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第一部份：“中醫常人化”問題的提出及其歷史意義1、什麼是“中醫常人化”？為什麼提出這一問題？
其實，“中醫常人化”的說法具有不言自明的性質：“常人化”就是變成常人的東西了，自然就帶有“它原來不是常人的東西”這一內涵。因此，“中醫常人化”，就是中醫怎樣從一個非常人的東西一步步的變成了常人的東西。至於說“中醫原來不是常人的東西”，那是由原來的中醫固有的修煉內涵而決定的[1]，而修煉與否，正是我們用以界定一個人是不是常人的唯一依據。
“中醫常人化”的概念是在《中醫的修煉內涵》一文中首次提出來的[1]。由於該文是一篇理論構架性質的文章，其中的論證和示例都本著盡可能簡潔的原則，以便使該文的邏輯線索清晰的呈現在讀者面前。又因這一概念本身不言自明的性質，因此在該文中就把它直接當作常識性的概念來用了。
對這一概念的重提和對“中醫常人化”過程的進一步討論，不僅可以把《中醫的修煉內涵》中這一重要概念變得更加具體和豐滿，增加該文的實感和份量，而且能從不同的角度和立足點上對中醫的歷史和流變重新進行審視和評述，並以此作為一個具體實例，為人們重新認識和評價人類的整個歷史過程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和思路。
廣而言之，“中醫常人化”過程只是人類諸多“常人化”過程中的一個。每一個“常人化”過程都生動具體的描繪出人類在那一部份特定環境中從“人神雜處”到“人神脫離”的過程。把所有這些圖畫拼湊起來，那就是一幅完整的、人類一步步脫離神的影響過程的生動描述，這一過程被常人美其名曰“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實際上，是“向前發展”還是“向下滑落”，完全取決於推論者所用的前提。
一台戲結束後，演員各自走散。但戲的全部內涵留在了觀眾的心中，並在他們以後的生活中起著影響、指導他們的言行和整個生活的作用。歷史也不過是一台戲的內涵，人類既是演員又是觀眾。歷史是人類唯一可以留給未來的、集體創作的禮物。特別是，當一次人類文明完全毀滅之後，下一次文明中的人能夠繼承的就只是上一次文明的歷史或其片斷。古人知道歷史的重要性，他們強調“以史為鑑”，後人要尊重前人的經驗和實踐遺產，以此指導自己的言行。但現代人對歷史是越來越淡泊了，當然，又何止歷史呢。
2、不變的歷史，千變萬化的認識
可以說，任何一個常人所知道的歷史，都不完全是真正的歷史；而常人中大多數人所知道的歷史，則完全不是真正的歷史。
歷史是坦蕩的、公平的，毫無隱藏的把自己的每一個應該讓人知道的事實向人們呈現。而人卻因為自己生活經驗、知識背景、信仰、心胸乃至勇氣的差別而不能具備足夠的理解、接受和想像能力去全盤接受歷史。因此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的接受能力為歷史做一雙鞋、一頂帽子和一身衣服，然後把歷史的腳削一削、頭殺一殺、身子挖挖補捕，勉強塞入自己為它準備的服飾中去。這樣的歷史是痛苦呻吟的歷史，甚至是已經被扼殺了的歷史，更甚者，可能是已經被五馬分屍、肢缺體殘的歷史！
舉例來說吧。當司馬遷在《史記》中為扁鵲立傳的時候，他遇到了如何處理中庶子對扁鵲的詰難這一段史料的問題。中庶子搬出了苗父和俞跗這兩個古代神醫來擋扁鵲的道，不讓扁鵲進皇宮去為屍厥的太子看病。其中苗父是一個“上古為醫者”，即在黃帝時代以前的一個醫生，他對於任何病人，都只用一隻草狗，面對北方，口中念念有詞，於是，無論是扶著來的，還是抬著來的病人，立刻就能康復如初[2][3]。而俞跗是黃帝和歧伯那個時代的醫生，好像只用外科手術治病。他的診斷方法絕對不在扁鵲之下，外科手術方面則肯定超過了華佗。人們都說他能起死回生，使“死人復為生人”[3][4][5]。司馬遷對苗父的真實性接受不了，於是砍去了有關苗父的部份，而只保留了有關俞跗的資料[4]。可惜，就連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史學家司馬遷也難免對歷史做出“削足適履”的事來。
到了宋代，連當時有名的醫家龐安時也不相信古代醫家的治病能力了。當有人向他問起華佗用麻沸散做外科手術的事蹟時，他居然說，“如果醫術到了這地步，那就不是人能做的了。大概是史書虛罔不實的說法吧”[6]。連麻沸散的麻醉作用都不能相信，那麼如果讓他去寫醫史，就不但會“削足適履”，恐怕還會“殺頭便帽”了。於此也可以猜想得到，人們對醫史的砍削過程是一步一步的越走越遠。
至於現代人，特別是大陸中國人，由於受到強行灌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控制，對一切超常的、自己不能接受的歷史事實通通都用唯物主義的原理加上自己的想像去加以否定和改造。現在中醫學院的學生還有幾個能相信扁鵲、華佗的超常能力？幾十年前的中醫學院使用的醫學史講義就已經根本不提扁鵲得異人傳授的事了[7]。這些寫中醫歷史教材的人，以及絕大多數讀他們教材的大學生們，他們心中的中醫歷史就不但是對歷史經過五馬分屍的虐殺、而且簡直是把歷史亂刀剁碎後裝入他們的歷史唯物主義衣衫中去重新塑造的產物！
歷史不改變自己，而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卻一直都在改變：對同一段歷史或者同一件史實，不同時代的人們有不同的看法；同一時代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同一時代的同一個人都可以因為思想的改變而產生先後不同的看法。人們把這一現象歸結為“歷史觀”的不同和轉變。
3、千差萬別的歷史觀，兩個前提
對同一段歷史，幾乎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認識，可見歷史觀是千差萬別的。現代一些史家把歷史觀分為兩大類：“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但這兩種史觀的界定和內涵也是龐雜和模糊的，因為從邏輯學的觀點來分析，任何一種史觀都包含了最基本的前提和大量由此前提加上史實作為論據而推導出來的結論。如果不找出其中最基本的前提而只談不同的史觀，就沒有使人信服的邏輯力量：史觀，畢竟只是一種看法，帶有極強的主觀因素和意味，不是嚴格的邏輯推理的結論。
因此，我們情願採用更符合邏輯、科學和實際情形的方法，從最基本的前提出發，把一切史觀和個人對歷史的認識，全部都解釋為邏輯推理的結論。由於歷史觀只是“世界觀”的一個方面，因此解決世界觀的前提就是一個更為概括、一般和便捷的方法。
尋根問底，溯本追源，人們可能發現，千差萬別的世界觀都是分別或交錯的來自兩個對立的基本前提。為簡便起見，我們這裏只是從本文需要的範圍內把它們歸納在下面：
前提一：人類是更高層次生命一步一步蛻變的產物；高層生命一直在嘗試著幫助人類返回去；人類社會的一切事件都和高層生命為了幫助人類返回去而作的安排有關；人類社會這一層是人類可以返回去的最低層次；人的真正生命是可以不滅的，在人類生命的長河中，每一個生命都可能有過不同的存在形式。
前提二：人類是從無生命到有生命、從低級生命到高級生命一步一步的進化來的，每一次進化都是在許多可能性中剛好碰到了那個可以進化的機會而產生的；人是最高級的生命，因此沒有更高級的生命在控制人類；人類社會的一切事件都只是人類自己的意願和選擇的結果；人的生命是一次性的，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人是沒有靈魂的東西。
這兩種前提就是分別有神論和無神論的立足點。把它們落實到歷史觀上，便分別成為“神傳歷史”和“人創歷史”的對立史觀，我們不妨簡單的稱之為“神傳論”和“人創論”。
4、描述“中醫常人化”過程的歷史意義
比較上面的兩個基本前提，不難看出，“前提一”是一個可以全盤接受任何歷史事件而不作任何“削足適履”式修改的普適前提；“前提二”卻是一個必須對歷史“削足適履”、“殺頭便帽”，乃至“五馬分屍”，甚或“亂刀剁碎”的“以刀代筆”的狹隘前提。
只要看一看任何一本以“人創論”史觀或者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史觀寫成的歷史書籍，就足以明白我們上述結論是平正、公允的。特別是共產黨掌權的國家，其中又特別是大陸中國，官方“史學家”們對歷史不但隨意砍削，而且張冠李戴、憑空捏造，赤裸裸的偽造歷史。這種偽造是在共產黨還沒有掌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的：比如，抹殺國民黨廣大抗日將士浴血奮戰的功勛，同時誇大、捏造自己在抗日中的作用。最後到“文化革命”時，這種偽造歷史就發展到了簡直是滑稽可笑的程度：讓一個畫家畫一幅毛澤東去安源的油畫，就輕而易舉的把他人多年的“革命功績”一股腦兒全部攬到“偉大領袖”的名下。要歷史證據嗎？就是這幅油畫！
以中國醫學史而論，大陸中醫學院最初試用的“中國醫學史講義”就已經砍掉了歷史記載中幾乎一切具有超常性質的內容，並且按“唯物”史觀把一切醫學領域內的個人成果都武斷的說成勞動人民實踐、總結、繼承的結果[7]。一切通過超常手段的貢獻都被徹底否認了，其中包括許多現代科學都已經證實了的內涵：針灸經絡和穴位的客觀存在性；”“經絡敏感人”看到針灸經絡和穴位的特異能力；中醫胎教的理論和實踐的科學性；更不用說，使用各種特異方法診、治疑難怪症的真實能力等等。
因此，在前提一的基礎上描述中醫常人化的過程，就是停止一切對歷史的砍削，從最自然的觀點去認識中醫的歷史、逐漸發現中醫歷史的真正面目的過程。為了這個目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歷史人物自己的思想、尊重每一歷史事件中每一個歷史記載的平等權力，不要根據自己的任何“主義”和“史觀”去隨便臆斷是非和真假。這才是真正的“唯物”方法，因為一切已經存在的東西都是“物質”，按照自己的想法說它不存在，就把它從歷史裏面剔出去，那是宰割歷史。
每一個人都有自由去選擇自己喜歡的前提和史實來認識和解釋歷史，但每一個人都沒有權力隨便砍削歷史的任何部份，因為人的思想是在變化和昇華之中，原來以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東西，後來卻發現是不足為奇的常識(比如中醫胎教理論)，如果隨意宰割歷史，就可能因為自己一時的愚見而永遠失掉歷史的某一部份內涵。
如前所說，神傳論者認為，人類歷史的本身就是一個常人化的過程。因此，描述中醫常人化過程就成為一個典型示例，可以為描述其它各種常人化過程提供一個具體的方法和思路。也就是說，它為找到人類真正的歷史提供了一條可行的途徑。
第二部份：“中醫常人化”的過程
1、“中醫常人化”的根源
“中醫常人化”過程的產生，根子不在常人，也不在中醫，甚至也不在那些以自己終身的努力而大大推動了“中醫常人化”過程的著名醫家們。它只是一種社會變化的原則和安排的產物。但是，每一種安排、每一個事件都可能會體現出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願望、努力和這種努力的結果；也可能會直接體現出高層生命對於人類的勸勉、警告和啟示。因為高層生命一直在努力幫助人類返回去，這種努力要一直持續到他們以為人類已經毫無希望返回去為止，因此，上述的兩類看似完全不同的安排，實際上都同樣是高層生命一直在幫助人類返回去的表現。
按照神傳論者所根據的前提一，人類社會的任何大事都來自更高層次生命的介入或安排。而按照佛家的理論，整個宇宙都遵循著“成、住、壞、滅”的過程在發展著。處於“壞、滅”階段的人類，其社會都是向著心性敗壞、道德下滑、拒絕神的一切影響的方向在“發展”著，因此才會在各種領域裏都反映出“常人化”的傾向和變化來。
所以我們說，“中醫常人化”的過程，無輪對它的評價如何，我們都不能把它歸結為常人中的某些人的個人努力的結果。作為神傳論者，我們是認為人類的“發展”方向總的說來是違背神的意願的，因而也是不好的，但落實到每一個歷史人物時，哪怕他是這一方向的推動者，他的道德和心性卻不一定比其他人更低。可能恰恰相反，他在當時的人群中就是心性和品德較高的人，這樣的情況在“中醫常人化”的過程中也是比較常見的。我們指出中醫發展過程中的常人化傾向，只是為回顧醫史的人們增加一個普適的前提，使人們更能接近真正的、未加砍削的中醫歷史，特別是為那些被“歷史唯物主義”史觀所羈絆的人們提供一個全新的選擇和一條解脫的道路。
2、“中醫常人化”過程的表現形式
在《中醫的修煉內涵》一文中，我們已經對中醫各個方面的修煉內涵作了比較明確的說明[1]。任何修煉的理論和實踐都是超越常人的東西，原來的中醫能夠超越常人層次，就在於它的超常的修煉內涵。因此，要把中醫從非常人的東西變為常人的東西，就必須、也只須去掉其修煉內涵。
去掉中醫修煉內涵的過程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隨著整個人類的各種常人化過程一步一步的走下來的，因為各個時代的人們對於超常的修煉理論和實踐的接受、容忍程度也是不相同的。而這個過程就是我們要描述的“中醫常人化”的過程。
從表象上來看，如果在一種中醫能力的學習和實踐中，不要求學習者掌握任何修煉的理論和實踐、不必有任何超常的方法和能力，那這種學習和實踐就是常人化了的東西。比如，以脈診為例，扁鵲並不真的須要號脈來診斷疾病，他只是做個樣子，把疾病症狀和脈像的相應變化告訴別人，使常人可以憑一種具體形像的東西來理解他的診斷的真實性[5]。以後的一些道醫能力不那樣強了(當然也有像扁鵲那樣故意做樣子的)，要用絲線拴在病人腕部“懸絲吊脈”，其實是讓病人信息從絲線上傳遞過來，自己才能感受到。能力再差些的，便真的要接觸病人的手才能獲得必須的信息，但畢竟這種信息還是通過超常感知能力來獲得的，因此並不須要摸遍三部九侯(一根指頭就夠了，號稱“一指禪”)，也用不著思考和推斷。然而，當一個人完全拋開心性的修持，通過反復背誦脈訣、反復讓老師以實例演示各種脈像的感覺時，他獲得病人信息的過程就只能是手上三部九侯的感覺，加上記憶中的脈像描述，再利用邏輯推理一起來完成了，這也就成了道地的常人方法。但由於這種過程裏包括反復的邏輯推理，因此講出來時往往令人有深奧、可信的感覺，容易贏得常人的讚嘆和點頭，這也是後世許多儒醫崇尚醫理的清談而缺乏實際治病效果的原因。
3、“中醫常人化”是“常人化”中的一個完美示例
如前所述，處在“壞、滅”階段的人類社會，其整個發展過程就是一個完全徹底脫離神的影響的“常人化”過程。因此人類社會的每一部份都會顯現出“常人化”傾向來，也都能被用來展示常人社會中“常人化”這一發展傾向。但在這眾多的“常人化”過程中，我們認為“中醫常人化”是特別好的一個可以利用來展示“常人化”的例子。
比如，就直觀性來講，“宗教常人化”過程是最能直接體現人類如何一步步脫離神的影響的。但宗教“常人化”前後對人們生活的客觀影響之不同卻難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據，因為宗教信徒中完全能守住幾十年前教堂、廟宇規矩的就已經太少了，真能守著的人也無法讓他人承認這樣作有任何實際的好處。至於能守著更久遠的修煉原則的人則可以說已經在常人中絕跡了。但中醫的情況卻不同。儘管道醫已經少而又少，但只要偶而一露崢嶸，向常人社會小露一手絕招，就會使人們想起尚未“常人化”的中醫的超常性來。加上中醫與人們的生活密切，而且還有許多怪症只有中醫能處理得令人滿意，因此時時會有某些中醫案例可以起到提醒人們的作用，甚至使人感嘆“過去的中醫真厲害”。幾百、上千年前的醫案，對於今天學中醫的人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參考作用，這也是向人們提供“常人化”過程前後對比的一個機會。
4、“中醫常人化”的歷史過程
“中醫常人化”過程最直接、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中醫的“儒、道分流”[1]。每一個對中醫有相當接觸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現在的中醫不神了”，也就是說，失掉了原來中醫那些超常的診、治疾病的能力。雖然神奇的道醫還是有的，但已經少而又少，鳳毛麟角，而且被眾多儒醫掩蓋著，人們很難看到。道醫太少不是因為道醫“保守”不願傳人，而是因為道醫本身包含的修煉內容不是一般人能夠接受和實踐得了的，道醫很難找到一個可以承接自己醫道之人。
另有一類與道醫類似的民間醫生，往往是在某一種特殊疾病的治療上獨具神功，使親眼見到的人們對中醫的神奇超常性質讚嘆不已。這樣的事例甚至被記載於當今法輪佛法的經典上，足見其在中醫史上應有的地位[8]。筆者知道一位業餘的、擅長接骨的草醫。他在一次“赤腳醫生交流會”上表演自己的特技：抓來一隻大公雞扮演病人，當著大家的面把它的一條腿骨折斷，“啪”的一聲，大家用手去摸：粉碎性骨折(能摸到骨頭渣子)。他把一些草藥放到嘴裏嚼成糊狀，敷在公雞斷腿上，再找一塊破布把敷的藥包裹起來，用綿線一捆就了事。幾天以後，大公雞就能自由走動。據稱，治人的方法和效果完全一樣，還有被他治好過的人作證。這一類醫生雖然一般都社會地位低下，但卻不輕易傳人，因為他們接受這一份禮物時就發誓只能傳給“心腸特別好”的人，否則，寧肯帶進棺材也不亂傳。這一類醫生都很難找到傳人，何況具有更嚴格的修煉要求的道醫呢？
因此，世間所見的中醫就基本上都是通過常人方法學來的儒醫。但我們這裏必須申明的是：我們不是要對儒醫和道醫妄加評判、分別高下，也沒有揚抑褒貶之意，我們只是盡可能客觀的站在神傳論的基點上描述中醫流變的過程。其實，道醫和儒醫都各有自己的歷史地位，每一個人的地位也都來自生生世世結下的因緣。任何一個神傳論者也都相信因緣並且沒有任何妒忌之心。再者，儒醫和道醫的分別主要是從是否包含修煉內涵和超常技能來定的。許多儒醫由於心術比較正，也在某些方面顯示出一定程度的超常能力。筆者先父也是一位典型的儒醫，在婦科脈診方面也被認為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但他對道醫十分仰慕，希望道醫傳統得到更廣泛的流傳，以確保中國的醫學能夠世世代代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
為了方便，我們將按照時間的順序，以常人化過程中比較重要的醫家或著作為線索，簡要的為讀者勾勒出中醫常人化的大概輪廓。
4-1 遠古的中醫
我們這裏說的“遠古”，是指《黃帝內經》裏面說的“中古”及其以前的時代。據筆者的理解，黃帝和歧伯是把黃帝以前的時代都稱為“古”代，而把其中比較近的稱為“中古”，更久遠的統稱為“上古”。這一時代，包括了後人稱為“人神雜處”的時代。對這一段時間人們的醫療實踐情形，我們只能從包括《黃帝內經》在內的後代人的記載中得到一個粗略的了解。不過對探討“中醫常人化”過程來講，這些了解也算差強人意了，因為我們的結論是：那時的醫家都是特異能力很強的道醫乃至神人，他們的修煉實踐和醫藥方面的超常能力，或者是一次性獲得的絕招，是絕非常人所能學習和把握的(否則也就不是常人了)，因此，那時壓根兒就不存在產生“常人化”概念的土壤。
在這一段時間裏，我們目前知道的、有醫藥實踐記載的著名醫家有：神農，苗父，俞跗。其中神農是一位神人，主要是教會了當時的人從事農業活動。他的著名醫藥實踐是拿著一根“赭鞭”，走遍“五嶽四瀆”，凡是“土地所生”的藥草，他都一一地“鞭問之”，“得其主治”[1][9][10]。也就是說，他用自己的神力(與低級生命交流思想的特異功能)，逼著那些藥草把自己的主治功能告訴給他。苗父與俞跗是時代相隔較遠的兩位古代醫家。苗父對任何病人都只用一隻草狗，口中念出十個字就能治癒任何疾病；俞跗是做各種大手術的外科專家，水平超過了華佗，因為他不用麻沸散之類的麻醉藥也能做大手術。[3]
值得指出的是，那個時代的醫家不用“四診”診斷疾病：只是瞅病人一眼就足以知道疾病之位置和深淺，手到病除。這樣說，有些讀者或許覺得“有點玄”了，況且那時的人有無這種能力也無法考證。其實一點不“玄”，扁鵲具有這種透視功能就是正史記載著的[4]，而且能透視人體內臟的人現在也仍然有，甚至更“玄”的都有。
中醫的傳統特技中有一種特殊的診病方法叫“隔山照”，就是醫家不用看到病人也能準確的診斷其疾病，而醫家所須的只是病人得病後接觸過的任何一件物品。這種本領當然比起“瞅病人一眼”來還要高明多了。筆者在學習中醫的過程中雖然聽說過，但也沒有碰到過這樣的高人。可事有湊巧，筆者來美國留學時卻碰到了一位根本不懂中醫、但又具有這種特殊診病能力的美國教授。他在讀大學時，一位台灣人教他一種很簡單的打坐方法：微閉兩眼，盤腿而坐，兩手結印放在胸腹之間，盡可能不思不想。六個月後他感到手上有很強的力量往上抬，覺得很有趣，就長期堅持下去，許多特異能力也相繼產生出來了，其中就包括特異診病的能力。我來美國時正是他喜歡幫人看病的時候，看到一個有病的人就說：你某處有問題，說得百發百中。我的一位遠方朋友寄來一張照片，結果他憑照片就準確的診斷出朋友最近出現的病狀。據他說，用對方寄來的信紙也行。他不但能特異診斷，還能特異治療。他用右手對著病人病灶的部位，在體外猛一抓，再用左手合上，捧著那常人看不見的“病”，飛快走到窗前扔出去，病人立刻感到原來病痛的地方空了，好像從來沒有過病痛一樣。但他有時遇到比較厲害的病，要弄好久才能抓出來，自己也搞得一身大汗。
這件事情對筆者震撼極大，它使人不得不深思：我們費了許多代人的不斷努力才搞出來的這一套常規的學習中醫的方法是否真的必要？那位美國朋友對這套中醫一竅不通，卻因為多年來簡單的靜坐而獲得更好的診治疾病的能力，到底哪條路子更好呢？簡單靜坐的方法可以普及嗎？筆者探討“中醫常人化”過程的初衷和某些見解，也正是從對這些問題的反復思考中產生出來的。
4-2 《黃帝內經》
任何人，不管是中醫中的哪個流派，甚至於不學中醫而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會異口同聲的承認：《黃帝內經》是中醫學中的最偉大典籍。它被認為是中醫一切理論的源泉，後世醫家們無論對中醫作出了多大貢獻，他們的理論基礎都是來自《黃帝內經》。署名扁鵲的《黃帝八十一難經》(簡稱《難經》)，對中醫的發展也具有深遠和普遍的影響，但與《黃帝內經》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語。況且《難經》得到醫家們普遍的重視，已經是唐、宋以後的事了。因此，《黃帝內經》堪稱是一部劃時代的偉大著作。《黃帝內經》的內容包括《素問》和《靈樞》兩個部份，前者主要是基本理論，後者主要是有關針灸的內容，因此有時也把它們說成兩本書。《黃帝內經》通常又簡稱《內經》。
然而我們注意到，黃帝是公元前大約2700年到2600年的人，而《黃帝內經》在常人中公開的普傳則是春秋戰國時的事，最早不過是公元前770年，其間相隔了將近兩千年的時間。可見，該書的主要內容在《黃帝內經》公開普傳於世之前，已經以別的形式傳承了將近兩千年了，並且我們現在見到的《黃帝內經》絕對與當初黃帝和歧伯等人談話的原始記錄有很大區別。這一點，從仔細閱讀《黃帝內經》的內容也能看得出一些端倪。其實，《黃帝內經》肯定經過了多次修整，其中人們普遍知道的唐、宋兩代的修整只是在常人中公開普傳以後最大的兩次。有了這個說明後，我們提醒讀者：我們所有用到《黃帝內經》的地方，都是來自現在所能見到的、經過唐宋兩代修整的版本；所有對《黃帝內經》的結論也只是對這類版本書的結論。而《黃帝內經》在黃帝那個時代的真實面目，我們至今一無所知。唯其如此，我們也就只好認為是一種天意的安排了。
《黃帝內經》中對古代修煉人的描述和讚揚固然使後世許多儒醫感到尷尬，而其中把各個時代的疾病表現和醫療方法乃至治療效果都歸結到人的道德的作法，則使得許多後世中醫更感到茫然。“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以為備耳，…故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11]。“上古聖人”也知道怎樣做“湯液醪醴”，但並不給病人用，只作為一種以防萬一的手段，這和現在的真正修煉人有藥不服的情形有點相似。到了“中古之世”，人的道德有些衰敗了，“邪氣”也就時常來騷擾，因此人們就不得不借助於“藥”的力量來抵禦“病邪”的進攻了。為什麼呢？因為“德全”的人就能夠“不危”[12]。這裏直接把人的“德”的多少和人的抗病能力以及疾病的預後情況聯繫起來了。這一觀點是道醫和後世儒醫在理論上的一塊試金石，也是道醫“病理學”中最深刻的前提之一：疾病的最根本原因是與“德”對立的“業”引起的，而“德”和“業”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同時它也表明了，能夠在修煉中修“德”的人，是不會擔心疾病給他們帶來任何危險的。因此，“上古聖人”作了“湯液醪醴”而又不給病人服用的作法，就有了牢實的理論基礎。
在敘述了“上古”、“中古”的治療方法和效果依次降低以後，《黃帝內經》對於當時的情形則說：“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病形已成，乃欲微針治其外，湯液治其內，粗工兇兇，以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13]。這段文字口氣之嚴厲，情緒之激憤，簡直就是把這類“粗工”當作醫家的異類來大加討伐和批判。而且直稱該時代為“暮世”，也是非常特別的說法，不像黃帝歧伯的口吻。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說，在這段文字的時代，“中醫常人化”的過程已經公開化了！因為這裏描述的“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自“以為可攻”就給病人又喝“湯液”又扎針的亂搞一通的“粗工”，顯然不是傳統的道醫或神人，而只是不明“道”理的庸醫，結果當然是舊病沒治好，反而弄出新病來了！不管這種庸醫是從道醫中“失道”以後掉下來的，還是從常人中莽撞無知的“湧現”出來的，反正他是我們看到的最早的常人化了的醫生。
由於《黃帝內經》在多次修整中必然加入了後世醫家的某些觀點和記敘，因此我們不能認定“中醫常人化”的過程在黃帝時代就開始了。筆者的猜測是：《黃帝內經》在公開普傳於世的前、後之間的變化是最大的變化。像上述引文一類的文字，在公開普傳時加入的可能性大於在公開普傳後加入的可能性。特別是考慮到春秋戰國時人心的混亂和時局的動盪不安，那是最容易產生把一篇修煉的經文大加改篡之後傳入常人社會這類事情的時代，也是最容易出現常人把修煉內涵的東西拿去想當然的試用的時代。因此筆者的猜測是，“中醫常人化”的過程大概是在《黃帝內經》公開普傳於世、即春秋戰國時開始的。當然，要說得保險一點，就不妨說是“《黃帝內經》首次記載了‘中醫常人化’的過程”，只不過這種說法沒有給出一個確定的時間。
筆者認為，從神傳論者的觀點來看，《黃帝內經》在人間的公開普傳，一方面是因應了當時常人社會的願望和現狀，同時也表現了高層生命不願人類自行下滑太快而作的努力和安排。如上引述，當時已有許多常人把具有修煉內涵的道醫方法試手於常人社會，既無救人救苦的效果，又可能敗壞修煉的方法，完全放手讓常人這樣作下去，只能是敗壞得更快。面對這種迅速高漲的潮流，像《內經》中那樣嚴厲指斥“粗工”已經不起作用。堵而塞之，不如因而導之，況且高級生命對人類的影響，永遠是以“勸善”和“善導”的形式，因為人心的改變絕非任何強制形式可以作得來的。因此，把道醫的修煉內涵減少到可以讓常人知道、也必須讓常人知道的程度，再把它以某種形式傳到常人中來，看來就是最好的選擇。一方面，只傳“可以讓常人知道”的部份，因為修煉內涵傳多了既會敗壞修煉界(比如出現不合格的“半神”)，又會擾亂常人社會狀態(比如亂用超常功能於常人)；另一方面，要傳“必須讓常人知道”的部份，因為這樣才具有引導常人反思、啟發常人向上返歸的作用：要他們知道“人外有天，天上有神，自己可以修煉而返回到神的狀態”。筆者理解，這就是《黃帝內經》以這樣一種形式和內容、在這樣一個時代公開普傳到常人社會裏來的真正原因。
當然，傳到常人社會的東西，其修煉內涵到底要保留多少才是“可以讓常人知道、也必須讓常人知道的程度”，是隨著常人社會的變化而改變的：古代的常人心性高，可以知道得多一些；後來的人心性降低了，只能知道得少一些。這就是為什麼修煉的東西傳出來以後，往往會部份甚至整個的“散佚”或“消失”。比如，與《黃帝內經》同時傳出來的《黃帝外經》，因為裏面有更加具體的修煉內涵(根據現存片斷來判斷)，就基本上完全消失了。等到書寫工具相當發達以後，“斷簡”“散佚”已經不可能產生(比如現代書籍的形式)，這時修煉內涵的調整就採用了“自然”的形式：書的文字保持不變，但隨著人們心性的改變，人們對這些書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就自然的改變了。這就是為什麼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不相信修煉經典的真實原因。然而，任何時代總有少數人心性較高，他們對修煉經典的理解和信任就遠遠超出一般人。因此，自古以來，每個朝代總有那樣的少數人，他們能把多數人都不信、嘲笑的經典當作寶貝，還要吃苦、失利，甚至丟命也要去奉行。再看現代人，由於交往的機會多了，就容易發現一種現象：對於別的書籍，雖然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不像對待修煉經典那樣，不同的人會有那樣大的差別：許多人都對別人的看法感到驚訝、憤怒、不能忍耐，甚至恨不得一口咬死對方。細想其中緣由，這種自然調整修煉內涵的機制真讓人嘆為觀止，也同時讓人生起對高級生命的敬仰。
4-3 《傷寒雜病論》
張機(約生於150到219年)，字仲景，東漢末年南郡涅陽(今河南省南陽縣)人，是中醫歷史上對現存中醫體系影響最大的一位醫家。他的《傷寒雜病論》一書是他對“傷寒”類疾病和“雜病”診治經驗的總結。該書在辨證施治方法、融合理法方藥成為有機的系統、中醫方劑學等各方面，都對現存中醫體系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書中對“傷寒”類疾病採用“六經辨證”，而對“雜病”採用“臟腑辨證”，為後世醫家的“八綱辨證”、“三焦辨證”、“營衛氣血辨證”等辨證方法開闢了道路；該書首次將理、法、方、藥融合為一個有機的系統，把理論認識和臨床診治密切結合起來，是中醫史上第一本臨床醫典；書中使用的二百六十多首方劑，被後人尊為“經方”，目為中醫方劑學之祖。到宋代，《傷寒雜病論》被分立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書，其中《傷寒論》一書，不斷有後世醫家對其注解和討論，對後世中醫學的影響很大。[14]
然而，無論《傷寒雜病論》的貢獻有多大，它都是對“現存中醫體系”的貢獻。而“現存中醫體系”，按照我們的看法，基本上是在走著“中醫常人化”的道路。因此，《傷寒雜病論》巨大的貢獻和發明，在人創論者看來，固然是積極的、推動中醫向前發展的一個大躍進；但在神傳論者看來，卻是背離道醫傳統、也就是背離神的方向的一個徹底的迷失。以比較有系統、影響也最大的《傷寒論》為例，全書並不提及任何修煉和道德的要求，更不用任何超常的診斷或治療手段，甚至也不用後世醫家們普遍使用的陰陽五行的分析方法。《傷寒論》中唯一用到的傳統理論就是病邪居經時的症狀表現。但經絡是人體一定層次上的客觀存在，而病邪居經的症狀反映也是可以通過實踐積累來獲得的。也就是說，《傷寒論》完全拋棄了古代道醫對於為醫的定義性的要求、迴避使用任何超出常人接受能力的道醫概念。這樣一來，任何人都可以通過閱讀、熟記、實踐、反饋、修正這樣一套完全常人化的方法去學習和掌握《傷寒論》的內容，因此它也就成為道地的常人化的東西了！
再用一個比喻來說吧。古代道醫診、治疾病的過程是一個“白箱”(至少也是“灰箱”)操作：他們用特異診斷能力直接看到或感覺到病邪所在部位和層次，再以超常手段直接把“病邪”取出或者以藥物驅走(後世道醫用藥治病時，也能用特異能力直接選藥，而不用常人那樣背誦湯頭、再憑湯頭加減的處方手段)。自己對整個診、治過程瞭如指掌，就像看透明(或至少半透明)的箱子裏的變化過程一樣；《傷寒論》裏的方法則是一種“黑箱”操作：它要人必須熟讀和記住各種典型症狀和六經反映之間的關係，以及由此得出的病邪深淺、居經的每一結論。如果該症可以下藥，還要記住相應的處方治療方法。這些過程都是根據眼前的症狀、搜索記憶中的材料、加上邏輯思考和推論過程來完成的，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的錯誤都可以導致治療無效甚至加重病情。而且醫者無法看到自己的推理結果是否與現實相吻合，就像把東西放進一個漆黑的不透明的箱子裏去，要直到結果從另一方輸出來再猜測自己的作法是否正確(症狀的改善並不保證自己對病邪的認識全都是對的，因此仍然是猜測)，因為自己根本看不到它的中間操作過程。
《傷寒論》裏的這一套方法雖然取消了傳統道醫在修煉方面的嚴格要求，讓任何一個常人都可以按步就班的學醫，但它同時也把後世醫家拖進了一個“易學難精”的泥潭：《傷寒論》中列出的典型症狀就有398種之多！[15]這還只是張仲景自己在治療“傷寒”類疾病時所遇到和記錄下來的，不一定就囊括了全部“傷寒”類疾病的典型症狀。而且疾病是肯定要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的，這種變化通常是只增不減：舊的疾病沒有絕跡，新的疾病已經泛濫！比如，“傷寒”類疾病至今還能看到，而後來興起的溫病浪潮早就洶湧澎湃了！因此越到後世，學中醫的人負擔越重：各種疾病的典型症狀，各種方法的基本處方，越來越多的中藥要掌握，腦子裏要裝的信息急速增長，要求邏輯推理的過程越來越精細和複雜，因此失誤的可能性一般是越來越大。證之歷史與現實，中醫治病的效果確實是越來越不理想，特別是“中西醫結合”以後，中醫已經到了賣身為奴、投靠西醫的可悲地步了！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當你用常人化的學習方法去代替古代道醫修煉型的為醫之道時，你就把醫道降低到了常人的層次、成了常人的東西，其效果也就必然是常人都能達到的效果，絕非原來道醫那種超常、神奇的效果了，因為超常、神奇的效果必須來自超常的方法。由於常人不具備看透疾病深層本質的能力，加上常人犯錯誤本來就是正常現象，因此在診治疾病時失誤乃至導致死亡都是情理中之事，否則又怎麼叫常人？
無論你把它叫做妒忌心還是別的什麼，反正幾乎人人都有一種心理傾向：自己沒有的，就不願意、甚至不相信別人會有。馬克思的座右銘就是“人所有的我都有”。利用這一現象，很容易從一個人的否定性結論中反觀他自己缺乏什麼東西。任何一位看過《史記》中“扁鵲倉公列傳”的人[4]，都會對扁鵲神奇超常的診病手段有很深的印象，其中特別是他為假死的虢國太子治好“屍厥”的過程。然而，張仲景《傷寒論》序言中第一句話就是：“論曰：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概然嘆其才秀也”[16]。真是出語驚人：他不像任何其他人那樣承認扁鵲診病手段的超常性質，而是斷然把它歸入了常人的“才”的範圍。表面上他是在誇獎扁鵲“才秀”，實際上卻是要把扁鵲硬生生的拽到自己所在的常人中來。再看他敘述自己診治疾病和寫作《傷寒雜病論》的過程：“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確實完全是腳踏實地的常人方法。因此，張仲景走了一條與傳統道醫分道揚鑣之路，倒不是因為他非要背離道醫傳統的方法，而是因為他自己就是常人化醫生中的一員。他的出現，是“中醫常人化”過程開始了大約900年以後、常人化的中醫已經多如牛毛的形勢下的必然產物。
綜上所述，《傷寒雜病論》為“中醫常人化”的過程立起了一面“名正言順”的大旗、開闢了一條平整寬廣的大道。在此書之前，雖然已經有許多常人自己利用《黃帝內經》和其它醫籍學習中醫並以醫為業(也有不少世代家傳的)，但這些人的醫療水平通常都很低(張仲景也痛恨並指斥他們[16])，是《黃帝內經》中斥為“粗工”的人，因此他們既不能入道醫之流，又沒有其它門派可歸。自從《傷寒雜病論》之問世，常人學醫便有了方法上的借鑑、理論上的支持，而且很快結成新的“儒醫”流派，最後以人多勢眾而儼然成了中醫的代表。
因此，《傷寒雜病論》也是中醫“儒、道分流”的分水嶺，是儒醫們的新廟堂。由於該書只使用常人可以接受的概念和常人可以仿行的方法，這就決定了學習者只能呆在儒醫的圈子裏，永遠與道醫無緣了。然而，後世儒醫對此書和張仲景的推崇是越來越高：晉代皇甫謐稱仲景“祖述大聖人之意”，因為“伊尹以元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而“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其稱讚倒還頗有分寸，而且扯了一大圈子理由，還是歸結到神農身上。後來的儒醫就不這樣了，直接了當的把仲景稱為“醫宗之聖人”，他的書也是“垂方法，立津梁”[17]，甚者以為“仲景之法，天下後世之權衡也”[18]，簡直把仲景的一本書弄成中醫至高無上的唯一權威了！把這樣一本基本上是臨床醫典的書捧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甘作井底之蛙，難怪後世儒醫們無論多聰明、無論多努力，也不能獲得古代道醫們那樣的治療效果了。
筆者認為，從神傳論者的觀點來看，《傷寒雜病論》的出現主要是因應了當時常人社會的強烈願望：一方面不能、也不願入道醫之流，甚至也不願接受《黃帝內經》中任何超越常人層次的道醫概念；另一方面又急切的希望掌握中醫的具體方法，成為一個職業中醫。《傷寒雜病論》的形式和內容完全滿足了常人的這一願望，因此必然獲得常人的高度讚揚。筆者所知，後世醫家中沒有一個人對《傷寒雜病論》理論之低簡、診治方法之近於“試驗記錄”有過半句微詞。可見人們早就對《黃帝內經》中道醫和儒醫色彩的不同和高下之別失去應有的敏感性了。然而，如前所述，這樣大的歷史事件必然是一種有意的安排，而且這種安排應有其幫助常人回歸的某種作用。筆者理解，這是一個具有極端性質的事件，因此很可能被用來作為一種對比參照物，為後來的某些事件作對比，讓人從中悟到某種“道”理。證之以後的歷史，筆者認為，至少“金元四大家”的出現，是完全針對這一事件的特別安排，因為它們之間的巨大反差，是每一個還有道醫概念的人都可以感覺得到的。
4-4 金元四大家
自《傷寒雜病論》問世後近千年的時間裏，儒醫體系日趨完備，人們也越來越適應了該書中的思維和臨床診治方法，並且許多人把它當成了最好的、甚至唯一的方法。其間雖然有過一些道醫人物，比如葛洪、陶弘景、孫思邈等，在中醫方劑學和中藥學等領域中作出過帶有道醫特點的很大貢獻，但道醫畢竟是道醫，哪怕是沒能成功逃名的道醫，也不會有意有為的去打破常人中的理和社會結構。因此他們的貢獻，也不過是在儒醫氣氛濃重的中醫環境中吹入一陣新鮮高雅的道醫的和風，提醒一部份尚有願望成為道醫的人去努力。並且他們的成果後來也被儒醫們砍去道醫的內涵、熏染上儒醫的氣味而擺入了儒醫的殿堂。另外，也有過一些聰明的儒醫，比如皇甫謐，在儒醫環境中作出過大的貢獻，對“中醫常人化”的過程起到了推動作用，不過和張仲景相比，也還相差甚遠。因此，對於我們簡要描述“中醫常人化”過程這一目地來說，都不用深入敘述了。
然而，到了金、元交接的時代，情況卻有了很大變化：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一個接一個的一連出了四位中醫史上最有名、也確實具有獨創能力的大醫家，那就是後人所推崇的“金元四大家”。自從《傷寒雜病論》問世後近千年以來，正是他們，在比較平靜的儒醫海洋中掀起了四輪沖天大浪，在相對沉悶的儒醫花園中開出了四叢帶著異彩的奇芭。他們對後世中醫學的影響就像連續的雪崩一樣，直到今天還能感受到其餘波的力量。他們醫學生涯中道醫、儒醫特點的分野，以及他們在“中醫常人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都遠比其他醫家複雜。因此，我們在描述“中醫常人化”的過程中，就必須談到他們，而且盡可能根據他們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為他們擺放一個恰當的位置。
如前節所述，筆者認為，“金元四大家”的出現是一種有意的安排，是為了利用基本上不依賴《內經》而成就大名的《傷寒雜病論》作為一種極端的參照物，突顯“金元四大家”相反的特點：每個人的成就都和學習、運用《內經》緊密相關，以此把人們已經離開了《內經》的眼光重新拉回來。又因四人的理論基礎都具有道醫的性質：都不是常人可以用直觀的“試驗”方法總結出來的，這就讓人們體驗到道醫理論的巨大威力，並且這種轉移眼光的作法就是“勸善”和“善導”，就是高級生命份內的事。
劉完素(1110-1200)字守真，金代河間人，後人尊稱劉河間，又號通玄處士。他基本上可算一個道醫：生性好道；能夠每天讀《素問》，三十五年從不間斷！單是這種極端反常的作法就具有啟悟他人的目的；遇異人傳授醫術，極似扁鵲[19]；不愛作官：皇帝三召不就；他的運氣理論也是《素問》中最超常的理論之一[20]，以致仿效者很多，卻沒人達到他的高度，最後還是難以為繼；他首倡“火熱論”、開溫熱病的先河，突破了歷史上一直沿襲的溫熱發表的成規，直到中醫史上最後一位大醫家葉天士來成就這一最大的學派；他在寒涼藥物的使用上獨具隻眼。後世醫家“外感宗仲景，熱病宗河間”的說法是客觀的。道醫都不作職業醫生，但他是；道醫都有超常的診治功能，他似乎沒有。但他如果是道醫，就無法對常人起啟悟作用了。這就命定了他不能作完全的道醫。
張從正(1151-1231)字子和，號戴人，青年時代性格獨特，不拘小節，放誕好飲，私淑劉完素之學，曾被召入太醫院供職，後辭歸鄉里，與門人弟子討論醫學，遊山玩水，又過著放誕不拘的生活。他在性格上和生活經歷上很像一個“逸人”，但他的“攻下法”(來自《素問》“天之邪氣、地之濕氣、水谷之寒熱”“感則害人”之說[21])讓人想起諸子百家中的“法家”：動輒就“繩之以法”，沒個商量，與儒家的“和為貴”大相徑庭；加上冒險係數大，儒醫不敢步其後塵，因此雖然是“前無古人”、奇峰突起，卻又是“後無來者”、後繼無人。但他的自我感覺很好：“世人欲論治大病，捨汗、吐、下三法，其餘何足言哉”[24]。他的《儒門事親》中確有許多精彩的醫案，值得醫者一讀三思。筆者認為他“以情制情”的心理療法將來會受到極大的重視。他只從《素問》中挖出一些理論、作成易行的治法，竟能躋身四大家中，這是他最能被用來啟悟他人的特點。
李杲(1180-1251)字明之，晚號東垣老人，從小聰明好學，異於群童，長大後為人忠厚，品行端莊。他20多歲時，家鄉一帶鬧飢荒，便慷慨解囊，設粥賑災，救了許多災民，後來拜名醫張元素為師，盡得其傳。在居汴梁期間，他常為公卿大夫診治疾病，名聲大振。他提出與外感病因相對待的“內傷學說”，結合《內經》“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等說法[22]，創立以“內傷脾胃”學說為主體的理論體系。他的學說發展成易水學派，與劉河間的河間學派成為醫史上承前啟後、影響最大的兩派，乃至後人稱“醫家之門戶分於金元”[23]。李東垣是個道地的儒家君子，他的理論也最受儒醫歡迎，因為與儒家“和為貴”“執中”的理論相合。“調理脾胃為醫中之王道，節戒飲食乃卻病之良方”，行王道之法是儒家崇尚的正法。李東垣也是深挖《素問》中一部份內容而創新一法，因此很有啟發意義。
朱震亨(1281-1358)字彥修，晚年被尊稱為丹溪翁，是一個學者型的醫家，自己胡亂看了些醫典，44歲才正式拜師羅知悌學醫，48歲後便成了一代名醫，而且成為四大家中學有專長而又非常廣博的一個。他的“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理論是對河間學說的補充和發展。他據《內經》論證人身“相火”易妄動而發生疾病，因此治療中強調“養陰”的重要性，善用“滋陰降火”劑。朱震亨對張仲景的外感治法、李東垣的內傷治法、張子和的攻下法等也一概深入鑽研，他能時時將生活中的理與《素問》中的理結合，提出了許多見解和觀點，因此追隨者很多，對明清兩代醫學有很深影響。後人稱其為“丹溪學派”。有人認為他有“集醫道之大成者”的風度。日本醫家曾成立“丹溪學社”，專門研究丹溪的學說。他可作為廣泛運用《內經》創新的典範來啟悟人。
“金元四大家”及其理論的出現，明顯的沖淡了張仲景及《傷寒雜病論》在中醫史上的影響，動搖了其獨尊的地位，而且逐漸以“溫熱病”的研究打破了對“傷寒病”的獨門研究，最終使“溫病學”的研究和應用超過了“傷寒論”。同時，李東垣的“補土派”也成為後世儒醫推崇的一大流派，使得“傷寒派”變為幾大派別中的一個。“金元四大家”的成功經歷也刺激和鼓舞了後世醫家向《內經》裏尋找理論根據的勢頭，並且使他們在《內經》和《傷寒雜病論》以外又有了四大家的學說可供臨床的選用。當然，後世醫家中到底有多少人由此領悟到道醫原則的重要和超常的性質，還是一個難於定論的問題，但至少可以肯定：不會一個沒有。因此“金元四大家”的出現確實對“中醫常人化”的過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正面引導作用。與高級生命為常人社會安排的許多重要事件都沒能起到預期作用相比，“金元四大家”的出現也算是比較有預期效果的了。
5、舊式中醫的普及教育
中國的中醫，從古以來都是家傳世業或者師徒相傳，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教材和教學機構。就是到了清代，“太醫院”的學生也是醫官保送，仍然是有一定基礎的人。況且，從“太醫院”出來的醫生總是少數，多數醫生還是私人培養出來的。因此，歷代醫家著作中比較淺顯易懂、平正實用的書籍就逐漸成為初學者的通用教材。隨著時代的積累，這樣的教材越來越多，從中就有一些在淘汰中固定下來，成為多數醫家授徒的常用書籍了。這類教材作者中，清代的陳修園是比較有名的一位。
陳修園在醫學理論上並無什麼建樹，在臨床診治上也沒有多少精彩的醫案。但他卻善於把基礎理論編寫為可讀性很強的啟蒙書籍、把湯頭(即中醫處方)內容編成漂亮的湯頭歌。而這兩類書卻是初學者最先遇到的、也是將來影響自己一生的東西。因此，這類書和它們的作者對於中醫的發展，亦即“中醫常人化”的過程，實際上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陳修園的《醫學三字經》是流傳很廣的醫學啟蒙讀物，過去按舊式方法學醫的孩子大概都得首先背誦這本書。初學醫者總得背湯頭，而且背得越多越好，因此湯頭歌向來受人重視。在陳修園以前，汪昂的《湯頭歌訣》很流行，但陳修園的三大歌括《時方歌括》、《傷寒真方歌括》和《金匱方歌括》問世後，就逐漸取代《湯頭歌訣》而廣為流傳，特別是比較有文化教養的都採用這些歌括了。另外，陳修園的《醫學從眾錄》和《醫學實在易》也是初學者很好的臨床入門書籍。這些書籍實際上為“中醫常人化”的過程修築起了一條平整牢實的道路，使每一個常人都能沿著這條路走上中醫的生涯。不過，這時的“中醫常人化”過程，至少還在儒醫的範疇之內，還保留著部份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
6、中西醫結合之路
從1827年開始，西醫開始傳入中國。以後開醫院、辦學校、譯西醫書籍，“發展”很快。到20世紀左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口號使部份中醫搞起“中西匯通”：把西醫解剖圖載入《黃帝內經》，把“三焦”和“油膜”等同。1914年北京教育總長主張廢止中醫，三十年代提出“廢醫存藥”，等等波折，幾乎把中醫滅了。
共產黨奪得大陸政權後，聲稱發展中醫，在醫院裏開設“中醫科”，把自由開業的中醫攬入醫院。經歷了十來年平靜的時期後，“文化革命”來革文化的命。作為“封建”內涵濃厚的中醫，自然是被“革命”之列。如果不是從上到下的許多“革命幹部”離不開中醫的特殊照顧的話，中醫也可能被滅了。後來，據稱為了給中醫生存的地位，“偉大領袖”親自喊出“中西醫結合”的口號。無論其初衷如何，這個口號實際上成了折斷中醫脊梁的最後一根稻草。
“中西醫結合”的口號一出，西醫們就帶著他們的“先進武器”湧入中醫古香古色的大門，巴不得一夜之間就把中醫變得和他們一樣“先進”。多虧他們的熱情和苦幹，現在醫院裏的中醫已經全部“鳥槍”換“大炮”了：中醫頸上掛著聽診器，手上拿著血壓計，桌上有各種表格：可查肝功，作超聲，照X片等等，而且許多中醫的典型症狀和病名都用了“先進”的西醫名稱來代替。現代中醫一切都現代化了，什麼都不缺了，唯一缺乏的就是：古代中醫神奇的治病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曾經還大搞過“計算機”中醫看病，用電腦模擬的辦法，讓電腦給病人開中醫處方。據稱可以發展到“無醫生治病”：病人自己對著電腦輸入症狀，電腦自己對著病人開處方！更妙的是，原來生怕老中醫死了，他們的好方法沒傳下來，後繼無人；現在好了，把他們的好方法全部模擬到電腦裏去存起來，不怕他們死了！因為他們的方法已經存入電腦死不了啦！很久沒看大陸醫生了，不知“電腦醫生”們近況如何。
這樣的中醫不僅是徹底的“常人化”了，而且是“超常人化”了，連儒醫傳統的那點東西都沒有了。大陸的中醫學院比原來多了，各個醫院裏的“中醫師”也比原來多了，但他們說的“中醫”和我們知道的中醫已經完全是兩回事了。這就是“中醫常人化”的最新情況。
第三部份：對中醫未來的展望
1、中醫的未來包含在人類的未來中
中醫總得依靠人去學習、掌握和發展，因此中醫的未來包含在人類的未來中、寄託在未來人類的身上。沒有人類的未來，就沒有中醫的未來。當人們連自己的未來、甚至現在都把握不住，都不知道自己該往何方走時，他們哪裏還顧得上什麼中醫西醫的事情？
因此，我們不用擔心中醫的未來，只要擔心人類的未來就什麼都能解決了。但我們只是人類的一員，怎麼能解決人類的未來這樣的大事呢？簡單，只要每一個人都希望共同來解決人類未來的大事，問題就已經解決了一半了。所以，只要讓每個人都在心中燃起解決人類未來的希望，我們就走出了關鍵的第一步。為此，我們必須找出什麼問題是所有人都迴避不了、都必須解決、也願意來解決的問題，只有這樣的問題才會使每個人都伸出手來共同努力和合作。
當今之世，物質生活已經相對豐富，不能從這裏發現人人都必須也願意來解決的事。唯有兩件事情是不分貧富賢愚、高低貴賤都希望解決的大事：疾病和煩惱。疾病是身不舒服，煩惱是心不舒服。“不舒服”，這就是每個人都與生俱來、迴避不了，也都願意解決的問題。無論人類社會怎樣發展變化，“不舒服”總是如影隨形似的跟著人，躲也躲不了，打它還打不著。人們時時刻刻都在尋找“舒服”，卻時時刻刻都被“不舒服”糾纏著。那我們假定每個人都想解決這個“不舒服”的問題，有什麼方法可以使所有人都接受的嗎？有，而且比人們想像的要簡單。
首先，“不舒服”是一種感覺，是來自自己的“心”，只有改變自己的心才能改變自己“不舒服”的狀態。你會說，心不舒服可能行，但身不舒服恐怕不行。其實身心是統一的、互相影響的。科學研究證實，人的每思每念都是有能量的。據日本科學家的實驗，一個念頭就足以戲劇性的改變水結晶的形狀：好的念頭使水結出美麗的晶體；壞的念頭使水無法結晶而且看上去醜惡[25]。一個時常心存善念的人可以徹底改變自己的身體結構(不只是狀態)。十多年前在北京去世的周鳳臣老太，因長期業餘修佛，去世後全身變為“瓊脂玉”，至今保存在河北老家供人參觀[26]。
要改變人的心，最好的是“直指人心”的修煉方法。筆者尋找了二十多年，見識過許多方法，最後有幸找到了最好的方法：法輪功。“法輪功最好”這一結論是千萬人用鮮血和生命寫就的，值得任何人的信賴和追求。事實證明，修煉法輪功不但能同時解決一個人的身心“不舒服”的問題，而且隨著修煉人的增加，還能同時解決所有人心不正引起的社會問題。因此，如果人人都煉法輪功，不但每個人的身、心的毛病解決了，就連社會的毛病都解決了。
2、未來人還需要中醫嗎？
既然如此，如果將來每個人都煉法輪功，還需要中醫嗎？不需要了，因為你已經找到了更好的東西。中醫好，特別是古代的中醫更好，就是因為它來自修煉人的慈悲拔苦之心，是它的修煉內涵使它那樣好的。因此，當它的修煉內涵被“中醫常人化”的過程一點點的剝除之後，它也就變得越來越不行了。現在你找到了最好的修煉方法，你當然不用沿著中醫的老路退回去了。
人類的整體健康水平，是由人類整體的心性和道德水平的高低來決定的[11][12]。十多年的實踐證明了，法輪功確實能提高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和其中煉功人的身心健康水平。筆者真誠的希望，每一位尚未煉過法輪功的讀者都不妨去試煉一下。如果得到了，是你終生的幸運；如果得不到，你什麼也不丟，因為學這個方法是一切免費的，只要把Falun Gong 或者Falun Dafa 輸入網上都能搜索得到它，因為它正在全世界六十多個國家等著你哪！
參考文獻：
[1] 台灣“未來科學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選登：《中醫的修煉內涵》，正見網：公元2004年5月15日 星期六；
[2]《說苑辨物》，漢﹒劉向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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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傷寒雜病論》，漢﹒張仲景著；
[15]《傷寒論》，漢﹒張仲景著，宋本新輯，重慶市人民出版社，1955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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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醫學三字經》，清﹒陳修園著；
[18]《醫經溯洄集》(“張仲景傷寒立法考”)，元﹒王履著；
[19]《金史﹒方技》，？？；
[20]《素問玄機原病式》(自序)，金ܯ劉完素撰；
[21]《陰陽應像大論篇第五》，《黃帝內經﹒素問》，王冰注；林億等人校；
[22]《平人氣象論篇第十八》，《黃帝內經﹒素問》，王冰注；林億等人校；
[23]《四庫全書ܦ總目提要》；
[24]《儒門事親》，張從正著；
[25] Messages from Water, by Masaru Emoto, I.H.M. General Research Institute, HADO Kyoikusha Co., Ltd.
[26] 周鳳臣老太的故事，正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