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中共在抗戰全面爆發後的假抗戰真擴張由中共策劃的、並原本打算殺掉蔣介石的西安軍事政變發生後，中共在蘇聯和全國輿論的壓力下，被迫釋放了蔣介石，以和平方式解決，並提出了四項保證。同時，蔣介石迫於國內外局勢，同意政府軍停止剿共。政府軍收編紅軍，同時要求：紅軍停止暴動；中共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政府特區，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指揮。國、共合作抗日，國民政府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全面抗日。中共終於得到了喘息的機會和合法的存在。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全面侵華。國民黨開始了全線抗戰，並以弱勢之師打破了日本企圖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夢。無數的國民黨將官和士兵在抗戰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高喊著抗日的中共卻龜縮在一角，借機發展自身力量。誠如毛澤東在建國後的廬山會議上親口所說：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就是配合日軍夾擊抗日軍民，促使日本多多佔領中國土地。中共陰險的用心昭然若揭。中共開始了借抗日以反蔣、借抗日以圖存和借抗日以擴張的“中國共產革命”新階段。
那麼，在這八年的抗戰中，中共到底在做什麼？是否如其被重覆了一千次一萬次的所謂的“歷史的真實”所說的那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堅持八年抗戰，才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可是，真象不會永遠被掩蓋。真實的歷史的告訴我們的卻是中共再次撒了一個彌天大謊。
與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抵抗日軍的英勇行為不同的是，中共一方面對外高喊著抗日，標榜著抗日，高喊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承認蔣介石和中華國民政府，接受其軍事指揮；但另一方面，中共始終沒有忘記“借抗日之機發展壯大自己的圖謀”，並盡可能的反蔣，削弱其力量，其一切都是圍繞這一目標而運作。
首先，在軍事上，中共下令改編後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要堅持不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要把群眾工作當作中心任務；只能堅持敵後山地游擊戰，其主要任務是求得在敵後的發展和擴張；根本任務是建立敵後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即分裂中華民國的中共農村獨裁政權”。正是在上述方針的指導下，中共軍隊的主要活動基本侷限在日本佔領區，正面戰場僅參加了太原會戰(平型關戰鬥)和百團大戰，而且也並不是主動參與。與國民黨戰死200多名高級將領相比，中共無一高級將領死於與日軍的交戰中；而在中國斃命的129名日軍高級將領中，死於中共之手的只有3人。當大量的國民黨官兵犧牲在對日抗戰的戰場上時，西安事變時僅有二萬人馬的中共卻於1939年開始對內宣稱“已有五十萬大軍活躍在敵後廣大的國土上”，而且，毛澤東在同年10月自豪的說道：“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的大黨”。
我們先來看看中共一直引以為傲的平型關戰鬥和百團大戰。
1937年，為了阻止日軍迅速南下，國民黨組織了太原會戰。這場戰鬥以國民黨軍隊為主力，消滅了敵阪垣師團二十一旅團的主力，對振奮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陝西的中共也接到了蔣介石伏擊日軍的命令，但是八路軍某部卻是在局部抵制了毛澤東連續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這一場戰鬥，而不是“指揮和參加這一場戰鬥的領導和主力”。不過是極不情願的“配合”作戰，伏擊了敵人的輜重、即補給部隊而已。
八十年代後期，中國大陸學者就已經在“平型關伏擊戰所殲之敵非第二十一旅團主力”的論文中，論證了八路軍伏擊的“只是日軍預備隊一千餘人和輜重”，即一支補給部隊。中共黨史專家們也曾指出，“過去有一種觀點，認為平型關戰鬥意義很大，但存在嚴重錯誤，主要是違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至於黨中央究竟有一個什麼樣的“戰略方針”，我們完全可以想見。
而百團大戰，也絕非像中共吹噓的那樣是一場如何重要的戰役，更不是一場大型的戰役或大型的會戰。台灣1988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史》稱：潛入敵後的共軍，常分股破壞敵人的鐵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號稱“百團大戰”，廣事宣傳。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黨史專家認為它基本是“游擊戰中的運動戰，防禦戰中的□攻戰。”而且“百團大戰違背了黨中央規定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超過了戰略防禦的限度。”
雖然根據中共的統計，百團大戰“戰果輝煌”，但奇怪的是，卻沒有傷亡數位的事實。如果誠如中共宣傳的那樣，我們不得不對其戰果的真實性打個折扣。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說過“中共軍隊誇大戰果、以掩蓋準備內戰”的話，值得深思。而中共一貫撒謊的做事風格也讓我們心中充滿了懷疑。
至於說“百團大戰違背了黨中央規定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我們自然可以明白指揮百團大戰的彭德懷所面臨的巨大壓力。一方面，是軍人的榮譽感和愛國熱情，使其組織了一系列對日寇的小規模襲擊；另一方面，毛的堅決不准對日寇打大仗、硬仗、運動戰，以保存實力的戰略方針使其無法真正的行使一個軍人的職責。彭為此而具有了歷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過一再的批判和鬥爭，直至含冤而死。說穿了，毛和中共批判甚至鬥爭彭德懷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百團大戰暴露了中共已經得以擴張的軍事實力，從而給中共帶來了繼續實行假抗戰和真擴張的困難。
彭德懷雖然為他的百團大戰遭受了難以想像的漫長痛苦，但是中共卻對外將百團大戰宣傳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此後，毛和他的中共，在中國人民長期的艱苦抗戰中，再沒有打過一場像樣的戰鬥。而毛在他的《選集》裏記載的所有作戰指示和作戰方針全是打內戰，而不是打外戰，都是打國民黨，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沒有一個高級將領戰死在抗日的疆場上，甚至至今連起碼的傷亡數位也無法公布，在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上也難得一見中共的抗日烈士紀念碑。
正是在抗日的幌子下，中共大加招兵買馬，只求“打”影響以爭取群眾，只為保存實力便遊而不擊，只為給自己搶糧、搶物資、搶武器而小規模的襲擊日偽、主要是偽軍，只因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戰。1939年，自稱已經在敵後發展到五十萬大軍的中共，雖然擁有“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戰略，卻從不曾包圍過日寇所佔領的任何城市。還是那個共產國際駐延安的代表富拉基米若夫在他的《延安日記》中寫道：“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佔領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八路軍的隊伍（當然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出擊和反擊。……一比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喪。八路軍方面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嚴厲的禁止了。……我們下來和戰士一起抽起煙來，他們承認說，我們得到通知，叫我們不要去動他們。上頭說，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來碰我們。”“當然，中共對侵略者也消極應付，並不排除有一些戰鬥行動，但是，這種行動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還擊而已，顯然同八路軍的實戰能力是不相稱的。提供給外界的有關八路軍和新四軍戰績的資料，蓄意誇大了戰果，這樣，就把準備內戰的事實掩蓋起來了。”中共上述種種的“抗日”表現，自然對日軍沒有任何的牽制力量，自然使日軍毫無顧忌的繼續南攻，從而將幾乎全部主力用於對付國民黨軍隊方面。
為了奪取更廣大的空間，毛和中共堅持對日作戰中的游擊戰，即在日寇武力達不到的地方，或日寇佔領區的無數空隙地帶，去佔地盤、搶地盤，發展中共武裝力量，建立中共農村獨裁政權。這樣，當抗戰勝利後，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共竟擁有了如此之大的“解放區”，而打敗了日寇、贏得了反侵略戰爭勝利的中華民國政府，反而會落到山河破碎、政權分裂的淒涼境地。
其次，在政治上，中共採取無賴加流氓的做法，顛倒黑白，並在輿論上攻擊國民黨。第一，中共打著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旗號，一方面對外發表支援和歌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抗戰的文章；但另一方面，對內開始逐步推行所謂的獨立自主原則，推行所謂的革命統一戰線(不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刻不忘記與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行鬥爭，而抗戰只不過是中共發展的幌子。在這期間，毛澤東的政治手段更是運用得爐火純青。雖然一部份中共將領期望抗日，雖然1937年從蘇聯歸來的王明帶來了蘇共要求中共真統戰抗日的指示，但是隨著毛在黨內地位的確立，隨著中共擴張的初步成功，曾經還需要遮遮掩掩的“假抗日假統戰的獨立自主原則”逐步得到了中共全黨的認同，並隨著中共武裝力量的壯大，而逐漸公開化，甚至敢明目張膽襲擊國民黨軍隊，而非日軍。毛在此時對黨內所做的指示，還有他寫下的所謂“光輝著作”，如“共產黨員發刊詞”、“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和“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等，均表現了中共反蔣而要□行革命的武裝鬥爭和革命的統一戰線，根本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統一戰線了。這無疑是對中共在西安事變後所做的所有承諾和保證的公然背叛和絕妙的諷刺。這自然是由中共撒謊、狡詐的本性決定的。
第二，當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的政治醜聞在重慶傳開時，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的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國民政府也氣憤的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正忙於抗戰的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為了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行徑，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但是為時已晚。
此時實力大增的中共為了避免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的“悲劇”重演，毛設計了一整套包括理論、策略和種種手段繼續擴張和公然擴張的辦法，並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下，採取明暗兩手，以反擊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對他們假抗日、真擴張之陰謀賣國路線的揭露、反對和限制。
毛公開指責國民黨“《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的內容全部是反動的，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不利於抗戰、不利於團結、不利於□步的。”為此，毛提出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指出了頑固派的兩種不同類型，一是投降派，二是抗日派，並且“即便是抗日派，將來也要去投降，現在他們反共就是為了將來的投降”。實際上是要將正在抗日的國民黨也定性成為投降派。但歷史的事實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在當時不曾投降，而且在後來更沒有投降。同時，他們不僅領導全民族抗戰有功，而且因對反法西斯戰爭的卓越貢獻，而使中國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戰勝國和領袖國。所以，毛澤東指罵他們是正在投降和必將投降的頑固派，便是徹底的栽贓。
再次，在經濟上，為了獲取最大利益，中共在陝北廣泛種上了鴉片，並冠以“大生產運動”的美名。那位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記》裏詳細記載了中共的這一惡行：“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當尤任問及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的生產鴉片 ──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份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一二零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援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還憤怒的記載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盡可能的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
而此時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為了提高國民素質抗戰，提倡並推廣了新生活運動，中華民國政府則開始了嚴格的禁煙運動，此舉曾深招日本的忌恨。然而，中共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買武器來對付國民黨和準備內戰，竟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竟將鴉片源源不斷的運往國統區和敵佔區去坑害同胞，事後又將鴉片生產美化為“為了抗日而□行的大生產運動”，這在道德上和行為上都只能堪稱是“絕唱”。可以說，中共為了達到奪權的目地，可謂是不擇手段。
最後，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澤東苦心竭慮為中共奪權製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論”，主要是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行奪權擴張的理論；和不抗戰，卻又要利用抗戰以發展中共領導下的現代中國農民戰爭的理論，從而為中共的種種卑鄙行徑找到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在全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之中，發動整風內鬥，清除異己，從而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以農村小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為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徹底的改變成為一場傳統型的旨在改朝換代的農民造反，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由毛澤東再次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也是繼三十年代初中共肅反運動後的第二次大規模的血腥屠殺。(後文再詳細闡述)
通過以上史實，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本相，假抗日以便奪取中華民國的天下的陰謀，實在是暴露無遺。無怪有史家認為：中共的江山非得自於中華民國，而是得自於日本的侵略。確實如此。
而中共罔顧民族大義，一心只想擴張奪權的陰謀抗戰“策略”，為中華民族的子孫永遠所不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