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大連市中山區法輪功學員曲輝因堅持信仰，被非法投入大連市勞教院慘遭折磨，生殖器被電擊潰爛，頸椎骨折，高位截癱至今已四年。
曲輝，今年35歲，家住大連市中山區怡和街41號。被迫害前是大連港的理貨員。2000年1月與妻子去北京上訪，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在天安門廣場被警察毆打後，被非法帶回大連後遭罰款9700元，開除公職，關進大連港看守所，一個月後被關進普蘭店市精神病院繼續迫害，2000年4月13日被關入了大連市勞動教養院。在勞教所裏遭受苦役、洗腦、酷刑，生殖器被電擊折磨潰爛，頸椎骨折，高位截癱，最後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用擔架抬出了教養院。近四年來，曲輝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自己不能翻身，大便一直都是妻子用手掏的。
下面是曲輝向大連民眾訴說自己遭受的迫害。
告大連市民書善良的大連鄉親，您好！
我叫曲輝，今年35歲，家住大連市中山區怡和街41號。被迫害前是大連港的理貨員。我妻子叫劉新穎，是大連市婦產醫院的護士。我們從1995、1996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按照《轉法輪》一書中的道理嚴格要求自己，為別人著想，工作一絲不苟。在短時間內我們就體會到了健康狀況的改善和道德水平的提升。很自然的，我們的工作得到單位的肯定，我們的家庭也和睦美滿。親身的修煉實踐使我們認識到法輪大法是一部對個人、對家庭、而且對整個社會都非常有益的高德大法，因為他能使人們得到百萬資產都買不來的健康、高尚和真正的幸福。
1999年7月22日，法輪功受到迫害。我和妻子在本市上訪無效的情況下，出於對政府的信任，準備進京依法上訪，我在大連機場被非法拘捕，在市看守所被關押迫害50天。當時我妻子正處於哺乳期，也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小孩10個月就被迫與媽媽分離，強行斷奶，非常可憐。
2000年1月我與妻子看到迫害還在繼續，決定再次上訪，在天安門廣場被警察拖到警車裏毆打。被非法帶回大連後遭罰款9700元，開除公職，關進大連港看守所。期間，惡警強迫我放棄信仰，唆使刑事犯對我進行體罰、毆打，一個月後又把我關進普蘭店市精神病院，把我和那些有殺人和暴力犯罪史的精神病人關在一起。一個多月後見我還沒有放棄信仰，2000年4月13日他們沒有通知家屬又把我關進了大連市勞動教養院，判勞教一年。大家知道，精神病人是不能夠教養或判刑的，而正常人是不能關在精神病院的，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是對中國憲法的踐踏。在勞教所裏他們對我罰苦役、洗腦、酷刑，連親人探視都不允許。
最後我被勞教所折磨得奄奄一息用擔架抬出了教養院。醫院診斷：頸椎骨折，高位截癱。具體經過是這樣的：
2001年3月19日下午大連教養院專門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大隊組織了大批警察和刑具，救護車也載著氧氣袋開進了教養院。法輪功學員被逐個帶到一個房間裏，逼著學員說不煉功，在“轉化書”上簽字，強迫學員用污穢的語言罵自己最尊敬的師父與大法。如果不從，就用滅絕人性的酷刑折磨。慘叫聲和警察的咒罵聲充滿了整個樓，被摧殘的學員橫七豎八地倒在走廊裏，有的口吐白沫，有的痛苦的呻吟，那種景象慘不忍睹。
晚上九點我也被拖到那個陰森恐怖的房間裏，惡警對我的折磨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上八點。電棍不知換了多少根，橡皮棍把我身上多處打傷，臀部肌肉被打爛，膝蓋打腫，頸椎被打斷，口吐鮮血，並多次昏迷。
有次醒來後一個名叫韓瓊的醫生檢查後說：“沒事，還可以打。”此人現在是大連教養院醫院的院長，他曾經對我妻子說：“曲輝最好是死掉。”一個名叫喬威的惡警一邊打我一邊獰笑著對旁邊的人說：“多少年沒這麼過癮了。”就在我躺在擔架上準備往醫院送時，此人還向我狠踹了兩腳。卑鄙的是，教養院事後不承認打人，說我是自傷自殘。大家想一想，在精神病院被非法關了近兩個月沒自傷，在教養院被非法關了一年不自殘，在離期滿釋放還有25天時自傷自殘，這合乎邏輯嗎？
第二天上午教養院看到要出人命，才把我們送到市中心醫院。搶救初期教養院和醫院黨委聯合下令不准家屬見面。用什麼藥，使用什麼醫療設備和吃什麼飯得教養院黨委同意。在醫療費上他們先是騙家屬拿錢，在家屬拒絕後又來威脅我，教養院的隊長對我說：“轉化吧。再不轉化××黨就不管你了，在中國××黨不管你還有誰管你，這麼高的費用你自己負擔不起。”我說：“是你們把我整成這樣，你們可以不管我，你們現在就可以把我扔到馬路上去，保證有人管。中國人不管還有外國人管，我知道美國和加拿大政府已經發表聲明，對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我被他們毒打成這樣他們不敢張揚，不然就憑我的這句話，他們就能誣蔑我“投敵叛國”，“勾結西方反華勢力”，這是他們欺騙百姓一貫使用的流氓手段。
由於得不到及時的治療護理，我的病情惡化，生命垂危。在家屬的強烈要求下，把我妻子從教養院保釋出來照顧我（2000年10月我妻子因上訪被判勞教三年，關押在大連教養院）。當妻子見到我的時候，我在醫院裏已經躺了20天，身體衰竭心率達160/分，肺功能衰竭不能呼吸，氣管切開插呼吸機，腎功能衰竭插導尿管、重度腹瀉，只能靠輸液維持，全身多處褥瘡，其中臀部褥瘡最重，深達骨盆將近10釐米，骨頭脊椎露在外面呈黑色，散發著惡臭。
醫生說以上併發症哪一項都能要了我的命。在醫院工作了十多年、對各種病情有很大承受力的妻子見到我這種情況也差點昏過去。這時我已開始大口吐血，瞳孔擴散，處於深度昏迷狀態。醫生通知準備後事，在妻子的強烈要求下，經過數次搶救，總算保住了性命。
由於怕暴行被揭露，教養院派了警察和刑事犯24小時監視我們，還不允許親朋探視。他們威脅我妻子不准亂講話，否則收回教養院。在這種情況下，病情剛一穩定，我就要求出院回家，這正是他們求之不得的，總算甩掉了這個包袱。就這樣，我在醫院住了50天後，回到了自己家。回家後，工作沒了，存款已被罰光，生活只能靠父母和朋友接濟。看著妻子幫我翻身、把屎把尿，還要照顧年幼的女兒；看著女兒膽怯的目光和孤單的神情，我不禁自問我們按照真誠、善良、寬容忍讓去做人，變得更加健康高尚難道錯了嗎？對社會有什麼危害嗎？放棄自己純潔的信仰、辱罵自己尊敬的老師，向比野獸殘忍、比流氓還可恥的惡警承認所謂的錯誤，那是一個有理智、有尊嚴的人該做的嗎？這種“教養”和“轉化”要把一個好人教養轉化成什麼？
之後我們一直處於監視居住狀態，公安經常上門騷擾，還揚言要抄家。2002年6月25日下午，桃源街派出所三名警察乘我妻子開門之機，用腳把門踹開，強闖進來抄家，胡說我們反政府（一對普普通通、與人為善的夫妻，而且其中一個已被殘害致高位截癱，有什麼願望、又有什麼能力去反政府？），把家中的書籍坐墊等一切涉及到煉功的物品全部抄走，並威脅要把母子二人一塊抓走。妻子當時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驚的不知所措，孩子也嚇得直哭。第二天妻子領著孩子到派出所要東西，說：“你們沒有任何法律手續，就擅闖民宅，強行抄家，是違法行為。”可他們卻蠻橫無恥地說：“穿這身警服就行。”真不知他們是人民警察還是土匪惡霸。
2004年2月19日，我妻子到教養院拿手續，門崗詢問事由，我妻子就把實情講給他聽，旁邊有位家屬出於好奇問：“法輪功好嗎？”我妻子很自然地答了一聲：“好。”就因為這句很平常的真話，她被女隊隊長苑齡月以擾亂社會秩序為由抓進機場前派出所。一個名叫王憲剛的警察對我妻子進行打罵審問，根本不聽她有重病人需要照顧的講述，扣押了一天。傍晚妻子到家時，我已又渴又餓、滿頭大汗躺了一天，下身已讓尿浸透。女兒在幼兒園孤單地等著媽媽。
近四年來，我每天躺在床上，被摧殘的軀體時常感到死去活來的巨大痛苦。自己不能翻身，我的大便一直都是妻子用手掏的。我感激我的妻子，我深深知道她的真誠、善良和堅強是法輪大法美好的展現，一個普通人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我們沒有違法，也沒有犯罪，只是按照我們的信仰去做一個好人。在任何情況下，面對任何不公正的對待，我們都是好人，因為我們的信仰要求我們時時處處對其他人、對社會、對國家都問心無愧，都以誠相待。我們應當擁有安全的生活環境，我們的健康自由、信仰自由、工作的權利和起訴惡人的權利應當受到保障。
我妻子在艱辛中走遍各個部門要求依法嚴懲殘害我的責任人，可是至今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結果。我們看到秋菊打官司受到的欺辱和漠視真是感同身受，我們的冤屈超過了她，這不是一個經濟騰飛、法制正在健全的國家應該發生的事，所以我們告訴大家這一切並不是為了得到捐助，而是希望所有善良的人都知道我們的事情，給予我們理解和支持，每一個作惡者都必將受到人們的唾棄和法律的嚴懲。
曲輝 2004年11月19日
曲輝被迫害前的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