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我一生都無法忘記2002年9月的那個深秋的夜晚。
正當人們都熟睡的時候，我家的電話鈴聲響了，傳來一名男子的聲音，是×××家嗎？潛意識中我感覺不好，緊接著傳來急促的腳步聲，之後就是敲門聲，我讓家人不要開門，家裏人聽了我的話並未開門。
直到第二天早晨五點鐘，他們說他們是派出所的，讓開門，我家人才開門。幾個人一進屋裏就開始翻箱倒櫃子四處搜查，把我的行李包也翻的亂七八糟，從行李裏邊翻出經文等多項資料並沒收，把我也帶到派出所的地下室銬在了鐵椅上。
過了好久，他們才來提審並把我的家人也帶來了，我的家人哭著說：“咱家的機器全部被沒收了，你快說出東西哪來的，咱好早點回家。”聽到家人的話，我的心有說不出的滋味，但我沒說什麼，只告訴他們早點回去別在這裏浪費時間了，他們一看不行就都走了。
到了晚上的時候，來了國保大隊隊長，說：“你們這些人，我見得多了，一會兒你就得招。”我還是沒說什麼。不知又過了多久，國保大隊隊長又來了開始提審，一開始態度還可以，過一會兒臉色大變，真是判若兩人，問我到底東西哪來的，我不吱聲，他就氣急敗壞的破口大罵。然後國保大隊隊長叫小民警出去，把門反插上，之後把我的手銬子又重新加緊，讓我的身體不能動，之後拿來塑料袋把我的頭部蒙上。開始的時候還沒覺得怎樣，過一會兒，我的呼吸就很困難了，沒有空氣，無法呼吸，當時真是有說不出來的那種滋味，沒有經歷的人很難想像。
之後他們把我送到哈爾濱市第七看守所（鴨子圈），第二天正當十一都放假，可他們並未死心，又來提審，我不配合他們時，那個惡警大打出手，死死抓住我的頭髮打我的臉，還讓另外一個小民警學，讓他出手打我，那個小民警沒幹。他們又把我帶回看守所送進監號。沒過多長時間，又來提審繼續錄口供，其中有一名警察揚言：“不抓壞人，專抓法輪功。”我心中不由一驚，警察竟能說出這樣的話來，這就是今天的警察啊！
我在看守所呆了近一年零六個月。在這期間無提審，無人問話。
2004年4月28日，忽然有人叫我的名字，等我出去的時候，那個女科長說：“一會兒派出所就把你的檔案拿來，送你去萬家勞教所。”我按完手印回監號，一會兒的功夫就叫我把行李收拾好走。
來到萬家，一切都是陌生的，進入萬家大門的時候，看到那牆壁上邪惡的文字，真是心如刀絞，又聽到她們喊的口號聲更是難耐。我來到女子集訓隊三樓，進入一間小屋裏，首先是把衣服全部脫光說是搜身，之後再把行李也搜了一遍。讓我們換上她們隊內的監服，就讓我們寫所謂的“三書”，當時我沒寫，警察就讓我們這些沒寫的蹲著。在這期間有一名大法學員要去廁所，她們說：“你要寫了就讓去，不寫就憋著。”
一會兒又來了個黑黑的、胖胖的人，一進屋就說：“我就是你們網上登的大魔頭趙余慶，你們不寫嗎？那就蹲著吧。”又一個人說：“萬家（勞教所）又買來了新的手銬、大掛、警棍、警繩等一些刑具，專為你們這些法輪功準備的。”
蹲到午飯的時候，有一個科長說：“叫她們也跟著去吃飯，讓她們也去參觀參觀。”我們三人也隨著隊伍走進了食堂，看到食堂裏好多的人，小到二十幾歲、大到六七十歲的，吃的是板糕，都是玉米麵磨的。當時有個大法學員說：“這還是好的呢，我當時來的時候比這個還難吃，都是黑黑的、發霉的，這還是我們自己用絕食的辦法爭取來的呢。”
午飯後，我們又被帶回那個小屋裏繼續蹲著，到了晚上一樣跟著去食堂吃飯，這回不讓我和她們說話了，吃飯位置也更換了。吃完飯又回到小屋內蹲著，趙余慶和值夜的人說：“今天晚上叫她們蹲到十二點再睡覺，再不寫明天叫她們蹲到一點，大後天蹲到凌晨早上。”當蹲到晚七點左右我受不了了，我和其他二位大法學員說：“我不蹲了，蹲著也是這樣。”她們也跟著我起來了。有一名女警察說：“不蹲了，那就寫吧。”我說我也不寫，沒辦法那個警察把科長叫來了，趙余慶來了之後，叫人把手銬拿來，把我兩手銬到兩層床床頭上，拿來電棍在我的臉部、脖頸、手開始來回電，直聽到電棍在我的臉、手、脖子吱拉吱拉的聲，特別電棍電到脖子的時候，聽到腔口空空的聲，電了好久才停下來。當我被放下來時，趙余慶又去拿警繩說：“我看你還能挺多長時間。”到了第二天早晨我的臉部、手部全部腫起來了同時上面都有均等的水泡，臉部都腫得變了形狀，直往下流黃水，同修看到我這個樣子都偷偷的流眼淚。
我的心真是無法平靜，只因為信仰、為了做好人、為了袪病健身卻遭到了惡黨手下的惡警的非人對待，用強制的手段對待我們這些一心向善的平民百姓，用強制手段剝奪、踐踏我們的信仰自由。在這種強制的手段下，在這種強暴下，有誰能知道有多少像我這樣的法輪功修煉者被迫害？又有多少人知道、了解事實真相？
我勸世人清醒吧！不要被中共媒體宣傳機器不真實的報導迷住你們的雙眼；每一名法輪功學員的親身遭受迫害的經歷與在大法中修煉而受益的體會，都會告訴你們事實真相到底是怎麼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