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義丐傳奇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四月的一天，山東堂邑縣一位59歲的老人去世，堂邑、館陶、臨清三縣官紳全體執紼送殯，各縣上萬鄉民自動參加葬禮，行列絡繹數里。
這位老人叫武訓。在中國歷史上，以乞丐身份載入正史的，大概武訓先生是第一人了。武訓本沒有大名，因在同輩兄弟中行七，所以一直被叫做武七。武七三歲喪父、七歲喪母，自小行乞為生。目不識丁的武七，在心底卻一直編織著一個不可思議的夢想：他要集資興辦義學，讓貧寒的孩子們都能讀書！
自21歲起，武七到各地去行乞集資。他找機會為人家做工，同時有空就出門乞討。每次討得較好的衣食，他就設法賣掉換錢。而自己則衣衫襤褸，每日僅以兩個粗饃維持生存。他有時還像個江湖雜耍藝人一樣表演錐刺身、刀破頭、扛大鼎等節目，甚至吃毛蟲蛇蠍、吞石頭瓦礫，以換取賞錢。乞討所得的錢積攢到一定數目，他就寄存於大戶人家，以謀得一些利息。逐漸的武七也能夠典買些田地，備作學田。而他自己則仍然“且佣且乞”，在白眼和鄙夷中，他的足跡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
三十年後，在光緒十四年（1888），武七花錢4000餘吊，在堂邑縣柳林鎮東門外建起第一所義學，取名“崇賢義塾”。學校建成後他親自跪請有學問的進士、舉人任教，跪求貧寒人家送子弟上學，當年招生50餘人，不取分文。武七自己不識字，但他對老師的敬重幾乎超過了神。每次置宴招待老師，他都侍立門外，專候磕頭進菜，等老師吃完自己才吃些殘羹剩飯。平時，他常來義塾探視，對勤於教課的老師，他叩跪感謝；對一時懶惰的老師，他下跪以求警覺。對貪玩、不認真學習的學生，他下跪哭勸。如此，義塾師生，無不用心教學和學習，學有所成者日眾。
此後武七得到寺院、官紳相助，在館陶縣楊二莊和臨清縣御史巷興辦了第二所和第三所義學。武七的義舉很快傳遍鄉里，並傳到朝廷官員耳中，清廷嘉獎並賜名為訓。光緒二十二年（1896）4月，武訓病重。23日，武訓在臨清縣御史巷義塾邊，聽著眾學童朗朗讀書聲含笑離世。
*《武訓傳》遭遇黨文化
自清末、民國，直至1950年前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窮國，並因連年戰爭造成眾多人口缺乏教育的情況下，普及教育自然被認為是關乎民族興衰的大事。因而武訓無私興學的精神在民間、官方都備受推崇，當地百姓甚至尊稱他為“武聖人”。
1950年12月，電影《武訓傳》公映。電影在全國上下，尤其是在知識分子中幾乎好評如潮。然而誰也沒想到，一股暗流也在湧動。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社論批判武訓“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蔑農民革命鬥爭，誣蔑中國歷史……”社論雖然不長，可殺氣騰騰，字字見血，從此拉開了中共建政後第一場所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序幕。
發動政治運動，自然黨員首先帶頭。同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短評《共產黨員應該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緊接著，一些善於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文人，如周揚、何其芳等，紛紛出面寫批判文章。全國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文教、歷史研究部門以及各界名流都被組織起來召開各種批判會，並紛紛表態。據統計，從5月份的《人民日報》社論開始到8月底的三個月間，全國各類主要報刊上以個人署名的批判類文章就多達800餘篇。
也許僅僅靠煽動和政治威脅還不足以讓部份堅持良知的知識分子完成“思想改造”，另一個“鬥爭手段”──欺騙開始粉墨登場了。開展大批判的同時，以江青為首的16人調查組經過數月“調查”，寫出了一篇《武訓歷史調查記》，其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的反動政府賦予特權，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表面看來，《調查記》開列了一百六十餘位被訪人的名單，徵引了大量史料，似乎言之有據。許多原本尊敬武訓的國人因此真的相信了《調查記》的結論。
然而《調查記》所採用的手段，卻是後來在歷次政治鬥爭中慣用的“先定結論後找證據”。當時堂邑縣長說不能否定武聖人，縣委書記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七十多歲的清朝籐甲兵讚揚武訓，村幹部告訴他不要再講武訓的好話後，調查組再去訪問他時，他就以耳聾，聽不懂話為由，什麼也不講了。據當年參與調查者35年後的披露，“被調查人在預先不知道調查團的目的情況下，對武訓的作為都大加讚揚，說他是好人，是聖人。”（《趙國璧同志談當年調查武訓其人其事的一些情況》）
這次以及隨後的政治運動，的確使得中國人徹底“改造了思想”，中華民族幾千年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人性中自然的善惡觀，短短幾十年中已被徹底顛覆。武訓雖未讀書，但其一生的行為卻恰恰是傳統文化中儒家“仁者愛人”的具體體現。然而在黨文化中，衡量好壞善惡只有一個標準，就是看其是否符合“黨的主旋律”。《武訓傳》大批判的時代，“主旋律”是“階級鬥爭”，講的是“暴力革命”、“階級仇恨”，“仁愛”自然成了黨文化的截然對立面。一生行乞的武訓也許想不到，如果當年他把乞討得來的錢吃喝嫖賭揮霍殆盡，然後再去富貴之家劫掠，那麼他在後來黨文化主導的歷史中，或許反而會成為被正面謳歌的“反封建”形象。
在這次《武訓傳》大批判中所運用的手段，此後被大量運用於各種運動中。57年反右、十年文革，無不如此。所不同的僅僅是，由於武訓其人早已亡故，無法直接將肉體迫害加諸其身。不過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訓的墳墓到底還是被不甘心的造反學生們掘開，屍骨被焚燒，塑像、匾額、祠堂被毀。幾十年一輪又一輪的政治運動所強加於人們頭腦中的黨文化，早已麻木了中國人的靈魂。在高於一切的“主旋律”的光環下，一切罪惡似乎都找到了合理的根據。父子相殘、夫妻反目，是為了劃清階級立場；親友互相告發揭秘，成了“大義滅親”。掘墳毀祠這種傳統道德中被視為絕對下作的行為，也成了“愛憎分明”的表現。
*濁世清流
武訓先生去世近100年後，1993年5月，就在武訓當年興辦義學堂的山東臨清，由臨清市人體科研會在臨清黨校禮堂主辦了一期氣功學習班。和當時許多其他氣功師一場帶功報告動輒收門票幾十元乃至上百元相比，市人體科研會這次請來辦班的氣功師不但生活儉樸、收費也極其低廉──為期10天的學習班每人收費不到 50元（每人每天收5元），市人體科研會從中提留50%後，所剩無多。學習班有500人參加，學員們參加完學習班後也就默默地回到社會中去了。然而不久，功法就在人群中迅速傳開了。臨清市針織廠有個學員學功之後還教其他職工煉，結果卻改變了整個廠。過去職工經常把廠裏的毛巾往家拿。學功以後他卻把以前拿回家的又拿回廠了。其他職工一看，誰也不再往家拿了，還有人把以前拿的都送回廠。人人都在驚嘆這功法改變人心的巨大作用。
漸漸的，越來越多的人知道這門功法叫法輪功，修煉的根本原則是“真、善、忍”。由於法輪功袪病健身的顯著效果和對人們心靈的淨化和對社會道德回升的奇效，法輪功在社會上廣受歡迎。《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7月10日刊載《我站起來了》一文，就介紹了一個叫謝秀芬的農村婦女，曾被301醫院診斷為脊椎損傷半截癱，臥床16年，修煉法輪功後恢復行走。《大連日報》1997年3月17日登了一篇文章《無名老者默默奉獻》，報導一位名叫盛禮劍的古稀老人，利用一年時間，默默為村民修了4條路，全長約1100米，當人問他是哪個單位、給多少錢時，老人說：“我是學法輪功的，為大伙兒做點好事不要錢”。在1998年 2月上海電視台的一次新聞報導中披露，此時法輪功海內外學員人數已達1億。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