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文革暴行：中共有計劃的殺伐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千冊縣誌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國著名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軍隊、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員骨幹。
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並非紅衛兵、造反派的一時過激行為，而是共產惡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常常被遮掩起來而不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五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八萬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四十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產惡黨高級幹部的父母也未能倖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長時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趕出北京。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和謝富治為首的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紅衛兵對超過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市、區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惡黨拋棄，不少人被宣布為“聯動分子”而入獄。其他的隨大批“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當時主持遣返活動的西城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惡黨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修訂後發表的。繼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農村，農村也掀起了又一輪對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
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中要點之一是公安幹警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情報，協助抄家。大興縣的屠殺運動直接來自縣公安局的指令。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在廣西一省有九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二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牽連的一萬九千多人。單從這一省的統計，就有近五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文革中，對“打人”也要□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澤東當年講的這句話在肆虐一時的造反運動中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那麼暴力和殺戮也就廣泛傳播開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六十六天涉及十個區，三十六個公社，四百六十八個大隊，二千七百七十八戶，共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全地區十個縣共死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地富反壞”佔38%，地富子女佔44%。被殺人中，年級最大的七十八歲，最小的才十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黨”製造了三十五萬餘人被殺的血案。
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十一萬。
由此可見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共產惡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兇手多是軍隊、員警、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如果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麼文化革命中這種你鬥我，我鬥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惡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只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這就是為了造就共產惡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產惡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空前絕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規定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麼可以做，要怎樣去做，而除此之外什麼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國人民實行著宗教崇拜一樣的“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言必稱語錄，“狠鬥私字一閃念”，“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許崇拜一位“神”，只誦讀一本“經”--毛主席語錄，□而到不背語錄、不敬祝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打電話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語錄。人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或狂熱興奮，或麻木不仁，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惡黨的邪靈之下。製造謊言、容忍謊言、依靠謊言業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方式。可見，中共邪靈在文革中給中國和中國人帶來的是怎樣的災難。
關於文革中反政治迫害運動的意義，早期造反派的出現和後來奪權派的崛起，都具有反政治迫害的意義。儘管上述參與者在□行這些鬥爭時高呼著忠於毛的口號，但他們的實際行動卻在削弱中共統治秩序和衝擊中共政治制度的實質。毛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實行黨內政治清洗固然就得付出削弱中共統治機器的代價，但他是要以重握絕對權力為補償。民眾的這些行動在客觀上的確為毛的政治清洗開路，但卻以取得那些“削弱”和“衝擊”為收穫。儘管他們在主觀意識上或許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並且，歷史已經證明毛並沒有得到他的補償，民眾卻得到了他們的收穫。文革前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是何等威儀神聖。哪怕是一個小工廠、一個稅務所的黨支部書記都是黨的化身，是絕對正確的。對他們有任何反抗言行都可上綱為“反黨”，更遑論那些省市委的高級幹部了。然而，文化革命竟破天荒的把他們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反對某個黨員幹部不算“反黨”，反對毛和毛的中央才算“反黨”，這是文化革命的成果。1957年多少萬人就僅僅是因為向單位領導提了點意見而被打成“右派”受盡懲罰並禍及妻兒。10年之後，民眾可以當面直斥共產惡黨領導幹部的種種劣行，只要他們是打著忠於毛的旗號就可以無後顧之憂。
毛雖然得以完成了黨內的政治清洗，但是中共權威整體性的式微正由此而始。當毛清醒過來，明白這代價實在太大，大到要危及他的統治基礎時，開始對民眾的“越軌”行為發出指責。指責的最嚴厲句式是“打著紅旗反紅旗”。這就是說，毛已洞悉，相當數量民眾的行為只是以忠於毛主席為幌子，而幹著反對中共政權的事情，起碼客觀上是這樣。在不斷發出的指責沒有獲得預計的成效時，毛1968年秋天開始了對民眾實行壓制的措施。而當地方各級，各單位的黨組織在１９６９年後得以重建，大多數領導幹部得以官復原職時，在毛的默許乃至規劃下，他們向衝擊過中共政權的民眾□行了反復的清算、兇猛的報復。從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階級隊伍”到１９７０年的“一打三反”，再到１９７１年的“清查五一六”，□行過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民眾終究因他們的一度“越軌”付出了慘重的乃至鮮血的代價。不過，文革時期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運動至少表明：民眾對民主的渴望並不缺乏，至少在適當的時機將得以爆發。而這恰恰是中共政權一直所恐懼和擔心的。
文革災難性的後果
文革帶給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只有巨大的災難，它的破壞性和造成的損失是難以估量的。特別是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摧毀是歷朝歷代從未有過的。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文革造成的災難性後果。
一、人員傷亡方面
文革造成了驚人的人員傷亡。中共當時並沒有統計被害人數。在80年代胡耀邦任組織部長負責平反時，估計文革致死人命兩百萬。清查五一六隻佔其中百分之五。其它百分之九十五是在運動初期被打死和自殺的四類分子、右派、資本家、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文革結束後揭露出來的陳伯達下令整肅的遼寧叛徒集團案就致死了一百八十人。當然很多的人命是武鬥打死的。著名的有四平武鬥、長春武鬥、江西武鬥，還有四川武鬥，內蒙的挖肅內人黨，湖南、廣西的大屠殺，雲南的萬人坑，寧夏荒野的累累白骨…… 另外還有幾百萬非正常死亡的人數。
二、文化道德方面
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近西方文明而幹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從建黨到現在，中共對中國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也確實企圖徹底“革”了中國文化的“命”。而其中最大的破壞行動就是文革。對文化道德的主要破壞體現在：
第一、對宗教場所的破壞
中共早在建政之初就開始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對其它宗教場所的破壞也從未手軟。到了六十年代，中國的宗教場所已經寥寥無幾。文革時“破四舊”就更是一場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舉例來說，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為中國“釋源祖庭”。“破四舊”時它自然難逃洗劫。“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裏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1966年5月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在革中國文化的命。從當年八月份開始，“破四舊”的烈火燒遍中華大地。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作為“封、資、修”立即成為紅衛兵們的主要破壞對象。以佛像為例，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經“破四舊”，竟然都五官不全，無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國都如此，連偏遠的縣城也不能倖免，“山西代縣有個天台寺，建於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一掃而空。……陝西周至縣境內，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台。……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台’為中心，方圓十里之內，散布著五十多處古蹟，包括唐高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台等古蹟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鬍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鬥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中嚴重受損。”（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第二、對文物的破壞
對文物的破壞也是中共摧毀傳統文化的重要部份。在“破四舊”中，多少知識份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紙漿。章伯鈞家藏書超過一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只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江山勝跡”也在“破四舊”的狂飆驟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第三、在精神層面上的破壞
在中國的歷史上，儒、釋、道三家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鞏固人類道德水準，對那些想回歸天國世界的修煉者起到了重大作用。眾所周知，道家講“真”，佛家講“善”，儒家講“忠恕”、“仁義”，“外略形跡之異，內證性理之同，……無非欲人同歸於善”。而這是以“儒釋道”信仰為根的傳統文化最有價值的地方。
傳統文化中貫穿著“天、道、神、佛、命、緣、仁、義、禮、智、信、廉、恥、忠、孝、節”等等，許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識字，但是對傳統戲劇和評書卻耳熟能詳，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間百姓獲得傳統價值觀的重要途徑。因此，中共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就是直接毀去中國的道德，也是在破壞社會安定祥和的基礎。
文革中，中共打倒了知識份子，毀壞書籍和廟宇，向人們灌輸讀書無用論的思想，讓人們放棄了對儒、釋、道三家的信仰和遵從。宗教與文化的莊嚴神聖感被破壞殆盡。這直接導致了文革後中國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三、經濟方面
文革期間的混亂局面也影響到了經濟的發展。動盪最嚴重的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受到了暫時的影響。
四、外交方面
文革期間，中國的外交基本陷於停頓。1967年，外交部向各駐外使領館發布了一個新的“革命國際主義”的綱領。各個駐外使領館在國外也轟轟烈烈開展了造反行動。
最嚴重的外交事件是8月23日焚燒英國駐京代辦處，給中國在國際上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