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中華民國政府在艱苦抗戰中的民主建國成就自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佔我國東三省，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其間十四年，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長期英勇抗戰。但是，中華民國政府在艱苦的抗戰中，也始終沒有忘記推進國家的民主的各方面建設。
早在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黨就在外患內憂中開始實行訓政，並籌備憲政，並於1936年5月5日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組織選舉“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沒有全面抗戰的爆發，那麼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和從訓政走向憲政、實現還政於民的民主進程，誠然是可以想像和預見的。
雖然全面抗戰的爆發，阻擋了訓政的進程，阻礙了憲政的準備，破壞了國家經濟的發展，製造了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建設的困難，但是，遷都西南的中華民國政府，繼續堅持民主建國的理念，積極推進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努力發展大後方經濟，刻苦加強戰時的教育和文化建設。
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成就
1938年7月，武漢戰役剛剛打響，中華民國政府即已邀請全國各黨派重要領袖（包括中共）和全國各界名流學者，於漢口組織國民參政會 ── 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關參加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工作。國民參政會組成人員共二百名，國民黨佔八十名，各黨派領袖佔五十名，無黨派人士佔七十名以上。國民參政會對於在戰時準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1939年9月9日至9月18日，國民參政會於重慶召開一屆四次會議時，已決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結束黨治，實行憲政，並由議長蔣介石指定參政會若干組成人員，組織了憲政期成會。憲政期成會於1939年9月成立的當天，即在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已決請國民政府早日頒布召開國民大會，公布憲法及憲政實施之明令。1939年10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遂決於1940年11月12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恢復因抗戰停頓的國民代表選舉工作，並決議於重慶建造“國民大會堂”。後因戰事吃緊，無法召集，乃於1940年9月15日宣布延期召開國大，其它準備工作照常進行。1940年12月12日國民政府頒布“國民大會籌備組織條例”。28日重慶“國民大會堂”竣工。但因大會堂於1941年8月9日被日機炸毀，加之1942年日本對西南攻勢凌厲，國籌會只能停止辦公。鑑於戰禍不止和國民大會無以召開的現實，1943年9月8日，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乃宣布戰爭結束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和頒布憲法。此一宣布後來成為事實。
其間，國民黨中央和國民參政會，還曾合組憲政實施協進會，協調各黨各派各方人士推動憲政的準備工作，召開常委會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憲國大準備就緒，方才休會。
在八年全面抗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非但沒有強化訓政時期革命政府的統治權，相反，為了在戰時推行憲政和準備憲政，卻逐步開放黨禁，允許各黨派參政，包括進行了十年叛亂和叛國的中共和在訓政期間曾因創建國家社會黨而被捕過的張君勱、張東蓀等。於是各種黨派應運而生，多黨政治漸趨成形。這就為戰後制憲國民大會和行憲國民大會的相繼召開，以及推動多黨民主政治逐漸打下了基礎。這對於一個正在戮力抗戰，亟須統一軍事、思想和政治的時代，誠然是不可想像的。較之中共至今絕不允許人民有任何集會、結社與組黨的自由，其兩個政黨和兩個政權之完全不同的性質因此而涇渭分明。
在抗戰八年間，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繼承和發揚了訓政時期給予人民以相當廣泛之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做法，從而使得抗戰時期的國民能言其所欲言，以助政府和國民黨抗戰，以責政府和國民黨之不當。連對心蓄顛覆政府之志，矢志要奪權篡國的中共，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亦在中共偽裝提出“四項保證”之後，釋放了親共派人士，即為中共一黨圖存而不顧整個國家危亡的沈鈞儒等七人，以及中共領袖陳獨秀，允許中共在重慶發行《新華日報》，開辦書店。據1942年統計，僅僅在重慶的民營出版機構就有一百三十多家。圖書出版量迅速增加。
中國的出版事業繼在上海和戰時的武漢出現繁榮時代之後，在抗戰時代的重慶竟進一步得到了巨大發展。顯然，這樣的思想與出版自由，對於一個正在堅持艱苦抗戰、日日血濺中華的戰爭時期來說，實在是不能想像的。它較之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以後，於絕對和平時期竟能全面廢除人民原已享有的思想、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實有天壤之別。
戰時國家經濟建設成就
全面抗戰八年間，由中華民國政府所領導的經濟建設，在蔣介石提出的“沒有國防，就沒有國家……我們一切政策，一切實施，都要以國防為中心，一切利害和是非，都要根據國防來判斷”的總決策下，戰時的工業、交通、貿易、農業，均有發展，從而在經濟上對持久抗戰作了保證。
一、工業建設。據大陸1993年出版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一書稱：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有計劃、有步驟的將一大批重要的工礦企業遷入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一批批愛國的工商業者、科學家和實業家們，在“救亡圖存”、“實業救國”的激勵下，不遠萬里撤廠內遷。據統計，截止1940年6月，遷入大後方四川的民營企業已達二百五十家，技術人員達萬名以上。國內大型鋼鐵企業亦從上海或武漢絡繹遷入……此後從長江的唐家沱到大渡口，沿著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橋，由川黔公路南達纂江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工廠。以重慶為中心，在合川、長壽、江津等地構成了中國抗戰的“金三角”，建成了包括礦業、冶金、機器製造、化工、建材、紡織、造船、電器、日用百貨、麵粉、食品加工，以及屬於軍工系統的飛機製造、光學儀器、機械、皮革等在內的，門類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中，民營資本約佔大後方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二點五……與戰前的大後方工業相比較，不僅工廠總數、資本總額、工人人數大大增加，而且工業門類的配置、產品數量和地域分布都有明顯的發展。
二、交通建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借助它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的勝利，迅速切斷了國民政府的國際交通。1942年，中國西南方面的滇越、滇緬公路和西北方面聯繫中蘇的甘新公路先後受阻，香港的淪陷又使中國政府失去了重要的中轉據點，日本更是叫囂“封閉滇緬公路，不使通過它對蔣政權作軍事上、經濟上的援助”。此後，在中、美、英等國軍民的艱苦勞動下，中印公路於1945年1月建成使用。這條從印度加爾各答到中國昆明長達一千八百英里的陸路交通，加強了中華民國政府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聯繫，為盟國軍隊反攻日本提供了條件。此外，中印航線的開航和數條國際無線電路的開通，不僅創造了世界空運史的紀錄，而且對國民政府持久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貿易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抗戰全面爆發後，因國內運輸阻滯，內地傳統輸出品難以到達上海等沿海口岸，中國的外貿額急劇下降，上海外貿額減少一半左右……1937年9月，國民政府財政部提出《增進生產調整貿易大綱》，決以重要外貿政策如：為應付對英、美、蘇諸國易貨償債起見，對部份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為集中外匯，商人須依照政府規定匯率向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售結；為削弱日軍作戰，於1938年10月公布禁運資敵物品條例等。由是，1938至1941年間出口總值達一萬一千五百七十萬美圓，其中國營外銷系統的出口值竟達八千六百四十萬美圓……其對於指定外銷農產品得以輸出，維持國民政府之債權，換取抗戰建國之急需物資方面，作用不可低估。
四、科技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國民政府的戰時科技政策，以抗戰建國基本方針為其指導思想，即：“對於科學知識之追求，科學技術之深造，科學教育之普及，必須於抗戰中集中精神，積極推進，以促成我中華民國之現代化和工業化……”1943年4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曾說：“……總體看來，戰時中國科學技術在應用技術方面進步最快……”當時工礦企業還獲得大小發明三百餘件和專利五百餘件。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化學家侯德榜潛心研究制鹼技術，於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聯合制鹼法的連續過程，並相繼完成工藝設計，使之實際投產，對純鹼和氮肥工業作出了貢獻。“侯氏制鹼法”是對西方長達半個世紀的蘇德維法及蔡安法傳統工藝的重大突破，是艱苦抗戰時期科學進步的一朵奇芭。此外，在基礎理論的研究方面，吳大猷關於《多元分子振動光譜與結構》的研究，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線之同予理論》，蘇步青的《曲線影射研究》，鍾明來對《幾率論》與《數論》的貢獻，李四光對南嶺地段地質構造的研究，丁毅對四川纂江鐵礦的新考察，馮景蘭對於川康大銅礦的《紀要》，王恆明發明的《浮游選礦劑》，馬延英關於《珊瑚層的生長斷定古代氣候的分析》，四川大學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圖志》等，都是抗戰時期科學研究的重要成就。
五、戰時農業建設。1989年，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出版了《抗日戰爭與中國民眾》一書。該書稱：“重慶政府堅持抗戰，其物質基礎是經濟力量的發展。它實現低息長期貸款政策，大量投資於國家建設，使工業生產持續增長。對農業主要也進行積極的貸款，興辦水利、灌溉、開墾等工程，擴大耕地面積，維持了抗戰的基礎……從抗日的角度來看，重慶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是失敗，而是成功的。”
歷史的事實是：1941年12月，蔣介石曾向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提交了“土地政策戰時實施綱要”，提出了十條綱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條：私有土地應由所有人申報地價，照價納稅，稅率起點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進至百分之五；為實施戰時之經濟建設或公共設施之需要，得隨時依照規定之報價徵收私有土地，其地價之一部份，並由國家發行之土地債券償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樣不能超過報定地價之百分之十；確立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
綱要還對“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作了進一步闡述，指出在此原則下，“嗣後農地所有權之轉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為耕作之人民為限。不依照前項轉移之農地，或非自耕農之土地，政府得收買之，而轉售於佃農，予以較長之年限，分年攤還地價”。由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扶植自耕農”之原則得以確立。
據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戰時後方如重慶北培等扶植自耕農實驗區的建立，已基本上改變了原有的土地關係。朝陽鎮第十九保的九十戶農民當中有七十戶被扶植為自耕農。如一自耕農所言：‘扶植自耕農，這是政府對我們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現在政府無論叫我們做什麼，我們也不會推辭的。’”可以設想的是，如果抗戰勝利後沒有中共在戰爭的廢墟上為奪取政權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場殘酷內戰，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勢將與同時期的台灣一樣，也能夠走上一條“非殺人以奪地”和“非強迫自耕農為黨耕奴”之正確的土地改革道路。因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和內戰失敗退守的歲月裏，在土地問題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設時期，也就一定能夠做得到了。孫中山“平均地權”的理想，也就一定能夠實現。
戰時教育文化建設
抗戰時期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教育文化建設。它一方面體現了中華民國政府對教育的一貫重視，即便是於烽火國中的戰爭歲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發展。另一方面，則證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時代，即便是在血濺中華的戰爭年代，我國文化的發展，亦非但沒有斷裂，更沒有被毀滅，甚至反而創造了非常的繁榮局面。較之中共奪取政權後踐踏教育，毀滅文化，甚至竟能為一黨之內訌，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壞中、小學教育達十數年之久，形成了鮮明的歷史對照。
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忍痛免去自己的得力助手陳立夫的所有職務，專任教育部長之職，以解決抗戰期間青少年就學受教育的大問題。
陳立夫一上任，立即招收淪落流亡街頭之淪陷區教師和青年學生，成立戰時流亡中學。如國立一中在河南晰川縣上集鎮、國立五中在甘肅天水成立，並責令各省流亡政府的教育廳成立流亡小學和中學。同中共掌權後對中國人民施行的恐怖鎮壓性勞動教養不同的是，國民政府教育部所施行的，乃是將流浪學生收容起來、接受正規教育並養育起來給飯吃。
陳立夫在抗日戰爭八年中任教育部長七年之久，不但使成千上萬的流亡青年免於凍餒，而且也為國家培養出不少人才。據說在成才者中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李政道先生，也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流亡學生。
中國大陸出版的《培都史》中亦著重指出的是：抗戰爆發後，為了保存我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大批的高等教育和科學文化教育機構，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區的戰時內遷，全國百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學校匯集於重慶。據當時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孫定文先生的統計，抗戰期間，中國的知識份子當中，“高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九以上西遷；中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遷，低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遷”，從而完成了中國文化教育中心由東向西的戰略大轉移，成為中國歷史上為保存民族文化國脈的第四次文化教育大遷徙。該書還稱：“抗戰時期統一高等院校教學、管理的各項制度規範，標誌著傳入中國幾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無計劃放任狀態，轉入統一組織與規劃，從而進入與中國抗戰建國的實際需要相結合的階段……以陳立夫為首的教育當局，對戰時教育體制所進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戰爭給教育所帶來的危機，為抗戰時期正規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其次，抗戰時期由於人民擁有充份的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是故，文化的發展也就伴隨著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激情，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蓬勃景象。據該書稱：“……美術大師群集陪都，戲劇創作疊呈高潮，電影事業空前繁榮……。”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著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繼淪陷，“數月以來，上述各地歸國文化人，且數千人”。同時，“為了搶救淪陷區內的廣大文化知名人士，國民政府的官方機構，軍事部門，及地方人士，如張發奎、杜月笙、戴雨農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搶救工作……到1942年7月，港、滬、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還在陸續內移中”。“政府方面，亦於今年（指1942年），又特撥專款，辦理此項招待和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為內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並在重慶等地設立招待所，又代為安插工作，期以人盡其才，給每一個文化界的人士以歸國服務的機會”。據統計，1943年重慶的全國性文藝團體就有三十五個。全國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中於重慶。彼時，文學、戲劇、話劇、美術等均為抗戰而創作，又在為抗戰而創作之中，產生了大量的文藝刊物和優秀的文藝作品。各種文藝叢書的出版，更予各類創作帶來了大量的出版陣地；數度霧都公演，尤給話劇的演出和興盛帶來了發展的大好時機。只需稍稍比較一下，1949年後中共對於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的圍剿和迫害，回顧一下中共於國家和平建設階段，數度大興文字獄以摧殘文化、逼殺文人的行徑，兩個黨和兩個政府的德行和本相，又何需論之與辯之。
思想的自由，國家的重視，自然亦帶來了抗戰時期社會科學研究的興盛局面。“各種學術，不但沒有退步，而且有長足進步”。當時，僅重慶就有全國性民間學術團體一百四十一個。朱光潛的《詩論》，馮友蘭的《新理學》，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劉節的《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時之響。
簡評中華民國政府在艱苦抗戰中的建國成就
中華民國在長期艱苦抗戰中的取得的方方面面的成就，足以讓自詡為是人民的政黨的中共汗顏，足以讓大陸人民清醒中共到底是什麼貨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