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前文已經詳細介紹了反右運動的源起，毛及中共是如何運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讓天真的知識份子鳴放的，本章將接著敘述反右過程和最終結局。
誅心為上─反右運動
6月8日，反右鬥爭正式揭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指“少數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者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同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的倡狂進攻的指示》，鄭重宣布：“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使，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二八四頁。）
毛於這一天開始正式指揮反右鬥爭。
6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於是全國各地都將工人搬出來，異口同聲說“工人階級說話了”，“我們不答應”。一時間，“右派份子”便成了反動派、惡棍、偽君子、大壞蛋的代名詞，成了億萬“工農兵”口誅筆伐和當眾鬥爭的物件。
在黨的指揮下，各地工人動輒舉行數千、上萬人的集會，“憤怒聲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工人們“一下子就和毛澤東站到一起去了，儘管幾天以前他們還給這些右派的言論喝彩，而現在也鬧不清什麼叫反黨和反社會主義”。（劉賓雁《從我的一生看中共》，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一九九一年七月號。）
農民也說話了：“想取消黨的領導就是要拆散農民的集體幸福生活。”幾年前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英雄黃繼光的母親也被安排在6月17日的《人民日報》上說話：“哪個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就要和他拚命！”
起初，一些知識份子仍不敢相信中共會如此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仍然以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來衡量中共。比如，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許良英認為這是失信於人民，於是公開表示《人民日報》的社論“使人感到昨天還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變了臉了，不道德，連起碼的民主也沒有，太粗暴了”。（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結果他成為中國科學院第一個全院批判的右派，並被定為“極右份子”。
九三學社的顧執中教授還希望中共能聽得進逆耳之言：“有不少人已不顧一切的說了許許多多的不好聽的壞話，這種壞話雖然在實質上是好話、是良藥，但往往容易被誤認為壞話。”他希望中共不要將好心說壞話的人拿去鬥爭，那樣“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應該的……英明的黨也決不會做的。”半個月之後，他就被中共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人民日報》還發了辱罵“顧執中之流”的社論。（顧執中發言和《人民日報》社論分別見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和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顧執中不甘受辱，決定以死抗爭。他一頭向一個石柱撞去，幸因年老勁小，只撞成重傷，未死。
……
中共的流氓嘴臉終於暴露無遺了。道德早已被其踩在腳下。他們首先採取其一貫的策略：讓知識份子相互批鬥。最先頂不住的是身為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的費孝通。6月17日，他首先做了檢討。新華社專門為他的檢討發了報導：“費孝通表示，他有決心和右派份子劃清界線。他要跟著共產黨走，不跟野心份子走。”他揭發“羅隆基最討厭的是盟內的（中共）黨員，在背後打聽誰是黨員”；因中共說章伯鈞和羅隆基組成了“反黨聯盟”，他便攻擊章、羅在“為垂死的資產階級作最後的掙扎”。
許多曾經是羅隆基的支持者和朋友也紛紛站出來“和羅隆基劃清界線”。他們本以為這樣可以獲得中共的寬恕，保全自己，但是他們的檢討和揭發只是加速了自身的崩潰，卻沒有使們躲過“右派份子”這頂帽子。
類似的例子數不勝數。百分之九十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在反右初起時都曾經跟著批判過首批被定為右派的人。但是毛和中共早已嫌以往對知識份子的鎮壓還不足夠，因此決定擴大整肅物件。
其次，為了搞臭知識份子，報紙上開始刊載一些辱罵性的文章。比如，《人民日報》從6月中旬開始連篇累牘的到登用文學語言污辱右派的文章：《章乃器吃了鹹肉罵火腿》，《右派大學生成了落湯雞》，《學生中的害群之馬》，《靈魂深處長了膿瘡的林希翎》，《為資產階級叫嚎的貓頭鷹－－穆木天》（穆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章伯鈞－－一條帶保護色的毒蛇》，《終於露出了孤貍尾巴－－揪出河南省副省長、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員王毅齋》，《在前進路上的一堆垃圾－－西安市西北大學教授劉不同、程元斟等“骯髒的一群”》，《一群狂妄之徒碰得頭破血流－－內蒙古計計院總工程師高公潤等》，《斬斷章伯鈞伸進戲劇界的魔爪》，《挖掉章羅聯盟在江西的巢穴》……
在中共看來，謊言重覆了千遍就是真理。當資訊貧乏的人們在廣播，報紙等媒體中，每天看到和聽到的都是這樣的辱罵，也就都相信了中共對右派的指控和給右派栽的贓。
右派們成了社會公敵，哪裏有廣播喇叭，哪裏就在唱“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四類份子”變成了“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從此右派們就成了“不得亂說亂動”的人物。章伯鈞所說的“共產黨專政”真正實現了。
6月19日，毛正式在《人民日報》發表他於二月間所作的講話，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但作了很大改動，補進了他二月時根本未曾講過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至是很激烈的”一類的話，將“毛毛雨”換成了黑火藥。文章還公布了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六個“有利於……”，其實核心只有一條“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已）。至此，“鳴放”正式結束。上當受騙的知識份子再一次成為中共清洗的物件，而且是較以前更為嚴酷的摧殘運動。
7月1日，毛發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針對有人指責他言而無信，搞陰謀，他巧妙的自辯為“陽謀”：“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從此，中文大詞典裏多了一個新辭彙－－“陽謀”。“陽謀”的真意，按照毛曾經的解釋是：“蛇不讓它出來怎麼能捉它？我們要讓那些王八蛋出台唱戲，在報紙上放屁，……然後……一斗一捉。城裏捉，鄉里鬥，好辦事。”
事實上，毛和中共並非是第一次運用“陽謀”，當年的延安整風就已經一顯身手了。當然，這也不是中共最後一次運用“陽謀”，在其以後的歷史中，我們依然可以尋到它蹤跡。
一批又一批的右派“從陰暗的角落裏挖出來”了，但是擒賊先擒王，當局真正大張旗鼓地在全國範圍內聲討、蓄意搞臭的主要是章伯鈞、羅隆基這些“大家夥”。在7月1日毛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中明確點到：“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其實，按民盟中央常委千家駒的說法，“章、羅兩人雖同為民盟中央副主席，但……兩人同床異夢，互相攻擊，民盟中央同志，眾所周知……”。毛澤東“說他們兩人結成『聯盟』來『反黨』……稍知民盟內幕的人無不認為滑天下之大稽！”（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歷》第二三九頁，千為民盟中央常委。）
結果一場反右鬥爭至少劃定了五十五萬名“右派份子”(內部數位是一百零二萬)。二十七萬人失去公職。二十三萬被定為“中右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被打成右派後的人們，表現也是迥異。有的人採取了檢討認罪以保飯碗的態度。如費孝通、儲安平、黃琪翔（黃曾批判中共學蘇聯的政治制度）等人的檢討書被冠以“向人民伏罪”、“向人民投降”、“請求人民的寬恕”的標題，印在《人民日報》上，發到全國各地。
有的人始終忠於中共，比如老xx黨員馮雪峰被黨開除後仍忠於黨，給也是xx黨員的兒子寫信道：“你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我相信你一定會跟著黨走，永遠前進。”而女作家丁玲被開除出黨後，到中國作家協會成員之一的劉白羽那裏去痛哭：“白羽！離開黨我很痛苦……”（《人民文學》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四十三頁，劉白羽的文章。）到了八十年代，她回憶自己當時的表現時寫道：“一切辱罵、諷刺、一切冠冕堂皇言詞下的造謠誣陷我能忍受嗎？我能反抗嗎？我能辯護嗎？我只有匐伏流涕，錐心泣血，低頭認‘罪’。”（丁玲《遠方來信》，《人民文學》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也有人拒絕認錯，因此遭到了更大的摧殘。比如，《北京日報》編輯徐鍾師因為同意儲安平的“黨天下”論，他被揪出來鬥爭。可是在鬥爭會的台上，人們突然發現：“此時昂首站在被審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蘆頭。老徐不但剃光了頭髮，還刮淨了臉上平日的鬍子拉茬。……穿起中式蜈蚣扣兒的蓋布褲掛，一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神色，溢於鬚眉之間。”（從維熙《走向混沌》第五頁。）由於“態度惡劣”，幾天後，他就被送去“勞動教養”了。……
知識份子順從原因分析
那麼，為什麼除極少數人外，所有右派份子都認了罪，順從的接受了長達二十餘年悲苦的賤民命運呢？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1957年那場為時雖然很短的“鳴放”浪潮（不到一個月），是1949年以來中國人第一次見到的言論自由。那些對中共的批評和這種難得的自由氣氛，曾在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的心中喚起一種希望，廣大工人和學生甚至以行動－－罷工、罷課和請願示威等來呼應知識份子對中共的批評。然而毛澤東一旦發動反擊，全國宣傳機器一旦以一個調子鼓譟起來，特別是全國各地工人群??在黨委和官辦工會操縱下紛紛舉行大規集會“聲討”右派份子，一時間便形成鋪天蓋地的浪潮，似乎全國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還被視為真理而受到熱烈歡迎的種種勇敢的真知灼見，立刻成為“射向黨和社會主義的毒箭”；因大膽為民代言而被視作英雄的人物，頃刻間便成了“一小撮敵人”和“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宣傳機器的鼓譟和周圍的人（包括昨日的知己甚至今日的親人）的敵意，造成一種難以忍受的孤立感，使右派們知道，黨既看中了你，一個不可更改的結論便已在那裹等著你；況且“態度”非常重要，“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只能招來更壞的厄運。假使你已成家，就還要考慮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兒女少受一點牽累的問題。這樣，你便不能不逐漸軟下來，直至在一份結論上簽字，接受一個政治死刑的判決，從此便開始你漫長的暗無天日的賤民歲月。
事實上，劃成“右派”的人中並沒有人提出要推翻xx黨，不過是批評、建議。當時被萬箭齊發、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動理論”是由羅隆基、章伯鈞、和儲安平幾次討論會發言組成的。細看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簡而言之，無非是要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共同組成的委員會以檢查三反、五反、肅反工作中的偏差（羅）。國務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協、人大等機構表態，建議要把政協和人大的人加進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去（章）。黨外人亦有見解、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不要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安排一個黨員作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著黨員的臉色做事（儲）。就是這些批評、建議使數十萬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給數百萬家庭帶來了苦難。隨之而來的，還有“向黨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勞動和劃漏網右派。誰對本單位領導，特別是黨委書記有意見，誰就是反黨。其下場輕者是不斷被批判，重者則勞動教育或全家遷送農村。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子女上大學、參軍都沒有份，就是到縣城找個工作也是不可能。從此他們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加入了農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賤民。
反右的後果和影響
同史達林的直接殺人不同，毛有著更為高明的殺人手法，即誅心為上。他和中共刻意營造的那種特殊環境裏長年的賤民地位與非人的生活條件，是對“右派”的慢性槍決。事實證明，這種“慢性槍決”並不比史達林處置政敵的手段更人道；對於最終仍然死於非命的許多右派份子來說反而要痛得多，對於統治者卻更為有利。一百餘萬名“反面教員”（毛澤東語）散布在全國各地，朝夕出沒於數以億計的人們面前，無疑是對於所有中國人的無言的警告：哪一個膽敢對中共稍發異議，便必定會得到同樣的下場！而那個下場是令人不寒而慄的。他們同時也在向人們昭示著：在中國做人，切不可誠實坦率，切不可過問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惡感，切不可違抗當權者的意旨，切不可對任何人寄予同情與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將把這些戒條牢記心間，並傳給自己的子女。毛和中共終於確立了專制恐怖的極權政治。
反右運動的後果是：一部份知識份子形成了牆頭草，隨風倒的雙重人格。他們緊跟“紅太陽”，亦步亦趨，成為xx黨的“御用知識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則清高自遠，對政策問題噤若寒蟬。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像是徐庶進了曹營，一言不發了。
然而毛沒有料到他的打擊會是雙向的。他在清除異己時，也就清除了黨內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於革命理想的黨員。中共黨內早已存在的左傾勢力，以及中共執政後為追逐個人利而擁入黨內的新黨員則糾集在一起。這些人政治投機，唯命是從，不問是非，打擊異己時不擇手段，對人民疾苦無動於衷。反右派運動使這些人如魚得水，逐漸在中共內取得主導地位，使中共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強。
反右運動給中國造成的傷痛與災難是至深至巨的。它為以後的中國留下了永遠無法治癒或很難癒合的創傷；大好河山面目全非，自然生態和人的生存條件的破壞無以復加；人口惡性膨脹，伴隨著人的生理與精神素質嚴重下降；一個中國歷史上空前龐大、貪婪的官僚集團章魚般附著在中國的肌體之上吮吸著人民的鮮血；1949年以前曾長期為害中國的官僚腐敗、盜匪橫行、販賣人口、吸毒、賭博、賣淫等現象現在又在中國重現；又因權力之集中而無能，法紀之闕如和傳統道德之敗壞，而使社會失去了對於邪惡的任何有效的制約機制。遂使種種罪惡現象洪水般在中國大地上泛濫開來，其勢頭之大甚於1949年以前的舊中國。
右派的結局
沒有哪個右派份子當時會料到厄運會延續那麼久。所有被他打倒的敵人中，毛澤東似乎特別鍾情於右派。1962年，當毛澤東因他發動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導致三千餘萬人餓死，以致不得不同意對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人平反時，黨內出現了也應為右派平反的呼聲。安微省作為試點，甚至已經給不少人平了反；北京各機關也開始進行。毛澤東趕忙出來制止，說：“對於1957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別平反的問題。”於是全國立即剎車。一些已被本單位領導列入平反議程，遵命寫了要求平反的材料的右派份子，則一概被視作“妄圖為自己翻案”的死不悔改的右派，處境更加惡化。
1966年文革開始，許許多多右派份子，包括早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又一次成為階級鬥爭的物件。但是，在毛澤東“造反有理”的號召下，一些人忽然發現，原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份子當年便是今日造反派的先驅；而十年前主持反右派運動、把這些人打成右派的人，正是今日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鬥爭物件－－ 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越發證明了右派是冤狂的。而中共黨組織這時又已停止活動，在一些地區和部門，一度出現了為一些右派平反的機會。不過，這種苗頭很快就被壓了下去。
到七十年代未期，僥倖沒有在勞動中凍餓而死，未在屈辱與絕望中含恨自盡的右派份子，大約沒有一個對於自己的右派問題有一天會翻案再抱什麼希望了。因而，當1978年底風傳中共中央準備給右派平反時，很多人不肯信以為真，按照中共中央五十五號文件，不過是給一右派中“結論做錯的”少數人“改正”結論而已，並不念有任何大規模平反的意圖。顯然是經過當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的極大努力，並經過鄧小平的默許，這個文件在實行中才一變而為給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以上的右派全部平反－－承認劃錯，恢復當年的級別、薪金，xx黨員則恢復黨藉。
二十二年中間，從基層到中央，很多當權者是靠1957年後賣力推行左傾路線爬上去的。因而，給右派平反遇到極大阻力就不足奇了。而且由於這股勢力的強大，很多右派無法回到原來的單位工作，只能是“就地安置”了。而補發工資和補償問題亦因遭到抵制而擱置。這只能說明中共既得利益集團中許多人對反右派運動負有罪責而無懺悔之心。
比如鄧小平，儘管同意給絕大多數右派“改正”，但仍堅持認定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是“必要的”，因為確有“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黨進攻”，那場運動的問題無非是“擴大化”，即打擊人過多而已。為了給這種論點提供依據，甚至不得不留下幾個當年的重要人物（民主黨派的首腦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不予“改正”。又明知理虧，不得不派人去安撫那些人（都已故去）的家屬，私下承認這些人也屬無辜，但請他們“顧全大局”，即為了黨的政治需要而任死者繼續將右派帽子戴下去。其原因是當時鄧小平是反右派運動期間黨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比毛澤東本人還積極主張擴大打擊面，因而自知罪責重大。
從反右運動看中共邪惡本性
有人把中共在反右運動中的整人權術整理為四條：1）引蛇出洞，2）羅織罪狀、突然襲擊、一言定乾坤，3）明講治病救人，實則無情打擊，4）逼人自我批判，無限上綱。
從反右運動中中共採取的種種手法看，其不僅承襲了其一貫撒謊和耍兩面派的流氓習性，而且其殘忍和血腥程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的邪惡再次展現在人們面前。但是中共帶給中國人民的災難到此為止卻還不是盡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