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我叫王建生，男，1953年生，原黃岡市電信局衛生所長，曾遭兩次非法行政拘留，三次被綁架到洗腦班，遭非法拘留、逮捕長達16個月，2003年10月起被迫害流離失所至今。
＊昔日“學雷鋒標兵”、優秀幹部
我曾任54670部隊衛生所長，當了20年兵，上過戰場。我與人為善、工作勤奮，曾獲部隊 “學雷鋒標兵”稱號（師級）。1993年轉業任職黃岡市電信局衛生所長。
作為醫療技術人員，我醫術較好、醫風端正、對待病人和氣、盡心，一律平等。作為幹部，我嚴格管理、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不怕得罪人，每年為單位節省醫療費用20-30萬元。黃岡電信局職工加上直系供養親屬共約1200人，每年醫療費用僅為40多萬元，96年統計結果顯示，數額之少為湖北省電信系統之最。有的電信局，96年醫療費用卻高達240萬，兩相對比，他們領導很震驚，立即派了衛生所長、醫生來我處取經。我的工作得到了全局大部份幹部職工的好評，曾被評為先進個人。
＊喜學大法，身心昇華
我是1995年底走進大法修煉的。我在長期工作中積勞成疾，患有10種慢性頑固性疾病，諸如：咽喉炎、萎縮性胃炎、慢性乙肝、早期肝硬化、腰椎間突出等等，每年花醫療費3000多元。有時，上班精神振作不起來，趴在桌子上打睏。雖然自己是醫生，也治不好自己的病。練過社會上流傳的一些氣功，也沒用。我遇到了一位熟人，這位熟人曾經夏天不敢穿裙子，煉法輪功後現在居然能游泳了，這使我頗為驚奇。而我自己一煉法輪功，不到一個月，身上的病都一掃而光了，真的體會到了“無病一身輕”的狀態，像個年輕人一樣，渾身有使不完的勁。
我嚴格按照法輪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我愛人說我在長期軍隊生涯中養成了粗暴脾氣，都改完了，孩子則自豪的說“我爸爸是好人”。在工作上，我更是兢兢業業、一塵不染。單位職工1萬元以下的醫療費用報銷，是我審批的。有的職工來送禮，都退回去。大家知道，在大陸醫療系統是極其腐敗的，醫藥公司為銷售藥品送禮、給回扣是家常便飯。藥房同事小黃對醫藥公司的人說：你們不要送了，王醫生是煉法輪功的，不收這些。有時送來的高級茶葉，送不回去的，就衛生所公用。每年上繳給單位的藥品回扣4萬8千多元。我組建、主管衛生所以來，沒有發生一起醫療事故。
我煉法輪功的變化，使得很多人都來學，他們說：王醫生是好人，他煉的功，不會錯的。這麼好的功法應該有更多的人們來修煉，這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我親身見證和參與了法輪大法在黃岡市的洪傳。一個大煉功點分成幾個小煉功點，煉功點一個接一個的建立起來。寶塔公園煉功點就有100多人，每天準時煉功，大家動作非常整齊。路過的人驚訝的說：這比當兵的做的都還齊啊。煉功點的人，每天自己帶掃帚，把場地及周邊都打掃的乾乾淨淨，使的晨練群眾，練太極拳的、扇子舞的，舉著拳頭說：向法輪功老大哥學習！向法輪功老大哥致敬！紛紛來請大法書籍看。法輪功在黃岡迅速贏得了廣泛的讚譽，法輪功學員捐書市圖書館的鏡頭曾在黃岡市電視台節目中出現過。越來越多的入道得法，到迫害前，僅黃岡市城區就至少有上千人修煉。
＊天安門煉功遭綁架
99年7月得知邪黨中央要定大法為×教，我十分震驚。也有過內心鬥爭，知道去北京請願，會失去現有職務、工作。但作為一名真修弟子，此時如果畏縮，就不配“法輪功學員”的崇高稱號，於是毅然北上。我深知邪黨的行徑，當時估計邪黨會像“六四”時那樣用坦克壓、機槍掃射；如果那樣，我決心用身軀去堵坦克，用生命喚醒被矇蔽的群眾，用生命護法。沒有等到眾多大法弟子一起到天安門和平請願，看到東北來的大法弟子持續不斷的上訪、請願，我就和幾個同修到天安門升“血旗”的地方煉功，被武警、便衣抓到了天安門派出所。我拒絕回答警察的非法審訊，被雙手反銬（所謂“背寶劍”），隨後又遭背上拳打腳踢，惡警抓住反銬的手銬往上提拉著，劇痛。
數小時後黃岡駐京辦來接人，第二天被黃岡市公安局一科夏曉蓉、本單位保衛科方國銀非法押回黃岡，以所謂“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非法行政拘留15天，關在龍王山的黃岡市第二看守所，被索取了450元伙食費，同時我愛人還被單位索取了3000元的現金。
＊單位協同迫害
放出來的第二天，單位要我上班，在沒有任何人和我談話、沒有經我同意和簽字的情況下，單位作出決定：撤銷衛生所長職務；調離工作崗位；發生活費300元；一週雙修只准休息一天；黨員除名。2002年電信局動員我內退。2003年年末起，電信局停發我的內退工資。
當時由於學法不深，我在單位領導強迫下寫了“反省書”，雖然沒有寫“不煉功的保證”，但利用了雙關語式的常人的狡猾心理，做了不符合大法的事情。我後來兩次公開發表嚴正聲明，聲明這一切全部作廢，包括後來我在各種非法審訊中的所有簽字。
我先被發配到本單位的花卉基地，每天澆花，提30多斤的長嘴鐵桶，每天要澆幾十上百桶水。這活單位原來都是從農村找臨時工幹的。我本著“聽師父的話，處處做個好人，證實法”（當時的認識），工作兢兢業業，從不偷懶，別人不做事，我去做，連臨時工都很佩服我。
其間，黃岡市直工委到單位調查對上訪法輪功學員的處理情況時，認為對我處理過重；單位保衛科長程秉學找我談話，我態度堅決。
我又被調到單位的花卉門市部賣花。我一去，就受到同事的稱讚，說我到後，營業額高多了，衛生也加強了。在這段時間，電信局配合邪惡，秘密監控我，把一台攝像機偷偷架放在保衛科的窗子內，錄像、觀察，看我與哪些人接觸。
隨後，電信局把我調到本局新辦的超市工作，安排了一個女職工跟我一個辦公室來監督我。利用工作機會，我向本局職工及來購物的人員講述了法輪大法的真相，受迫害的情況。有一次局主要領導來超市了解情況。那個女職工說：王醫生煉法輪功後，確實變好了，從不發脾氣。該領導說：叫你監督他，結果你倒被他感化了。
＊第一次被非法關押在洗腦班
大約1999年底，電信局人力資源部蔡志軍要我去洗腦班，說是上面點名的，一定要去，不去，他們交不了差。我是個寧願站著死、不願跪著生的人，說：那我就去吧，但洗腦班對我不起作用。（當時認識）
怕我影響別人，在洗腦班單獨關一間。我隨身帶了小本《轉法輪》，每天都學法煉功。一天惡警在會上宣讀非法的民政部取締決定，我和郭麗娜用最大的聲音背誦《論語》。它們先把郭麗娜拖下去，然後把我押到籃球場罰站、暴曬太陽。
到近20天的時候，洗腦班開始瘋狂起來，拿來了羅田縣的邪惡招數（坐師父畫像，“轉化”的可以不坐），13個學員中只剩下歐陽明（後被迫害致死）、郭麗娜和我沒有“轉化”。一天歐陽明問我的認識。我很簡單而嚴肅的說：人一個命一條，死活不能配合。我開始絕食。邪惡找來我單位領導和我愛人。我說：要我寫違心的東西，就等於要我死。公安分局一科周科長在訊問筆錄記錄：我堅修大法到底，與法輪大法共存亡。簽字時，沒有太注意看，簽字完了感到有個“亡”字。我大喝一聲：周科長，你剛才有個字寫錯了，要改過來。他打開記錄看，我說：把“存亡”的“亡”字劃掉，我沒說“亡”字，法輪功不存在亡。
歐陽明不配合邪惡的要求，抗議邪惡，從二樓窗戶跳下來，雙踝關節骨折，住院治療。我和郭麗娜被帶到第二看守所非法行政拘留。周科長拿著拘留證說：這是你們的畢業證啦！
＊第二次被非法關進洗腦班
2000年年底，有個同修打電話給我說第二天上北京的火車車次，因家裏電話被監控，1個小時後，單位保衛科長來我家說陶局長找我談話。一到單位連車都沒下，就把我送到設在市司法學校的洗腦班。當時，洗腦班惡人聽說我要來，曾表示堅決不要。我被非法押到洗腦班，非常憤怒，大聲嚷道：你們把我綁架到洗腦班是踐踏人權，是違法的，我煉法輪功犯了什麼法？！把我搞死了，會有人來幫我來算帳的，等等。結果它們主動找我談話：你一不參加“學習”，二不參加軍訓。有一次，放誹謗大法的錄像，非要我看。我就當場揭露天安門自焚真相等。午飯排隊時，我該說什麼就說什麼。洗腦班的周書記說我是死豬不怕開水燙，我說：不對！是真金不怕鬼火燒。
在洗腦班結束的那天，讓我寫“保證書”，我堅決不寫。它們就故意在我房間門旁說：不寫不行，還是要把他送第一看守所啦。單位保衛科的人對我說：我們幫你寫，你看一下，就行了。我制止他們：你們憑什麼幫我寫？給我看，我就撕掉。我愛人聽我要被送“一看”，急的哭起來要替我寫。我說：煉法輪功的人，死都不怕，還怕坐什麼牢。我把手上戴的日本精工表取下丟給愛人。結果不到半個小時，單位保衛科說用車送我回家。
＊被非法監禁16個月
邪惡假借鄂城那邊的師父經文是我給的，2001年夏天的一個星期天下午，天氣很熱，黃岡市黃州區公安分局一科科長周鬱華帶著勝利街派出所警察和鄂州市鄂城區公安分局3名警察，突然闖進我家，先是像土匪一樣翻箱倒櫃，抄走了師父廣州講法的錄音帶一套、手抄本《轉法輪》，及一支鷹牌高級單管獵槍，然後把我綁架到鄂城看守所非法監禁。
3天後，鄂城的歐陽所長、分局一科張姓科長、周姓科長，把我從看守所提出帶到古樓崗派出所非法提審，在另一間房裏黃岡藥廠的同修施偉也在被非法審訊。他們對我搞刑訊逼供：要我說出給鄂城學員的經文是哪裏來的。我堅決不說。就強迫我蹲馬步，直蹲到第二天天亮。沒有蹲好，就踢膝窩處。那個歐陽，個子不高，手段毒辣。他跑到會議室，抽出錦旗的橫桿，橫桿兩頭有圓球，把橫桿從中折斷，拿來敲我兩腳的踝關節敏感處（俗稱螺絲骨），像敲木魚一樣，很疼，我很鎮靜的對歐陽說：你敲自己試試。他也敲下自己，故意說不疼。我用洪亮的聲音說“用勁！”，他果真用勁敲了一下，嘴裏“唏”了一聲，再沒有敲打我踝關節了。歐陽卻又敲打我大腳，大腳前面一道道的淤斑。兩膝窩處被踢的淤血。天亮時我要大解，不准；過了一小時，我再要求，他不但不准，反朝我肛門處踢了一腳。它們本來要審我四天四夜的，因我不配合，睡在床上不起來，結果提前一天結束了。
後來又一次非法提審我，我正告它們：就是把我槍斃了，我也要說法輪大法好。從此後它們再也沒有提審過我了。只是陰毒的迫害，逮捕、檢審，聽說打算非法判我五年。我一直堅決的否定。逮捕證我拒絕簽字。邪惡強迫我愛人從黃岡趕到鄂城區公安分局簽字。
在這16個月裏，我的身心受到巨大摧殘。頭髮幾乎全白了，1米73的個子瘦的只有100斤，舊病復發，兩次高燒到40度，肺部劇痛得呻吟一宿，胰腺疼痛，看守所也不准外出就醫。換監室時，我是被抬著的。
在這16個月裏，我每天背《論語》，上午、下午、晚上各50遍。
在非法關押期間，我住過的監室98%的在押人員都認可大法好。
由於某個特殊關係，非法關押16個月後，放了我。放的那天，看守所非法要我愛人交4000元伙食費（我被非法關押了480天，每天收10元，由於關係少收800元）。另鄂城區公安分局非法向我愛人要了保證金，要多少，我愛人也不告訴我。
在我被非法關押期間，電信局連300元的生活費也非法給停發了，並派人到鄂城公安局說：你們怎麼不把王建生判刑了呢？
＊第三次被非法關進洗腦班
2002年年底，電信局保衛科長江支農（我戰友）到我上班的超市，要我去洗腦班。我堅持不去，僵持了約一個小時，江支農要單位職工和臨時工把我強行抬到車上，職工沒一個人聽從，臨時工都溜走了。他只得打電話到勝利街派出所，叫來張姓警察2人，並保衛科王自軍，強行把我綁架抬到一樓，按到車裏，強行送到設在第二看守所的洗腦班。這期洗腦班，4個同修，都是被綁架來的，歷時20天，幾乎每天都放誹謗大法的錄像。有位老年女同修出現中風症狀，血壓200多，步態不穩，送醫院了。
一次，司法局的陳副局長放完錄像後，侮辱天書《轉法輪》，在書上亂寫一通。我心裏十分難受，勸他（其餘3個學員發正念清除他背後的邪惡因素），他反而把書的一頁撕了個大口子，我說他“無知”，他又把師父像撕了個長口子，我把桌子一拍說“邪惡”。他氣急敗壞的跳下講台抓住我的衣服，朝頭上打了兩拳。我就大聲指責他：撕像是侵犯肖像權，是違法行為，作為一個司法幹部竟敢動手打人，是侵犯人權。從那天起我開始了絕食，並正告他們出去後要到市委辦公室告他們。經過兩天兩夜絕食，我拒絕寫任何東西，被單位送回家。
＊被迫害流離失所
2003年“十一”前，惡警假借所謂鄂城那邊真相資料的問題，圖謀再來迫害，非法通緝抓捕我，我被迫離家出走，流離失所至今。
電信局2003年10月起，停發了我的內退工資。我家上有80多歲的老母親。兒子在黃岡師範學院美術系學了2年，因交不起每年8000元的學費，只好退學打工，來維持家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