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我是李京生的親人，我必須來見證：李京生是怎樣在人生絕路上幸遇大法，重獲美好的新生，又是怎樣在大陸邪黨的迫害中飽受身心摧殘而含冤離去的。
演出中的京生和妻子 |
李京生（原名李秋生），藝名reason 瑞子恩。
李京生84年開始學吉他，啟蒙於兒童藝術劇院小樂隊的程進老師；聲樂啟蒙於總政歌舞團的諸慧君老師；爵士鼓啟蒙於歌劇院的沙玉華老師；90年考取北京首批歌廳歌手演出許可證；曾在市級詞曲徵集評獎活動和英文歌曲演唱比賽中獲獎。88年起先後在北京郵電大學、中醫藥大學、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教吉他。
京生在生活中 | 
京生出版的書 |
一、醫院判了死刑卻在大法中重生
李京生1965年10月31日出生於北京。幾歲時（可能是五六歲）在北京阜外醫院被確診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室間隔缺損，動脈血與靜脈血混流，稍微活動就會喘不上氣，嘴唇、臉發紫。但因肺動脈高壓無法施手術修復，被告知這樣的病人一般只能活到十幾歲。從小就受到特殊照顧，免上體育課，也不敢與小朋友玩耍，怕身體出意外。他聰明好學，多才多藝，卻因身體原因不能考大學。後來靠自己的努力成為一名吉他彈唱歌手。
李京生十九歲那年就病危過一次，大量咳血，被搶救過來了。
1997年2月我與京生結婚。11月在成都，京生突然咳血住進了醫院，嚴重時一天咳二三百毫升血，我在一個月內簽了兩次病危通知書。出院回家時，上三樓都是雇人背上去的。京生在成都休養時去過廟裏，還學了一些亂七八糟的氣功，搞得人神神經經、人不人不鬼的，還差點要自殺……
98年四月，我把他接到了深圳。到深圳不久他又開始咳血，在深圳孫逸仙心血管醫院檢查，醫生說他的心、肺功能已經不行了，千萬不能再勞累，更不能唱歌，只能在家靜養，吃好喝好，言下之意就是活一天是一天了；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作醫學試驗，換心換肺，這種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那時候，他走幾百米路去看房，就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喘得不行。
他就呆在家裏，早晨有時去附近的公園轉轉。五月的一天，他在一個公園遇見了一些法輪功修煉者，借到了一本《轉法輪》，一看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說，以前在廟裏看的書叫人要做好人，可是看了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做，而《轉法輪》這本書清清楚楚講了怎樣一步一步去做。他就開始修煉法輪大法，天天早晨去公園煉功，煉完功又去集體學法。煉了一星期左右，就開始感覺走路有勁了，控制心臟病的藥也不吃了。我也在他的帶動下開始修煉。
煉功一個月左右，京生的身體狀況明顯改善，開始出去找地方唱歌。找到一家四星級酒店的西餐廳駐唱，我們兩人每晚彈唱三個半小時，每唱四十五分鐘休息一刻鐘。剛開始時他比較吃力，後來就越唱越有勁。要知道，又彈又唱是非常消耗體力的，而且他是主唱，在台上時很少有機會休息，這對一個被醫生判了死刑並被禁止工作的人來講是多麼不可思議，這就是法輪大法的神奇！而且他從一個比較自私的人逐漸變得為別人考慮、越來越大公無私的人；因為身體的原因，他以前特別暴躁易怒，修煉了以後，他越來越克制自己，遇到矛盾就向內找，檢討自己，發脾氣的次數越來越少。
因為工資要求低，我們在這個酒店唱了整整一年。這一年是我有生以來最幸福快樂的一年。我倆每天早晨五點半到附近公園的煉功點煉功，然後參加集體學法，晚上唱歌，還經常參加洪法、教功，過得快樂、平靜、充實，覺得生命充滿了意義！
二、以親身經歷出來證實大法，天安門廣場給他留下了什麼
1999年6月，我們回到了北京。7月20日後，邪惡的鎮壓開始了。京生以自己修煉法輪大法的親身體驗寫成材料，去北京市政府上訪，去信訪辦上訪，第一次被抓後被工作所在地的領導保出來了，第二次被拘留了半個月。2001年6月被非法拘留了幾天放出來後，他去了天安門。這是李京生本人所寫經過：
我受迫害的事實經過
2001年6月25日，我在天安門廣場打坐煉功，和平請願。值勤武警打電話通知值勤民警說有人打坐。一惡警從警車跳下要求我停止打坐，我高喊：“法輪大法是正法，還我們一個合法的煉功環境！”數遍後，該惡警“嘭”的一聲狠狠的踹了我一腳，踹在我的左肋上。之後，我被抬上警車非法拘押至一警所。到該警所後，疼得我喘不上氣來。後來他們把我送到戶口所在轄區派出所，我依然疼痛不止。到被送至分局看守所門口，我要求檢查身體。派出所警察開車帶我去了一家醫院，檢查出了心臟病，又將我帶到看守所門口，我要求檢查左肋。他們將我帶到一警察醫生處，警察醫生說：你們煉法輪功的都沒病，你是在裝蒜。後來在我強烈要求下才給開了個證明是“皮下組織挫傷”。之後被非法拘留，由於我在看守所絕食並堅持煉功，37天後能正常左臥睡覺了（這37天期間一直不能左臥）。但緊接著又被送到勞教人員調遣處、團河勞教所。由於長期不能煉功，我左肋處便隔一段時間隱隱作痛一次。我曾在集訓隊寫訴狀並要求全面檢查身體。但所裏不予理睬。出勞教所後，身體一直恢復得不好。2004年10月起，身體慢慢浮腫，至今已很嚴重，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不能正常上下樓，不能正常平躺睡覺。吃一點東西就脹肚，活動一會兒就呼吸困難，面色黑紫。……
從京生被抓走，就跟我和家人失去了聯繫，邪黨的公安局根本無視法律和人權，它們怎麼會真正去“關注民生”。好幾個月以後，才聽說他被勞教了，在大興團河勞教所，讓家裏寄生活費。聽說他堅持不轉化，非常“頑固”，經常絕食，本來是勞教一年半，又被非法延期了。再見到他已是2003年初，說是他已被所謂“轉化”，可以讓我去看他。見到他非常虛弱，走路都比較費勁，是剛剛絕食了一段時間。聽說他絕食了五十多次，是團河絕食次數最多的。因為有人監視，我們無法表達真實的想法，但是我感覺到他非常痛苦。毋庸置疑，
2003年10月24日，被非法勞教兩年零四個月後，京生終於回家了。剛回家時，他虛弱得連拿掃帚掃地的力氣都沒有，只能躺在床上休息，心情也糟糕到了極點。因為他沒有堅持住，在勞教所的折磨迫害下違心地寫了“三書”，心裏非常自責，痛恨自己。他知道是大法給予第二次年輕的生命，而他走上天安門又是為了以自身的受益去告訴中國人一句真實的話：法輪大法好！可是這個邪惡的黨顛倒正邪，傷天害理，不擇手段鎮壓迫害這已經給世間帶來美好的大法，還要無恥的用酷刑逼迫這些好人去說假話，再去欺騙別人！他也曾被折磨得一度向罪惡妥協過，做了違背良心的事。他太痛苦了。
邪黨的紅色恐怖無處不在，即使脫離了勞教所的黑窩，居委會、片警仍時時監視，施以巨大壓力，還是在精神迫害下。他沒能走出來，痛苦得經常想自殺，也知道不能自殺，在矛盾中被折磨得幾乎快要崩潰……幸好同修們非常關心他，積極開導他，終於幫助他走過了這段困難的時期。
自從被放出來，京生的精神壓力就非常大，他說自己不怕死，但是怕再被折磨得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他曾經告訴我，在團河勞教所裏被折磨得最嚴重的時候，不讓他睡覺，不給吃飽，一頓只讓吃半個饅頭，很久都沒見過油葷，連方便麵調料都覺得是美味；被幾個惡警打，胳膊都快被撅折了，至今手腕還經常疼得不敢使勁；在攻監班時，每天被罰坐在一個小馬紮上十幾個小時，就跟上刑一樣；或是被綁在床板上不能動彈，這對虛弱的他來講還算是“休息”了……他被折磨得視力、聽力嚴重下降，大腦經常發蒙，反應遲鈍；土生土長的北京人，連北京好多地方都找不到了。
通過同修們的幫助和學法，他逐步有一些改善。後來通過反復學法，與同修們交流，他終於鼓起勇氣寫了“嚴正聲明”，也製作真象光盤送給有緣人，盡自己一點餘力去給世人講清真象，挽救被邪黨謊言毒害的中國人。
但是因為長期被非法關押，與社會脫節，長時間單獨禁閉不能跟人說話，更加上酷刑折磨 ，造成他身心的巨大傷害和陰影，他出來後，邪黨紅色恐怖的無形壓力施加在他精神上的痛苦，使他虛弱的身體一直不能很好恢復，他的生命總像飄搖在風中的燭火……
2004年六、七月的時候，京生對我說他覺得自己活不了多久，當時我聽了並沒放在心上，只是覺得他胡思亂想，不會那樣的。九月份他父親住院，他老往醫院跑，身體開始不舒服，臉色很差。十月份，他的身上開始浮腫，開始不是很嚴重，到了十一月，他浮腫得越來越嚴重，從腿開始，逐漸往全身蔓延，行動越來越不方便，一活動就喘不上氣。我們住二樓，廁所在一樓，他去一趟廁所就累得要喘好一陣。後來，他連去廁所的力氣都沒有了。十一月底，他回到了父母家，情況越來越嚴重，經常難受得晚上睡不了覺，也不能平躺，否則就喘不上氣。
十一月三十日，我和朋友陪他去了北京軍區總醫院，懷疑是腎病綜合症，需要住院但沒有空病床。於是我們又去了東直門醫院，醫生也說是腎病綜合症，需要住院，病床都聯繫好了，醫生講要5、6千元打底，現在他哪裏有那麼多錢，又過了幾天，京生覺得實在太難受，還是想去住院，那天正好是週六，醫院沒有空病床，必須等到星期一。12月13日七點多鐘，和朋友約好了一起送他去住院，見他特別安靜，只是嘴微張著，表情有點怪，臉色發青。七點多，朋友來了，我們一起叫他起床，叫不醒他，才發現他已經在睡夢中離開了人世……
惡黨鎮壓法輪功迄今，失去親人的何止我們一家，我心中的苦水只是大海之一滴，我只願同我一樣失去親人的家屬能認清邪黨的罪惡，我們的親人修大法，做好人，講真話，這不是好事麼？怎麼能聽任一個邪黨政府耍流氓，踐踏正義而善良的生命呢？我知道世人正在覺醒，全球聲援法輪功，起訴惡首江××，《九評》引發了退黨浪潮，正義的審判就在不遠的將來了，我們應該積極行動起來，正的不應該怕邪的，為了真正制止這場迫害，挽起我們的手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