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廣州國民政府時期袁世凱死後，南方各省逐漸脫離北京政府。1917年，孫中山來到廣州，成立了軍政府，並被推舉為大元帥。而北京政府因為內部紛爭，也無力南下討伐，南北方開始處於對峙狀態。孫中山組織了二次護法運動，但以失敗告終。後來由於陳炯明的叛亂，孫中山被迫逃離廣州。在廣東的滇軍、桂軍和一部份粵軍討伐陳炯明後，陳敗走惠州。1924年，孫中山再次回到廣州，以大元帥身份主持政務，廣州大本營正式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
1925年，孫中山應北方軍閥馮玉祥等之請，北上商討國事。不料，孫中山因肝癌復發，於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而此時的蔣介石，在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經過兩次東征勝利，統一了兩廣，成為革命軍英雄，和汪精衛、胡漢民並列國民黨領袖。1925年6月14日，中國國民黨政治委員會議決定組織國民政府，次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定改組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大本營取消），採取委員制，汪精衛、胡漢民等十六人為委員，汪精衛為主席(汪受蘇俄支持)；推汪精衛、胡漢民、譚延□、許崇智、林森為常務委員；設外交、軍事、財政等部，任命胡漢民為外交部長、許崇智為軍事部長、廖仲愷為財政部長。國民政府以國民黨為組成的基礎。另外設置軍事委員會，以蔣中正、汪精衛、譚延□為常務委員，汪精衛兼任主席，負責軍事統一事宜；同時取消各種地方部隊的名稱，一律改為國民革命軍。
廣州政府由大元帥制改為委員制，從個人領導變成集體領導，親蘇俄與中共的汪精衛身兼國民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主席，完全是蘇俄策劃中共爭奪革命領導權的策略運用。而汪精衛為了鞏固自身地位，諸事聽從蘇俄和中共，企圖對國民黨中實力派的蔣介石有所不利。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而中共的奪權計劃在此次會議上得以完全實現。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佔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中共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員佔了大多數。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際上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佔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此時，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已經無人問津。
同樣，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大”上提出的北伐建議，遭到了全體蘇俄顧問和中共的反對。蘇俄顧問鮑羅廷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為理由，堅決反對北伐。隨後，蘇俄軍事顧問團所有成員，立即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竭力鼓吹“北伐必敗論”，中共更於廣州市區到處散發傳單，廣貼標語，公開反對國民黨北伐，並散布流言，首指主張北伐的蔣介石為“新軍閥”。李宗仁在《回憶錄》裏，就曾明確指出中共是反對國民革命軍北伐的。
為什麼蘇俄和中共如此害怕北伐呢？因為蘇俄明白，在其扶植下建立的中共，是無論如何也禁不起國民黨北伐成功所帶來的巨大衝擊的。因為，只要國民黨和蔣介石決心北伐，就極有可能將中共這個“政治寄生兒”甩到一邊去。但是在廣東，共產黨仍因國民黨的存在而存在。這樣只有把國民黨束縛在廣東，等到中共羽翼已豐，共產黨就可以消滅國民黨了。
但是，事情並沒有按照蘇俄和中共希望的方向發展。國民黨“二大”後，為保護國民黨反共元老，以及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中權力的擴張，蔣介石於3月下旬利用“ 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
“中山艦事件”事件是指蔣介石於3月20日突然將在黃埔游弋的中山號炮艦扣留(蔣懷疑其目地是將自己綁架至俄國軟禁)，並逮捕了身為中共黨員的艦長，同時在廣州宣布實施戒嚴令，下令其部隊解除保護蘇俄顧問住宅和中共控制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部的衛兵的武裝。這次行動事先既沒有與汪精衛商量，也沒有提前警告蘇俄顧問。事後，汪精衛對蔣介石未經自己的命令擅自行動表示不滿，自23日後即隱匿不出。30日國民黨中央黨部議決汪未回任前由譚延□代理國民政府主席一職。而蘇俄則被迫同意召回三名蔣介石最反對的蘇俄顧問，並從第一軍中撤去中共幹部，汪精衛去法國而告終。至此，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獨攬大權。
隨即，蔣介石於5月15日至25日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對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的影響進行嚴格的限制。這就是整理國民黨黨務，具體措施主要有：國民黨內的另一黨黨員，禁止批評領袖和三民主義；另一黨必須把參加年長的黨的黨員名單交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這些黨員在中央，省或市的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中所佔的席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也不得擔任中央機構各部的部長；另一黨給它在國民黨內的黨員的命令必須先交給聯席會議，再由它轉交，國民黨黨員非經許可不得加入另一黨。違反這些條件的人將被立刻開除出黨。
整理黨務的結果是國民黨奪回了相當的權力，國民黨更加集中化，並確立了蔣介石的領導地位，中共黨員則被迫放棄了國民黨組織部，宣傳部和書記處等部門的重要職務。蔣介石開始著力於北伐。
國民黨北伐以及蘇俄和中共的反對、利用及破壞
*北伐開始和蘇俄及中共的極力反對
經過整理黨務之後，奪回了相當權力的國民黨決定開始北伐。1926年7月9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此時，基於前述原因，蘇俄和中共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一方面，中共在其機關報《嚮導》雜誌上發表了“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僅猛烈攻擊蔣介石個人，而且公開反對北伐，並以所謂“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以暗指由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另一方面，發起迎汪歸國復任國民政府主席運動（當時汪在巴黎）。
北伐軍的第一個目標是湖南省。稍經戰鬥，國民革命軍就奪取了湘江流域的大部份地方。不久，在攻克湖北漢口、漢陽後，蔣介石決定移師進攻江西，同時電告廣州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代主席張人傑及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等，派人赴武漢主持政務。其後，籲請廣州當局速將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移到武漢。
此時，北伐軍在江西的進攻受到了暫時的挫折。不過，在11月，終於攻克了南昌，但是兩個月的戰鬥中，國民革命軍傷亡近15000人。在攻打江西的同時，由國民黨將領何應欽率領的軍隊攻克了福建。這樣，到12月底，除了原來的廣東和通過談判而聯合的廣西外，國民黨人已經奪取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省城和主要城市。貴州的軍務督辦也把其省名義上交給國民政府管轄。上述七省總人口將近1.7億人。
廣州國民政府聯席會議遂於11月11日議決將政府北遷武漢；26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又議決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皆遷往武漢。隨即，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即率領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北上人員，分批自廣州出發，取道江西赴武漢。
而就在北伐軍不斷取得勝利的同時，蘇俄和中共利用廣州國民政府遷都武漢、而蔣介石又駐節南昌的機會，一手導演了一場由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共同發動的政變，試圖將他們在國民黨中已經失去的權力，全部搶奪回來。
1926年12月13日第一批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常委和國民政府委員孫科、宋子文、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撇開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領導人，成立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推極左派徐謙為主席，宣布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之前執行最高權力。這便是武漢“俄國政府”的“前身和班底”。
而31日抵達南昌的譚延□、張人傑等人，即於1927年1月3日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武漢僅設外交、交通、財政三部，鮑羅廷、徐謙等表示不能接受。
此後，武漢、南昌對臨時聯席會議的存廢與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的遷移，雙方各執己見。為了平息內部紛爭，南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於2月8日議決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往武漢。此後，又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正式在武漢辦公。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於本月6日全部遷鄂。6日，譚延□自南昌到武漢。
3月7日，由鮑羅廷提議並決定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預備會議。會上，因譚延□提出應推遲會期以待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和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參加會議，卻立即遭到中共黨人和國民黨極左派的堅決反對。因在出席會議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佔絕對優勢，譚延□的提議遂被否決。由是，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完全控制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並在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領袖缺席的情況下，發動政變，決議廢除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一職，即等於撤銷了蔣介石中央常委會主席的職務；決議免去蔣介石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務，組織部長職務虛位以待汪精衛歸國擔任，汪歸國前則由中共黨人吳玉章代理；決議由中共黨人重新擔任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所辭去的國民黨重要職務，從而推倒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曾通過的“整理黨務案”；決議“提高黨權、限制蔣介石獨裁”，將正在領導著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誣定為“新軍閥和新右派”，並從此立為被打倒的對象。
20日，國民政府新委員就職。汪則於4月1日自莫斯科返抵上海，10日到漢口，復任國民政府主席。
蘇俄和中共利用北伐發動工農革命
蘇俄和中共一方面決心反對北伐，一方面決定反對不成，就要利用北伐發動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其目地，一是要將全國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軍閥”改變為發動工農革命、實際是煽動農民造反，以造成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基礎；二是要借用國民革命的名義，並以混淆兩種不同的革命為手段，偷換國民革命的內容，以奪取發動共產革命的成功。
在北伐勝利進軍後的湖南，由中共煽動起來的農民運動，把軍閥已經打倒的湖南陷入了遍地暴民造反奪權的紅色恐怖之中。據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史》教材稱，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湖南農民運動已經發展到了要求解決土地問題的階段。4月10日，由中共操縱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發表“告全省農民書”，提出農民運動不是減租減息，也不僅僅是要打倒土豪劣紳，而是解決土地問題。武漢國民黨中央遂由毛澤東和國民黨極左派鄧演達等成立了“土地委員會”，頒布“解決土地問題決議草案”和“處分逆產條例”。規定“凡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財產，皆為逆產，一經合法發覺即行沒收”。這個決議草案，因譚延□等的反對而未能於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但是，因中共發動與建立的湖南各級農民協會不僅形同各級政府，有權有槍，而且自設公堂刑獄，動輒批判鬥爭，隨意逮捕殺人。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即為農民協會所槍決。北伐軍中許多出身於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鬥爭、關押或捕殺。這初步暴露了中共血腥、殘暴的本性。
而在建立了國民政府的湖北武漢，工農運動亦是“如火如荼”。據同一本中共《中國現代史》教科書稱：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經成立農民協會三十四個，會員已有二十八萬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漢登記的工會組織已有五百多個，會員達八十萬之多。武漢工人運動的聲勢之大，“適如北伐軍取得武漢、江西與福建之震動於全中國、影響於全世界一樣”。而武漢工人運動給武漢地區和武漢國民政府所帶來的破壞，更是令人觸目驚心。正如這部《現代史》所“揭露”的那樣，由中共發動的武漢工人運動，“不僅隨意罷工，隨意要求增加工資，而且自組法庭監獄，隨便捕人施刑，動輒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隨意沒收分配工廠店鋪的現象，更是隨時可見……在北伐軍佔領武漢後的兩個月中，工人、店員罷工可考者達三十六次之多……頻繁的罷工，不僅加劇了勞資糾紛，而且為武漢國民政府帶來了重重困難：一是日本和英國關閉了在武漢的全部企業，二是民族工商業主因工人運動而不能聊生者紛紛抽逃資金，關廠罷業，舉家潛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漢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經營者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漢商人罷市，各家商店全部關門謝業，拒絕售貨。三是工人大批失業，至四月底已達三十萬人之巨。四是武漢國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僅一百五十萬圓，支出卻達一千三百萬圓，只能靠大量發行紙幣以熬度艱難……”。至此，為北伐軍勝利佔領並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武漢，幾乎被蘇俄和中共一手煽動並操縱的工農運動，鬧成了一個死島。
湖南和武漢如此，上海更是這樣。中共為了奪權而搶在北伐軍前面，在上海發動了三次武裝暴動，以圖謀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義下，建立“中國無產階級的巴黎公社”。在北伐軍佔領上海後，擅自組織工人武裝以橫行滬上，甚至威脅稱：“如軍政首長有意解散者，即為反革命。”整個上海世面混亂，人心不寧。上海商界更只能哀嘆“自國軍臨滬以來，我商人乃處於憔悴呻吟之下”。
北伐軍雖然能夠打倒軍閥，卻因為蘇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機發動共產革命，推倒國民革命，非但不能給人民帶來北伐打倒軍閥之後應有的和平安寧生活，卻反而只能陷人民於更大的“混亂、動亂和暴亂”之中。曾經親共近俄、並得到了蘇俄好處的馮玉祥，正是在看到了中共的暴行後才作出了“遠俄送共”的決定。他認為蘇俄與中共乃是“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此言不虛。
蘇俄和中共破壞北伐
前面所說，蘇俄和中共對北伐的最大破壞就是利用北伐，發動共產革命。此外，在武漢掀起了大規模的反蔣運動，並將汪精衛迎回，就任國民政府主席，以與蔣介石分權。國民黨面臨著再一次分裂。
簡言之，為避免國民黨勢力的壯大，蘇俄與中共首先堅決反對北伐，當反對不成時便利用北伐發動共產革命，繼而破壞北伐。當依舊達不到目地時，中共就在蘇俄的指使下走向了背叛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