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加拿大獨立調查團成員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日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記者招待會、研討會，介紹關於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的內容，引起各界廣泛關注。法輪功學員陳勁在記者會和公開論壇上作證，講述她自己在中國被迫害、被驗血的經過。一名曾跟她一起被非法關押過的學員“被送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可能永遠都出不來”。以下為她的證詞：
 
陳勁在馬來西亞律師公會主辦的公開論壇上作證 |
陳勁（左一）在大衛•麥塔斯訪馬演講期間講述她在中國被迫害的經歷 |
我叫陳勁，來自中國廣東省，現在已經成為聯合國保護的難民。我因為信仰法輪功和傳播法輪功真相，曾被中共當局非法判刑三年零六個月。
中共迫害法輪功七年以來，我經歷了很多事，有些事情可以作為一種佐證，來證實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實存在。我九五年十一月學煉法輪功，因為法輪功的健身效果非常好，而且教導人心向善，迅速的提高了人們的道德水平，這樣吸引了很多心靈嚮往美好的中國民 眾，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時已經很多人修煉法輪功了，迫害開始後，民間許多老百姓說：是因為煉法輪功的人數超過了共產黨員的人數，中共才鎮壓的。而當時中共的黨員人數是六千多萬人。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後，煉功受益的群眾紛紛上北京向當局請願，九九年到二零零二年，這幾年每天都有大量的群眾到北京天安門、北京信訪辦請願，但這些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法輪功學員，都被警察抓住，一批一批的送往天安門附近的派出所。九九年十二月末，我作為法輪功學員也去了天安門，當時的天安門布滿了便衣警察和穿警服的警察。我被強行的拉上一輛可坐十幾個人的警車。不一會兒警車就坐滿了請願的法輪功學員。我們被拉到天安門附近的一個派出所，在派出所的大鐵籠子裏，就已經關了幾十名法輪功學員，而且還不斷的有法輪功學員被送進來。警察一批一批的問話，主要是問叫什麼名字，來自哪裏，大多數法輪功學員不說出自己的名字，因為法輪功學員認為如果說出真實身份會被勞教或被判刑，說出身份的法輪功學員被一批批的送到各地的駐京辦事處。我就被送往廣東省駐北京辦事處。而沒有說出身份的學員，我就不知道被送到哪裏去了。我當天在派出所看到不願透露身份的法輪功學員就有一百多人。後來我看網上的消息，在大陸有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失蹤，他們到哪裏去了呢？中共當局一定給不了我們滿意的答案。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七日，我因為傳播法輪功真相，被國安人員和警察抓住，在派出所裏七天七夜不讓我睡覺，當我很憤怒的表示要通過法律程序控告警察嚴刑逼供時，他們陰險的對我說：“你可能都沒命出去了，你控告誰？”我當時覺的他們只不過是在恐嚇我，直到驚聞法輪功學員被活體摘取器官的事件後，回想那些警察的話，才知道他們並非恐嚇我，而是另有陰謀。
我在拘留所期間，就遇到一名沒有透露身份的法輪功學員，可能是永遠都出不來了。
二零零一年九月的一天，我當時被關押在珠海市看守所的第三十七倉。當時的看守所有三個女倉都是連起來的。當時環境很平靜，這一天突然的不平靜了，三十五倉傳來了警察的叫罵聲，接著是囚犯打人的聲音，鬧哄哄的。通過我的耳朵聽，知道來了一名沒有透露身份的法輪功學員（後來警察和犯人都叫她“無名”），還知道她絕食反迫害。我所在的監倉還有其他兩名法輪功學員，一名叫張清雲，一名叫王志軍，我們三人一商量，便大喊：“停止迫害法輪功學員！”叫喊過後第二天就開始平靜了，過了兩三個月，我所在的監倉來了一名叫阿紅的犯人。我們熟了之後，阿紅就告訴我們關於“無名”的一些事情，她說：“自從你們叫喊後，警察怕這位‘無名’影響到李春豔（李春豔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同樣關在三十五倉），把“無名”調到十四倉去了，她很頑固的要絕食，警察讓她‘坐飛機（一種酷刑）’，我和幾個人被派去看著她。‘無名’不絕食後，警察為了方便管理，多設了一個三十四倉（原來沒有的），“無名”就在三十四倉。” 阿紅當時就只透露給我這些。
二零零二年農曆新年，因為我曾是美術教師，警察派我到每個女倉貼過年的圖案。就這樣我來到了三十四倉，起初並不知道哪位是“無名”，在我要貼圖案的時候，一名三十多歲，長的很秀氣的婦女給我抬來一張凳子，其實這一舉動很平常，但是馬上有幾名犯人把她推到一邊，而且牢頭（這個監倉犯人的頭）警告我：不能和她說話。我馬上意識到這位就是“無名”，我就多看了她幾眼，她的形象就印在我的腦海裏了。二零零二年六月左右，我聽其他犯人說“無名”被送出去了。我當時以為她被放出去了。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我被送往廣東省韶關監獄，因為我不承認自己是罪犯，被關了一個月的“禁閉倉”，出來後，被分到監獄的十四中隊，阿紅正好也被分到了這個中隊。監獄的洗澡間是個大沖涼房，可容一百多人洗澡，沖涼時環境很混亂，因為我和阿紅以前的交情很好，阿紅總是趁亂找機會和我聊天，我也趁機向她詢問了“無名”的情況。因為我知道阿紅家裏很有錢，她家裏經常行賄拘留所管理女監倉的女警察吳*芬，阿紅還尊稱她為吳姨。阿紅經常被“吳姨”叫出去聊天，關係非同一般，警察會經常有意無意的透露一些消息給阿紅。我問阿紅“無名”是不是被放回家了，阿紅說：“‘無名’沒有透露姓名，無法判她勞教或判她刑，她確實是被送出去了，沒在拘留所，“吳姨”確定“無名”沒有被放回家，而是被送到一個特別的地方去了。”阿紅還感慨的說：“你挺幸運的，坐滿刑期就出去了，吳姨告訴我，“無名”被送去的那個地方可能永遠都出不來了。”我當時以為這個特別的地方是當地的洗腦班，也不在意。
二零零四年十月我出獄，因思想沒“轉化”不能回家，被珠海市六一零辦公室直接送到當地洗腦班。在洗腦班，我沒看到“無名”。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聖誕節，我因身體非常虛弱，被家人保回家。回家不久，“無名”的母親經別人介紹，拿著“無名”的照片找到我，我一眼就看出那就是“無名”。“無名”的母親向我述說：“我女兒叫袁征，剛從馬三家勞教所出來不久就來珠海看我。二零零一年九月份的一天出門一趟，就再也沒回來了。”我告訴她，“無名”就是二零零一年九月份進的看守所，並把阿紅對我說的話告訴她，並叫她趕快向六一零要人。後來我又和袁征的母親見了幾次面，她母親希望和我一起去找六一零，因為當時我正準備逃離中國，怕節外生枝，沒有答應她。我出國後，繼續打聽袁征的下落，特別是中共活體摘取器官的惡行曝光後，我不斷的和大陸的法輪功學員聯繫，袁征還是沒有任何消息，我更加擔心她的生命安全，也許她的器官就被盜取了。
下面再講一下發生在我身上的一些經歷。前面說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從珠海市第二看守所被押送到廣東省韶關監獄，我記得當時的押送車內有十幾個人，其中九個是法輪功學員，其他的是犯人。而九個法輪功學員中，有五個來自第一看守所。清華大學的學生有李豔芳、蔣玉霞、馬豔和李春豔，一個中科院研究生劉梅，還有張清雲、周靜和我，還有一位不記得名字了。當我們被押送到監獄醫院時，被強行體檢。體檢的項目有胸透和驗血，我們問警察為什麼體檢時，警察回答我們這是例行檢查。我記得當時體檢的只有我們法輪功學員，其他的犯人好像在車上。二零零三年四月，我被調往廣東省女子監獄受迫害。其間也做過胸透和驗血的檢查，並不是剛進監獄時。
以下是我妹妹的情況。我妹妹叫陳勵，是廣東省汕頭大學藝術學院四年級學生。九九年迫害開始後，兩次去天安門上訪請願，第二次被判刑一年六個月。二零零零年初，她被送往廣東省韶關監獄迫害。出獄後又兩次被強迫抓到廣東省三水婦女教養所，陳勵在這三次坐牢期間，受盡了各種各樣的酷刑折磨，所以我妹妹更了解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相。這次我逃離中國，中共當局知道後，很害怕我妹妹也出逃，在追尋我的過程中，把流離失所的陳勵非法抓捕了。據我家人說，陳勵被送往廣東省三水法制學習班，其實就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洗腦班。我家人多次要求見陳勵，中共當局不允許任何人見她，差不多半年過去了，陳勵至今生死不明。我妹妹身體非常健康，會不會成為中共活體摘取器官的對象呢？我非常擔心她的生命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