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三、全民破產
中共在當初奪取政權的時候號稱要建立一個以全民所有制為主、集體所有制為輔的公有制經濟，實際上他們也是在這個幌子下把一切財產收歸國有，對於地主、富農、民族資本家和小資本家進行鎮壓，關的關，殺的殺。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和人民公社運動之後，除了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所有的工人、農民和那些曾經比較富裕的人都成了真正的無產者。
不過在改革開放以前，工人作為城市人口還是以自己畢生只得極其低廉的工資為代價享有政府福利性的廉價住房、養老金和公費醫療等社會保障。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保障體系全面瓦解，工人不但丟失了鐵飯碗，而且丟失了政府曾經許諾給他們的一切福利待遇，而陷於幾十年來農民一直處於的自生自滅狀態，生不起病、住不起房，“一生獻給黨，老了沒人養，想要靠子女，子女都下崗。”
一個人能夠生活下去至少需要有希望和未來。當他想“我明天要幹什麼”的時候，最起碼他得有明天。也就是說，對未來的安全感非常重要。但由於政府不提供社會保障體系，城市人口只能從極為有限的收入中拿出來一部份存進銀行，希望靠存款給自己提供一點安全感。而中共為了維持其經濟繁榮的假象，卻在民眾不知情的情況下把這些存款借貸給那些經濟效益極差的國有企業，或者那些依靠賄賂而與政府高官建立了良好關係的私營企業主。這些錢因為收不回來而變成了壞帳。
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四大國有銀行已經全部破產，每天靠挪用老百姓的存款和外國公司的巨額投資混日子。中共內部的高官對此心知肚明，他們正親眼看著這座千瘡百孔的經濟大廈搖搖欲墜，那麼他們最大的希望就變成了力爭在經濟大廈坍塌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貪污最多的錢，然後逃亡國外隱姓埋名過上逍遙日子。被槍斃的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生前就曾對其情婦說：“共產黨早晚會垮台，最多大概只有十年時間，我們要為自己留後路，如果共產黨垮了台，出現象前蘇聯那樣的局面，沒有後路，大概只有去給人家看大門。”
用政論家胡平先生的話來說，中共貪官不是在“腐敗”，而是在“搶劫”。他們有許多我等平頭百姓無法了解的手段把《憲法》裏寫著歸勞動者所有的財產變成他們的私產，在極短的時間內用權力洗劫百姓，劫貧濟富，迅速積累巨額財富。因此，目前國內很多暴富階層的私有財產是沒有合法性的，就像中共領導人至今不敢向民眾公開他們的實際財產。
與東歐和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解體不同的是，這些國家的資產流失遠遠沒有中國這麼嚴重，因此理清產權關係，把原來充公的財產物歸原主，對其它資產採取拍賣等手法進行私有化還是可行的。而中共垮台後給中國留下的將是一筆爛賬、一鍋漿糊，對於現有資產的清算將成為極為棘手的問題，同時絕大部份資產可能早已通過資本外逃轉移到國外，下落不明。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不清晰必然會帶來生產停頓，嚴重阻礙經濟的發展。同時，如何對剩得可伶的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才能讓全體民眾滿意，從而平息他們的怒火？
可以設想一下，中國的老百姓有一天一覺醒來，發現寄託了他們全部未來希望和安全感的存款已經化為泡影，他們將會以什麼樣的心情看待這個社會。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在絕望的支配下鋌而走險，引發殺貪官、吃大戶和搶劫風潮，從而使社會秩序一片混亂？
四、生態崩潰
一個政府要執政，其權力來源必須具有合法性。否則別人就會問，“憑什麼你當國家元首把持權力而不是我呢？”在中國古代，這個問題很好回答，因為“君權神授，血統繼承。”在民主社會，這個合法性是靠選票承認的，是大傢伙兒把這個人選出來做總統的。到了中國這就是個截然不同的問題了。
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之前，中共一直在宣傳它是最先進、最革命的政黨，只有它才能領著大家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而且它的領袖永遠英明偉大、一貫正確，“指引我們向前進”。這種說教曾經在中國大地上掀起過狂熱，也矇騙了相當數量的人，從而成為當時中共執政合法性的理論基礎。
“六四事件”可以說是一個轉折點。當中共讓用來抵禦外國入侵的野戰軍掉轉槍口、開著坦克在天安門廣場屠殺那些並沒有要中共下台，而只是讓中共懲治官倒和腐敗的無辜學生時，民眾對於政府的希望開始走向破滅。隨之而來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標誌著在整個世界，社會主義實踐已經日暮途窮。
從那時候開始，中共已經沒有辦法再用意識形態來整合社會，那麼他們就試圖用執政的有效性來代替合法性。也就是說，也不要爭論“姓社姓資”了，乾脆咱們摸著石頭過河，大家全心全意地發展經濟吧。中共力爭給老百姓造成一個印象，就是只有它才能領導中國的經濟騰飛，每年保持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長率，才能早日走向小康。而且要讓老百姓覺得今天的生活是來之不易的，必須要保持“穩定”，這樣在走向小康的路上才能少一些波折，走得更快一些。換句話說，它用經濟發展來支持它的執政合法性，目前一切社會問題都可以被掩蓋或被堂而皇之地解釋為“發展中的問題”，都是“暫時的”，都可以隨著經濟的發展解決。然而一旦經濟發展無法持續，失業人口會迅猛增加，其它那些被掩蓋的社會危機也會一總爆發出來。
這裏必須明確兩個問題，首先中共所謂“每年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長率”是外界無法核實的，完全來自這個全無信譽可言的政黨自己的宣傳機器，同時每年數百億美元的資本外逃足以抵消這一經濟增長。確實有一些人生活得到改善，但那卻是在社會財富總量不變（甚至減少）的情況下，以掠奪弱勢群體的財富，擴大貧富差距實現的。
另外，這種經濟增長的生態成本要遠遠大於收益。目前中國森林銳減、西北地區沙漠化、華北平原水資源奇缺、淮河污染、黃河斷流、長江大洪水、湖泊面積減少等等都是中共為發展經濟付出的生態成本。假如說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是十萬億元人民幣，可是卻付出三十萬億元的生態成本，誰還會為這樣的“經濟成就”歡呼雀躍呢？
這裏僅僅舉水資源為例。為降低生產成本，工廠採取對環境污染放任自流的態度。中國年污水排放量達600億立方米，為了省錢，其中有超過80%的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水域。本來中國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就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現在加上水污染嚴重，實際上已經造成了嚴重的水荒。中國九大水系──珠江、閩江、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遼河和松花江水繫全部污染，甚至成為毒河。
地表水的缺乏使中國人不得不超量開採地下水，以華北平原為例，整個華北平原的地表一直在陷落，七十年代抽取地下水的機井只要打二十米深，現在要打到二百米深井。人人都知道北京的夏天地表溫度四五十度的時候，自來水龍頭裏流出的水卻冰冷刺骨，可見地下水的水位之低已經無法和地表形成熱交換。
我引用一段新生網2001年9月14日的一篇報導：“由於水資源的短缺和地表水源的污染，而工農業用水又逐年劇增，向地下榨取水源已成為唯一的選擇，密密麻麻的機井亦成了華北平原的一大景觀。這一殺雞取卵的行為，造成兩大惡性循環。第一，深層地下水被抽取後，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滲入，大約需要一百年或更長的時間；第二，地下水為各土壤層的張力填充，它被抽取後，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東西來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將來環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淨潔的水源，但也根本無法將已經鵲巢鳩佔的污水鹹水排擠出去。所以說，這是一個永遠的悲劇。”
如果華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緊接著就是此處寸草不生，土地在極短的時間內沙漠化，幾億人口將面臨著無家可歸、無糧可吃的絕境。華東平原現在也正在步華北的後塵。不幸的是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一個幾乎無法扭轉的殘酷現實。絲綢之路上樓蘭古國的覆滅不就是沙漠化的結果嗎？
水資源僅僅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森林、草原、礦產等許多資源都在中共為發展經濟涸澤而漁的政策下被盜被搶。同時由於社會道德淪喪，國有財產產權不明確，大家都抱著我不污染別人也會污染、我不拿別人也會拿、我不偷別人也會偷的態度對待自然資源，使中國這個人口壓力本來已經萬分巨大的國家陷入生態資源的全面崩潰中。
可怕的是，中共在自己製造了這場生態大災難後，卻害怕老百姓一旦知道了真相後引起恐慌和社會動盪，不敢關停污染企業以暫時阻止生態繼續惡化，也拿不出錢來進行治理，因為這都會讓其經濟發展陷於停頓和倒退。中共官員們可能發現，做為經濟成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出口的國家，不對污染進行處理是“最好”的降低產品成本、提高出口競爭力的辦法（中共一直想辦法拒絕人民幣升值，也是為了提高出口競爭力吧。）。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仍然在繼續糟蹋環境。等到中共垮台以後，下一屆政府可能會發現治理生態的成本高得讓他們根本負擔不起，而巨大的人口壓力又只能通過繼續榨取自然資源維持社會運轉，這種惡性循環會讓整個中國陷入更大的生態災難之中。
搞體育和搞經濟的可能都知道，必須在規定時間完成規定動作才有意義。比如買賣股票，如果晚上幾分鐘，可能就是發財和破產的區別。西方國家經常抱著希望中國在經濟發展之後走向民主和法制的天真想法，然而他們卻不會料到，也許還沒等中國的經濟發展起來，就會因為生態崩潰而給全球造成以十億計的難民。到時候，哪一個國家還會倖免於難呢？
五、無神論的惡果
從進化論中派生出的無神論是共產主義學說的基石。在共產黨的說教中沒有宗教意義上的天國，所以它才要建立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就連國際歌裏也唱“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共產黨從進化論中進一步發展出了被他們自己稱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套東西，也就是人類社會也是從低級到高級不斷“進化”，而“社會主義”就是“進化”的結果，“共產主義”更是社會“進化”的最高形式。
這種共產黨自說自話，沒有經過任何實踐證明的無神論成了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理論基礎，這就決定了共產黨和真正宗教信仰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人作為神所創造的萬物之靈，從內心最深處還是渴望神的眷顧和生命的永恆，這種自發的宗教情結唯有信仰能夠填補。共產黨雖然在宣傳無神論，但同時它又把自己打扮成神，打扮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領袖，以填補人的信仰需求，這就是共產國家最最常見的造神運動，或曰“個人崇拜”。
在一個社會中，道德是約束人類行為的自然法則，而道德卻是神給人制定的。共產黨在打倒了人對神的信仰之後，就自己搖身一變成了道德的化身，並擁有了對道德的解釋權。這就是共產黨為什麼永遠“光榮正確”，死不認錯（它認錯也是不誠懇的，而且是為了繼續證明自己“光榮正確”的，所以算不上真正的認錯，比如它雖然否定文革，但卻絕對禁止民間深入反思和討論文革）。
在中國的官方宣傳中，經常出現“社會主義道德”這個詞，似乎原本是普世價值的道德在這裏具有了階級性。而是否“熱愛社會主義”竟然成了衡量一個人道德與否的標準之一。而且中共自己對道德的定義變來變去，最後似乎變成了只要和黨保持一致，就是最“道德”的人，哪怕這個黨已經墮落得五毒俱全。
共產黨的這種說教是經不起推敲的，更不符合它自己一貫宣揚的“科學”精神，在許多方面無法自圓其說，而它所面對的又是一個具有五千年修煉文化作為傳統的民族，和幾億曾經深受“儒、釋、道”信仰影響的人群。因此，為根除有神論對中國人的影響，中共除了砸爛傳統文化之外，在建政之初，還給寺院、道觀、修道院和民間的修行人士扣上種種帽子進行了血腥的屠殺，並派它的地下黨員打入宗教團體，把佛、道、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徹底“統戰”在中共旗下，接受中共的領導。中共這種打著宗教旗號反宗教的“宗教滅絕政策”使中共本身成了中國超越一切宗教的準宗教組織。這一極具邪教特徵的“準宗教組織”因為知道自己的理論漏洞百出，因此具有鮮明的“排他性”。
一個保持了對神自由信仰的社會是一個“博愛”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愛”（關懷）是社會關係最基本的組成部份。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造物主創造和賜予，因此人心中會知道尊重生命，也會敬畏和愛惜神為人創造的自然界，在神的面前眾生平等。然而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和信賴，會形成一種獨立於共產政權之外的凝聚力，這是共產政權最不願意看到的。
對神的信仰，會給人一個不同於共產黨說教的價值判斷，而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和緊密關係又會使真理的傳播變得非常迅速。這會極大地威脅到中共掌權的理論基礎，因此中共採取了一個系統的辦法把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無論誰說了什麼，別人都會懷疑。
其中一大發明就是上面定一個“階級敵人”的百分比，然後讓下面去抓。比如一個單位有1000個人，一定要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那就是50人。但是人人都知道，在共產黨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的國家，誰要是被黨定為敵對分子，那就意味著一生幸福的完結，從此在萬人唾罵中苟延殘喘。但是上面定下來了這個指標，不抓又不行，領導不抓領導就得自己去填補這個指標，最後的結果是大家互相揭發，只有揭發了別人才能保住自己。被揭發的人除了拼命辯白外，還要揭發別人“戴罪立功”。這樣仇恨很快就在群眾中煽動起來，在政治鬥爭的大環境下，即使親密如父子、兄弟、夫妻也無法信任。這一套花招，共產黨玩兒得爐火純青，民間稱之為“挑動群眾鬥群眾”。
無神論的宣傳灌輸使大多數老百姓在人性被中共“異化”、“奴化”的過程中失去了最後的道德防線。儘管有一些有識之士，可以清醒地看穿中共的這套把戲，但是他們的聲音卻被中共徹底封殺掉了。同時，當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變成一盤散沙的時候，中共強大的專政機器是可以輕易地把他們各個擊破的。
在“六四”事件以前，中共還有一些理論說教，矇騙了一些人。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中共在天安門廣場殺人，共產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已經徹底破產了。中共已經不可能再發明出什麼理論學說統一思想，此時中共的策略就變成了讓人根本不去考慮精神領域的追求而完全沉迷於物慾的追求和滿足中，以免民間或外來的民主啟蒙或信仰啟蒙會逐漸整合成新的意識形態，挑戰中共的權威。
無神論的一個惡果就是人失去了“作惡會遭報”的概念，而敢於為所欲為。窮慣了的中國人在“不管白貓黑貓”的利益驅動下迅速演變為一個“笑貧不笑娼”的社會。這裏的“娼”不僅是指那些出賣肉體的妓女，還有那些出賣靈魂為中共政權塗脂抹粉的“知識分子”。同時，為追求利益，中國人開始了對自然界和對同類的瘋狂掠奪。對自然界的掠奪造成了無法彌補的生態災難，而對同類的掠奪使全國各地假貨橫行，從毒米、毒面、毒油到假煙、假酒、假藥，從商品造假到文憑造假，坑矇拐騙、五毒俱全，只要能賺到錢可以不擇手段。人的自私心理急劇膨脹，一切以個人安危和享樂為中心，缺乏對他人最起碼的尊重和關懷。
同時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在用卑鄙手段對待別人時，別人也會這樣對待自己；當自己看到一個落水求救的人、或者流氓當眾強姦婦女而默不做聲的時候，如果自己落難，也同樣不會有別人施以援手，因此在社會上人人自危。
共產黨雖然靠無神論和拜金主義把全體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可以收買、恐嚇、各個擊破，從而延續了自己的統治，卻讓整個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生態成本和道德成本。“六四”以後，江澤民用最卑鄙的手段繼續延續中共的生命，但卻是以徹底毀滅整個民族的前途為代價的。
六、仇恨的發作
網上曾經流傳一篇中共殺人紀錄，中共建政五十多年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到八千萬之巨，可以說血債累累。比如中共在大陸剛剛奪取政權就以“鎮壓反革命”等名義處決了四百萬人。接下來反右鬥爭中抓了二百多萬右派，數萬人自殺或非正常死亡。從1959到1961年的大飢荒餓死了三千萬中國人。文革時迫害致死的至少數百萬之眾，牽連上億人，並荒廢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六四”事件更是中共在天安門廣場當著全世界的面殺人。連林彪自己都說，今天一小批，明天一小批，加起來就是一大片。仔細算下來，全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受到過中共的迫害。
中共一直對“階級敵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被這架絞肉機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除了肉體折磨之外，更厲害的是精神迫害。劉少奇臨死前還要被強迫聽中共“九大”將他“永遠開除出黨”的決定，無論誰被中共指為階級敵人，最親愛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親朋好友必須馬上與他劃清界限。還有沒完沒了的“批鬥”、“公審”、“認罪”、“檢討”，把一個人的人性和尊嚴徹底摧毀。
在這樣一個國家中生活，每天面對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殘酷現實，如果不與那些迫害者變得同樣殘忍，就必須變得麻木。在有神論的人眼中，人命至重，人命關天。在無神論者的眼中，生命不過是蛋白質的存在形式（恩格斯語），人死了沒什麼大不了，只不過一些蛋白質的存在形式改變了而已。
在欠下累累血債後，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一旦失去權力，無法用掌握的暴力機器保衛自己的時候，遭到老百姓的清算，因為中共自己就一向教育民眾“血債要用血來償”。在傳統文化被破壞之前，“人命關天”的概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約束民間行為。許多人也把人世間的苦難委之於命。但是，當“無神論”的宣傳不再讓人敬畏生命，而人性中惡的一面又被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不斷放大和放縱，仇恨就變成了可以吞沒人的理智、而讓人瘋狂的東西。
到目前為止，仇恨尚未發作的原因是中共從成立的那一天開始，就把所有的輿論工具和暴力機器抓在手裏。在中國，老百姓雖然知道黨內的黑暗，但大多數是從自己親身經歷出發，沒有對中共逆天叛道、腐敗、殘忍和累累罪行的全面認識；中共暴力機器的嚴厲鎮壓，更讓老百姓對自身受到的剝奪敢怒不敢言。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國沿著現在的道路繼續走下去的話，重大的天災、生態崩潰或經濟崩潰都在所難免，隨之而來的就是政府管制失靈。在生存都成為問題的一片混亂中，軍隊和資訊都將失控。
資訊的失控，會讓老百姓全面認清中共的罪惡；軍隊的失控，會讓老百姓認識到“翻身”的時刻終於來了；加上全民破產，生活失去著落；生態的崩潰讓整個民族失去了前途和一切希望，此時絕望中的民眾自然會把一切不幸算到中共的頭上，並因失去道德、信仰和文化的約束而在仇恨的驅動下把普通黨員視為復仇對象，重演土改時的殺人慘劇。到時候，且莫說中共貪官，既使是那些稍微富裕的人也會成為洗劫和打擊的對象。
在假惡鬥成風的社會裏，仇恨的發作會使人做出極其激進和危險的行為，同時法律體系失控，做壞事無法得到立即有效的制止和懲罰（這也是中共一直以行政命令凌駕於法律之上造成“有法不依”的惡果），人在中共長期“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身教和無神論“洗腦”下，無法用理性約束自己，會在社會上形成恐怖氛圍。在人人自危的心理下，人們可能會出於自保的目的而以家族或村落為單位聯合起來（SARS爆發期間曾經出現過這種聯合的雛形，因為對外面的人無法信任），慢慢發展出一些黑幫化的團伙，社會治安從此不可收拾。
七、民主的滯後性和短視性
與專制制度相比，民主的優越性無疑是巨大的，比如制度透明、媒體監督、權力制衡等。在這方面的論述已經有很多，在此不贅述。
同時也必須看到，民主並不是萬靈藥。正如丘吉爾所說，民主只是所有壞制度中不太壞的一個制度而已。我們不談民主不像一種信仰或者宗教一樣可以約束人的物慾，因為在政教分離的社會，信仰問題本來也不是民主要解決的問題，而要談談另外兩個問題，是民主社會的先天弊端。
一個就是民主的短視性。比如一個人當總統只能幹兩屆，那麼爭取連任當然成了第一屆的一個重要任務。在物慾越來越流行的現在，拼經濟發展就成了一個重要的拉選票手段。這會派生出許多短期行為，比如為了從中國拿到廉價商品可以姑且把人權問題束之高閣，或者僅僅在嘴上做一個姿態。至於這樣做會有什麼後果，比如中國因為成為世界加工廠而生態急劇惡化會不會危及我們的子孫；中國會不會利用從我們這裏賺到的錢去發展它的軍工等等，那麼都留給下一屆政府吧！這就是一種短視的做法，雖然短期紅紅火火，但是長期的危害卻非常之大。
另一個就是民主的滯後性。確實在民主國家，百姓可以通過彈劾總統的辦法讓他下台。但是往往一些問題和嚴重後果是在幾年、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以後才發酵出來。此時，再吃後悔藥就來不及了。好比當年英法兩國的綏靖政策養活了希特勒，給全世界帶來了長達六年的戰爭和數千萬人傷亡的慘劇，但當年綏靖政策還是很受歡迎的，《慕尼黑協定》還曾經被認為是給“整整一代人帶來的和平”。一直到二戰爆發，美夢才被驚醒，可惜為時已晚，雖然張伯倫下野，丘吉爾上台，但大錯已經鑄成，戰爭已無可避免。
解決中國的問題僅僅依靠民主還遠遠不夠。同時，民主僅僅是一種制度，而不是一種文化。如果在中國立即實行民主還會出現前面提到的因為缺乏統一文化而民族四分五裂的亂局。另外民眾在剛剛獲得民主，但一直沒有必要的信仰、法制和理性觀念引導的情況下，殘酷清算的激進思想可能會成為社會主流思想，而使中國被覆仇主義所籠罩。讓社會再次平息下來，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且中國的生態和經濟是否還給我們的民族留下這麼大的動盪餘地，都是一些未知的變數。（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