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注]本網站所轉載的外界評論不代表法輪功學員的認識。）
二○○三年九日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黃菊接見全國“金盾工程”專家代表，並與之合影留念。我在央視的“新聞聯播”中看到了這個畫面：黃菊面帶中共高級官員慣有的“計劃經濟式”的笑容，與這群排列得整整齊齊的重要專家握手。眾人則一律鼓掌歡迎。這則簡短的新聞並沒有引起普通公眾的注意，大家以為這不過又是有中共特色的“文山會海”中的一滴浪花和一點塵土而已。
央視報導說，黃菊勉勵大家精心規劃、精心組織、精心實施，確保“金盾工程”建設順利推進，為加快國家信息化進程作出貢獻。新華社報導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家有關部門相繼開展了“金關”、“金稅”、“金卡”等信息化工程建設，有力地推進了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公安信息化是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的重要應用領域，全國公安信息化工程──“金盾工程”是中共國電子政務建設的十二個重要業務系統建設項目之一。“黨中央、國務院對公安信息化高度重視，把‘金盾工程’作為國家信息化重點建設項目進行安排，並批准了‘金盾工程’的立項。”
然而，“金盾工程”的實質並非如同新聞報導中的那樣冠冕堂皇。我在電視上發現，那些參與“金盾工程”的計算機專家，許多都身穿制服，顯然相當大一部份都是軍方、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的人員。看到這一場景，我不禁想起了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作品《第一圈》。當時的蘇聯就是一個布滿克格勃特務的帝國，公民的電話和信件隨意受到監聽。而監聽者以“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等“宏大敘事”來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權。《第一圈》的開頭是寫一位中級官員聽到了將清洗他的老師的消息，出於師生之情，他偷偷到外邊的公用電話亭給老師家打了一個報信的電話。這個電話被克格勃監聽到了，但是要辨別聲音的歸屬，還需要更加先進的技術。在由克格勃控制的“古拉格群島”之中，就專門有一個地方是從事這一研究的。這裏聚集了一大批在各次政治運動中被清洗的科學家，他們被強迫從事類似的研究工作。因為他們還有使用價值，所以他們在“古拉格群島”中的待遇還稍好一些，也就是所謂的“地獄的第一層”、“地獄的第一圈”。小說的最後是竊聽中辨別聲音的技術終於研製成功，那名洩露國家機密的官員被揪了出來，送進了“古拉格群島”的另一處。當時，蘇聯的統治者認為，依靠監視、依靠壓迫、依靠暴力，依靠恐懼，就可以讓蘇共的獨裁統治永遠維持下去。他們認為自己的帝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堅固的帝國。然而，強大而堅固的蘇聯帝國終於灰飛煙滅，蘇共也成為大多數民眾唾棄的政黨。蘇聯的末代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最後才意識到：歷史的推動力不是對暴力的使用，而是人類對自由的追求。
今天的中國繼續走在前蘇聯的不歸路上。投擲數百億的“金盾工程”，也就是要把龐大的中國變成活生生的“一九八四”。這一工程成功之後，將實現對全民的嚴密控制，從網絡、電話、信件到所有的活動，都成為“老大哥”眼皮底下“公開的秘密”。美國互聯網獨立研究專家格裏格﹒渥爾頓（ＧｒｅｇＷａｌｔｏｎ）早在2001年就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的金盾工程》的長篇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到2009年，中國安全部門對每個人的監控可以深入到每家每戶。在電話上一開口，聲音就被識別出來；一上街，攝像機就能確認你。即使不是全國範圍，至少在城市裏，公民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受到監控。在2000年北京舉行的一次貿易博覽會上，中國的保安機器宣布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工程：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數字監視網絡，連接全國、地區和本地保安機構，能展示全景的監視網絡。北京的構思是一個以數據庫帶動的遙距監視系統──能夠實時取得全中國每一個市民的登記記錄，同時連接龐大的攝影機網絡，確保可以加快警察對付示威的應變時間。
格裏格﹒渥爾頓指出：“一個龐大的智能監視網絡所需科技其實複雜到驚人程度，無論如何，由於方案是模仿人類智能，所以我們可以用每個人熟悉的術語來類別這個方案：北京有意要的‘金盾’監視網絡有能力‘看見’、‘聽到’、和‘思想’。”在中國，網絡自由成為中國政府最驚恐不安的領域。一旦信息在網絡上自由流通，一旦上網的人數超過一億，中共長達半個世紀精心營造的謊言帝國就將面臨崩潰的下場。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這將是專制與自由殊死搏鬥的一個領域。格裏格﹒渥爾頓在報告中披露說：“2000年五月，國家安全部在中國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裝設了兩個‘黑盒’──專門監視追跡個人電子郵件內容和活動的設備。再者，政府官員正與深圳大學的專家發展一套‘電子郵件過濾系統’，能夠在沒有收件人同意或知情的情況下察覺和刪除‘不必要的’電子郵件。最近，公安部更參與建立虛假的代理服務器，以便監視那些意圖迴避官方防火牆的網民。”在這份報告中，格裏格﹒渥爾頓批評了某些西方跨過公司為中共提供技術的“不道德”的行徑。他列舉了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利用西方的監視技術實施大搜捕的事實：“緊隨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中國政府折磨和審問了成千上萬的人，試圖找出組織示威的人。即使學生和工人能夠反抗秘密警察的恐嚇，那些倒霉示威者並無匿名機會。整個天安門廣場均裝有英國制的監視攝影機網絡，設計用途為監視交通流量和調整擠塞。這些攝影機記錄在坦克車進駐廣場前幾個月在廣場內發生的每一件事。在其後日子裏，這些影像反復地在中國國家電視台播出。幾乎所有違反者均是被這個方法認出。Ｓｉｍｅｎｓ Ｐｌｅｓｓｅｙ公司製作和出口這些攝影機，而世界銀行負責支付安裝費用，兩個機構均表示他們從未想到他們的‘中立’科技會這樣被應用。”格裏格﹒渥爾頓警告西方政府說：“政府必須認清楚，科技不是中立的──它是變色龍，而且會隨著環境改變顏色。”
在“金盾工程”實施的過程中，除了某些惟利是圖的西方高科技公司的介入之外，還有許多中國的“海龜派”的積極參與。他們大多是近二十年來到西方留學的青年知識精英。與五四時代遠赴重洋留學的先輩不一樣，他們缺乏理想、激情、道義和倫理底線。他們覺得參與這樣的事業是人生價值的實踐方式之一。有意思的是，身份曖昧的中國亞信科技公司也是“金盾工程”的重要參與者。這家公司雖然表面上看是由一群海外歸來的留學生創辦的，但實際上卻有著相當的官方背景。更加耐人尋味的是，亞信科技的董事長丁健經歷極其跌宕起伏。
丁健畢業於北大化學系，八十年代中期赴美留學。1989年“六四”慘案爆發之後，他曾經扛著大旗走在最前面，到中共駐美使領館門前去表示抗議。後來，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積極參與全美學者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活動。到了九十年代後期，丁健突然淡出民運圈子，與一批在海外留學時結識的朋友回到國內組建了亞信科技。經過短短幾年的發展，亞信科技奇蹟般地成為擁有數十億資產的一家高科技集團公司。而其前任老總田朔寧，後來成為中國網通的老總，據說與江澤民的公子江綿恆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在中國電信大洗牌中，網通竟然將中國電信在北方的半壁江山通通收入囊中，演出了一齣“小蛇吞大象”的雜技，令業內人士驚嘆不已。丁健本人雖然沒有田朔寧那樣的人脈關係，但他積極參與“金盾工程”等事務，同樣給他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在近兩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上，他一直處於六、七十名的位置上。
丁健的轉變讓我想起了八十年代香港著名電視連續劇《上海灘》中的主人公許文強。由周潤發扮演的許文強，早年是燕京大學的進步學生，積極參加反抗軍閥的學生運動，他的初戀情人還在一次遊行示威中死於警察的刺刀之下。但是，當他來到上海之後，他逐漸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接受了上海灘的“血酬”原則（吳思語），也就是說，在這片土地上，只有力量才是唯一值得信賴和信仰的東西。為了權力和金錢，許文強不惜殺人越貨，無惡不作，終於成為上海灘的霸主。這一人生軌跡正是九十年代之後許多經歷了“八九”民運洗禮的青年留學生的人生軌跡。由帶領民眾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先驅蛻變成為參與剝奪民眾自由獲取信息的權利的幫兇，這個過程的完成前後不到十年的時間。丁健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的高級公寓中，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在網絡上暢遊。即便在北京的居所裏，我相信在他居住的高級“涉外公寓”中，一打開電視就能夠看到美國和歐洲各大電視台的節目。他不覺得中國有什麼不自由，也就不會為自己參與“金盾工程”而感到有絲毫的內疚。還有更多的沒有丁健“成功”和“著名”的“海龜”們，大致也是同樣的心態。
我在訪問美國期間，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作了一次演講。我談到自己對“海龜派”的看法，我認為留學生回國效力、經商乃至發財都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必須把握一道底線，即不能成為專制力量的幫兇，不能成為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反作用力”。中國有一句古話說“於己不欲，勿施於人”，作為在西方學習到先進的科學技術的留學生，既然自己知道信息封鎖是一件醜惡的行徑，既然自己在上網的時候不願意出現障礙，那麼為什麼自己要去參與阻礙自己同胞自由獲得信息的下流事情呢？
在我演講結束之後，有一位正在念理工科博士學位的青年朋友站起來反駁我的看法，他認為，作為一個工程師，他只是“匠人”，他不願意去思考道德層面的事情，那只是人文科學領域的工作。對於一個工程師來說，僅僅是把自己的技術運用到需要它的領域去，不管是為美國政府工作，還是為中國政府工作，以及為私人公司工作，性質都是一樣的。如果參與“金盾工程”，那也無可指責，因為“科學無國界”。他不會像毛澤東時代“忠黨愛國”的科學家一樣，以能夠為“黨國”服務而感到自豪；也不會感到有道德上的壓力和羞愧感。因為，這僅僅是一份能夠掙到錢的“工作”而已。
在我看來，這只是一種軟弱無力的開脫。我發現如今在海外的許多留學生都持相同或者相似的觀點，這表明“六四”之後官方實行了十多年的摧毀國民的信念和道德感的教育獲得了相當的成效。這種卑鄙的教育方式造就了整整一代沒有底線倫理、沒有起碼的是非善惡觀念的青年人。其實，即便是在純粹的理工科領域，道德也從來沒有缺席過。在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的體制下，一個科學家難道就可以打著“科學中立”的幌子，心安理得地對無辜的囚犯實施化學試驗和活體解剖嗎？
科技是一把雙刃劍。加拿大外長洛雅德曾經在一次網絡論壇上宣稱說：“科技正在改變權力的平衡，挑戰常規通信管道。網絡散播和宣傳的影響將變得非常深遠，它甚至可以將‘管道’民主化，擺脫‘看門人’。技術有令人驚奇的潛能，可以突破柵欄和戰勝政治障礙……鼠標比導彈更強大。”但是，技術也有可能被運用到對人的控制和壓迫上。就像美國電影《國家的敵人》（Ｅｎｅ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一樣，當少數邪惡分子掌握了這種力量之後，他就可以利用它們來肆無忌憚地戕害公民的自由。格裏格﹒渥爾頓並不像洛雅德那樣樂觀，他尖銳地批評了像北電網絡和思科這樣的高科技公司在中國的所作所為，這些公司在中國不僅沒有增加當地政府對人權的尊重，而且用他們的技術幫助中國政府加大了對人民黨控制和對自由的扼殺。他指出：“在獨裁和壓抑的國家裏，對付罪惡與鎮壓異見被蓄意地混淆。”因此，某些西方公司有意無意地充當了中國政府侵犯人權行為的幫兇。最近，大名鼎鼎的思科公司在美國遭遇到了起訴。無論審判的結局如何，警種已經敲響：危害中國人民的自由，必然也危害到全世界人民的自由。我相信，丁健之類的“海龜”精英們，也終將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
（載自《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