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2001年的國殤日──身陷冤獄2001年的國殤日之前，我和一些朋友去北京著名的佛教聖地妙峰山旅遊，大家一起野餐、聊天。下山的時候妙峰山派出所的警察持槍攔截了我們坐的小巴，把車上的人全抓到派出所審問，如果想證明自己不是法輪功學員，就要罵法輪大法師父，否則就要被抓。我和其他９位法輪功學員被拘留了。這就是後來被《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青年報》、“北京電視台”等多家中國和北京的大媒體所同時炒做的、被很多地方或單位媒體轉載的所謂：“９.２３”妙峰山“法輪功”非法聚會。
在被看守所非法關押和審問期間，我們一直理智和冷靜的要求釋放。但是，警察們一心想把此事炒做成他們“破獲了大案要案”，好去出名發財。所以在國殤日假期前對我們進行突擊提審，好幾個人包括幾位老年婦女都在審訓室裏受到了警察的虐待。警察問我去公園談了什麼，我告訴預審宋欲知：“我們都是設計行業的人，談的是環境污染的危害和解決辦法，怎樣可持續發展，怎樣看待現代科學的兩面性，既給人帶來財富又破壞環境。”宋欲知竟然說：“你們即使談這樣的問題也是用法輪大法的真善忍來衡量的，你們的觀點一定和我們不一樣，就有罪。”2001年的國殤日恰逢中秋節，我們不能和親人團聚，卻被關押在擁擠的監室裏。
按照規定，公安部門必須在24小時之內給被拘留人的家屬發拘留票證明，說明人在何處，原因是什麼。可是在我被抓了5、6天，我父母才接到海澱派出所的電話說我們被關在門頭溝看守所，那時我對他們來講就像失蹤了一樣。那年國殤日之前，父母趕緊趕了很遠的路，給我送來換洗衣服和被褥，後來母親提起此事就難過，常問我那時什麼都沒有，在看守所裏是怎麼過的。其實我到更想知道女兒不明不白地被劫持，這個中秋節和國殤日長假我的父母是怎樣度過的。
蒼天似乎都不能承受這樣的不公。國殤日那天，妙峰山下起了鵝毛大雪。為了吸引遊客，北京電視台專門把這條消息做成新聞。當我們蜷腿坐在硬板上，從看守所高懸的小電視裏看到這條的新聞時，我們一起大喊：“冤吶！我們比竇娥還冤！”
十月底因為警察實在找不出什麼可以作為“罪行”的事，無法將我們全都送上法庭，除一人判刑外就把我們全都定了勞教。我被判一年半勞教。不但是拘留票，就連後來我被非法勞教的勞教票我家直至今日都沒收到過。這一年多的關押實質是綁架。
剛被非法勞教時我曾看到過我的勞教票，隻字未提妙峰山，可我是中共媒體上的“要犯”，我父母直至我回家後從明白我被勞教與“妙峰山事件”毫不相關。以後我會將中共媒體上對此事的造謠澄清。
2002年的國殤日──不是囚犯的囚犯
整個的2002年我都是在勞教所裏度過的。勞教制度是中國所特有的，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不用任何司法程序就將因無罪而不能判刑的人長期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美其名曰“人民內部矛盾”，其實因為勞教是在法律之外的，完全無法無天，所以勞教所的內幕比監獄還黑暗。
我以傷殘之軀在那裏坐牢，被體罰，做奴工……，連節假日都很少有休息時間。幸虧關在一起的法輪功學員們對我的照顧，我才沒有癱瘓在勞教所裏，我也從精神上給了大家一些幫助，共度患難的日子使我們結為了生死之交。其中的種種辛酸以後再詳細述說吧。
2003年的國殤日──初見成訣別
劉桂芙是我在北京女子勞教所四大隊關押時結識的。當時因為堅持信仰不知吃了多少苦。她為人熱情爽朗，總是照顧別人。我們雖然年齡相差懸殊，卻情同姐妹。2003年我被放回家。國殤日假期，我要去看望她的父母──我的老乾爸、老乾媽。
老乾爸已經90歲，當年因為有學問在中共統治後成了“走資派”，身體被迫害的非常羸弱。當時老乾媽獨自操勞累成來了羅鍋，耳朵也聾了。後來隨子女們參加了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學習班，聽完學習班下來，耳朵復聰了，羅鍋也直了。可是在鎮壓法輪功後她的子女們紛紛被抓去關押，失去了正常學法煉功的環境，老乾媽的身體又不行了，雙目失明，連行動都很困難。老乾爸此時更是臥床不起。
唐山大地震前，中國科學院的專家們已經發現了地震前兆，但中共正陷於政治運動的爛攤子，不發地震預報，導致30萬人喪生。但那次自然災害也只讓老乾爸，老乾媽失去了2個孩子。可在中共發動的對法輪功迫害這場完全的人禍中，他們卻有三個子女被關押。
那天我買了兩條又軟又暖的新被，坐了幾個小時的公共汽車，趕到遠在順義的乾媽家裏。劉桂芙把我這個在勞教所裏結識的小妹分別介紹給父母。兩位病榻上的老人撫摸著新被子，想起自己在唐山地震中失去的小女兒，欣慰地笑了。
下午三點，我要走了，我向老乾爸、老乾媽告辭，說我以後再來看望他們。老乾媽抓著我的手用顫抖的聲音喊：“別──走！”劉桂芙勸道：“小妹必須走了，她的父母也都60多了，還等著她回家呢。”老乾媽嘆口氣說：“唉，都拖累著你們。”
沒想到這竟是訣別。10月18日，老乾媽在睡著後安然的長眠了。劉桂芙把這個噩耗告知另一間屋裏的父親，他說：“別難過。我和你媽一起走。”10月19日，從來沒修煉過的老乾爸輕聲念著“法輪大法好”，追隨老乾媽而去。
這世上有誰能決定自己的生死？當老朋友、老同事、老鄰居們來參加這對夫婦的後事時，無不稱奇。以前他們以為老劉的子女不不孝順，這些年不怎麼照顧年邁的父母，與子女們一聊才知道，原來是被中共抓進監牢受酷刑，劉桂芙的大姐甚至被迫害成了殘疾。
如果沒有這場鎮壓，修煉了大法身心受益，或許這老兩口能做一對快樂的老壽星。可是這些年不但他們自己失去了健康與快樂，子女們的受難更是折磨著他們的心。有時我想，老乾媽或許是不願受苦受難的子女們再來照顧他們才離去的吧。
2004年的國殤日──惜別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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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個從外表到內心都充滿了中國情節的人 |
我學業非常優秀，本可以出國，可我熱愛中華的傳統文化，也希望用我在建築學專業的所學建設好我們的國家。所以我放棄了很多可以或可能的出國機會。但是在迫害中經歷了這許多的坎坎坷坷，目睹了許多家庭的悲歡離合，2003年11月，為了擺脫中共的迫害，為了不再讓我的父母親人們受苦，我下決心離開那片我熱愛的土地。
這些年的經歷，我的父母已經非常清楚迫害發生的原因和所採用的手段，在我從勞教所回來的一年多裏，警察和“610”的監控一直存在著。“敏感日”我經常被問起，電話總伴隨著被監控的雜音，有時我工作勞累一天正在家睡覺，警察會打來電話，問我父母我那時是不是去掛橫幅了，父親立刻被氣得病倒，去醫院打了十次點滴。
2004年國殤日之前，我接到了加拿大使館的面試通知。整個國殤日的假期，我都在為面試做準備。10月18日，我順利的通過了面試。父母感到骨肉分離的痛苦，可又盼著我能趕快出國。用十萬火急的速度幫我準備行囊，卻在機場與我洒淚揮別。
就在我出國後的第三天，國家安全部的警察到我的單位去詢問我的情況，大陸開始了對法輪功學員新一輪的嚴格監控，北京的每個法輪功學員都被找到，中共正在為新的一輪殘酷迫害做準備……
2005年的國殤日──自由與強權的對比
這是我在加拿大自由的土地上度過的第一個國殤日。我已經在加拿大成了一個小家，生活安寧而平靜。我和丈夫一起去聆聽了 “國殤日控訴中共罪惡”的集會。地點是在多倫多市政廳前的公共演講角，正對著溫斯頓．邱吉爾的銅像。在這裏，來自不同國家、民族和大陸不同地方的人可以暢所欲言，控訴共產黨、特別是中共的罪惡。
但是中共仍然在盡力的實施它的迫害與控制。國殤日前我在準備申請移民，7月請父母從國內給我寄了一份文件，用的是中國郵政的掛號信。但是卻一直沒有收到。我父親到中國郵局去查詢，始終沒有回復。我們向加拿大郵政詢問，加拿大郵政向中國郵政多次發出查信的單子，中國郵政卻對加拿大郵政的要求置之不理。三個月後，10月10日，中國郵政連信曾經到哪裏的說法都沒有，就直接通知我父母信已丟失，他們只賠償郵費。我父母實在不能接受如此的“掛號信”服務，拒絕了他們的條件。
國人常說，故土難離，落葉歸根。我的父母已經快70歲了，卻痛下決心放棄他們熟悉的一切生活方式、環境、與人際關係，遠離故鄉，移民美國。這一切只是因為他們真的無法再忍受重壓下的生活。10月18日他們剛一踏上美國的國土就在機場打電話給我。他們在電話裏分別和我說著同樣的話：“我們到啦！從起飛到降落全是準點，非常順利！”6年了，我頭一次聽到我親愛的爸爸媽媽是如此的快樂！19日，他們到了我在美國的親人家裏。而這一天，正好是大紀元的《九評共產黨》發表引起的退黨浪潮達到500萬人退出中共的日子。
從2005年初開始，中共在大陸發動了好幾輪恐怖行動，大規模抓捕法輪功學員。我的很多功友被非法抓捕，或以前抓進去的仍然沒有釋放：劉桂芙、劉祥芬、陳海風、郭玉蘭、谷曉華、徐若輝、平利、單秀英、李紅軍、趙滿蘭、喬志英、代玉琳、虞超……，現在我在多倫多的新朋友們說：“真是沒法想像，要是你也被抓進去我們得多著急！”
每次漫步在浩瀚的安大略湖畔，我都彷彿置身夢境。湖水是那樣的清純明淨，那是成群的鷗、大雁、天鵝、野鴨們自由的家園。有一次，我還看到一條近兩米長的大魚在港口裏悠閑的游弋，它們毫不擔心被人傷害。人與自然萬物是那樣的和諧安寧，不會去傷害任何生靈。而此時此刻，我的朋友們卻依舊在中共迫害下被關押，受酷刑。每當我把這些講給一起享受安寧的加拿大人聽時，他們無不為同一個地球的那一邊卻在發生著對同類、甚至是同胞的殘害而感到不解和震驚。
相比以前同甘共苦的歲月，我現在更加掛念還在受難的功友們。期盼著，明年的國殤日這場迫害已經結束，中共這個古今中外從不曾有過的怪胎已經從地球上消失，人們再不要受它的殘害，把以後的國殤日變成全世界都可聲討中共罪惡、慶賀中共解體的大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