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新唐人2004年新年晚會的一曲《中土情懷》勾起了我對中原故國的無限思緒：
我愛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長的故鄉；我愛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華。日出而起日落息，春賞桃花秋看菊；男耕女織童子樂，積德行善曉因果。窗明几淨裙妝素，教子相夫案齊眉；閑來琴棋又書畫，亭畔水影白雲飛。君子謙謙重仁義，敬天知命古今曉；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養德文武道……
我的所有關於中國的夢想和理想，都在1999年夏天以後變成了一個遙遠的期望。
引子
大約一百七、八十年前，膠東一代鬧飢荒，走投無路的人，就去闖關東。有一對夫婦，媳婦正懷有身孕，丈夫沒有辦法也得走這條路，臨行之前，他對媳婦說，如果是男孩叫什麼，是女孩叫什麼。然後就走了。這一去就是杳無音訊。孩子生下來，是個男的，叫了爹給起的名。
孩子慢慢長大了，人家都有爹，他沒爹這是怎麼回事兒啊？就回家問他娘，娘就如此這般的告訴他怎麼怎麼回事兒。孩子是個孝順孩子，他對他娘說，一定要把爹找回來。孩子長大了，因為窮，上不起學，也學不起什麼手藝，就當了個走街串巷的貨郎，賣胭脂、粉、針頭線腦、小孩玩的撥浪鼓、糖果之類的東西。孩子長到十八，成了青年，他給娘攢下了夠他娘三年花銷的錢，就邊挑著貨郎擔子，便走村過鎮的找他爹去了。臨走前，他跟娘說，三年，無論找不找得著爹，一定會來，因為留下的錢只夠他娘三年用的。
三年後，青年回來了，一個人，爹沒找著。他又賣力的幹活，給他娘攢夠了三年的花銷，又走了。這一次還是跟他娘說，三年一定會來，不管能不能找著爹。
結果，三年後，又一個人回來了。他還是繼續幹活，給娘留下了三年的吃用的錢，又走了。關外，是廣袤的土地，要找一個人，真的是比大海撈針還難。這一次，已經到了三年的尾了，青年還沒找著爹，正打算往回走，因為如果不及時趕回去，娘也可能會被餓死。
這一日，他正走在一個山谷中，前不著村，後不著店，這時，路過了一個窩棚，他也沒在意，因為看上去，不像有人住的樣子。青年繼續前行。又走了大約半里、一里路的樣子，晴朗無雲的天空，忽然電閃雷鳴，下起了瓢潑大雨。他挑著貨郎擔子，怕濕了，就想趕快找個地方避雨。一下想起了剛才路過的那個窩棚，就一路快跑了回去。到了窩棚，一看門關著，就敲了敲門，問有人嗎？還真的有人，出來一個上了年紀的人，這一說話，聽出老人還是家鄉口音，老人也驚奇的看到家鄉來的人。就問起姓甚名誰，家住哪裏。這一說不打緊，老人恰巧就是青年要找的爹。原來，老人來到關東，有了病，慢慢身體也老了，錢也沒賺到，就回不去膠東了。要不是孝順的兒子找到他，可能就終老在那個山溝裏了。青年見了爹好不高興，一路伺候著父親，回了老家。
前前後後尋父就是整整九年，再加上中間給母親積攢花銷幹活的時間，就是十幾年的時間，這時青年已經三十多，快四十了。那麼窮，再加上兩個老人，沒有什麼姑娘願意嫁給他了。經人介紹，他娶了附近村子裏的一個寡婦：大腳，臉上還有麻子。媳婦人倒是好人，而且也很孝順，給他生了三個兒子，並且一起把兩位老人伺候到終老。三個兒長大後都很有出息，老大和老三，在青島都有大買賣；老二在鎮上開藥舖，三個兒子都是穿長袍的，這個家變成了一個有名望的大家子。三個兒子各自結婚生子，就更旺盛了。
老人都說，這都是那個青年虔誠的孝心感動了上天，打雷下雨讓他回去找到他爹；他積的德又福蔭後代，所以子孫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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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上面這個故事中的尋父青年的第二個兒子，就是我的外祖父，我們山東叫姥爺。姥爺和姥姥生有兩男兩女，姨是長女，母親是次女，然後是大舅和小舅。這個故事就是小時候母親講給我們聽的，她是從她的大娘那裏聽來的，也就是尋父青年的大兒媳婦。母親小的時候，她的祖母還活著，就是那位大腳的、臉上有麻子的媳婦兒，我的外曾祖母。
據母親講，這個故事在我們的縣誌上有記載。不過我暫時回不去國，所以有些細節也無法去考證。而且縣誌上記載的也不一定是完全準確，因為我就聽過母親和小舅的爭論，爭論的具體內容忘了，只記得是關於這段故事的某些情節。
因為有了這樣的長輩，所以母親那一代還是非常孝順的，這在他們鎮子上也是很有名氣的。可是到了我們這一代，就大不如前了。用母親的話講就是，不孝順，儘管我們和平輩分和年紀相仿的人比比，覺得我們自己還不差。
我出生的時候正趕上文革開始，1966年夏天。我父母那個時候，已有了三個女兒，所以一心巴望著能生個兒子。一看又是一個丫頭片子，別提多失望了。父親很長時間都不稀得看我一眼，一直等到我幾個月大了，會笑比較好玩以後才偶爾的抱抱。
小的時候，找不到書看，我又非常喜歡讀書。僅有四年級文化的母親保留了一些她喜歡的書便成了我的啟蒙。雖然我自己那個時候全是囫圇吞棗，只是讀個故事大概。父母親都會講很多故事，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每天天黑以後，講故事就成了就好的童年回憶。岳飛的精忠報國，楊家將的智勇多謀，唐僧的“迂腐”和孫悟空的火眼金睛，等等都成了記憶中的經典，影響我至今。
我1974年上學，還是文革時期，我和其他千千萬萬那個時候的學生一樣，對毛主席、共產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忠誠萬分。我的理想就是做一個共產主義接班人，就像我們在加入紅小兵時舉起拳頭宣誓中說的一樣。一本“歐陽海之歌”伴隨著我走過了我的少年時代。毛主席逝世的時候，年僅10歲的我哭得暈了過去。少年的我心中在想，毛主席逝世了，中國人民將怎麼辦啊？難道我們又要回到那暗無天日的舊社會嗎？
再後來，知道了范仲淹、辛棄疾、文天祥等這樣的古代的賢人志士。他們的為國為民和至死不渝的氣節在我心裏留下了很深的記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都成了我的人生座右銘。
初中畢業的那年夏天，我們舉家南下，由長白山下的小鎮，遷回父母的家鄉膠東半島，作為由少年成長為青年的我經歷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我不明白社會怎麼和書上寫的不一樣，和老師講的不一樣？恰值改革開放也開始了，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在逐漸改變，困惑的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去面對這樣一個變化了的世界。
由於家境貧寒，環境的改變，再加上高考的壓力，我患了嚴重的神經性頭痛、貧血、血壓低、先天性腰疾以及由此引起的長時間背痛、失眠、便秘等多種疾病，心情悶悶不樂。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我考上大學，工作，又回到大學繼續攻讀碩士學位。接觸社會越多，我的失望就越嚴重，我覺得目前這個世界哪裏是我要的生存的地方啊。我多麼的渴望我們生存的世界能夠人人善良，互相幫助，熱情友好。可是這樣的世界在哪裏呢？
第二部份：
1996年5月，在我已獲得簽證來愛爾蘭留學的前夕，我乘火車去省會濟南的公安廳去取出境卡，在火車上，坐我對面的人送給了我一本《轉法輪》，我的人生從此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首先我被書中講的真善忍的法理所震撼，李老師在《轉法輪》第一講中就說：
“真、善、忍是衡量好壞人的唯一標準”；又說：
“真善忍這種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與壞的標準。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就是用它來衡量的。我們過去說的德也是一樣。當然今天人類社會道德水準已經發生了變化，道德標準都扭曲了。現在有人學雷鋒，可能就得說他是精神病。可是在五、六十年代，有誰會說他是精神病呢？人類的道德水準在大滑坡，世風日下，唯利是圖，為了個人那點利益去傷害別人，你爭我奪，不擇手段這樣幹。大家想一想，能允許這樣下去嗎？有的人做壞事，你告訴他是在做壞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壞事；有些人他還用滑下來的道德水準衡量自己，認為自己比別人好，因為衡量的標準都發生了變化。不管人類的道德標準怎麼變化，可是這個宇宙的特性卻不會變，它是衡量好、壞人的唯一標準。那麼作為一個修煉人就得按照宇宙這個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標準去要求自己。你要返本歸真，你要想修煉上來，你就得按照這個標準去做。作為一個人，能夠順應宇宙真、善、忍這個特性，那才是個好人；背離這個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壞人。在單位裏，在社會上，有的人可能說你壞，你可不一定真壞；有的人說你好，你並不一定真好。作為一個修煉者，同化於這個特性，你就是一個得道者，就這麼簡單的理”。
這段話深深的打動了我。因為我也一直在想做一個好人，我也認為我還算一個不錯的人，可是到底什麼是好人，到底以什麼為衡量標準，我自己也並不是很清楚。父母從小所教育的不偷不摸，不撒謊，聽話，老實，學習好，不做損害別人的事，大概也就是我衡量好壞人的準則了。可是《轉法輪》中李老師的話如醍醐灌頂，我才明白了，原來好人是這樣劃分的。
1996年6月，來到愛爾蘭求學，在國內我是學習機械設計的，來愛爾蘭後改學計算機應用。我那時已經30歲了，學習一個全新的東西，覺得比較困難。加上思鄉嚴重，生活、語言、社會體系的不適應，讓我一度曾經打算放棄在愛爾蘭的學習。所以在不足兩個月後，我決定回到中國，我那時的想法是，我死也要死在中國。
在我回國的兩個月中，我找到了一個法輪功的煉功點，在那裏，我學習了一遍5套功法的動作，並買了一盤李洪志老師的教功錄像帶。帶著這盤錄像帶和《轉法輪》我又踏上了異國的土地，開始了艱難的留學生涯。
在開始煉功以後的大約一年的時間左右，我慢慢地發現，我的頭不痛了，入睡容易了，背痛和腰痛減輕了，頭暈的現象也不復存在。總之，我的身體上的毛病都減輕或沒了。我知道這是因為煉功的緣故。那時只有我一個人在愛爾蘭煉法輪功。
由於自己親身的巨大收益，我開始向包括我的親人、朋友、同學在內的所有我能夠接觸到得人介紹法輪功。1998年初，我在當時上學的都柏林城市大學開始了愛爾蘭的第一個法輪功免費教功班。從此，法輪大法，這個古老的中國修煉的、能夠使人精神和道德回升、身體健康的功法，在這個有“翡翠之島”美譽的國家洪傳開來。
“大法洪傳，聞者尋之，得者喜之，修者日眾，不計其數。”（注一）
自那時起，在小小的愛爾蘭有數以千計的人參加過義務教功班，無數的人接到過真象傳單、光碟、雜誌、報紙，等等。我和其他的修煉人一起，在愛爾蘭的很多城市、鄉鎮、市集，辦過教功班，在街頭、圖書館、不同的機構宣傳介紹法輪功。
我於1998年夏天回國，在這個夏天，我的弟弟和三個姐姐都開始煉功了。
第三部份：
1999年7月20日，國內的媒體上連篇累牘的揭批法輪功的文章，讓我瞠目結舌且難以置信。我們幾個一起給中國大使館寫了信，向他們介紹揭示了我們所知道的法輪功，和李老師，希望他們能向中央反映我們的心聲，停止對法輪功的這場狂轟濫炸般的污衊，停止對煉功人的迫害，恢復法輪功和李老師的名譽。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也先後幾次和我們談話，希望我們能認清形勢，停止修煉。
在明慧網上第一個報導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的趙金華的事情發生後，我和愛爾蘭當時的其他的同修一起，就給愛爾蘭的政府和不同的非政府機構寫信聯繫，希望他們能夠支持我們，幫助停止這場愈演愈烈的迫害。同時我們又走上街頭，向普通民眾介紹在中國發生的慘無人道的鎮壓。
1999年12月，聖誕節將要來臨之際，我懷著一顆向政府和國家領導人講明情況的心，登上了回國的飛機。在我的家鄉，山東省濰坊高密市（縣級市，隸屬濰坊市）。當時二姐戴夏玲正在被關押，警察把她關在她以前所在單位（山東高密酒廠，因煉功當時已被開除）。我那會兒對於國內形勢的嚴酷性，沒有太多的親身感受，所以冒險去看望二姐。結果被舉報，我在第二次去看她的時候，警察就來找我，問了我很多問題，並問我還煉不煉功。我說法輪功這麼好，為什麼不煉。他們警告我法輪功已被國家禁止，你還說這麼好。我說國家說不好那是國家錯了。他們說你說話要小心。警察問過話的第二天，我在去二姐家的時候，就看見警車在她家樓下，我這時就知道可能不好，所以臨時決定，馬上返回北京，因為我當時的目的就是向上國家信訪辦向他們反映我所了解的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和國家這個錯誤的決定。
回到北京，我簡單收拾了一下東西，在2000年的元旦的早上，打了輛車，來到了天安門廣場，因為我知道國家信訪辦就在那附近。在北京的時候，我住在妹妹那裏，妹妹不修煉，而且對於我們一家遭受的迫害，已經受到了很大的壓力。我只能告訴她，姐姐做的事情是對的，將來她就會明白。
在廣場上，因為是元旦，人很多，但是我注意到有好幾輛大客車和麵包車。我在廣場慢慢走著，一個警察過來問我做什麼，我說我要上訪，他說為什麼上訪，我說為法輪功。他一聽就很緊張，這個警察很年輕，看上去不到20歲，他馬上喊來了好幾個警察，其中一個看上去像個頭兒。他們就問我哪來的，幹什麼的。我就把我的情況大概說了一下。他們很吃驚，因為碰上了一個國外回來的。他們要了我的護照和機票，然後就把我帶上了一輛大客車，在那裏問了一些問題，如什麼時候回來的，回來後都幹了些什麼，和誰聯繫了等等。我告訴他們我回去的時間，還有利用聖誕節假期回國看看，因為在國外聽說了很多國內鎮壓法輪功的事情，覺得不敢相信，所以想回來了解到底是怎麼回事，同時想向國家和政府反映，法輪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好功法，鎮壓法輪功是錯誤的。這之後，他們把我帶到了一個麵包車裏，車裏已有了三個女學員。看上去像農村來的，一臉的風霜和長途跋涉的痕跡，後來得知他們是河南農村的法輪功學員，騎了一個星期的自行車來到北京為法輪功上訪。坐在車門口的警察手裏拿了一張李洪志師父在《轉法輪》裏的照片，用煙頭在點照片上的眼睛。我告訴他不要這樣做，這樣會造業。我那個時候正念和勇氣不足，沒有更加正義的告訴他不能做，所以只能看著他那麼污辱我的師父，心裏在流血。
一個高大肥胖的警察上了車，他問那三個女學員哪裏來的，她們一開始沒有回答，後來胖警察又問了幾次，她們中的一個說是天上來。胖警察手裏拎著一個滿的可樂瓶子，就惡狠狠的過來了“誰說是天上來的？”，“我”，坐在中間的那個女學員回答。胖警察掄起可樂瓶子劈頭蓋臉就打過去，這時我想站起來阻止胖警察不許他打人，可是我沒有做到，不僅是因為我的身材矮小，更因為在我的內心深處，像很多普通的中國人一樣，一直對警察是懼怕的，儘管我從來沒有做過壞事。
很快小麵包車就被裝滿了，來上訪的大法弟子很多，其只有一位秦皇島的年輕女學員是抱著孩子上來的。這個期間我一直問他們，我要去上訪，請帶我去信訪辦，他們敷衍我說一會兒就去。車滿了後，他們把車開走了，到了一個地方，後來我猜可能是北京市公安局前門分局，他們讓其他的大法弟子都下了車，唯獨讓我留在車上。車又開回了天安門廣場，這一次，在長安街的路邊，他們停下來，那裏有很多小轎車。他們跟其中的一個說，給你們一個國外回來的。我這才意識到被他們騙了，我說你們不是說要帶我去信訪辦嗎，為什麼騙人？他們也不理我，就把我交給了一輛車上的人。這輛車上的人是山東省公安廳的，後來他們又把我交給了濰坊市公安局的人。
在濰坊公安局車裏，一個看上去像當官的著便裝的人，非常生氣，覺得我從國外回來搗亂，嘴裏罵罵咧咧的說話很難聽。我記住師父說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話，只是平靜的告訴他我是來告訴國家和政府法輪功對國家和人民是有益的，政府錯了。
他們把我拉到了濰坊駐京辦事處，在大廳裏，有三個學員和一個小孩。大人在地上坐著，那正是冬天，冰冷的大理石地上，映著人影兒。小孩兒站著。他們讓我坐在沙發上，可能因為我是國外回來的緣故吧，所以對我相對而言還比較客氣。濰坊市公安局的一個好像是處長，過來問了一些問題，還是那些話，什麼時候回來的，和誰見過面，幹過什麼，等等。我還是告訴他們我回來時想向政府和國家反映對法輪功的看法。記得我說的是，政府在鎮壓法輪功的問題上是錯的，必須恢復李老師和法輪功的名譽，並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大法弟子。
濰坊市公安局問完之後，過了一會兒，高密市公安局的人又來了。這次是一個主任，一個市政府宗教事務科的科長，他們問了我重覆的問題。最後他們說你還有什麼想法，我說了希望國家和政府能糾正錯誤，恢復李老師的名譽，釋放被關押的大法弟子。最後他們問還有沒有了，我覺得沒什麼了，其中一個警察說你不想回愛爾蘭了？我知道他在善意的提醒我，就說，我希望能回到愛爾蘭繼續工作。
過了一會他們把我帶到了一個房間，和兩個女警察住在一起。在這個期間，他們最想知道的就是我和誰接觸了，都幹了些什麼。我說就是和朋友和家人聚會聊天。有一件事我一直很內疚，就是我在家鄉的時候，和三姐與其他幾個學員聚了一次並交流了。結果在我回到北京的時候，我打電話回去，三姐就告訴我，警察知道了，並且這其中的一些人都說了。
高密市公安局的人幾個人對我表面上都很友善，他們大部份也看過法輪功的書（好像當時是任務）。經常就是和我閒聊，然後就問一些他們不懂的問題，我就盡自己當時的理解和他們說一說。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放鬆了警惕，而且覺得反正他們已經知道了，就把當時我們一起聚會的事兒說了。而且那個主任還問我在我看來那幾個人中誰修得最好。我就把自己的看法說了，因為那個時候對真的理解還很膚淺，覺得反正我們做好人堂堂正正，不用怕人。結果後來很可能對這個學員造成很大的魔難。她會承受比其他人大的壓力，那麼承受不了的時候，就走向了反面，帶頭去“轉化”別人。我每念及此，都對自己的失誤而造成的損失感到難過。
在濰坊駐京辦事處的第二天，他們把問我話的記錄給我看，並要我簽字。我看了看基本屬實，但是記錄用的是審訊錄這樣的字眼，我就說我不是犯人，你們沒權審訊我。他們就改成了問訊錄。我還是不想簽字，內心總覺得簽了這個字很不對很難受。可是他們一再態度很好的和我說沒有關係，利用我的不願意拒絕別人和傷害人的心理。這樣我就在那個所謂的“問訊錄”上簽了字。簽字以後，我的心裏非常非常難受。第二天，我跟他們要那個問訊錄，我說我不應該簽字。可是他們不給我。
從內心上來講，我知道他們其實也有很善良的一面，對我態度也很好，可是在那樣的大形勢下，他們就那樣做。江澤民利用這個國家機器，讓多少無辜的人犯下了罪業。
2000年1月4日，是我回愛爾蘭的返程機票的日期。高密市公安局的人把我送到了北京首都機場，從此我就又一次離開了那片生我養我的土地，不同的是，這一次，幾近永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