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我叫馬學俊，原是佳木斯鐵路分局的副處級幹部，曾擔任佳木斯鐵路水電段段長、分局企業管理辦公室主任、老幹部副部長等職。從農村通過上學，由一個農民、工人、到分局副處級幹部，沒有錢沒有人，全靠自己辛勤的汗水、淚水熬出來的。也正是在人生的旅途的爭鬥中獲得一個個榮譽、地位的同時，各種疾病不期而遇，最嚴重的是我在1985年患上的再生障礙性貧血，在鐵路醫院輸血時，又輸上乙型肝炎。雖然在當時有所緩解，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生活的艱辛，在1993年時，已達到全靠藥物維持，醫院醫生都是一樣的說法：少幹活，少感冒，適度營養，感覺不好趕快來住院。鐵路醫院的傳染科的主任告訴我：“小馬呀，你就是我們醫院的常客了，這一張床（值班床）就給你準備著。”一次療程5000多元，我真的嘗到了什麼叫生不如死。
修煉大法後身心快樂的馬學俊 |  
被迫害後的馬學俊（2003年底照片） |
1994年9月的一天我修煉法輪大法了。一個多種疾病纏身，靠藥維持生命、朝不保夕的我，修大法後，所有疾病一掃而光，包括頑固的再生障礙性貧血和乙型肝炎；同時“真、善、忍”法理歸正了我已隨世風日下的道德準則。自己應分得的處級幹部住宅讓給了同事；年終獎和獎金，有關部門發給了我，我分給了我的部下。我時時處處用“真善忍”的原則要求自己做好人。
然而，1999年江氏集團開始迫害大法修煉者，七年來我曾遭四次綁架，最後一次被非法判刑十二年，並被迫害致殘，生命垂危時被用擔架抬送回家。
一、初次認識公安局和警察
1999年4月25日由於天津大法學員被抓，同修一部大法的修煉者都到北京上訪，我也去了北京。由於去晚了沒到天安門，第二天聽去過天安門的同修講，由於當時的總理出面接待，事情已解決了。
事後佳木斯市公安局的陳萬友，把我們去北京的都叫到公安局，做了詢問。我覺得我們是堂堂正正的向政府領導表達我們修煉後的身心體會，為國家負責，為社會負責的心意，沒什麼可隱晦的，就如實的把我知道的和我所經歷的都講了；當時還希望市公安局應負責的把群眾的意見，煉功人要求有一個合法煉功環境的希望，向有關部門反映。
當時的陳萬友也說：“我們就是管這個的，對你們法輪功我們已經進行過多次明察暗訪了，沒有發現任何問題，而且覺得確實是功法很好，很多人煉功都受益了，而且煉功的年歲大的多，身體有病的多，沒發現什麼問題，不然早就限制你們了。”同時他也講：問題就是煉的人太多了，共產黨就怕人多。
從那以後，我們就與市公安局打上了交道。1999年7月20日早上3點多鐘，陳萬友來我家把我用車接到公安局，先後被找去了我們六、七位，把我們軟禁了一天，告訴我們晚上看新聞聯播。事後才知道，當時他們已經有內部通知要播放誹謗大法的新聞，才把我們找去，但當晚沒有播放，看完新聞後讓我們回家了
二、市公安局濫用職權非法任意抓人
1999年7月21日下午，我正在單位上班，陳萬友來單位找我，說公安局局長李運陽找我嘮一嘮。到了市公安局，我一直沒有見到李局長，可我的行動卻被監視起來了，去廁所有人跟著，晚上也不准我回家。
第二天早上，陳萬友等三名警察把我綁架到佳市看守所，並告訴我被行政拘留15天。我問陳萬友為什麼？他說：你先委屈幾天吧，各地法輪功（學員）都進京上訪。就這樣，我被非法拘留了。第二天下午，我聽到了看守所的廣播播發了央視新聞，更深重的迫害就這樣開始了。
在這次關押期間，市公安局陳萬友、高志倫、鄭成林等多次非法提審，見我態度堅決，就以開除工職、判刑相威脅。大概是7月26、27日的一天，突然將我從行政拘留轉為刑事拘留。到刑號後，號長說給我洗澡，讓另一個刑事犯澆了我二十多盆涼水，是剛從深水井水管裏放出來的水，冰的刺骨頭，一般人澆幾盆就被冰的犯腎炎了；涼的我一直顫抖了兩個多小時。晚上一說休息，各人都去找自己的位置，幾個大馬牙子（有錢、有幹警關照的人）各佔一個鋪位，剩下的18個人擠在一起，不安排我睡覺的位置。我問我睡在哪裏？一個大馬牙子說：你看哪有縫就往裏紮。我一看也沒有縫，我說我不睡了，一個大馬牙子還罵了我。七、八月份炎熱的天氣的不說，就擠在一起連喘氣都難。
從我到刑號那天起，每天由市公安局、市委、政法委、宣傳部、電視台、鐵路公安分局等有關人員組成的聯合迫害小組來向我施壓。他們不讓我講修大法身心受益的體會，強制讓我說謊，當時最邪惡的是市政法書記高某某，誹謗大法和師父，用威脅等手段向我施壓，叫喊著：你必須說你的病不是煉法輪功煉好的，你就說是吃藥吃好的，你把房子讓給別人那是黨員應該做的。
我說：如果我不煉，我不會讓房的，我們的分局領導都在這，你問一問他們，就機關的副處級幹部二、三十人，讓房子的就我自己，而且我自己知道我是怎麼想的。
無論我怎麼說，他們就像瘋了一樣，就這樣我每天精神上的壓力，超出我身體上的承受。後來我才知道，刑犯不讓我睡覺，不讓我上廁所，或上廁所不給我手紙都是他們有意安排的一種迫害形式。
就在我面臨巨大壓力無法解脫之時，有一天一個姓楊的部長說了這樣一句話：“老馬呀，你煉功受益了，這我們承認，可是目前的形勢叫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大道理服從硬道理，換句話說：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我也回想起來共產邪黨搞的歷次運動，有這麼一個人能理解我，因此在這樣的威逼、高壓下，身心遭受難以承受的迫害的同時，我開始同意他們說回家去煉功的說法。做了我一生，特別是我修煉以來最痛心的一件事，說了違背自己良心話。8月8日我從佳市看守所被放回家。
回家後，迫害還沒有結束，鐵路分局政法委書記王子習（後來患肝癌死亡）又找我們幾個寫所謂的檢查。
三、欺騙、敲詐，綁架拘留我5個月
1999年9月9日，我接了兩個同修給我掛的電話，晚上7點多我從外面回來，看見市公安局的陳萬友與另一位年輕的警察在我家門口站著，我問他們來幹啥，陳萬友說：聽說你家開會，我倆奉局長命令來看一看，我說我去了我妹妹家，家裏沒人。開門進屋後，陳萬友一看確實沒人，就掛電話，收起電話後說：李局長請你去嘮一嘮。我說：你們盡幹壞事，我不能去。陳萬友說：我保證你安全回來。我說你上次就是這樣保證的，他說：上次我說了不算，這次絕對不能對不起你，就這樣把我騙到公安局。
見到主管副局長李運陽，市政委高書記，李問：都誰和你聯繫了？我說我只是接了兩個電話。高說：這就是聯繫。我說：我家安電話就是用的，我接電話犯什麼法。我再說什麼，他們也不聽。
他們兩個起身出去後，陳萬友說：“局長說了，還得把你送進去幾天，我也知道不合理，我們說了也不算，我爭取一個星期就把你弄出來。”在填寫拘留票子時他們研究了好半天，最後給我安了一個“攪亂社會治安”的罪名非法拘留了我。
在非法拘留期間，我被染上疥瘡，疼癢起來鑽心的難受，睡不著覺。我在痛苦中煎熬了近五個月，直到過中國新年的前一天讓在我保證不准進京、不上訪的條子上簽了字才放我回家，這一次被非法關押了只差8天就5個月。
剛到家的第二天晚上，集賢縣太平鎮的惡黨書記，帶一幫惡警在順和派出所的帶領下，來砸我家的門。說我妹妹等幾個人進京了，非要我把人交出來，還想把我帶到集賢縣做人質。當夜我和愛人一起被綁架到順和派出所拘留了一夜，第二天在單位擔保的前提下，才放我們回家。家人、單位領導除了交1000多元生活費外，為感謝市局請吃、送禮共花掉3000多元。陳萬友獨得1000元說是保金。
四、正當上訪，被非法勞教三年
2000年6月之前的幾個月我多次寫信，找市公安局、我們單位的領導，希望他們這些公僕能真正為民做主，向上反映煉功人學功後身體健康，更好為社會服務的真實情況。可他們都說：中央已做出了決定，我們也只能是服從，我們不能違抗。我說：這樣看來我們煉功人只有自己直接上書向國家領導反映情況了，他們威脅我說：“你要去的話，你也能知道是什麼結局，後果自負。”
經過了一番思考後，2000年6月12日我乘車去了北京上訪。13日在“兩辦”信訪辦門口已布滿各地警察，所有為法輪功上訪的，不等說話，就被攔截，信訪辦成了抓人辦。
無奈之下我走上了天安門，同修給了我一個條幅，我打出“法輪大法好”橫幅，意在直接向國家領導人反映實情，當即被天安門派出所綁架，並被佳木斯駐北京的警察綁架到佳木斯駐京辦事處，他們花50元錢買了一副手銬，將我扣在床上。一個警察告訴我：我花了300元錢把你買出來了，這樣你不佔佳木斯的指標。他們還說：山東來的人最多，但人家都花錢買回去了，連天安門的依維柯客車都是山東給買的。
在北京辦事處我被關押了一天一夜，6月14日被佳木斯市鐵路分局去的人綁架回佳木斯，佳木斯市的警察向我單位的人要了1000元錢，說是往出買我的錢。這樣他們從中又貪佔700元。回到佳木斯後，市局的警察怕我的絕食抗議帶來影響，將我非法關押在鐵路看守所。7月25日我被非法勞教三年。
在佳木斯市西格木勞教所非法關押期間，吃的是發霉面做的發糕，看不見一滴油的菜湯，衛生條件極差，多次強迫看誹謗大法的錄像和電視。所長趙××、副所長侯××、教育科長劉貴范、轉化隊長林××等多次做我的轉化工作。由於我拒絕轉化，被單獨關押近兩個月。幾位大法弟子不轉化的，被長期關押在集訓大隊。由於缺少正常的修煉環境，加之生活環境的惡劣，我出現經常性的腹瀉，最後下肢開始麻木，逐漸失去知覺，即使這樣他們也不放我，於是，我開始絕食抗議，2001年12月5日被保外就醫，佳木斯勞教所的兩位管理科長將我送回家。
五、遭受酷刑致殘，在認定我已經不行了的前提下，把奄奄一息的我抬送回家
2001年12月我被從勞教所釋放回家後，通過學法煉功，我的身體得以快速恢復。2002年4月佳木斯順和派出所所長牟永平帶領一幫警察來敲我家的門。在此之前已有幾位像我一樣被保外的同修再次被綁架。
為了躲避邪惡迫害，我和愛人一起離開了家。後來市局公開懸賞通緝我，市610、公安局向我所在單位施加壓力，他們把抓捕我與單位領導的政績掛鉤。我的家多次被市公安局、順和派出所、鐵路分局公安分處等多個不法部門隨意用萬能鑰匙打開。每來一次都要進行一次掃蕩。師尊的法像被抄走，我家的大小兩台電視、VCD機、煉功用的坐墊等物品都被抄走，就連我家的萬年歷、兩個老闆杯也被洗劫。
據女兒講，有一次鐵路公安分處半夜來抄家，家裏只有我一個不滿20歲女兒一人在家。惡警用萬能鑰匙將門打開，一個胖惡警叫喊著非讓在睡夢中剛剛被驚醒的女兒起床下地，兩個惡警在女兒只穿一件內衣的情況下強行搜身，其實質就是耍流氓。從那時起，我女兒一聽警車叫，一看見警察就心跳得不行，一直到現在身體一直不好。
還有一次我媽媽和我叔家的一個妹妹在我家，市裏公安局王化民等惡警來冒充鄰居來敲門，我女兒剛一開門，他們就竄了進來，在一陣翻找之後，強行把我妹妹（也修煉）帶走，並非法判勞教二年。
我的父母家、弟妹家、岳母家等親屬家都經常被市局和鐵路警察騷擾。
2002年12月12日我去原租房屋退房時，被早已在此蹲坑的佳木斯鐵路公安分處的王鳳君、栗祥國（已患肝癌晚期）等惡警綁架，隨即將我交給了佳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副局長李樹卿、國保大隊教導員陳萬友、國保大隊長陳永德，還有高志倫、張東輝、東風公安分局等多名惡警對我使用酷刑迫害。
當天下午他們將我關進佳市看守所的一個會議室，惡警張東輝扯著我的耳朵給我照像。他們給我戴上手銬和腳鐐，逼問我住在哪裏了，與誰聯繫，離家這段時間都幹了些什麼？
我告訴他們：“我走到哪裏都是在做好人，與我聯繫的也都是好人。”
傍晚，副局長李樹卿帶來一幫惡警，問我：“你知道他們是幹什麼的嗎？他們是東風分局刑警隊的，你知道刑警隊是幹什麼的嗎？再頑固的刑事犯的嘴都能給撬開，你還是說吧。”我沒有說話。
晚上以惡警張東輝、高志倫、某某某為首的一群惡警開始迫害我。他們將我的頭蒙住，用背銬的方式將我吊起，只有腳尖接近地面，為了防止我的腳抬起，他們踩住腳鐐子，把我的身體抻直，由於神經被阻斷，兩隻手開始像火燒一樣的疼痛，一會兩隻手就失去了知覺。
每隔一兩分鐘惡警就搖一下我的手，說是怕神經壞死，其實是故意的，因為每次搖動我，我都會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在背扣吊掛的過程中，每兩、三分鐘就在我的胸口打一拳，每一拳下去，感覺五臟六腑都要吐出來。在吊扣的過程中，他們還用鐵棒從小腿向上一直到大腿，不停的抽打。惡警還將我的幾個手指向外硬掰或向內擠壓，致使我右手無名指落下了殘疾。惡警們把我的腰用椅子的背頂住，一邊向下摁我的兩肩，一邊摁我的兩條腿，說是給我直羅鍋……
就這樣多次將我迫害的暈死過去，醒來後繼續迫害。兩天兩夜沒讓我閤眼，只要有一點空閒，剛一閉眼，惡警就上去一腳。後來我的兩隻腳的指甲全部脫落，惡警們分成三班輪番迫害直到迫害的我已不能站立，下肢腫脹，失去知覺。原定的七天七夜的迫害兩天兩夜後，沒有經過看守所的醫生檢查身體，由兩個惡警架著將我拖進號中。當時我一直絕食絕水抗議。看守所將我扣在地板上，天天給我注射不明藥物。
十幾天以後，佳市公安局又再次對我實施迫害。他們以提外審的方式將我綁架到前進公安分局的順和刑警中隊，又是用三班惡警輪番迫害的方式不讓我睡覺，這次迫害的第二天晚上，副局長李樹卿帶領陳友德、陳萬友、張東輝、王化民等惡警，都喝的醉熏熏的。首先是李樹卿拿起一尊佛像往我臉上挫，見我不動，王化民、張東輝等輪番的用裝滿水的大飲料瓶子往我頭上打，後來還把瓶子的水，澆到我的頭上和身上，他們每個人滿嘴污言穢語，不堪入耳。
李樹卿局長威脅我說：不怕你不說，我們只要筆頭一歪歪，照樣判你10年、20年的。他們迫害我兩天兩夜後，又將我拖回看守所。
2003年3月份，市局張東輝非法提審我，向我念了非法起訴書，在沒有任何人證、物證的情況下，給我羅織了一大堆罪名。4月份，東風區法院在佳木斯看守所的一個提審室的小屋裏開庭，怕我的家人參加，沒敢告訴我家人準確日期。
開庭那天，在公訴人念證人證詞時，所有的證人幾乎都證實與我沒有關係，在這種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他們製造了一些偽證，對我非法判刑12年。緊接著我提出上訴。市中級法院去了之後，問我你還煉不煉了，我說我為啥不煉？他說，“我只能告訴你一句話：如果你不改變，我們什麼都不用看。像你這樣夠級的，說什麼都沒有用。”
2003年7月，佳木斯看守所將我非法投入黑龍江香蘭監獄，因檢查身體不合格又被返送回佳木斯看守所。有一次看守所強迫我穿囚服，我不穿，科長王映輝叫來惡警、惡人將我從大字形釘在板鋪上。我絕食絕水抗議，第五天惡醫顧某某強行給我灌食時，用開口器將我的門牙撬掉兩顆，當時就吐出一顆，不幾天被撬倒的那一顆牙也掉了，並將我的兩側大牙全都捏鬆動，後來陸續掉下8顆大牙。
2003年10月份我已被迫害的骨瘦如柴。佳木斯公安局，檢察院、法院、610等部門不顧我的生死，每天強行注射不明藥物，直到12月，我已被迫害臥床3個月了，半昏迷狀態，體重只60多斤，心率在130餘次，下肢骨節僵死，他們還在逼我的親屬交保險金。直到12月25日，我開始間歇性手腳痙攣，神志不清，12月28日他們害怕我死了有責任，將我用車送到家，用擔架抬著放到屋裏就不管了。
六、用騷擾、監控，經濟截斷等方式繼續迫害
我回家後，市公安局、東風區法院、前進區辦事處、順和派出所、小區居委會，以看望我為名，不斷的上門騷擾。
愛人不停的給我念大法書，同修及一些善良的鄰居在生活上關心，把我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由於我被開除公職，全家三口以愛人的每月300元的退休金生活。我愛人多次找有關部門，要求為我檢查身體，要求各政府部門幫助解決在生活上難題，雖然很多都表示同情，但沒有辦一件實事。
2004年7月份，佳木斯看守所醫生黃××、警察孫連生，還有幾個刑事犯人，找到我家，要抬我去檢查身體。因檢查費用過高，一連轉了兩個醫院。在醫學院只在外科進行了檢查確定下肢僵死。無自理能力後，就說檢查完了，黃醫生說：我們的任務完成了，別的不用檢查了。此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不是為了關心我，而是看我是不是好了，再進行迫害。就這樣我又被抬送回家，這一次折騰，我又痛苦了多日。
2004年8月，我家因交不起電費被我原來工作過的單位，佳木斯鐵路水電段徹底斷電了。我曾在工作過的鐵路水電段擔任四年副段長、段長，曾主管電力。我從來沒難為過誰，在水電段我是被全段職工公認的最廉潔的領導，職代會評分也是最高的。現在我卻因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被迫害的沒了工作交不起電費，而被斷電至今。
2005年10月，佳市公安局動用警力和監控設備，對我家的來人進行監控盤查。女兒的對象也被跟蹤，致使關心我家生活的好心人不敢登門，生活一度十分艱難。這真是在實施江氏集團的“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截斷，名譽上搞臭”的邪惡迫害手段。
七、全家煉功，人人受益，個個遭受邪黨迫害
1999年7月迫害開始後，父母、伯父母、叔嬸（都70多歲）弟妹等20多人都被抓進集賢縣看守所。
我愛人闖靜原患有子宮肌瘤，修大法後已經痊癒。這幾年中她曾四次被綁架，其中三次被非法關押，兩次被判非法勞教，最後一次被迫害患上子宮癌，在骨瘦如柴的情況下才被保外就醫。
母親修煉前曾患有肺心病，類風濕等多種疾病，修煉後所有疾病一掃而光，那一次被非法關押兩個月，被迫害的出現了全身痙攣，看守所怕承擔責任，才不得不放人，其他人都是交了2000元保證金才被放回家。母親因家裏人都遭迫害，精神極度緊張，現已雙目失明。
父親在妹夫被勞教後，70多歲的老人承擔起全部家庭負擔，包括種兩垧多地。
大妹夫是鄉村醫生，修大法後的他的好人品遠近聞名，卻被集賢縣610，看守所，綏化勞教所迫害的出現癲癇病的症狀，由於不能行醫，家裏兩個上高中的孩子面臨因交不起學費而輟學。
二妹夫也因修大法被非法勞教，在佳木斯勞教所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生命垂危時才被放回。
岳母本來因我的岳父是在文革時期被迫害致死的陰影還沒消除，這一次又整天為我們擔驚受怕，因突發心臟病而死，去世的前一天還在和我的大姨姐說：“我最擔心的是你老妹子他們，也不知啥時是個頭。”
這些年我們被迫害的一無所有，女兒去年在農村找了一個家境貧困的對象，結婚時，只在我家拿了幾床舊被褥，幾雙碗筷，沒有一件新家具，沒有一件新家電，沒舉行任何儀式。
她媽媽問：“亮亮啊，爸爸媽媽修大法遭迫害，這幾年已沒有能力幫你了。當你看到人家的孩子穿的戴的都比你好，你恨不恨爸爸媽媽？”女兒說：“我不恨。我知道如果爸爸媽媽不修大法，我可能早就沒有了爸爸媽媽，成了孤兒了，說不定還不如現在呢。”
八、呼喚良知正義
在我得法前重病在身時，醫生已經給我的生命劃了句號，是大法給了我新的生命。在我生命再次出現危機時，又是大法挽救了我。
我用生命為代價告訴世人“法輪大法好”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今天我寫下我所遭受的迫害，是讓更多的人了解大法，分清是非善惡，為自己選擇一個光明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