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中共叛國和武裝暴動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並實現國家的初步統一後，中共並沒有安心接受這一合法政權，反而在蘇俄的指揮下，置國家和民族利益不顧，公開背叛祖國，並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更大的武裝暴動，使飽受戰火之苦的中國人民又陷入了苦難之中。
前面已經提及，在中東路事件上，中共不僅沒有指責蘇俄的侵略行為，反而接受了蘇俄的五條指示，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在這一口號下決定發動更大的武裝暴動，以與蘇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裏應外合”。這種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出賣和背叛，在中共的歷史上並非是獨一無二的。
當時蘇俄的斯大林反對派托洛斯基，為中共制定了一個題為《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甦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問題”。原中共領袖陳獨秀，亦在1929年七、八月間，連續三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中共無視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中共與蘇俄“裏應外合”的武裝暴動行為，要求以召開國民會議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是，前者在蘇俄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後者卻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陳取消派”首領，直至開除了黨籍。現在就可以解釋，一些曾經加入或認同中共的人士，包括中共的發起人陳獨秀等，在認清了中共的本質後，為什麼相繼脫黨。
而上述徹底出賣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口號、決議和行動，在中共中央的堅決執行和發動下，不僅將彼時的中共武裝暴動推向了瘋狂地步，而且由於日本對中國侵略戰爭的爆發而升級，從此竟成為中共武裝暴動的總口號和最高原則，從而將中共的武裝暴亂賦予了武裝叛國的根本性質，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所絕無和僅有。
一些中共黨史專家在評價此段歷史時，小心翼翼的批評道：“武裝保衛蘇聯，實際上是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對立了起來，它脫離了當時中國廣大群眾的實際要求，也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
而共產國際為轉變中國革命，首先於1927年7月上旬召回了共產國際首席代表羅易，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成立了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不久，共產國際派羅明拉茲來華，被授予全權“糾正過去的錯誤，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即發動武裝暴亂。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應當指出，共產國際推動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組織武裝暴動的目地，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也即是為了適應中東路戰爭的需要。”一語倒盡“天機”。
1930年5月底至6月初，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經過三個多月的準備，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和《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大會認為，當前，中國統治階級在“崩潰”，革命高潮即將來臨，要迅速準備武裝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決最後勝負。這是中共在保衛蘇聯的口號下背叛自己國家的鐵證。
那麼在蘇俄的指揮下，中共發動了哪些暴亂呢？
首先是在羅明拉茲的決策和指揮下，中共於1927年掀起了武裝暴亂的第一個浪潮，即發動“八一南昌暴動”。不久，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張發奎發兵平叛追剿，中共軍隊乃逃出南昌，逃至廣東，兵敗潮、汕。次年，在朱德、陳毅的帶領下來到井岡山，為毛澤東所接納。
中共武裝暴亂的第二個浪潮是在八七會議之後。羅明拉茲所主持的中共八七會議，決策了中共叛亂的三大政策，即武裝暴動、發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據中共黨史專家稱：“自羅明拉茲來華後，土地革命變得異常激進，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被派赴各省組織農民暴動，土地革命真正變成了全黨的革命行動。”8月9日，由於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同意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指示，於是，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和蘇維埃口號的決議”。決議指出“現在的任務不僅是宣傳蘇維埃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該成立蘇維埃”。同時指出“蘇維埃組織應當首先在廣州、長沙這些確實取得勝利的關鍵地方建立”。
八七會議決定的另一個大規模武裝暴亂行動，便是派毛澤東赴湖南發動秋收暴動，以攻打長沙和武漢。秋收暴動從破壞鐵路交通起，但暴動相繼失利。毛澤東認為“革命已經暫時沒有可能在城市取得勝利”，所以決定敗走贛粵邊界以求存，最後在偏遠的山區井岡山落草。中共開始在遠離城市的農村建立起自己的根據地。
中共武裝暴亂的第三個浪潮，由1927年11月中共上海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所發動。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是：“反對退卻，要求繼續進攻，堅持城市中心，認為城市工人暴動，是革命勝利的關鍵，要努力使暴動的城市成為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提出中國革命已經進入蘇維埃階段，現時革命階段中，黨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主張“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動派，應當採取毫不顧惜的消滅政策，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要極端嚴厲絕無顧惜的殺盡豪紳反革命派”。正是在上述的指示下，此後，在由中共所發動的武裝叛亂中，大都執行了燒殺政策，其情景慘絕人寰。
會後，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計劃”，佈置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總暴動，佈置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省的“工農總暴動”，先後發動了宜興、無錫的農民起義，上海起義，武漢起義，順直暴動。但是除了廣州暴動外，其它暴動或取消或瞬間敗亡。而由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指揮，蘇俄駐廣州領事館直接參預，和由張太雷、葉劍英等參加指揮的廣州暴動，發布政綱稱：“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一切權力收歸國有”，“打倒反革命國民黨和各式軍閥，聯合蘇聯、打倒帝國主義”等。暴動竭盡燒殺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屍”。
暴動和暴行延續了兩日，以慘敗告終。
在發動暴動的同時，中共在1928年6月召開的六大上，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規定：“共產黨在準備武裝起義中，就要秘密建設政權的核心；起義後要堅決、敏銳地成立政權機關；革命政權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裝起義隊伍的基礎上，變成常備紅軍。黨要贊助農民的游擊戰爭，要在農民運動的基礎上建立工農革命軍……”。
據中共黨史著作稱，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發動了一百多次武裝暴動，其中大型的暴動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廣州暴動外，其餘都是農村暴動。這些暴動，除掉一時燒殺無度、血濺山野之外，大多數遭到了慘敗。而帶給百姓的是無盡的災難。不久，中原大戰爆發，中共暫時得到了喘息的機會。
但是，中共利用國民政府因中原大戰無瑕顧己的情況下，繼續發動暴動。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李立三提出了全國武裝暴動計劃，即城市工人暴動和農村紅軍進攻相配合的奪取一省幾省勝利的計劃。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1930年，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武裝暴動計劃主要有：命令紅一軍團攻打南昌，紅三軍團攻打武昌和長沙，紅二軍團和紅一軍團出兵漢陽、漢口，紅十軍團進攻九江，紅七軍團挺進柳州，期待‘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同時又要求上海、南京、廣州、北平、天津、哈爾濱等中心城市舉行總罷工、總起義，以造成全國革命高潮。”
不過，隨著中華民國政府軍在中原大戰中的全面勝利，中共的暴亂在政府軍的圍剿下相繼失敗。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紅二軍團由一萬五、六千人減少到三千人，縮編為紅三軍，離開洪湖根據地，撤往鄂西山中。廣西紅七軍北上後喪失了右江根據地，部隊由六千人減少到二千人，最後進入中央根據地。紅十軍由兩萬人減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圍退回到贛東北根據地。”
中共第一次大規模的血腥迫害-----三十年代初的“肅反”運動
如前所述，中共主張用暴力革命推翻現存制度。“暴力”當然是非和平的手段，它通常與流血、死亡聯繫在一起。中共的本性決定了它的發展史上必然充滿了血淋淋的印跡。
二十年代末中共武裝暴動中的燒殺無度首次讓人們認識了中共殘暴的本性。但是三十年代初發生在中共內部的“肅反”運動，則是中共第一次大規模的，有組織和計劃的迫害和屠殺行動。
根據史料記載，這次“肅反”運動的目地就是肅清黨內的“AB團分子”。什麼是“AB團”？它的名字來自英文“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全稱為“AB反赤團”，是北伐戰爭時期在江西建立的國民黨右派組織，成立於1927年1月，其目地是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
AB團在成立後三個月，就被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發動的大暴動所摧垮。此後，江西儘管還存在著個別的殘餘分子，但這個組織並沒有重建。在1927年4月以後，已經不復存在的AB團先是成為汪精衛改組派攻擊蔣介石一派的藉口，後又成為中共內部整肅的理由。
最開始發動肅反運動，即清查AB團運動的是江蘇的瑞金蘇區，而發起人就是毛澤東。當時江西蘇區和紅軍內部，有著大量的江西本土幹部，他們與以毛為代表的身居上層領導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開始，贛西南的黨組織與總前委之間在土地革命問題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機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以毛為首的總前委卻把贛西南黨組織的不同意見稱為“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把不同意見說成是“取消路線”，是“取消派與AB團結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贛西南地區展開了“紅色五月運動”，破獲了所謂的“AB團組織”。不久，運動很快擴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並在隨後召開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上強調要改造黨的組織，要嚴厲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在這種氣氛下，江西蘇區實行了“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到處都在大抓特抓AB團。到1930年底，富田事變發生之前，僅紅一方面軍中便已經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團分子，佔軍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後即被處決。怎麼會有那麼多“AB團分子”呢？一句話，“苦打成招”。請看1930年9月24日的贛西南特委《緊急通告》是如何佈置的：
“AB團非常陰險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供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不斷的嚴刑審問，找出線索，跟蹤追問，主要的是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當時蘇區肅反時常用的刑法有吊打、烙刑、灌辣椒水、壓槓子、坐老虎凳等等。眾多的AB團分子，就是這麼一供十、十供百“查”出來的。
1930年12月，原江西紅軍獨立第2、4團和東固根據地的創建人李文林被定為AB團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為特派員，帶領一連人到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委和當地的紅20軍進行肅反。二人大興冤獄，在江西省行委和紅20軍中“清查”出了許多“AB團分子”，並處決了幾十個“AB團總團長”。李韶九和古柏的行為引起了眾怒，紅20軍官兵跟著147團政委劉敵包圍了軍部，並扣留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關押的一百多人，此後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則趁夜色跑掉了。隨後，紅20軍又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正是因為這句口號，事變的參與者們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仍不得翻身。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後，毛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的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稱為AB團。1931年初，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黨內地位在毛之上。項英對清查AB團的運動採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權，開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書記項英也在打擊之列。因此，在富田事變問題上，王明站在了毛一邊，將富田事變當做反革命事件。隨後，中共中央把處理精神傳達到了每個根據地，終於促成了各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和大屠殺。
此時，重掌中央蘇區大權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整個紅一方面軍中的清查AB團運動也出現了新的高潮。一場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紅20軍的指戰員們他們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標、木棒處決時候（為了節省子彈，這是紅軍中通行的行刑辦法）。
根據統計，肅反運動在短短二三年間處決了7萬多被定為AB團的紅軍、2萬多所謂“改組派”、6200多所謂“社會民主黨”。毛的秘書李銳曾在《王實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說，從“富田事變”打擊AB團開始，有10萬共產黨人死於自己人手上。而紅軍1934年開始長征時也不過只有30萬人。
可以說，三十年代初的這場內部大屠殺真正徹底暴露了中共的殘暴本性，而毛澤東等中共黨首為了自身權力而不擇手段的打壓異己，在此後中共的發展史上亦多次被運用。
時任紅5軍政治部主任的黃克誠，後來在其《自述》中談到這段歷史時說道：“如果細算歷史舊賬，僅此一筆，黃克誠項上的這一顆人頭就是不足以抵償的”。這大概算是遲到的懺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