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1957年的反右運動在中共業已走過的歷史中，撒下了不計其數的謊言。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是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謊言之一。海外學者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一書以詳盡的史料，揭示了這一段歷史的真象，讓我們深切的了解到這一運動發生的始末，發生的一幕幕慘劇，以及中共的罪惡。
在這場浩大的反右運動中，約一百五十萬人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極右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的“帽子”，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識份子。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同毛發動的反右運動相比，也許是小巫見大巫了。1958年，毛澤東曾得意的聲稱，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但事實上，被迫害至死的人數遠遠不止這些。中共的暴虐在此展現無遺。
本章將結合併引用丁抒先生的研究成果，加以闡述。
* 反右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引蛇出洞”
1956年，是中國兩種發展可能交錯並存的一年。蘇共對史達林罪行的揭發和自由化浪潮的興起，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而在中國國內因毛澤東對政治、文化的高壓和急速推行經濟國有化、農業集體化造成的弊端的暴露，引發了人民的不滿，開始促使中共修正其一列政策。
同年，一批匈牙利知識份子組織了“斐多菲”俱樂部，被蘇聯出兵鎮壓，稱為“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引以為戒。中國政府不僅表示堅決支援鎮壓在匈牙利發生的反革命事件，而且還贈予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價值3000萬盧布的物資和現金。
從毛當時的所為看，他並不想放棄史達林道路，但是他又不能漠視當前存在的不滿情緒，特別是知識份子中的不滿情緒。為了徹底消滅這種情緒和所謂的反社會主義逆流，1956年，毛宣布在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採取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由於中共宣布每人都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轉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一書第一二六頁。）不少人耳目之一新，十分興奮，認為跨進了一個新時代。但是仍有許多知識份子對於中共發動的歷次改造運動記憶猶新，生怕再次成為中共屠宰的羔羊。因此對於中共的最初的號召，大多數知識份子並沒有積極的回應。
不過，中共不斷誠懇的態度逐漸使情況有所改變，天真的知識份子的疑懼開始消失。雖然大多數人仍然選擇了沈默，但終於有人勇敢的站了出來。作家劉賓雁和王蒙相繼發表了抨擊中共黨內醜惡現象的小說，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基本沒有什麼政治壓力的情況下，人們展開了對小說內容的討論。
為了創造百家爭鳴的氣氛，中共於7月間將已經停刊的上海《文匯報》復刊，製造所謂寬鬆氣氛。該報的復刊受到了知識份子的普遍歡迎。9月，受蘇共對史達林搞個人崇拜的錯誤作了嚴厲的批判的影響，中共八大的主要議題是反個人崇拜，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在黨章中將中共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標”這句話刪去，在“黨員義務”那一款中也刪去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內容。上述舉措推動了知識界對“雙百方針”的回應。而毛對此舉動表面不加以反對，但內心處心積慮，終於在日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鄧之後的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他終於成功推翻了八大的決議，將上述被刪去的內容重新寫入了黨章。
而毛在發布“雙百”方針後，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地，即將“反黨分子”誘騙出來，將存在於知識份子中的反社會主義逆流引誘出來，他在1957年1月到4月，逐漸將文藝上的“雙百”方針往政治方面引，將“百花齊放”的“放”演變成“大放厥詞”的“放”，將“百家爭鳴”的“鳴”演變成“不平則鳴”的“鳴”。至於“雙百方針”本身，中共似乎不再關心，任其冷冷清清的無疾而終。而毛和中共的關注點已經放在政治上的鳴放去了。同時毛又號召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毛澤東在1957年初給各省黨委書記的信中表露出借鳴放和整風“引蛇出洞”的意思。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
毛不僅鼓勵大家“鳴放”，而且提出要出版《蔣介石全集》，允許罷工、罷課，“第一條是反對官僚主義”等等。
對於毛的姿態，曾經深受其害的知識份子深表懷疑。但是善於耍手腕的毛和中共主動邀請全國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齊到北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堅決宣布“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的時代已過去了”，這次整風“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毛毛雨”。由於主要是請黨外人士鳴放，毛還特地於4月30日約集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談話，說民主人士有職無權，確是不好當，“黨內外應改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又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合適，要改一下”等等。在這種循循善誘的氣氛中，《人民日報》又於5月2日發表了根據毛的意見寫成的社論《為甚麼要整風》，表示中共決心“使全體人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充份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覺”。這種作法使還沒有看透中共本性的一些高級知識份子再一次上了當。但是，還是有一些知識份子分子對中共保持了應有的警惕。我們可以在此引用《陽謀》一書的某些資料：
身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中央常務委員的北京大學原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對於自己在“知識份子改造運動”中檢討十二次尚不得過關的經歷記憶猶新，於是面對幫共產黨整風的“邀請”，堅決聲明“不跳”。
重慶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教授，過去愛對不合理的現象發表譏論，吃夠苦頭後，現在學乖了，私下對朋友說：“主人翁感萬萬感不得。天下無不是父母，只有聽說聽教罷了。”有的教授則悄悄勸人學圓滑些，不要直話直說，當炮筒子：“要多學薛寶釵，乃至王熙鳳；那林妹妹的性格，千萬不能學。”四川還有教授在家裏貼了副對聯：“守口如瓶，身心安寧”，表示對毛澤東那些“和風細雨”保持距離，決不回應。
河南省信陽地區計委幹部劉鐵華不相信共產黨已經變了。他認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個幌子，實際上是言者有罪，聞者不戒”。“共產黨是聞到批評，面紅耳赤，居高臨下，棍帽齊來，泰山壓頂，藉端報復。”“不如武則天，例像隋煬帝……以順為貴，以直為仇。”（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報》，轉引自陳權《鳴放選萃》第二冊第二二○頁。）
河北省一位黨外人士則表示他有顧慮，懷疑共產黨的“放”是“放長線，釣大魚，發現目標”，以便整肅。
中央民族學院教授費孝通本為社會學教授，因各大學系均被撤消，他無書可教，去國務院專家局做了個副局長。這幾年他心存不滿，寫了題為《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的文章，請朋友（如著名女作家謝冰心）看過，修改之後，發表於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報》。文中點明了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心理狀況：“心裏熱，嘴卻還很緊……怕（百家爭鳴）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
可見，中共的整人手段之殘酷已經讓本應以天下為己任的的知識份子禁若寒蟬。
當時的國務院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副主席羅隆基為了解除知識份子的憂慮，便提出了一個方案，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來保證這一點，而且建議全國上下都設立這種委員會，形成一個系統，不但審查過去運動中的偏差，為過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制止以後可能發生的對批評者打擊報復的事件。“這樣既檢查了肅反中的遺留問題，又配合了整風。”但是本意是消滅知識份子中的“反黨分子”的毛和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方案。而羅隆基亦為此付出了代價，成為日後舉國聲討的“大右派”。
車廂鳴放時期
在毛和中共的溫和的姿態和循循善誘中，許多知識份子終於解除了疑慮，開始真誠的向中共提出自己的建議。
首先，一些人提出了“鎮反”、“肅反”中製造的冤案。《陽謀》中記述了一位國民黨老黨員、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副主任羅藝群得鳴放：“共產黨所領導的一切，別的省份我不知道，就廣東省來說，肅反政策、農業政策，搞得太糟，七年以來的鎮反、肅反冤殺了許多好人。”還有瀋陽師範學院兩位青年幹部張百生、黃振旅聯名在《瀋陽日報》上發表文章，認為“鎮反和肅反都是企圖用暴力維護革命果實。這同我國著名的“愛民如子”、“以德立國”、“以法治國”的傳統思想是背道而馳的。”復旦大學法律系教授楊兆龍的口氣比較和緩，但問題卻提得十分尖銳：“希望檢查一下歷次運動的合法性，尤其是肅反運動。”對於中共將法律定義為“階級鎮壓的工具”，他表示異議：“中國今天鎮壓物件只有百分之幾，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民要不要法律？”
……
但是在肅反問題上，鳴放只是鳴放而已，那些肅反的受害者，死的不說，活著的也沒有因此得益。出席鳴放會的共產黨幹部只是在聽意見，而不是聽指示，當然不會說了就去處理冤案，開獄門放人，向當事者賠禮道歉。
其次，一些人還提出了胡風問題，認為胡風並不是反革命，應該予以平反。對胡風案講得最直截了當的恐怕要算北京大學的女學生林希翎，她的鳴放一語破的：“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麼不能反對呢？”“兩年還不公布胡風案件的下文，我看共產黨很為難，沒法下台，知道錯了又不肯認錯……”
第三，一部份知識份子還對於中共不依法行事提出了批評。鳴放期間以顧執中教授的意見最為尖銳：“憲法自一九五四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第八十九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文全被破壞了。第八十七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的做。”“大家都把憲法當做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現在從劉委員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劉少奇）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第四，在對蘇關係上的一邊倒政策也遭到了批評。比如，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在黑板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的呼聲》的文章，文章說：“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國人民應該站起來了。應該由中國人來管理自己的國家！遺憾得很，現在哪一個地方沒有蘇聯專家和顧問！那些所謂中國幹部們把蘇聯專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國專家看作飯桶！蘇聯專家什麼都好，即使放一個屁都是香的。中國專家被排擠得透不過氣來發表與蘇聯專家相反的意見就要大禍臨頭，一連串『反蘇』、『反共』、『反動』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來芋K在中國境內，中國人沒有說話餘地，這是什麼樣的社會？”文章還喊出了“精簡全國蘇聯專家”的口號，呼籲“需要者留下，蹩腳貨叫他們回去！”（《提高驚惕，粉碎右派陰謀》第一○五至一○六頁。）
而最終刺痛毛和中共的並引發大規模鎮壓的是知識份子對中共政權問題的討論。下面引用《陽謀》一書的研究資料：
中共於1954年制定的憲法規定，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既然中共說自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當然就要它來領導。但它和中國究竟是什麼關係呢？機械科學研究學副院長雷天覺用提問的方式放出了自己的意見：“黨究竟應在國家之上，還是應在國家之中？”
山東青島市民盟成員曲北韋也用提問的方式參加了鳴放。他在市政協會議上發問道：“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共產黨？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人民日報》）
廣西省副省長、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說：“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是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在省裏還好一點，愈到下面愈成問題，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就可命令一切。”（一九五七年六月六《人民日報》。）
北京大學有人署名“天水心”貼出一張大字報說：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人民全體，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實際上已被黨主所代換。
……
而《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卻將矛頭直指中共主要首領毛、週二人。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於1956月1日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了一次發言，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他說“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竟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一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坐此交椅？”（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
民盟副主席章伯鈞是國務院交通部長及全國政協副主席，他對“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狀況也頗有不滿：“國務院每次開會，總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竟見。生米煮成了熟飯，還有什麼竟見可提？”“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並未討論過，就拿出已擬好的改革方案，向大會宣布，就算通過，強制執行。這算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沒有說話的餘地，只可說是黨的專政吧？實際的情況就是共產黨專政，並沒有人民民主專政。”
黨外人士對中共不滿，說：“只要是共產黨員，不論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顧……舊的統治階級是沒有了，但是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特殊的階層。”
很多黨員也一樣不滿。一九三六年參加共產黨的山東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周次溫就這樣說：“我是戰時入黨的，假若是在解放後的現在，這樣的共產黨，我根本就不會參加。”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戟引自陳權《鳴放選萃》第一八五頁。）
中共哈爾濱市委宣傳部報刊處副處長傅信也認為中共已經變了質。他認為共產黨的幹部利用特權剝削人民，是剝削集團。他說，這種剝削很巧妙，不必佔用生??資料，“直接利用特權而無償地佔用勞動人民的剩餘勞動”。（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民主黨派不滿被排斥於權力中心之外，“輪流執政”的意見自然就提了出來。不過，各黨派的領導人似乎都很有自知之明，並不認為那是現實可行的方案，因此他們並沒有提出這個意見。章伯鈞、羅隆基、龍雲、黃紹弘、陳銘樞、章乃器等所有“國家級”的大右派份子無一人主張“輪流執政”。倒是有位小人物，天津市一位中學教師黃心平這樣說：“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為什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樣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人民服務。”不過，即使他希望這樣做，也並不認為這是個現實的方案：“這是一個觸及共產黨利益的意見，問題是共產黨肯不肯放棄政權。”（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此外，新聞界也提出了新聞自由問題，文藝界提出了對黨干預文藝演出的批評。吳祖光曾諷刺說，“如果黨一定要這樣的領導，過去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的？又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莫裏哀的？”（《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第五至七頁。）教育界提出了黨對學術研究的控制。畫家，音樂家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評意見。
而且，在全國各個高校，都出現了針對中共的激烈的言辭和行動。比如，6月2日，北京清華大學一個共產黨員，並且是“解放區土生土養”、為中共打過仗的，署名“一個清華人”，張貼了一份題為《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矛頭直指毛澤東。這份大字報行文不甚通順，不像從容寫來再加潤飾的文章。作者顯然是在感情衝動的情況下草草揮成，所以顧不上遣詞造句：
“我抗議毛主席最近在團中央所說的……。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能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昔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的這方面，是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殺了七十多萬人民！（還算不算一些自殺的呢）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
“胡風那一條子構成了反革命份子的罪狀呢？還不是由你將‘莫須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們的身上！……他要殺你時，還不用自己動手，還可以動員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臉不認你，親手殺死你！這是理性的社會乎？這就是毛澤東式的階級鬥爭啊，這就是我們時代的精神面貌啊------
隨著鳴放言論的激烈，中共亦開始準備行動了。但是早在5月15日，毛澤東就寫就《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並發至黨的高層，將反右部署安排妥當，只等扣發板機了。毛和中共已經決定收網了。不過，毛和中共為了將“反黨分子”一網打盡，在收網前，依舊上演著彬彬有禮，虛心傾聽的一幕幕。
5月25日，早已聽到反右風聲的作協主席周揚甚至在邀請文藝工作者提意見的座談會上說：“希望大家意見提得尖銳一點。你們太客氣了，你們的批評只是一分，可是我體會到我們的缺點有十分。”其態度之誠懇，使任何善良的黨外人士都料想不到共產黨正在暗裏布羅網。所以不諳陰謀伎倆的作家、《文藝報》副總編輯蕭乾直到6月1日還在《人民日報》上寫文章，認真地討論實現“百花齊放”之道。他要共產黨對作家放得下心，“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會慢慢放開啦”。
但是仍有許多知識份子不相信中共會陽一套，陰一套，這是因為他們太不了解中共的歷史了。
有人為中共狡辯說：毛本欲接納對共產黨的批評，只是在鳴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轉而決定反擊。這與事實不符。這是毛造就預謀好的。我們可以看一張時間表：5月15日，毛寫就《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此後才有北京大學的第一張鳴放大字報，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5月21日) ，龍雲的“反蘇謬論”(5月22日) ，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5月22日) ，林希翎在北京大學演說，抨擊中共的封建社會主義(5月23日) ，葛佩琦的所謂“殺共產黨人”(5月30日) ，吳祖光的《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5月31日) ，儲安平的“黨天下”(6月1日) 等。
有些中共事後用以證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惡活動”，全是在毛澤東5月15日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通知黨內高層準備反擊右派後，在不知中共幕後部署的情況下，為中共反覆邀請而“放”出來的。據粗略估計，凡因為“鳴放”而當上右派的人，一大半是在5月15日之後被勸說、誘導而中計的。
6月初起，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已悄悄開始變調。譬如6月6日發文說“幫助共產黨整風，是為了鞏固黨的領導”，“有些人是在反對教條主義的旗幟下，反對馬列主義”；6月7日的文章說“共產黨的領導下不容動搖，社會主義方向不容模糊”。但此時似乎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場規模空前、比兩年前的“肅反”遠為酷烈的運動就要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