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我叫呂嫦靚，出生於中國瀋陽，今年44歲，是一名法輪功學員。我的母親石勝英也是一名法輪功學員，她因不肯與惡黨唱“同一首歌”被迫害致死，至今遺體停放在瀋陽市鐵西德勝營火葬場；我因不肯與惡黨唱“同一首歌”，幾經魔難，九死一生，遠離生我養我的土地和親人。
我遭迫害的經歷，見證了中共惡黨馬三家勞動教養院的罪惡，見證了龍山勞動教養院的罪惡，見證了遼寧省女子監獄的罪惡，見證了中共邪黨的罪惡。
一、在艱苦歲月中生存
我懂事的時候正趕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這場浩劫中我的家也未能倖免。我爺爺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只因他曾有被日本人抓去過三天的經歷；而我姐姐當時只有十歲，上小學二年級，因發現別人家的玻璃窗上有用哈氣寫成的“毛××萬歲”的字樣，連同我的父母一同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小小年紀的我常常驚恐的看著父母和姐姐被一群一群的人圍鬥。我的弟弟妹妹不得已被送回山東老家，那年弟弟四歲，妹妹只有十個月大，由於爺爺奶奶處境也十分艱難，弟弟妹妹常常受人欺凌，四歲的弟弟被人用鐵絲抽中了眼睛留下了終身的殘疾。
在這艱苦的歲月中，我漸漸的長大，隨著改革開放，我思想中的疑惑也越來越多。我不明白，從小共產黨就灌輸我們“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怎麼現在資本主義國家都成了經濟發達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遠遠超過了中國的生活水平。報上說“要解放台灣”，可台灣人均收入是大陸的17倍，這還用我們去解放嗎？天天喊“打倒美帝國主義”，可是共產黨高官的子女成群結隊去了美國……為什麼？為什麼？
太多的解不開的為什麼使我變得麻木。那時的我討厭××黨的官，更不願涉入××黨的政治。於是，我讀了“機械製造與設備”專業。以為這樣可以不去想那麼難解的為什麼，後來我結了婚有了孩子，可是我卻陷入了深深的痛苦與矛盾之中。沒有信仰的中國人，把金錢當成了萬能，為了自己獲得更多的利益，不惜犧牲親情、友情，為了自己的慾望，可以喪失道德倫理拋棄家庭。看著我的孩子，我很茫然，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教育他，我不知道這樣一個充滿謊言、欺騙、誘惑的社會會使我的孩子變成什麼樣的人，我看著我的丈夫，我不知道我的家庭會維持多久，不知道他會不會像中國的許多男人一樣“有了錢就學壞”。心情不好，操勞過度，我的身體變得越來越虛弱，被醫生確診患有膽囊炎、胃炎、腎炎、頑固性偏頭痛、神經衰弱，我經常需要住院治療。
二、大法展現奇蹟
1996年母親因車禍造成脊柱骨第八、第九節粉碎性骨折，經法醫認定為國家三級殘廢，醫生說母親的後半生只能在床上躺著度日，母親的不幸，成了我們一家沉重的負擔。還有1991年父母親收養一個棄嬰天嬌，母親癱瘓時，天嬌只有五歲，年邁的父親除了要照顧癱瘓在床的母親，還要照顧五歲的孩子，還要去掙錢養家，真是辛苦極了。
1997年母親的妹妹由異鄉趕來看望母親，並給母親帶來了一本神奇的書《轉法輪》。母親讀了此書，一個月竟奇蹟般的能下地行走，癱瘓在床大半年的母親異常欣喜，從此走上了修煉的路。
也就是這一年我也有幸拜讀了《轉法輪》。我的身體也奇蹟般的康復，不僅如此，我心中那所有的為什麼，我在《轉法輪》裏全部都找到了答案。我介紹我的丈夫、我的孩子讀了《轉法輪》，從此我有了一個和睦、溫馨的家庭。一家三口相親相愛，我們孝敬父母，從不為了個人利益與人爭執；我們按照真、善、忍去要求自己，得到了同事、鄰居的一致讚揚。1998年發洪水時，我們將自己的錢拿出去救濟災民。
在修煉法輪大法的過程中，我們的身心都得到了淨化，我們懂得了遇事替別人著想，與人為善，以誠相待，知道人只有這樣活著才會心胸寬闊，才會幸福。我們感謝師尊廣傳大法的慈悲。
三、第一次被綁架：入京說真話遭迫害
1999年惡黨江××一意孤行發動了這場牽動億萬民眾之心的殘酷迫害，我的家庭也從此由得法的慶幸與幸福走向支離破碎、生離死別。
1999年10月15日，這一天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我與同修終於不堪良心上的折磨，踏上了去北京為法輪功鳴冤的列車。10月17日在去北京中南海信訪辦的途中，一名保安人員擋住了我們的去路，問我們是不是練法輪功的，我們說“是”。於是保安人員不由分說，把我們押上囚車，送至北京西城看守所。
到那之後，我們被勒令脫得一絲不掛接受檢查，送入監室，被犯人剋扣了所有的東西，每天只給兩頓飯，都是爛菜幫做的湯，和警察說連豬都不吃的玉米棒都絞進去的帶眼窩頭，衛生極差，我一連六頓都在菜中吃到了蒼蠅、蟲子、蟑螂，每天還要幹活至深夜，三米寬的牢房，犯人睡覺佔去1.8米，而我們23個法輪功學員只有5米長，1.2米寬的地方，常常是幾個人輪流睡。
四天以後，我得知母親也於10月15日來了北京中南海信訪辦，並於當天被抓，也關在了這裏。16天以後，我被瀋陽的警察提出來關押在地下室，在那裏我常常半夜被男性警察提審，一次一個警察酒後，竟然在八個女法輪功學員面前極具侮辱性的撫摸我的臉和脖子。
四天以後，我被送回瀋陽，先是到了遣送站後又去了看守所。在中國行政看守所法律規定只有15天的拘留權，他們卻在沒有任何手續的情況下，將我非法關押21天，後來在我以死相抗的情況下，我的單位瀋陽第一機床廠才把我接走。誰知我從無法無天處出來，卻又進入了無法無天之中，瀋陽第一機床廠把我直接送進甘官福利院強制洗腦“轉化”班，我又被非法關押了20天。
四、第二次遭綁架：邪惡洗腦生不如死
2000年3月，我又一次被非法抓捕，原因是我寫了一篇文章，是北京上訪的經歷，在互聯網上發表了，名為《獄中》。警察跟我說是國家公安部下令抓我的，這一次我被當成了重要犯人。市局的孫森和區局的吳姓科長將我關進甘官福利院專門用於停放屍體的停屍間。
福利院收留的都是家裏不肯照顧的老弱病殘，經常死人，人在咽氣前就要被抬到停屍間等死，將死之人在那裏會排泄廢棄物，所以那裏的被褥沾滿了糞便，房間裏怪味刺鼻，窗戶上缺少擋風玻璃，他們將我一個人關進了這樣的房間，嬉笑著走開。當我的丈夫見到我時，堂堂男子漢竟忍不住流下眼淚。
我在甘官福利院被關了45天之後，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強行送至邪惡的馬三家教養院，張姓警察還欺騙我的丈夫說給我減了刑，從我丈夫手中騙去三千元錢，到教養院後，許多人圍著我給我洗腦，讓我放棄法輪功，我不肯放棄，他們就罰我蹲著，每日從早上5點半至深夜1點。
在罰了二十幾天以後，警察開始欺騙我，在我的面前故意拿著《轉法輪》，並欺騙我說他們都是學大法的，引導邪悟的胡言亂語等等。我在這種每日強行的灌輸之下，故意製造的謊言中，漸漸的迷失了方向，我想馬三家教養院是省級教養院，警察都是國家幹部怎麼能撒謊呢？況且我常見中央610頭子劉京、省長聞世震，還有遼寧省惡黨政法委書記丁世發及許多高官，常常光顧那裏，政府怎麼會說謊呢？在這些高官及警察共同編織的謊言中，我和許多善良的法輪功學員在對“政府”的信任中，被惡毒的欺騙了，痛哭了三天，我寫了我一生的最痛，令我至今無法忘記的恥辱的“悔過書”，承認自己去北京不對。
不久我被調出分隊，當了“四防人員”，這時我發現來看學員的家屬有不少帶的東西，警察讓他們放在窗台上，接見以後，既不給學員，也不讓家屬帶走，而是隻字不提，讓學員誤以為家屬帶走了，家屬又以為送給了學員，其實都是警察私下裏分了，每個警察每天都有好吃好喝的。吃不了還要往家拿。我開始疑惑，我問自己：他們這樣做能是學習過《轉法輪》的嗎？法輪功學員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
這時北京又送來了幾個所謂的“法輪功頑固分子”，來了之後，她們很快“轉化”，一個叫牛紅，一個叫岳慧玲，一個叫李麗娜，一個叫周宣，我很快發現她們不懂大法，根本就不知道大法的法理，而是在偷學別人的話去攪亂學員的思維，且惡警所長蘇境經常私下裏請他們吃飯。
我明白了這幾個人是特務。這時我才發現自己上當受騙了，我和其他學員一樣，被一個龐大的政府機構，以最陰險的招術笑著欺騙了。剎那間，我感受到了痛徹心肺，生不如死的痛，無法用語言表達我的憤怒、悲傷。
五、見證馬三家的罪惡
在這期間我又見證了馬三家教養院的罪惡，王東，一個大學生，因拒不“轉化”被姓方的警察和邵力拉到辦公室施以電棍；一個新來的法輪功學員因堅持煉功，被強行劈胯，造成大腿內側有兩個拳頭大的筋包；胡桂珍因拒絕“轉化”，前額被打的隆起；遼陽的王金平腦後的頭髮被一根一根拔光了一大片；大法弟子高雁秋被毒打，後又被折磨的精神失常。
我忍無可忍去找蘇境問她為什麼打人，回來後我向警察聲明，我還要做李洪志師父的弟子，我還要修煉法輪功。這樣我被嚴管，被勒令眼睛只能瞧著前方，經常被開會批判，罰蹲罰站，不久，我被折磨的雙腿不能走路。
有一次，我的丈夫和孩子來看我，但警察不許他們見我，十一歲的兒子在鐵門的欄杆外，居然望見了屋內的我。他拼命將小手伸進來，高聲呼喊：“媽媽！媽媽！”我聽見這熟悉的聲音，一眼望見了我的兒子，淚水順著我的臉頰無聲的流淌，警察在無情的呵斥我的孩子，我的丈夫在拽著孩子離開，孩子卻拼命的揮著小手哭著喊著媽媽，同室的許多人都流下了熱淚。
2000年的一天，室內突然有人告訴我：“呂嫦靚，你媽來了。”我抬頭看見了母親，我撲向母親。原來母親想為大法鳴冤，想見不知死活的女兒，在去北京的途中再一次被抓，警察戴玉紅發現送來的人是我的母親時，就將母親推了出去，讓她去一分隊。
那天天氣很冷，空中飄著淒涼的清雪，母親沒有穿鞋，也沒有穿外衣，上身的一個馬甲被扯開了碗大的口子，破碎的衣片在風中舞著，下身是母親自己用多色的線織就的毛褲，母親花白的頭髮被寒風吹的有些凌亂，偌大的一個操場內只有母親一個人走著，母親的臉是平靜的，平靜中卻帶著剛正不阿，那一剎那，我從母親的身上讀到了堅強，讀到了正義，我擦乾了臉上的淚水，告訴自己決不向邪惡低頭。
馬三家教養院每天都在奴役法輪功學員，根本不管我們的死活，在那裏我們被強迫幹的活是將非常骯髒、帶血的雞毛放在學員吃飯、洗漱用的池內洗淨，然後在寢室內將它們晾乾，再用剪刀剪成各種形狀，做成工藝品遠銷美國。這種工作，我們每天要幹到深夜，在飄著滿屋毛絮的房間裏接著睡覺。沒有任何的保護措施，許多人被嗆得上不來氣。
2001年2月19日，我在喪失了勞動能力，三個月不能自己行走的情況下，且已到期，才被家人接了出來。
六、第三次遭綁架：九死一生
出來後，我通過學法煉功，身體很快恢復。有一次，有一個與我在馬三家教養院一起遭迫害的學員，打電話約我去他家，在那裏我無意間遇到了幾個在張士教養院被迫害過的同修，我們在一起談了“轉化”是一個欺騙這件事，大家都有同感。可是這件事被人舉報，很快其他的人被抓，而我恰巧這期間出門沒在家，可是從此我卻有家不能回，警察發了通緝令，到處追捕我。
記得在大年三十那一天，別人家都在過年，我實在無處可去，租的房屋幾次都被警察盯住，當時我的丈夫和孩子陪著我，在一家大商場內呆到了八、九點鐘，後來我們去了父親家，那時母親還在馬三家教養院被非法關押，只有父親帶著十歲的天嬌艱難的度日，父親看見我來了，流著眼淚對我說：“孩子怎麼辦哪？今天是大年三十呀，可我這也不安全哪。”
過了年後，為了躲避抓捕，丈夫陪我一起去了大連，在大連火車站，我和幾個接我的同修同時被抓。丈夫走脫了。在非法抓捕我的過程中，警察在眾目睽睽之下，對我拳打腳踢，並掏出100元錢侮辱我，後來把我帶至大連刑事看守所，將我銬入鐵椅子。我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他們用涼水從我的頭上澆下來，直至下半夜2點多鐘。
1、“這回十八般酷刑讓你嘗嘗”
三月份東北還在下雪，我只穿了一身襯衣襯褲，涼水順著我的脊梁骨流下來。我有些抽搐，並咳了血。這時審我的人開始過來摸我的脈搏，後來又有人來摸說：“摸不著脈了。”他們慌忙將我關入監室。
3月21日，我昏睡一天沒吃東西。3月22日早晨，獄警來了，把我叫出去之後讓七個男雜役和四個女雜役十一個人把我從二樓拖至四樓，強行按住我，將鼻管插向我的喉嚨。第一次，食管被我拽出，第二次被我咬碎吐出，第三次他們說下去了，我覺得胃裏一熱，起來後他們又強行給我戴上腳鐐、手銬，強行給我“定位”。四天四宿我不能站，不能蹲，不能躺，更不敢吃飯，喝水，因為不讓我上廁所。
3月28日，大連警方將我交給瀋陽來的人，上了一輛黑色的轎車。車上兩男一女，後知男的一個叫張松，一個叫韓致，女的叫常建平。他們把我的一隻手銬在車上，一隻與女警常建平銬在一起。坐好以後，前面的警察開始問我：“你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嗎？”我答：“是警察。”他說：“確切的說我們是國家安全局的。是專門審訊間諜的，你知道什麼是間諜嗎？”我說：“在電視上看過。”他又說：“這回十八般酷刑讓你嘗嘗。”見我沒反應，又說：“其實，我們根本就不想費事了，沒看大連給你開的釋放票嗎？坑已經給你挖好了，就把你活埋在這就完事了。”
我心裏坦坦蕩蕩笑著告訴他：“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我生是大法弟子，死亦是大法弟子。”他說：“真硬，一點不怕，埋了你太便宜了，乾脆把你從山崖上推下去，讓鯊魚一口一口吃了你算了。”我說：“說你們邪惡你們不承認，聽聽你們的語氣。我告訴你們，你們所做的一切神在看著，我師父在看著。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他們惡狠狠的說：“好，呂嫦靚，看到瀋陽不扒了你的皮。”
2、安康醫院野蠻灌食
車一進蘇家屯，我心裏多少有點怕。但是，我告訴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我沒有做過壞事，怕什麼。這時叫韓致的警察接到局長的指示，將我直接送入瀋陽市看守所。在看守所裏，為了抗議這種無辜的關押，我開始絕食，兩天以後由於我絕食並伴有吐血，我與幾個絕食十幾天的法輪功學員一起被送到瀋陽安康醫院，也就是位於四台子的戒毒所。
瀋陽安康醫院對絕食的法輪功學員兩天灌一回食，每一次灌食都是由院長謝曉賓和姓羅的主任親自領著灌。給我灌食那次是在我絕食絕水六天以後，強行把我按在床上，將管子從鼻孔插入，我感到喘不上氣來，我將鼻管拽了出來，上面沾滿了鮮血。他們又從另一鼻孔將管子強行插入，我感覺窒息，而且非常痛苦。我又將鼻管拽出，上面還是沾滿鮮血。這時我才注意到原來給我灌食用的鼻管竟是日常用來扎點滴時用的止血帶，很粗，頭全是鋒利的毛茬。
在這期間，市局的張松、常建平曾多次非法提審我，有一次他們拿出打印的一人多高的電話號碼，讓我交代都幹了什麼，我問：“既然你們不知道我幹了什麼，為什麼抓我？”他們對我說：“呂嫦靚，我們沒有你證據，但也一定要把你押死在裏面。”
後來又有警察提審我，是皇姑區三台子派出所的四個人，給我念“勞動教養決定書”，以“聚集”為由，將我勞動教養二年半。我拒絕簽字。2002年4月30日，他們又來了，並將我送往瀋陽市龍山勞動教養院，但龍山教養院的醫生說我絕食絕水已造成心跳一百六十多次，伴有酸鉀中毒拒收，我又被送回戒毒所。我繼續絕食。
3、傳染病房做實驗
2002年5月10日，我開始進食。5月14日，警察把我和蘇麗、王曉燕關入傳染病房，那裏關的是大北監獄都不收的肝炎和梅毒患者。
5月15日，我們又開始絕食抗議，我們要求見院長。張簡玲把我叫了出去，我問她：“為什麼將法輪功學員關進傳染病病房？”她說：“肝炎和梅毒不傳染。”我問：“不傳染？不傳染為什麼大北監獄不要。”這時我才明白，警察是想拿我們做實驗。
第二天，院長謝曉賓來了，也說不傳染，並且說他曾拿犯人做過實驗。我問：“你是不是也拿我們做實驗，也把我們當成了實驗品。不傳染，國家為什麼要下這麼大的力度預防肝炎、性病的傳播？這些人為什麼大北監獄不要？你們這是對我們的迫害，侵犯了我們的人權，我們會告你們的。”謝曉賓無言以對，轉身走了。
我實在是不想在這個骯髒的魔窟裏呆了。6月1日，在我進食以後，我又被送至市看守所。
4、龍山教養院惡警唐玉寶：死了我負責！
6月4日我被綁架至瀋陽市龍山教養院，先是把我送入二大隊，惡警隊長唐玉寶問了我幾句話，又將我交給一大隊的警察段海英，她將我帶入鐵門內，並當即叫來了幾個人強迫做我的“轉化工作”。他們每天給我洗腦，讓我凌晨3點半以後睡覺，17天以後，見我不被謊言欺騙，又不斷的識破他們騙人的伎倆。
6月22日，我被龍山教養院警察送至瀋陽張士教養院的洗腦班繼續迫害。在那裏警察史風友安排了幾個認為是心腹的人用極盡惡毒的語言罵我，我知道他們邪惡至極，想用這些惡毒的語言刺激我，讓我生氣、失控，從而達到他們的目的。我一語不發，告訴自己要祥和，不上他們的當。
就這樣，二十四天以後，7月16日，龍山教養院來人將我們接回龍山，我被分到普教隊，由犯人包夾24小時看著我。第二天，我找楊敏跟她說：“我住的兩床中間是角鐵，沒法睡覺。”她說：“沒有被褥，克服吧。”我知道是在刁難我。每天清晨我後背都有兩道角鐵的深深痕跡。後來可能是楊敏看迫害的太明顯，影響太大，一個多月以後才給我一條褥子。
天氣開始變寒，轉眼進入十月份，這時普教犯人發現我咳血，就報告警察，因怕是傳染病，警察就帶我去胸科醫院拍了一張CT，但大夫說我不像肺結核。這次需要我家屬拿錢，所以我才在被抓半年以後，在醫院看見了我的父親、丈夫和姐姐。就在我身體檢查並未確診的情況下，他們把我帶回龍山。第二天我被調到二大隊，惡警唐玉寶對我說：“你吐血不是什麼病，沒事。”並叫來王威、魏佩媛，邊罵邊說：“不轉化，有辦法。不行就給我打！死了我負責！二十四小時不許睡覺，給我看著。什麼時候轉化了，什麼時候睡覺！”
兩個人將我鎖入號裏，並將我安排在“儲藏室”內洗腦。三天以後，在會上唐玉寶說：“不怕你們不轉化，有的是招！龍山死了兩個了，我唐玉寶照樣當大隊長！不轉化的簽捕，別的教養院早就有例子了。”開完會唐玉寶將我安排到一樓，找了五個人看著我，給我規定：每天凌晨5點讓我上床休息半個小時，其他時間一律不許閉眼睛。
我這已經是第四天沒睡覺了，當時咳血已經非常嚴重，我的後背經常痛，常伴有開鍋時冒泡的感覺。我心裏明白他們想利用我咳血，身體虛弱，再加上不讓睡覺來摧垮我的意志。我告訴自己，大法弟子的意志是金剛鑄就的，人不睡覺不行，神不睡覺沒問題。就這樣經過了十三個未眠的日夜，我竟奇蹟般的活著，而且精力充沛。於是，他們又將我送回了普教房。
5、強制作苦力
轉眼秋天過去，冬天來了。院裏攬了一批給黑加工點撕豆皮的活，那時我常常後背疼痛難忍，而警察卻經常點名讓我去一樓扛豆皮。一袋豆皮四十多斤。從一樓到四樓，我曾多次向獄警張寧、楊敏、王宏鈴提出我身體不堪重負，不去扛。他們表面答應，一轉眼又點名讓我去。每一次扛回來，我都要吐血，大口的吐血。即使這樣，他們還是讓我接著幹活，有些普教見我這麼遭罪，暗自落淚，偷偷的幫我完成任務。
由於“非典”的緣故，黑加工點的豆皮停工了。我們又開始“捻珠”，用來做出口美國的籐條和花環，這時我的雙手開始在骨節上裂口，經常能露出白骨，而當我用手捻珠時，剛剛長上一點的裂口又被撕開，經常是鮮血淋淋。有一次，有個普教犯人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把我拽到大隊長岳軍跟前，讓他看我的手，岳軍告訴當時的組長給我找點別的活，但很快，又在警察們背後的授意下改回來了。
6、抵制惡黨流氓邏輯和無恥行徑
2003年1月27日我收到了兒子給我寫的幾句話：“媽媽您好，就要過年了，您不能回家，我們家又不能團圓，我只能在信上給您拜年，祝您身體健康，心想事成，今天特意給您送去400元錢過年花，願意吃什麼就買點什麼，不用掛念我和我爸。”這是我近一年來第一次看見兒子給我寫的信，我沒有落淚，但許多犯人落淚了，因為她們知道我是被“嚴管”，自打進來從來未接見過，更沒見過孩子。
有一天岳軍召集開會，會上指責我們自私，不替家人著想，說明天就是母親節了，我覺得他在欺騙蒙在鼓裏的犯人，我應該揭穿他。第二天，我寫了一篇題為《寫在母親節》的文章，並念給一室所有的犯人聽，告訴她們我已經一年多沒見到孩子了，不是我不見，是他們不讓我見，在無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無辜的把我抓來，還說是我自私，天理何在呀？犯人聽了我的文章都流淚了。我找到了岳軍指問他為什麼許多警察總在我面前說我的丈夫會不要我了，孩子會學壞。我問他你們是不是想蓄意拆散我的家庭，不然為什麼你們明知道我無罪又是好人卻這麼長時間不允許我和家人見面？岳軍無話可說。
過了幾天，岳軍找我說：“經過院裏研究，允許讓我接見一次，但我的家屬必須從師尊的法像上踩過。”我正色道：“我要求見家屬是我正當的權益，而你們卻把他建立在侮辱我的信仰的前提下，你們知道為了這個信仰我死都豁出去了，你們還要這樣幹，你們是想讓我接見嗎？你們是想要我的命啊。我告訴你，我不見了。”我轉身就走了。當天晚上我寫下了《屈下你的雙膝》交給岳軍。在這篇文章裏多次寫下了這句話：屈下你的雙膝，將我師尊的法像捧過頭頂去懺悔吧。這是你們向神贖罪的唯一出路。
第三天我開始絕食抗議，接著董梅、陳玉鳳、夏玉蘭、齊淑媛、付豔玲也都陸續為此事絕食。兩天以後，不法警察們不顧我長期吐血的事實，強行給我灌食，扎點滴，一時間我的後背如大火一般灼熱，疼痛難忍。後來他們又變本加厲公然踩著我師尊的法像，給我們的腳下也鋪上法像給我們灌食。岳軍問我什麼時候結束，我告訴他：“一個月不行兩個月，兩個月不行一年，一年不行兩年，你們什麼時候把法像拿起來，我就什麼時候結束。”十天以後他們收回了法像。
7、“太狠了，那麼對待你，我們敢怒不敢言啊”
2004年元旦以後，我身邊調換了包夾犯人，在警察的授意下他們想盡辦法刁難我，正月初五那一天要求我像聾啞人一樣不許說話，我開始閉口不說話了，他們每天諷刺我，譏笑我，半夜對著我的耳朵罵我，侮辱我。到了第十四天，我開始絕食絕水，抗議他們的行為。有一天，張寧逼著我去打滴流，我拒絕，他們將我銬在椅子上，然後張寧揪住我的頭髮，左右開弓，手掌像雨點一樣落在我的臉上。當時在場的有隊長梁真、吳戈和李威，他們就那樣看著不吃不喝不說話的我被暴打，沒有一個人勸阻。
回到號裏，我的雙腿非常痛，我已經二十多天沒說話了，七、八天沒吃飯喝水了，可是他們還是逼我出工幹活至深夜十二點，我拒絕出工，包夾犯人在警察的授意下竟拽住我的雙腿從床上拖至門口，強行將我架到勞動現場逼我幹活。第二天，灌食時我的鼻孔無法下管了，又隔了兩天，衛生科警察李五一強行給我下管，我開始大口吐血，連灌的玉米麵糊糊也伴血吐出。從那以後才不再給我灌食。
就在我一個月沒出過一聲，16天沒吃過一口飯，沒喝過一口水的情況下，警察想把我送入精神病醫院，我知道如果我進了精神病醫院他們就會更瘋狂的迫害我，他們是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的，於是我答應說話吃飯。
回到號裏以後，許多犯人聽見我說話的聲音全都哭了，她們跟我說：“太狠了，那麼對待你，我們敢怒不敢言啊。”自不說話以後，我一直拒絕參加勞動，拒絕報數，之前，我曾多次找過岳軍，抗議將我當成奴隸一樣的使用，每天早晨5點半起床，經常幹活至深夜1、2點鐘，上級來檢查還要求撒謊說每天8點半就收工，哪裏收工了，是拿回號裏幹來了，不完成任務不讓睡覺。
2004年5月7日，在勞動現場惡警張寧就喊：“誰不幹活站起來。”我站起來了，還有幾個法輪功學員站起來了。這時二大隊惡警隊長姜兆華、王吉昌也開始喊：“二大隊不幹活的也站起來。”我們陸續被叫到三樓，二大隊學員去了二樓，當我被叫到辦公室後，張寧問我：“幹不幹活。”我說：“不幹，因為我不是勞教人員，每天讓我幹活到深夜是對我的迫害。”當時我一點懼怕都沒有，他們沒有電我，只是將我吊在了床舖上，我們幾個拒絕被奴役的法輪功學員每天都被從早上6點吊至深夜1點，共計二十多天。
8、高蓉蓉被毀容之後
5月7日那天，二大隊惡警唐玉寶、姜兆華將高蓉蓉和金科貴毀容，高蓉蓉被逼跳樓逃跑未遂。5月13日，惡警們不顧已經發生了高蓉蓉、金科貴被毀容的惡性事件，竟然毫不收斂，將我帶到辦公室，不顧我長期被精神折磨，肉體摧殘，身體已極度虛弱，用高壓電棍逼我屈服。
我當時看著他們，心底裏湧出無限的悲傷和憐憫。我可憐他們，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警察，這些不把老天放在眼裏的警察，這些不分善惡的警察，這些被江澤民、羅幹之流當成了做惡工具的警察，這些沒有信仰，不知為什麼活著的警察，這些草菅他人生命，卻不知上蒼不容的警察，這些狂妄的忘記了自己只是宇宙蒼穹小小一生靈卻敢與老天作對的愚蠢的警察，我的淚水無聲的流。那是一種看著生命走向毀滅卻留不住的悲傷與絕望。那一刻，我沒有恨，沒有怨，電棍觸擊皮膚發出□□聲和皮膚焦糊的氣味瀰漫，那一刻，我懂得了“慈悲”，我懂得了“善的力量是巨大的”。近一個小時後，不法警察們才停止摧殘我，我的兩臂和下肢外側布滿了水泡。
這之後我常感到胸悶、心痛狂躁，常常淚流滿面，龍山教養院的醫生診斷說我是□病。就是這樣，警察楊敏還對我說：“呂嫦靚，你快到期了，你還想回家嗎？你還能回家嗎？你準備直接去大北監獄吧，不會放你的。”我實在是不願意再呆在這個魔窟裏，我更不願意去監獄，我要回家，我要去告訴那些被欺騙的，還有機會分辨善惡的人們，不要迫害法輪功，不要喪失倫理道德，不要做神、佛無法原諒的事，給自己的生命留下希望。
2004年9月27日，在經歷了16天絕食絕水後，我終於活著走出了龍山。
七、母親被迫害致死
回到家以後，我見到久違了的母親，母親告訴我在馬三家教養院，因她拒絕放棄真、善、忍，被警察用電棍電過，被罰蹲，罰站，被上了老虎凳，被警察揪住頭髮往牆上撞，直撞的母親頭暈目眩，嘔吐不止，然後又用膠布封上了她的嘴，後來又在寒冷的冬天，將她一個六十多歲的殘廢老人扒光了衣服投入了“小號”兩天兩宿。出來後，母親的滿身開始流膿，流血，昏死在地上，馬三家教養院的醫生告訴惡警，母親隨時有死的可能。警察怕擔責任，於是通知父親說母親得了重病。2003年，在父親交了幾千元錢後，母親回到了家。
我看見母親時，母親已經恢復常態，面色紅潤，皮膚光滑，精力充沛，神態祥和，善良。母親告訴我她回家以後不長時間，警察知道她沒死，又強行將她和父親非法送入了張士教養院的強制“轉化”班，關押了兩位老人兩個多月，家中只留下了十一歲的小天嬌。母親說天嬌可憐哪，從小就沒有父母的愛，剛出生幾天就遭遺棄，小小的年紀，剛剛記事，又因江澤民迫害法輪功而跟著我們遭罪，堅強的母親流下了淚水。
2004年11月30日，我回家僅僅兩個月，災難再一次降臨了我們家。母親因為在公園內跟人講：“法輪大法好”“天安門自焚是造假”“要做好人”遭警察抓捕，母親在這個號稱言論自由的國度裏，只因講了這幾句話就被非法判有期徒刑四年，我找到瀋陽市中級法院的主審官韓慶春，他竟然對我說：“你母親就是一個人對著牆說法輪大法好也要抓起來判刑，這統統歸610管。”這就是中法的答案，典型的法西斯專政，哪裏有一點人道，更談不上人權了。
2005年4月，母親被送進了遼寧女子監獄，2005年7月我去接見了母親，因為有警察看著，我們不能說什麼。母親流著淚，囑咐天嬌聽話，長大做個好人，又深深的看著我，我知道母親的牽掛，就強忍著眼淚，笑著告訴母親，我挺好的讓她放心。誰知這一次接見，竟成了我們和母親的訣別，成了我們的永久回憶。
2005年8月18日我們去探望母親，警察說母親拒絕穿囚服，所以不許見。2005年8月25日，噩耗傳來，監獄的警察通知我們母親死於心梗，現正停放在七三九醫院，我和丈夫、姐姐、妹妹、弟弟懷著無限的憂傷和不相信趕到了醫院。妹妹哭喊著撲向母親的遺體，憤然扯下了母親身上的囚服，這時。我們看見了母親滿身的傷痕，在母親的左脅下有一大片皮膚已成黑紫色，在母親的左乳下有一塊手指甲大的傷痕，而在母親的咽喉處血色鮮豔呈三角形的新傷清清楚楚，下方也是一個方形的新傷痕。
我當即質問獄警，母親身上的傷是怎麼造成的，他們先是說搶救造成的，我問心臟病搶救怎麼會在助下和咽喉，他們又說不知道，醫院的病歷不給我，但我看見病歷上寫著，母親來時已確診死亡。獄警催我們趕快送母親的遺體去火化，我給舅舅打電話，告訴他母親沒有了，希望他能帶個相機來，給母親拍張遺像。
這時姓李的女警察聲稱她是大隊長，說不許拍照，她馬上打電話又叫來了兩車警察。這時警察大約有三、四十人，同時她又打電話通知殯儀館的車來接屍體。當殯儀館的車到時，我的舅舅也正好趕到，這時警察分成了兩撥，一撥撲向母親的遺體，搶著往殯儀館的車上推，另一撥撲向了我的舅舅搶他手中的相機，那個姓李的警察一邊搶一邊高喊：“可不能讓他們拍照，他們上明慧網，我們的衣服就穿不了了。”我們也撲了上去，去保護母親的遺體，去保護舅舅。妹妹在被警察搶走了電池的情況下，慌亂中按了一下相機的快門。
當時圍觀的人非常多，許多人都在罵警察，但不敢靠前，有的人偷偷的給報社打電話，報社趕來後，一聽說是法輪功就不敢露面了。
這時相機被我搶了過來，當時我已經當場吐血，我跟警察說，我只剩半條命了，我不照了，你們也不許再搶，我是不會把相機給你們的。可能警察以為沒有照上，所以沒有再跟我們搶，母親的遺體被送到鐵西德勝營火葬場，我們不同意火化，警察將手續全部拿走，那個姓李的大隊長威脅我說：“你不許告我們，都死了一個了，別因為這事再進去幾個。”
第二天，當我們家屬包括父親和天嬌去看望母親的遺體時，被告知必須得通過監獄同意，並調來大批警察有五十多人日夜把守母親的遺體，不許我們見，至今我父親和天嬌都沒有見到母親的遺容。
可是蒼天有眼，妹妹按下的那一下快門，竟然給我們留下了鐵的證據，母親咽喉那致命的傷痕被拍了下來，絕望中我們又看到了希望。通過幾次與監獄交涉，警察拒不說出母親傷痕的由來，我們也拒絕簽字火化，我們去了住監檢察院，檢察官去看了母親的遺體，他承認確實有傷，但他讓我們與監獄協商，拒絕給我們立案，我們又去了監獄管理局他們說只管活的，不管死的。我們又去了信訪、法院，他們全部拒絕給我們解決問題，讓我們去找610辦公室。我回去請律師，可是律師告訴我們全國統一有規定，法輪功案件不許接。
母親冤死，我們竟無處申訴，這就是中國的法律，這就是中國的人權。而監獄又勾結610給我們一家人施壓，我們姐妹的手機被控，派出所、街道辦事處到處找我們，警告我們不許去北京。妹妹恐懼極了，不得以出走澳洲。派出所多次找我，想抓捕我，然後強迫我的家人簽字火化母親的遺體，從而達到銷毀證據的目的。
八、請制止迫害、制止罪惡
母親去了，高蓉蓉去了，宗恆傑去了，高連義去了，王淑媛去了，任淑傑去了，關文江去了。這些人都曾與我在一起，都是我的親人和同修，他們因為信仰法輪功而遭到中共邪黨的迫害，先後失去了生命，我為母親奔走的同時，也是為所有被迫害的法輪功弟子鳴冤。我見證了馬三家教養院的罪惡，我見證了龍山教養院的罪惡，我見證了遼寧女子監獄的罪惡。
我要問問那些至今不分正邪的警察、法官、檢察官，像我母親這樣一個殘疾的老人，竭盡全力去幫助一個被家庭和社會遺棄的棄嬰，為了堅持真、善、忍，應該被活活打死而無人問津嗎？
我要提醒那些至今不能認清惡黨本質的中國人，不要忘記自己是炎黃的子孫，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宗有著上下五千年崇拜神、佛的歷史；我要去告訴全世界，中共惡黨不僅出賣中國的領土，它更篡改了中國的歷史，毀滅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變異了中國人的靈魂，泯滅了中國人的良心，它使真話變成了謊言，使善良變成了兇惡，使忍讓變成了鬥爭，所以中國才假貨遍地，所以中國警察才敢肆無忌憚的殺害手無寸鐵的百姓，所以中國人才變得互相猜忌，陽奉陰違，可憐的中國人吶，為什麼不問問自己，馬、恩、列哪個是中國人？為什麼不認了自己的祖宗，要聽命共產邪靈的操控？！
我出走國外，帶著可憐的孤兒天嬌，生活十分艱難。我不為自己吃的苦，遭的罪而流淚，卻為我的同胞，那些還不能從中共的謊言中清醒過來，生命受到威脅的我的同事、同學、同一祖宗的中國人而哭泣。在異國他鄉，每每念起常常禁不住淒然淚下。
找回我們祖宗的血脈，還我山河的清麗秀美，退出中共惡黨，還中國人的尊嚴，從自我做起，遠離邪惡，生命才會光彩，才會輝煌，才會鮮亮，才會幸福，才會美好。這是在中共魔爪下九死一生的人從心底裏吐出的真言。
在這裏我還想證實一件事，我在馬三家教養院和龍山教養院，每次有法輪功學員經不住折磨屈服時，警察就會讓大家一起唱“同一首歌”，每每這時許多違心的法輪功學員都會流下傷心和辛酸的淚，“同一首歌”是惡黨在毫無人性的摧殘他人的肉體和靈魂後，為了掩蓋自己的罪惡，虛假的謊言，在教養院裏我每一次聽到這首歌時，都會有一種心痛和惋惜，更會有一種憤怒，把人折騰的死去活來，最後還要逼迫他唱“同一首歌”只有惡黨邪靈才會這樣做的，只有無賴和流氓才會將這樣用過的歌曲敢在全世界面前炫耀，無恥至極，在這首歌的背後掩蓋著多少法輪功學員的血和淚，又有多少不肯與邪惡唱“同一首歌”的大法弟子被摧殘被迫害，甚至失去生命。
我的母親石勝英因不肯與惡黨唱“同一首歌”被迫害致死，至今遺體停放在瀋陽市鐵西德勝營火葬場，我因不肯與惡黨唱“同一首歌”幾經磨難，死裏逃生，遠離生我養我的土地和親人。
禁止邪惡的炫耀，禁止迫害的擴張，全世界善良的人們，請你們伸張正義，共同制止做惡者的癲狂，制止罪惡向世界張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