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五年多的迫害，我年幼的兒子失去了完整的家庭，十分渴望得到父母的關愛。孩子曾跟姥姥說：“別人說我沒有爸爸、媽媽。”家庭的魔難使孩子十分懂事。冬天，他把姥姥冰冷的腳抱在自己懷裏替姥姥暖腳。一次，孩子在姥姥不在跟前時依偎在一位常來看他的女同修懷中，將小臉貼在阿姨臉上說：“我可不可以叫你媽媽？”女同修聽後眼圈都紅了。
* * * * * * * * *我母親顧志儀是92年得法的老弟子，原為重慶法輪功輔導站站長。得大法前，她身患多種疾病，父親劉建華也患嚴重的腦血管硬化，三天兩頭髮病，我姐患有精神病，我單位離家較遠，父親和姐姐全靠母親照顧。精神和身體的雙重痛苦壓得母親曾萌生過與大女兒一起自殺的念頭。得法後，母親發生了巨大變化，折磨她多年的疾病全不翼而飛，人也變得豁達開朗，走路像年輕人一樣輕快。
看到母親的變化，我、丈夫、父親都先後走入了大法修煉。在大法的淨化下，父親的腦血管硬化沒吃一顆藥即痊癒，丈夫戒掉了多年的煙癮，我吃了許多中藥未見好轉的內分泌失調也奇蹟般的在修煉一個月後消失了。更為神奇的是，久病的姐姐在大法純淨場的影響下，病情也明顯減輕，藥量減少了一半多。
修煉後，我們一家更是將“真善忍”的原則落實到工作和生活中去。父母是重慶稅務學校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的老教師，母親是西南師範大學畢業，四川省優秀教師，退休後又為國家義務工作了一年，期間未要一分錢工資。父親畢業於北京大學，曾是國家教委中專司數學課程組成員，工作敬業，為人正直，深得教師和學生的敬重。丈夫四川大學畢業，中煤集團重慶煤炭設計院電腦工程師，曾獲重慶市科技成果三等獎，四川省優秀軟件設計二等獎，並兼任單位科技英語翻譯，是同事們公認的好員工。我畢業於江漢石油學院，身為國家公務員，不貪不賭更不吃、拿、卡、要，當我又回到我曾管轄過的企業會計部門時，我手下的會計高興地說“劉老師，是你呀！太好了！”因為秉公工作，在2000年上半年企業所得稅匯算中，我查補的稅款佔了全所查補額的一半。
法輪大法讓快樂又重新回到我們家中。然而7.20後，鋪天蓋地的邪惡宣傳與殘酷迫害，卻把我一家推入無邊的災難之中。
一、重慶公安執法犯法，惡黨之徒更為囂張
7.20凌晨，全國開始了對法輪功輔導員的大逮捕。我母親顧志儀在早上外出煉功時被警察非法抓捕，家裏的大法書籍和所有的存摺、現金均被抄走（存摺經多次索取後方歸還，一千六百元現金至今未還）。在我要求警方出具抓捕手續的情況下，當天下午市公安局一處科長李志偉帶來了一份公章蓋得模糊不清（只有外面的圓圈能看清）的刑事拘留通知書來，罪名是“擾亂社會秩序”。
母親經幾次轉押，後來就被送到了重慶石板坡看守所（此看守所專關重犯、要犯，此後曾關押過多名大法學員）非法關押，到2000年9月釋放，被剝奪了一年零兩個月的人身自由，期間退休工資被全部取消。
重慶610一直處心積慮地搜羅栽贓法輪功的“罪證”。1999年10月，市公安局一處一個姓賀的處長（此人後來還多次來過我家騷擾和威脅），帶兩人到設計院找我丈夫，帶來一堆從母親家中抄去的廢舊3寸軟盤，關上房門後拍桌子砸板凳，兇狠地逼迫我丈夫承認是加密的，想搜集指控我母親的“罪證”。我丈夫正告他們：我們修煉光明正大，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你們懷疑可以找專家解密，何必採取這種恐嚇威脅手段？中午，他們脅迫煤炭設計院請吃請喝，期間我丈夫勸他們做人要講良心，賀竟然反問：“良心幾塊錢一斤？”
1999年11月，在重慶市渝中區法院，舉行了所謂的“公開審理顧志儀利用×教擾亂社會秩序一案”。重慶市各大媒體也大肆渲染，試圖製造“公開審理“的假象。然而開庭當日，法庭內外布滿警察、便衣，一副如臨大敵的陣勢。在法庭舉證時，控方證人，《重慶晚報》社保衛處幹部拿出了當時的工作記錄本，弄巧成拙的正好證明了大法學員前去反映情況非常祥和安靜，令檢察官滿臉尷尬。眼看案子審不下去了，下午開庭不久，法官突然宣布休庭十分鐘。此後法庭上就只聽見檢察官長篇大論地背誦官方的×教言論，再不給律師發言的機會。後來得知，渝中區法院一名副院長對兩名律師進行了威脅，因為替法輪功學員辯護，兩名常人律師被指責是法輪功一伙的，差點被吊銷律師執照，律師當庭呈交的書面答辯詞也被所在的瑞正律師事務所負責人和市司法局拿回改得面目全非。
更為卑鄙的是，第二天，我接到一名自稱是北京記者的女性打來的電話，開口即問：“你見到媽媽了嗎？”無防備的我答：“見到了。”她又問：“她精神好嗎？”我答：“還好。”當我想進一步講時，剛說了句“可是，”對方已明顯不耐煩再聽，並匆匆掛斷了電話。我當即意識到，這兩句話已被他們錄音了。本來鎮壓法輪功就違反了中國憲法，非法抓捕、審判我母親的所有“罪名”都是莫須有，中國當局還妄圖用卑鄙無恥的手段來掩蓋他們的罪行。
母親被捕後，年邁的父親不堪警察多次上門騷擾，身體日漸衰弱，曾多次摔倒在家中，大小便失禁無人料理。2000年7月21日，父親病危住進了重慶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急診室，當時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然而，就在父親病危住院的第二天深夜，大坪石油路派出所全然不顧危重病人需家屬全天二十四小時照料，強行將在醫院照顧父親的丈夫張全良綁架（在丈夫的再三要求下，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打電話通知我），理由還是“擾亂社會秩序”。起因是勞累一天的丈夫在病房外的樹蔭下盤腿休息（急診室無處休息）被重醫保安發現告發，不知深夜盤腿休息擾亂了哪裏的社會秩序？更為惡劣的是，當重慶煤炭設計院領導詢問原因時，石油路派出所治安室惡警還造謠說：“他半夜兩點糾集重醫法輪功學員集體煉功。”
我打電話給市公安局一處的李志偉，希望他們講點人道，釋放我丈夫。電話那頭，李志偉撕下了以前的偽善，根本不回答我的問題，惡恨恨地咆哮：“你們不好好上班，還去北京！”（2000年5月22日我丈夫曾因去北京上訪被非法關押十五天）我告訴他：“我們一直在好好上班，我丈夫是利用休假去的北京，上訪有什麼錯？”電話那邊傳來了更為兇狠的咆哮，我看跟他無理可講，就掛斷了電話。我丈夫就這樣又在渝中區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了十五天。
在這期間，有同修將我家的情況在國際互聯網上曝了光，這令邪惡害怕了。在我將父親接回大渡口家中沒兩天，在我父親病危時落井下石的重慶公安局一處，卻在姓賀的處長帶領下，扛著攝像機，押著不知內情的母親到我家，準備上演所謂“黨和政府的關懷”來了。我與父親識破了他們的陰謀，抵制了這場表演，令他們的陰謀未能得逞。後來聽說，為了安排這次表演，他們還專門交待母親“穿好一點”。
2000年9月，超期關押的母親在無任何事實依據的情況下，被非法判刑三年，緩刑四年。此後，公安多次上門騷擾，最多一次來了十幾人。現在母親家門口還常停有警車，出門還常有便衣跟蹤。
二、邪惡暴徒對向國家領導部門上訪的丈夫肆意迫害
2000年5月22日與2000年7月22日，我丈夫因去北京上訪和深夜盤腿休息被兩次非法關押各十五天，共計三十天。
1999年10月，在重慶煤炭設計院高級工程師評定中，丈夫專業、外語全優，但所在單位情報處處長徐逢甲強制以不放棄修煉法輪功，政審不過關為由，強行取消了我丈夫高工評定資格。
2000年8月底，重慶煤炭設計院在重慶610的威脅下，準備將我丈夫送當地洗腦班迫害，丈夫不得已離家流離失所。
2000年12月，丈夫毅然走上了天安門為大法鳴冤，在2001年元月被大渡口區公安局非法關押一個月後無理要求我丈夫寫“不到北京”的保證，遭到嚴正拒絕後即將他非法勞教三年，說是要我丈夫“嘗嘗共產黨的厲害”。我丈夫因此被關押在被喻為“當代渣滓洞、白公館”的邪惡的西山坪勞教所，飽受“五馬分屍”、“飢餓療法”、“喝辣椒水、洗衣粉水”、“針刺眼睛火燒頭髮”、“打手腳心”、“坐老虎凳”、“坐釘子板凳”、“野蠻灌食”、“冷凍熱渴”、“抽腳筋”“倒拖”、“電擊”等酷刑，有時一天受數十種酷刑，導致無數次昏死，大小便失禁，右耳失聰，語言功能失調，精神錯亂。三年中我母親未能見上女婿一面。
直到2001年12月，我母親一直未得到女婿任何音訊。這時傳來西山坪勞教所正在瘋狂殘害法輪功學員，許多人生命垂危的消息。母親撇下癱瘓在床的父親和無人照顧的小孫子，帶著女婿愛吃的蘋果，隻身前往勞教所探望。當惡警李其偉要求她做轉化工作遭到嚴正拒絕後，李就強行趕她出門，眼看千辛萬苦才來一趟卻又不能相見，母親悲憤地朝勞教所裏大聲喊：“全良，媽看你來了！媽一直得不到你的消息，你怎麼樣了？媽擔心你呀！”惡警見狀，驚恐萬分，急忙叫吸毒勞教把母親強行抬出去。在抓扯下，母親手臂被抓得青一道白一道，帶去的蘋果撒落一地，母親痛斥他們的違法行為。這時我丈夫在裏面大聲喊：“媽，你回去，將真象講給世人！”只聽見裏外都是邪惡瘋狂的叫喊打罵聲，後來李其偉叫來西山坪派出所的惡警強行將我母親帶走。
2004年1月1日，歷盡魔難，飽受酷刑的丈夫堂堂正正走出了勞教所。在勞教所一天只有不到一兩米的“飢餓療法”中，丈夫憑著對大法的正信，身體呈現了奇蹟：白白淨淨，皮膚細嫩如嬰兒。看到丈夫的神跡，勞教所惡警十分驚恐，因為害怕其他學員看到，便將他強行封閉在牢房中，並下令中隊所有幹警及勞教人員路過時嚴禁向內張望及交談。
出獄後，經過煉功和學法，丈夫四個月後才慢慢恢復語言功能。去單位宿舍拿他的私人物品，可已被單位全部弄丟。找到單位領導，要求他們歸還私人物品和恢復工作時，單位領導先是推脫，後竟說不認識他，再後來就威脅要喊派出所警察來抓他。當我丈夫拿相關文件給他們看時，他們不看，並放出話說：“你可以跟單位打官司，我們不怕。”
邪惡610還強行干擾其他單位接收我丈夫，使我丈夫至今無工作。
三、重慶610對我犯罪的事實
4.25以後，當時的新山村稅務所所長就在上面的安排下找我談話，勸我放棄修煉，說身為公務員如果跟政府做對，遲早要丟飯碗。我跟他談了修煉的親身體會，講明我們不是跟政府做對，恰恰相反，如果修煉的人多了，對政府是有百利而無一害；並指出他們的行為與1999年6月14日各黨報刊登的《國務院信訪辦負責人對部份法輪功學員上訪問題的答覆》的相關精神相違背。該所長聽後不置可否，其表情就是“你連共產黨一貫的做法都搞不懂？”
7.20後，局領導在610脅迫下多次找我談話，以開除公職相威脅逼迫我放棄修煉“真善忍”，被我嚴正拒絕。1999年8月初，市公安局一處到單位逼迫單位領導把我叫到局辦公室，採取威逼欺詐的方式逼我承認參加學員聚會，組織集體煉功。從此單位有專人監視，外出有便衣跟蹤。
2000年9月30日，我單位領導又打電話通知我和丈夫下午去新山村派出所，當時重慶正在大肆抓捕堅定的法輪功學員辦洗腦班，此前大渡口區公安局一科惡警賴國華等人已多次以所謂的“傳訊”要我承認發放了大法真象資料。
為抵制邪惡的洗腦迫害，僅與母親團聚了二十天，我不得已離開了年幼的兒子，開始了流離失所的生活。此後三年多，家庭的重擔全部壓在了六十多歲的母親身上。母親被重慶公安關押迫害一年多後，身體大不如前，被重慶公安關押迫害得雙手不斷的顫抖。在這種情況下，一人照顧癱瘓的丈夫，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女兒和兩歲的小外孫（丈夫、外孫的指甲都只能請人幫助修理），並牽掛流離失所的小女兒和在勞教所被迫害得生命垂危的女婿，而且還要面對警察不斷上門騷擾。我們一個好好的家庭被迫害得支離破碎。
我所在單位重慶大渡口區地稅局局長陳策，怕我修煉影響他的官職，7.20前就曾在局大會上公開批評，說“公務員在光天化日下煉功影響單位形象”，並強行阻止功友到我家學法煉功。當我主動上門跟他講真象時，他阻擾我煉功的理由只有一個，就是“公務員拿政府錢不能跟政府作對”。可他忘記了，公務員是靠人民養活而不是靠政府養活。在我流離失所後，在江氏集團的連帶政策壓力下，他急於逃脫干係，將我匆匆“開除”。
我母親、丈夫到我稅務局宿舍家中時（全產權房），門衛拒絕放行，受謊言矇騙的人事科長覃元為了表示對局長的忠誠，更是追到家中強行要求“登記”“寫保證”（也說不出到底要我們保證哪樣）。一次在門衛處曾引來幾十人圍觀，眾多稅務局幹部深知我的為人，但迫於局長的態度也是敢怒不敢言。當我家人質問為何干涉進入自家門時，他們答不上來，只說是局黨委研究決定。作為執法機關的稅務局，局黨委知法犯法，可以公然做出違憲決定，粗暴干涉公民自由進出家門。如果不是江澤民及邪惡610公然違憲背後撐腰，他們何至如此有恃無恐？
在我流離失所後，重慶、福建公安局曾多次到我母親及親戚家中騷擾、搜查，企圖將我綁架。我的所有私人銀行存款全被重慶公安非法查封。重慶大渡口區地稅局領導還在全體員工中宣布，要求發現我行蹤後立即報告，說是將我交給公安機關後他們就沒事了。
四、年幼兒子的遭遇
99年7.20，兒子剛滿1歲就開始承受邪惡的迫害。先是邪惡之徒無故將深愛他的姥姥綁架；後來，邪惡不斷上門干擾，威脅，爸爸又被非法綁架兩次。
兩歲時，大渡口區邪惡之徒妄圖綁架他的爸爸和媽媽到洗腦班，在好心人的幫助下，他的父母不得不離開他，並從此過著流離失所的生活。
丈夫和我離開他一個月後，大渡口邪惡之徒又將在艱難歲月中照顧他一年多、將孩子視為親人的阿姨李亞敏非法綁架到看守所迫害。孩子從此只能與剛從獄中出來的姥姥相依為命。
2004年，兒子該上小學了。根據我家具體情況，我家多次向市公安局、大渡口區公安局、高新區公安局、市教委、九龍坡區教委申訴，但重慶高新區公安分局（兒子戶口所在地）仍無理拒絕接收我丈夫戶口，致使孩子入學時被迫繳納了6千元贊助費，而我與丈夫早已被剝奪了經濟收入，這對我家真是雪上加霜。
五年多的迫害，我年幼的兒子失去了完整的家庭，十分渴望得到父母的關愛。孩子曾跟姥姥說：“別人說我沒有爸爸、媽媽。”家庭的魔難使孩子十分懂事。冬天，他把姥姥冰冷的腳抱在自己懷裏替姥姥暖腳。一次，孩子在姥姥不在跟前時依偎在一位常來看他的女同修懷中，將小臉貼在阿姨臉上說：“我可不可以叫你媽媽？”女同修聽後眼圈都紅了。
目前，我仍然有家難回，更無法照顧年已七旬的父母、年幼的兒子和患病的姐姐。
五年來，許多善良的群眾都在默默的抵制著這場迫害，主動關心照顧著我家。門口的大伯幫母親將米扛回家；樓上的阿姨替母親捎回日用品；逢年過節老朋友、老同學都上門看望問寒問暖；更多的人用他們自己的方式表達著對我們的關切之意。重慶同修冒著生命危險將我家和西山坪勞教所的迫害情況揭露出去，減輕了邪惡對我們的迫害，還有許多同修幫助帶孩子，給孩子送來衣服、玩具，撫慰著孩子幼小的心靈……。在此，我代表我全家對曾關心幫助過我們的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謝！我們會繼續遵照師父的教誨勇猛精進，走好今後的路。
在中國，鎮壓已持續了五年多，千千萬萬修煉“真善忍”的家庭都在遭受無端的殘酷迫害和恐嚇，善良的法輪功學員被打死、打傷的案例還在天天發生，比我家遭受的迫害更嚴重的家庭比比皆是。在此，我呼籲世界上更多的善良人士站出來，與全球的法輪功學員一道，共同制止邪惡，早日結束這場無端的殘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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