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1998年11月，我暫時離開機關到某重點副縣級鎮掛職鎮黨委書記，並帶一個扶貧工作組在一山區農村扶貧，時間一年半。住到村裏後，儘管手頭有10萬元可供自己支配的扶貧資金，但我帶頭掏飯費，不在我們自己身上花一分扶貧款。在用了多個白天、晚上與村幹部、村民集體座談、個別交談，摸清底子後，我與扶貧組的其他幾個人就實打實地幫村民解決困難。村裏的人見我們辦事實在，不玩花架子，漸漸地就把我們當成了自家人。春節過後我們返村時，村幹部與一些村民站在村口燃放鞭炮迎接我們。
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扶貧組就幫村裏鋪修了幾千米街道、讓村民用上了自來水，並為十幾個特困戶落實了脫貧項目。我所在的這個扶貧點也成了典型，當地的電視、報紙都給予了宣傳報導。在這期間，有一個體老闆，為了攬下投資將近10萬元的自來水安裝工程，一天晚上，他驅車150多里路找到我家，給我送錢送禮。我告訴他：我們考察了幾個公司後，認為他們公司最合適，現在已經決定了用他們公司。但他拿的什麼來，請他原封不動地帶回去。那老闆一聽生意成了，更是高興，只嫌自己帶的錢物少，還提出要給我提成。我便給他談了我修煉大法的情況，告訴他幹這種事對誰都不好的道理，他理解了我的態度和做法。他臨走時對我說：“在找熟人打聽你的時候，人家就告訴說你煉法輪功，不收禮，我不太相信，現在是真信了。”
村裏安自來水的時候，我與這個老闆經常接觸。工程結束後的一天，他當著眾人的面，豎著大拇指伸直胳膊對著我說：“我活了50多歲，大小官遇到的也不算少，您是第一。”我笑著說：“過獎了，我如果不煉法輪功，也做不到這樣。”
在扶貧期間，我經常向村裏的人介紹大法，並將李老師在廣州的講法錄像讓有緣的人看。村裏不少人了解了大法，有的還開始修煉法輪功。
1999年7.20大法遭受迫害、李老師遭受誣陷時，我進京上訪，回來後被單位停了職，掛職扶貧的村鎮也不讓我去了。1999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村支書的一個電話，他開口就對我說：“書記，我明天與村裏其他幹部要到你單位上訪。”我有些吃驚，急忙問他為什麼事上訪？他對我說：“你這些日子沒到村裏來，我們最近才弄明白了你的事，我們都替你不平。現在像你這樣的幹部上哪兒去找？你又沒做什麼違法的事，向上邊反映煉這個功好，說了句實話，有啥不對的？他們這樣對你太不公了。今日村支部、村委開了個會，商量後定下來，明天我們村的全體幹部要去你單位找領導上訪，反映一下你在村裏做的這些好事，也反映一下村裏老百姓的意見，要求他們恢復你的工作。別人順水推舟，我們這些鄉下人要為你逆水推舟！”村支書有些激動，還說了其它一些很感動人的話。我當時擔心這樣會給他們自己帶來麻煩。所以，除了對村裏的正義之舉向村支書表示非常感謝之外，我在電話中極力地勸阻了他，沒讓村幹部們到市裏來上訪。
1999年底的一天，單位的人陪著已被停職半年的我，驅車到扶貧村拉我的行李。樸實善良的山裏人見到我後，份外地熱情。中午，下起了大雪。村幹部在一家小飯店和我們一起吃飯。飯店的房間裏擺放著低檔的卡拉OK音響，村支書借著酒興，拿起話筒，用他那五音不全的嗓音，唱了一首電影《帶手銬的旅客》插曲：“送戰友，踏征程。默默無語兩眼淚，耳邊響起駝鈴聲。”……
午飯後裝上行李，我們上了車。我搖下車窗玻璃向佇立在風雪中送行的鄉親揮手告別。這時，村支書快步上前來拉住了我的手，他默默地流著淚，什麼都沒再說。車開了，他又跟著車急走了幾步才撒開了雙手。一句“書記，多保重啊！”的喊聲，伴隨著飛雪，從車窗飄進沉悶無聲的車裏……
歷史往往有些驚人的相似之處，我在進京上訪被警察押解回來的途中，真的成了一名“戴手銬的旅客”。然而，在大法遭受迫害的3年多腥風血雨的日子裏，我為了說真心話：“法輪大法好！”為了不放棄使我的道德昇華、讓我的品行高尚的法輪大法，我又何止是帶過手銬，我曾先後被非法關押了12次，在這期間還遭到了惡警及勞教人員比法西斯還要殘酷的折磨，有一次我甚至被摧殘的昏死了過去。此外，我還被非法勒索12000元；住宅及辦公室被非法查抄；開除黨籍、公職；目前，我有家不能歸，流落在外已整整一年了……
當然，喪心病狂的無端迫害，在一個已經明白了人生真諦的法輪功弟子看來，只是小丑在做黔驢技窮的表演了。而惡人失去理智的迫害，只能使自己悲慘的結局更加悲慘。同時，客觀上也在向全世界展示著：在當今的中國社會，要做一個問心無愧、品行高尚、不說假話的好人所付出的代價是如此之沉重巨大。
然而，烏雲畢竟遮不住太陽的光芒；拂曉前的黑暗，又怎能阻擋天地復明的即將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