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皖南事變的真象關於中共的借抗日以擴張的本相前文已經進行過揭露，但是不擇手段的中共並非是一邊抗日一邊擴張，而是以擴張為目地，抗日只是幌子。因此，中共為了擴張，非但不打日軍，而且專打友軍，非但不向敵人佔領地區進攻，甚至向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的己方進攻。中共一手挑起的皖南事變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中共種種志在擴張的陰謀造成了中國抗日陣營的分裂。
七七事變後，根據國共之前達成的協定，中共紅軍游擊隊開始接受國民政府改編而集結成為新四軍，並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但是，根據中共借抗日之名而圖謀擴張的算盤，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保證中共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再指示，新四軍只需圖擴張和發展，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發展與擴張，能堅決消滅者則堅決的消滅之；新四軍只准相機襲擊偽軍和只在需要時才允許迎擊小股日軍。這樣，新四軍自成立以來，就從來只圖發展和擴張，從來只打友軍和不打日軍。中共宣傳的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即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特別是曾血戰台兒莊的韓德勤等部。可以說，新四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而且純粹是打內戰的先鋒，甚至在後來成為中共通敵賣國的主要執行者(見後文)。
1941年1月29日，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云云。這一件事，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日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參謀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劃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衝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云云。這種自亂陣線、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制裁，而統帥部初未採取斷然處置，在主要可謂已極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揣想，當然是為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延展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規定的路線上曾有該部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部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為不幸，而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議的。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象，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中共藉口抗日以擴張，藉口抗日以反蔣的種種行為，終於在皖南事變中得到了報應。但是中共卻借此大叫冤枉，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天大謊言洒遍全國，並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變，將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行動推向了高潮，將分裂、擴張和賣國的罪行愈演愈烈。
抗日期間中共的通敵賣國行為前文已經講過，早在中共建黨不久，就依附蘇聯，處處聽從其指示。在後來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上，中共不僅沒有指責蘇俄的侵略行為，反而接受了蘇俄的五條指示，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在這一口號下決定發動更大的武裝暴動，以與蘇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裏應外合”。這種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出賣和背叛，在中共的歷史上並非是獨一無二的。抗戰期間，中共再次與日軍暗地裏勾結，協助日軍攻打國民黨軍隊，甚至還進行秘密談判。
根據現有資料，中共與日軍的勾結始於1941年。1941年4月，當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於關鍵時刻，蘇聯和日本簽訂了中立協定，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國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和主權。”同時，史達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甯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繫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當時，中共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當時，還有中共中央電令直接到達。因為事關重大，饒、楊、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當即決定潘漢年返回延安，當面請示毛澤東，並要求中央給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漢年於1943年攜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軍，開始著手和岡村寧次以及在南京的汪偽政權談判締約。
當饒、楊、潘到達南京後，首先去找了汪精衛，當即遭到了汪的拒絕。深諳共產黨邪惡本性的汪精衛說：“在上海、廣東、武漢，我和共產黨頭目們打了好幾十年交道了，共產黨這個葫蘆裏所賣的藥是何其劇毒，我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共產黨這個賊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況我之所以脫離重慶走曲線救國的道路，就是為了消滅赤禍，共產黨無論走到哪裏，就把飢荒、內戰、燒殺、愚昧、落後帶到哪裏。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中共12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嗎！”
中共代表被汪精衛拒絕後，竟直接接觸日軍駐華部隊總司令岡村甯次。經多次談判後，饒漱石和楊帆返回蘇北駐地；留下以潘漢年為首的工作組，繼續完成和日軍談判締約的工作。建國後，毛澤東為了掩蓋這段見不得人的歷史，首先把和高崗從無瓜葛的華東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打成高饒反黨聯盟，監禁起來，饒死於獄中；繼而又將華東人民政府公安部長、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和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潘漢年打成反革命，內部傳達為“漢奸”，逮捕後長期監禁。
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弗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記中也證實了中共勾結日軍的行徑。他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的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甯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的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中共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另外，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也披露了一則抗戰後期，中共背著國民政府和四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私下裏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該書披露：1945年6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慇勤接待……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甯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覆：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六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復，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1945年8月發現的秘密。”
中共的兩面性，即一面是人，一面是鬼的醜惡嘴臉再次暴露暴露無遺。難怪那位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的指責道：“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毛所領導的中共在其以後的統治歲月中，又何嘗忘記“人民也只不過是其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為了一己私利，中共真正是不擇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