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国殇日之前，我和一些朋友去北京著名的佛教圣地妙峰山旅游，大家一起野餐、聊天。下山的时候妙峰山派出所的警察持枪拦截了我们坐的小巴，把车上的人全抓到派出所审问，如果想证明自己不是法轮功学员，就要骂法轮大法师父，否则就要被抓。我和其他９位法轮功学员被拘留了。这就是后来被《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北京电视台”等多家中国和北京的大媒体所同时炒做的、被很多地方或单位媒体转载的所谓：“９.２３”妙峰山“法轮功”非法聚会。

在被看守所非法关押和审问期间，我们一直理智和冷静的要求释放。但是，警察们一心想把此事炒做成他们“破获了大案要案”，好去出名发财。所以在国殇日假期前对我们进行突击提审，好几个人包括几位老年妇女都在审训室里受到了警察的虐待。警察问我去公园谈了什么，我告诉预审宋欲知：“我们都是设计行业的人，谈的是环境污染的危害和解决办法，怎样可持续发展，怎样看待现代科学的两面性，既给人带来财富又破坏环境。”宋欲知竟然说：“你们即使谈这样的问题也是用法轮大法的真善忍来衡量的，你们的观点一定和我们不一样，就有罪。”2001年的国殇日恰逢中秋节，我们不能和亲人团聚，却被关押在拥挤的监室里。

按照规定，公安部门必须在24小时之内给被拘留人的家属发拘留票证明，说明人在何处，原因是什么。可是在我被抓了5、6天，我父母才接到海淀派出所的电话说我们被关在门头沟看守所，那时我对他们来讲就象失踪了一样。那年国殇日之前，父母赶紧赶了很远的路，给我送来换洗衣服和被褥，后来母亲提起此事就难过，常问我那时什么都没有，在看守所里是怎么过的。其实我到更想知道女儿不明不白地被劫持，这个中秋节和国殇日长假我的父母是怎样度过的。

苍天似乎都不能承受这样的不公。国殇日那天，妙峰山下起了鹅毛大雪。为了吸引游客，北京电视台专门把这条消息做成新闻。当我们蜷腿坐在硬板上，从看守所高悬的小电视里看到这条的新闻时，我们一起大喊：“冤呐！我们比窦娥还冤！”

十月底因为警察实在找不出什么可以作为“罪行”的事，无法将我们全都送上法庭，除一人判刑外就把我们全都定了劳教。我被判一年半劳教。不但是拘留票，就连后来我被非法劳教的劳教票我家直至今日都没收到过。这一年多的关押实质是绑架。

刚被非法劳教时我曾看到过我的劳教票，只字未提妙峰山，可我是中共媒体上的“要犯”，我父母直至我回家后从明白我被劳教与“妙峰山事件”毫不相关。以后我会将中共媒体上对此事的造谣澄清。

2002年的国殇日——不是囚犯的囚犯

整个的2002年我都是在劳教所里度过的。劳教制度是中国所特有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不用任何司法程序就将因无罪而不能判刑的人长期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美其名曰“人民内部矛盾”，其实因为劳教是在法律之外的，完全无法无天，所以劳教所的内幕比监狱还黑暗。

我以伤残之躯在那里坐牢，被体罚，做奴工……，连节假日都很少有休息时间。幸亏关在一起的法轮功学员们对我的照顾，我才没有瘫痪在劳教所里，我也从精神上给了大家一些帮助，共度患难的日子使我们结为了生死之交。其中的种种辛酸以后再详细述说吧。

2003年的国殇日——初见成诀别

刘桂芙是我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四大队关押时结识的。当时因为坚持信仰不知吃了多少苦。她为人热情爽朗，总是照顾别人。我们虽然年龄相差悬殊，却情同姐妹。2003年我被放回家。国殇日假期，我要去看望她的父母——我的老干爸、老干妈。

老干爸已经90岁，当年因为有学问在中共统治后成了“走资派”，身体被迫害的非常羸弱。当时老干妈独自操劳累成来了罗锅，耳朵也聋了。后来随子女们参加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学习班，听完学习班下来，耳朵复聪了，罗锅也直了。可是在镇压法轮功后她的子女们纷纷被抓去关押，失去了正常学法炼功的环境，老干妈的身体又不行了，双目失明，连行动都很困难。老干爸此时更是卧床不起。

唐山大地震前，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已经发现了地震前兆，但中共正陷于政治运动的烂摊子，不发地震预报，导致30万人丧生。但那次自然灾害也只让老干爸，老干妈失去了2个孩子。可在中共发动的对法轮功迫害这场完全的人祸中，他们却有三个子女被关押。

那天我买了两条又软又暖的新被，坐了几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赶到远在顺义的干妈家里。刘桂芙把我这个在劳教所里结识的小妹分别介绍给父母。两位病榻上的老人抚摸着新被子，想起自己在唐山地震中失去的小女儿，欣慰地笑了。

下午三点，我要走了，我向老干爸、老干妈告辞，说我以后再来看望他们。老干妈抓着我的手用颤抖的声音喊：“别——走！”刘桂芙劝道：“小妹必须走了，她的父母也都60多了，还等着她回家呢。”老干妈叹口气说：“唉，都拖累着你们。”

没想到这竟是诀别。10月18日，老干妈在睡着后安然的长眠了。刘桂芙把这个噩耗告知另一间屋里的父亲，他说：“别难过。我和你妈一起走。”10月19日，从来没修炼过的老干爸轻声念着“法轮大法好”，追随老干妈而去。

这世上有谁能决定自己的生死？当老朋友、老同事、老邻居们来参加这对夫妇的后事时，无不称奇。以前他们以为老刘的子女不不孝顺，这些年不怎么照顾年迈的父母，与子女们一聊才知道，原来是被中共抓进监牢受酷刑，刘桂芙的大姐甚至被迫害成了残疾。

如果没有这场镇压，修炼了大法身心受益，或许这老两口能做一对快乐的老寿星。可是这些年不但他们自己失去了健康与快乐，子女们的受难更是折磨着他们的心。有时我想，老干妈或许是不愿受苦受难的子女们再来照顾他们才离去的吧。

2004年的国殇日——惜别祖国

我是个从外表到内心都充满了中国情节的人

我学业非常优秀，本可以出国，可我热爱中华的传统文化，也希望用我在建筑学专业的所学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所以我放弃了很多可以或可能的出国机会。但是在迫害中经历了这许多的坎坎坷坷，目睹了许多家庭的悲欢离合，2003年11月，为了摆脱中共的迫害，为了不再让我的父母亲人们受苦，我下决心离开那片我热爱的土地。

这些年的经历，我的父母已经非常清楚迫害发生的原因和所采用的手段，在我从劳教所回来的一年多里，警察和“610”的监控一直存在着。“敏感日”我经常被问起，电话总伴随着被监控的杂音，有时我工作劳累一天正在家睡觉，警察会打来电话，问我父母我那时是不是去挂横幅了，父亲立刻被气得病倒，去医院打了十次点滴。

2004年国殇日之前，我接到了加拿大使馆的面试通知。整个国殇日的假期，我都在为面试做准备。10月18日，我顺利的通过了面试。父母感到骨肉分离的痛苦，可又盼着我能赶快出国。用十万火急的速度帮我准备行囊，却在机场与我洒泪挥别。

就在我出国后的第三天，国家安全部的警察到我的单位去询问我的情况，大陆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新一轮的严格监控，北京的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找到，中共正在为新的一轮残酷迫害做准备……

2005年的国殇日——自由与强权的对比

这是我在加拿大自由的土地上度过的第一个国殇日。我已经在加拿大成了一个小家，生活安宁而平静。我和丈夫一起去聆听了 “国殇日控诉中共罪恶”的集会。地点是在多伦多市政厅前的公共演讲角，正对着温斯顿．邱吉尔的铜像。在这里，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和大陆不同地方的人可以畅所欲言，控诉共产党、特别是中共的罪恶。

但是中共仍然在尽力的实施它的迫害与控制。国殇日前我在准备申请移民，7月请父母从国内给我寄了一份文件，用的是中国邮政的挂号信。但是却一直没有收到。我父亲到中国邮局去查询，始终没有回复。我们向加拿大邮政询问，加拿大邮政向中国邮政多次发出查信的单子，中国邮政却对加拿大邮政的要求置之不理。三个月后，10月10日，中国邮政连信曾经到哪里的说法都没有，就直接通知我父母信已丢失，他们只赔偿邮费。我父母实在不能接受如此的“挂号信”服务，拒绝了他们的条件。

国人常说，故土难离，落叶归根。我的父母已经快70岁了，却痛下决心放弃他们熟悉的一切生活方式、环境、与人际关系，远离故乡，移民美国。这一切只是因为他们真的无法再忍受重压下的生活。10月18日他们刚一踏上美国的国土就在机场打电话给我。他们在电话里分别和我说着同样的话：“我们到啦！从起飞到降落全是准点，非常顺利！”6年了，我头一次听到我亲爱的爸爸妈妈是如此的快乐！19日，他们到了我在美国的亲人家里。而这一天，正好是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发表引起的退党浪潮达到500万人退出中共的日子。

从2005年初开始，中共在大陆发动了好几轮恐怖行动，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我的很多功友被非法抓捕，或以前抓进去的仍然没有释放：刘桂芙、刘祥芬、陈海风、郭玉兰、谷晓华、徐若辉、平利、单秀英、李红军、赵满兰、乔志英、代玉琳、虞超……，现在我在多伦多的新朋友们说：“真是没法想象，要是你也被抓进去我们得多着急！”

每次漫步在浩瀚的安大略湖畔，我都仿佛置身梦境。湖水是那样的清纯明净，那是成群的鸥、大雁、天鹅、野鸭们自由的家园。有一次，我还看到一条近两米长的大鱼在港口里悠闲的游弋，它们毫不担心被人伤害。人与自然万物是那样的和谐安宁，不会去伤害任何生灵。而此时此刻，我的朋友们却依旧在中共迫害下被关押，受酷刑。每当我把这些讲给一起享受安宁的加拿大人听时，他们无不为同一个地球的那一边却在发生着对同类、甚至是同胞的残害而感到不解和震惊。

相比以前同甘共苦的岁月，我现在更加挂念还在受难的功友们。期盼着，明年的国殇日这场迫害已经结束，中共这个古今中外从不曾有过的怪胎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人们再不要受它的残害，把以后的国殇日变成全世界都可声讨中共罪恶、庆贺中共解体的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