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我是1995年10月得的法。我覺得這部偉大的法是對我困苦一生的獎勵，認為人類不可能找到比這部大法更好的出路。出於希望更多人受益的心願，我參加了大法外文翻譯工作。雖然我很少去煉功點，可是大法學員的心是相通的，有關法輪功的大事我還是知道的。
我知道在中國、在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人得法。我也知道在中國有極少數壞人，利用手中的職權早就在積極從事迫害法輪功的陰謀活動。他們通過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輪功著作，採用文革式的造謠中傷手法，利用一切機會在報刊電視上肆意攻擊法輪大法。他們這種逆行倒施的做法完全違背了國家關於氣功的“三不政策”。為了爭取一個寬鬆的修煉環境，當司馬X串通北京電視台的個別記者和工作人員在該台電視節目中造謠中傷法輪大法時，大法學員自動三三兩兩地去北京電視台說明真相。我知道的比較晚，是在最後那天的下午去的電視台。當時約有幾百學員。通過講清真相，電視台方面給了滿意的答覆。
關於何XX在天津發起對法輪功新的一輪攻勢，我是從一位同修的電話中得知的。她告訴我說，何XX跑到天津，通過雜誌如何誹謗法輪功。當天津學員去說明情況時，大批武警前往毆打並逮捕了大法學員。這位學員說，她明天去國務院信訪辦去反映情況。第二天一清早（1999年4月25日），我騎了一輛自行車前往信訪辦。9點時走到西四，看到大街兩旁擺滿了自行車，於是我也把車扔在那裏。
走到信訪辦所在的府佑街，那裏早已聚集了大批大法學員，在武警引導下，分別站在府佑街馬路兩旁。我加入到馬路西側行列之中，離中南海信訪辦大門只有幾十米遠。武警指揮車來回穿梭，頗有一點緊張氣氛。過了一會兒，由武警指揮，讓馬路東側，站在中南海國務院紅牆外面的學員站到馬路西側去。這項隊伍重組不到10分鐘就完成了。街西的場地明顯地擁擠起來。垂直馬路方向每行10人，一行一行密密麻麻，幾乎轉不開身。順著府佑街馬路學員隊伍不只1公里長。僅府佑街就得有一萬人。向北，東西向街道的學員從西四一直排到北海公園。總有幾里地。我的左側是十幾位從天津趕來的大法學員。右側是幾位從烏魯木齊乘飛機趕來的學員。大家都很安祥，靜靜地站著。前邊的情況是通過人傳人傳過來的，只是越傳剩下的話越少。
約10點多鐘朱鎔基總理從中南海信訪辦大門走出來，和站在前邊的學員對話。朱鎔基請學員派幾位代表。一位學員說：“我們‘大道無形’，沒有組織，派不出代表”。我一看，我認識這位學員。這時朱總理說：“我也不能和你們這麼多人一起談呀。”於是他指定前面的七人為代表，進去談。過了兩個小時，又換了一批“代表”。一共三批代表。中途朱總理出去辦別的事，晚上又回來接著談。一開始朱總理說：“你們寄來反映情況的信，我已做了批復。你們看到了嗎？”大家回答：“沒看到。”朱總理愕然。法輪功內部是相通的，像這種大家共同關心的環境動態必然是人所共知的。那天大法學員代表所談的是大法介紹和個人修煉體會，提出釋放天津被捕學員，恢復大法著作合法出版權利等。
整個“4.25”全天，大法學員都在警察指定的國務院信訪辦外邊整齊地站著，大家靜默不語。有的學員拿大塑料口袋收集僅有的一點食品包裝垃圾，連武警丟在馬路上的煙頭都替他們撿走了。為了不妨礙交通，學員不僅讓出馬路，而且連幾尺寬的小胡同都嚴格地留出通行道。中途武警吉普車架設著大口徑攝像機，反復對著學員隊伍拍攝。一直到黃昏，政府方面答應，天津方面保證釋放被捕學員。經上訪的天津學員電話聯繫，確認確實已經釋放了被捕學員為止，這項要求得到圓滿解決。
此時武警從信訪辦大門裏出來散發傳單，說：“警惕少數壞人造謠惑眾”，“我們從來沒有逮捕學員”，等等。
關於恢復大法著作合法出版權一事，朱總理原則同意。具體書名擬於4月26日列單最後認定。於是，大法學員於4月25日晚23時散去。第二天亦未再去信訪辦上訪。
後來，報紙、電台和電視台播出“兩辦公告”，重申對氣功的“三不”政策，說從來沒有禁止過任何功派，人人都有相信和不相信的自由。
又過了幾天，單位召開黨員幹部會，書記說：“今天的會兩個內容。第一是法輪功問題，第二是獎金的事。咱們先說獎金的事。”最後說：“時間不多了，快吃午飯了。說說江總書記的講話。念完了還得收回去。我挑幾段念一念。”我記得，“講話”開頭是說“法輪功來無影，去無蹤，一夜包圍了中南海”，“規定共產黨員一律不准煉法輪功”，“我就不信無神論鬥不過有神論，共產黨鬥不過法輪功”。單位的書記最後說：“依我看，煉功對身體有好處。大家在家好好煉，一些要害的地方就別去了。”
後來在煉功點上集體學法時，我說：“那天上訪並沒有解決根本問題。黨內規定‘共產黨員不准煉法輪功’。”一位學員可能沒聽過內部傳達，所以針對我的意見，她說：“兩辦聲明說的清清楚楚，報紙也登了，電視也放了，還能不算數？要警惕有人挑撥我們對政府的信任。”我想：她說的對，要警惕壞人破壞。可後來黨內卻傳達出越來越多和朱總理及黨的政策相矛盾的東西，並終於在7月中下旬開始了對法輪功的全面鎮壓。
（一名老學員 200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