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希望之聲記者日前就蘇家屯事件採訪了中國著名人權律師郭國汀，郭律師認為：蘇家屯事件是真實的。
郭國汀表示：舉證責任和媒體信譽、媒體責任之間關係的問題，確實是一個法律問題，但是更重要的它還是一個道德問題，客觀公正的問題。
郭國汀說，“參照中共歷史上一貫的做法，一貫都是採取欺騙、矇騙、掩蓋事實的無數次歷史前科的這麼種做法。另外，再根據中共當局明明知道這個事件已經發生了十幾天了，但是到今天為止，中共當局並沒有作出任何反應或者申辯，或者為自己澄清事實，沒有採取任何這方面的措施。所以我個人的判斷，事實判斷，蘇家屯集中營這個事件是真實的，是可信的。”
郭國汀認為：在法律上的舉證責任，作為媒體，特別是國際媒體，很強調負責任，不做偏見的報導，表面上似乎有理。但實際上我認為是經濟利益在後面支撐，使國際上的大媒體保持沉默，這實際上是一種很可恥的一種做法。
郭國汀說：“蘇家屯事件從種種跡象，包括從中共鎮壓法輪功、包括江澤民還有中共對警察下達的秘密指令，比如說法輪功打死的算自殺之類的這種指令，這個事是確實存在的。再加上自從鎮壓法輪功以後，中共政權輕視了法輪功，它們根本不知道信仰的力量，就以為憑強權或者憑暴力就能夠迅速的把法輪功鎮壓下去，也才會有江澤民的所謂的三個月解決法輪功問題的這種說法，我相信這種說法是存在的。
正因為三個月不但沒有把法輪功鎮壓下去，反而是越打法輪功的反抗越強烈，這個道理跟這個彈簧是一樣的，彈簧你要是壓的力量越大，它反彈的力量也越強大，更何況是有真正信仰的人，有真正信仰的人是不可能被壓服的，也不可能被打下去的。所以，中共的鎮壓層層的升級，三個月以後看看壓不下去了，那就把打壓的力度加強，一次一次的升級，升到最後，沒有其它的辦法了，共產黨就採取了這種方式：群體滅絕。”
郭國汀繼續說道：像蘇家屯事件，很明顯它不是一個醫院私下裏這麼幹的，它是奉命行事，再加上當局至少是暗示，或者是縱容。縱容有關的醫院當局、有關的醫生，用利益的方式，用超額利益的方式，來收買這些人幹壞事。因為很多法輪功學員被抓的時候，堅決不透露或者是堅決不講自己的身份，也不講自己真實的姓名或地址。他們當時也是沒有預料到中共會這麼邪惡，所以，全國有不少這樣失蹤的法輪功學員。
郭國汀：“比如我就親自辦理過一個案件，在上海的黃雄的案件就是這樣的，在上海交通大學的宿舍失蹤，居然兩、三年了，沒有任何信息，我們也查過好多地方都沒有。那麼蘇家屯據稱有6000名法輪功學員，很可能都是跟黃雄的事件是一樣的。就是說黃雄被抓的時候他也不是報自己是黃雄，他報了一個假名。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當局用盡了一切手段都無法使他們放棄，那麼就滅口。暴力折磨已經使他們的肉體傷痕累累，如果把這些這麼一些意志堅強的人放到社會上來，或者放出來，他們一個個都是活的證據，鐵的證據，所以中共最後殺人滅口了。”
郭國汀解釋了法律舉證責任的問題。舉證責任從一般的情況下，作為原告負有舉證責任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在特殊情況下，舉證責任倒置也是法定的，比如說行政訴訟，是民告官，就是被管理的一方來告管理者，告國家、告行政機關這一方。那麼這兩者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法律應當是考慮權力的平衡，那麼在行政訴訟中，就完全採取的是叫舉證責任倒置，就是說舉證責任是歸被告，而不是歸原告。
那麼同樣的道理，像中共鎮壓法輪功這一件事件上，同樣是兩者是處在絕對不平等的地位上，那麼從法律的原則，或者法律的根本上來看，保持平衡，儘管目前對於鎮壓法輪功確實是沒有任何規定來規定怎麼個舉證，舉證責任如何，更何況現在還沒有進入到比如說刑事訴訟程式，它僅僅是一個事實階段。
郭國汀說：“在這個階段的舉證責任，媒體強調說證據不足，或者證據不充份，然後根本就不予報導，這種做法實際上是一種藉口，是一種逃避。那麼避開這一點，假設法律沒有規定說舉證責任倒置，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媒體完全可以客觀報導，所謂的客觀報導就是不帶偏見的報導。它可以對蘇家屯事件通過採訪，通過實地了解，通過證人，通過一個、兩個、三個、多個證人來互相印證，還有可以通過情理，通過常識去推斷、推論，可以得出你記者或者報紙作為一個第三者，所謂的第四權吧，三權分立之外又來了一個第四權：新聞監督權，做一個客觀的評論，這是完全能夠起到很好作用的，至少能夠起到制止暴行繼續發生的作用。 ”
郭國汀認為在蘇家屯事件上，國際媒體保持沉默，實際上是媒體的老闆，不是記者本身，記者都很願意報導這種事情。很多記者都很有正義感，關鍵是報社的後台老闆，就是投資者，他們往往怕得罪中共或者怕影響他們的利益，所以，禁止他們的記者報導這事情。
郭國汀說：“實際上我每天都在查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看他們有沒有報導這件事，到今天都還沒有見報的消息。作為我來講，我認為可以肯定，從我的經驗，從我在中國執業二十一年，從我對法律的理解，我認為蘇家屯事件是真實的、可信的。國際社會都應該動員起來，派出聯合國的獨立調查機構，立即對它進行調查，否則中共的當權者很容易毀滅罪證，或者採取各種方式來銷毀罪證，時間拖得越長，那麼罪證就消失得越快、越乾淨。”
人命關天，生死之際，我們有責任喚醒人們的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