黑了，我告别林慎立先生。加拿大的夏夜，晚风轻拂，清爽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