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三反、五反運動結束後，毛澤東似乎仍然意猶未盡。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毛起草的《關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各地開展“新三反”運動。7月，朝鮮停戰。

同時，中共在發動了一系列鬥爭，取得了絕對的權力後，制定了犧牲農業，全力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決策。因為在毛看來，絕對的權力可以使一個落後的國家工業化。毛的基本邏輯是：“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 是農業集體化的前提，而後者又是“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 的前提。在1953年到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目標是：鋼產量要翻兩翻，電力和水泥產量要翻倍。國家88%的投資用於重工業的發展上。而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為了國家的工業化，不僅被強迫參加農村的集體化，便於中共政府從農業中擠出更多資源，而且還要繳納較高的賦稅。根據中共公布的資料，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工業發展的年增長率為18%，而城市工業的就業人數也大量增加。這種不切實際，大力工業化的結果是廣大農民的利益被犧牲了，農業生產停滯不前。在此期間的農業增長率只有2，2%。而且中共領導人強調工業化和農村集體化的快速的發展，也導致後來大躍進的出現。

* 權力之爭：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

另一方面，工業化的發展要求絕對專制的紀律，以往的中共黨人開始從革命者的身份向官僚管理者的身份轉變。在這一期間，中共執政後第一次重大權力鬥爭拉開帷幕。1954年2月到8月，掀起了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運動。

高崗是東北政治和經濟的最高領導人，是對毛澤東權威最具挑戰力的人之一。他被指控在東北建立了一個獨立王國，並且密謀奪取國家政權。不久，高崗自殺。其追隨者也被清洗出黨。而與高崗並無聯繫的負責上海黨政機關的饒漱石也被指控犯有同樣罪名。兩個曾經為毛“作戰的戰友”終於被毛以反黨罪名清洗。由於中共對這一歷史檔案仍視為機密，我們尚無法得知毛的真正意圖。不過，毛善於整人的高超手段卻讓人們在以後的歷史發展中一再得以“欣賞”。

* 加強對知識份子思想的控制：“批判胡風思想”運動

毛澤東在政治經濟領域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後，又將目光轉向了知識份子。他當然不會允許任何批判黨的聲音的存在。而這次運動首先對準了著名的非黨員文藝評論家胡風。信奉自由創作原則的胡風在1953年林默涵、何其芳等黨內所謂文藝理論權威出面批判他時，於1954年上書三十萬言的《對文藝問題的意見》，批評了中共對文藝發展的限制，呼籲給作家和藝術家以表現自己創造性才能的自由，並要求中央給予公正裁定。但是胡風的自由思想顯然與毛的意願背道而馳，因為毛早在延安時就強調作家、藝術家應該是宣傳政策的工具。

隨著毛對胡風的批評和定性，周恩來的參與譴責，1955年1月，全國掀起了批判“批判胡風思想”的運動。5月13日，公布了舒蕪得《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開始。胡風不僅被說成是思想上的異端，而且被說成是政治上的顛覆分子。肅反運動開始後，又被說成是“反革命分子” 而被捕入獄。胡風先後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和無期徒刑。全國受牽連的共有2100餘人，逮捕93人。

因為這是一場運動，人人都得表態。巴金回憶道：“人們勸我寫表態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寫，也不會寫，實在寫不出來。有人來催稿，態度很不客氣……”於是他也只好寫幾句，說魯迅先生受了胡風的騙，說胡風“做賊心虛”云云。（上海《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懷念胡風》。）有人因為寫揭發文章對胡風罵得不夠狠，只好再度寫文章檢討：“實際效果是替胡風黑幫份子打掩護。”郭沫若在胡風等人被捕後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的會上則說：“以我個人來講，認識胡風二十多年了，一直沒有感覺到他是這樣一種反革命的破壞份子。我們可以說，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覺……鼻子不通，大中傷風。”（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註釋，《文藝報》一九五五年十一期第二十九頁）在知識份子迫於中共的壓力而違心的表態中，知識份子的良知開始被泯滅，妥協和明哲保身思想開始取代了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的氣節。這對中國絕對是個災難。

批評胡風運動的真實目地是加強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控制，因此雖然胡風被捕，但反對胡風思想並沒有停止。這次運動雖然毛殺一儆百之計取得徹底成功，從此就再也沒有甚麼對文藝問題的意見出籠，知識份子沈默下來，中國的知識界死氣沈沈。但知識份子對中共的不滿情緒也在暗中加深。中共在此後發動了一場更大規模的，針對知識份子的誅心運動。

* 消滅暗藏敵人：肅反運動

在批判胡風思想的同時，毛在清洗完所謂的“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 後，為了進一步消滅黨內異見者，於7月，在全國開展了“肅清反革命運動” 或“消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即肅反運動。

熟悉歷史的人知道，五十年代初中共發動的“鎮反”即“鎮壓反革命份子”，殺的是所謂敵人營壘的人；而“肅反”則專搞自己人。待肅的“階級敵人”身上沒有標籤，都是“暗藏的”，假如辯方不能證明自己沒有殺人可能就會被判殺了人，這由此造成的恐怖不言而喻。

這場運動持續到1956年初。運動採取過去整風運動的方式，讓被懷疑者對自己過去和現在的政治觀點和政治聯繫作出書面或口頭的詳細坦白，然後接受審查。但是這“審查”完全是以踐踏人權的方式進行的。運動一來，黨號召大家“揭發”反革命份子，只要有人“揭發”，就可以先把人抓起來或扣起來，一個大學一關就是上百人。這種先抓人後審的法子，不知製造了多少冤案，逼得多少人走上死路。

1955年下半年，許多人受到調查。數以萬計的人通過行政命令而非法律程式被關進監獄和勞改所。連1925年入中共的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都成了“內奸”、“反革命份子”（潘、楊在毛澤東死後均獲平反。有人認為是因為二人了解抗日戰爭期間中共與日軍秘密勾結而被毛借機除掉) 。

當時武漢大學的一位學生對該校的肅反曾作了如下的回憶：“運動深入時（武漢）市委派來了工作組。工作組在大會上對著我們聲色俱厲的吼叫：‘我們已充份掌握了你們的材料證據，在你們面前只有一條出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立大功者受獎。’……運動進入檢舉階段，人人都要寫檢舉交待材料……那陣子，天天有人被批鬥，天天有學生跳樓自殺……”（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註釋，香港《爭鳴》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號第三十九頁）

關於肅反運動，全國究竟整了多少人？毛澤東在1956年底是這樣說的：“審查了四百多萬人，搞出了十六萬嫌疑份子，查出了確實隱藏的只有三萬八千人是反革命份子……那三萬多人，一個不殺，大約百分之一勞改，其餘的人都在原單位工作。”（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在全國工商聯二屆一次代表大會部份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

按毛的說法，全國僅幾百人被送去勞改，其餘則平安無事，只是虛驚一場，至少保了飯碗。這顯然不是事實，連黃秋耘所在的那個小小的雜誌社都有好幾個人在肅反中被判刑，全國如何會只有區區數百？

如廣西上林縣，抓出一百五十名“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其中中小學教師佔了六十名。一百五十人中，不是毛所說的“大約百分之一勞改”，而是三分之一被逮捕判刑，三分之一送勞動教養，三分之一被開除公職或管制勞動，僅四人未予處分。（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註釋，《上林縣誌》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頁。）

又如遼寧省長海縣，是個海島，人口僅五萬一千。肅反中“有三十三人被定為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壞份子。其中：判刑十四人，依法管制五人，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九人，監督勞動改造五人。”（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註釋，《長海縣誌》一九八四年版第五二五頁。）

為什麼會一下子“揪出”那麼多“反革命份子”？因為有“指標”（配額）在。譬如中共財政部黨委在肅反開始時先定了個“百分之五”的指標，即將部內百分之五的作為反革命抓起來“審查”。所以披關押、鬥爭的那些人不是有罪而是倒楣罷了。

中共不僅經濟上搞計劃經濟，有五年計劃，抓反革命居然也有個“五年計劃”。1955年5月17日，毛在十五省市委書記會上就定了個指標：“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萬，每年三十萬”。可以說，肅反中的無數冤案均源出於此。

在建國後，毛搞的諸多運動中，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和國務院總理是他的幫手。劉少奇曾經這樣說過：“土改、肅反、三反、五反、審幹和合作化運動……是毛主席領導的，是成功的，必須的，必不可少的……缺點錯誤不過是一個指頭。”譬如“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對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鬥對了，成績就是“九個指頭”，就是“成功的，必須的，必不可少的。”

經過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和批判胡風思想以及肅反運動後，毛領導下的中共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取得了絕對的控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