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毛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對手，肅清所謂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五一六通知》為契機，準備發動一場新的革命，而最先響應其向現行當局造反的號召的是大學生和中學生。
紅衛兵運動(1966年5月-12月)
第一階段：1966年5-7月 學生運動的肇始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學系青年講師聶元梓帶領學生在北大校園裏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指責校長壓制對吳晗事件的討論，並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份子參加戰鬥。大字報很快被學校撕掉了，相關人員也受到了處罰。但是一個星期後，《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張大字報，並同時發表由毛執筆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號召不管黑幫“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都要把他們“徹底摧毀” 。毛稱這張大字報是“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 ，並下令電台和報紙廣播刊登大字報。隨著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再加上該報又連續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等社論，北京各大專院校和一些中等學校的師生激烈的行動起來。他們紛紛把矛頭指向本校黨委或黨支部。大字報、大標語貼滿校園。內容無非是指控本校黨領導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反毛澤東思想，黨組織裏有黑幫之類，甚至召開批判黨領導的大會。造反的學生組織在各個高校和中學以迅猛的速度發展起來。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向學校的管理者和教師發動了包括肉體上的攻擊。
而毛希望借此運動打倒、負責國家常務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似乎也洞悉了毛的清洗意圖。6月，他們派出了工作組進駐各個高校，希望將學生運動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中。他們的決定可能是基於以下三個方面的考慮。一、儘管許多下級黨組織及其領導人都會被劉鄧們陸續拋出作犧牲品，但那必須是由他們有計劃、有步驟的拋出，不能讓學生去亂衝亂鬥。二、學生們的亂衝亂鬥不但會打亂他們的計劃，任其發展下去還會產生難以控制的局面，會危及另一些並不準備拋出去的黨內要員。三、出於中共政權的本能，他們絕對敵視、憎惡這類自發的不在他們領導之下的政治行動。
基於上述考慮，工作組進駐學校後，決心要把學生們批前黨委的行動納入它所規劃的形式和軌道，並以中央八條（內外有別，不上街，不遊行等）作為約束學生具體行為的規範。這引發了激進學生和工作組之間的矛盾。學生指責工作組壓制革命，是運動向前發展的絆腳石。工作組指責這些學生干擾運動的主攻方向、別有用心、對抗黨的領導。於是運動演變為工作組與激進學生的鬥爭。校園裏出現了攻擊工作組的大字報，個別院校甚至發生了趕工作組的事件。對此，劉鄧當然不會等閑視之，他們遂立即責令工作組展開“反干擾”運動。
“反干擾”運動的具體作法就是把敢於反對、攻擊工作組的學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劉少奇說：“說工作組是黑幫的大字報，是右派打著紅旗反紅旗。”這些學生自然不是工作組的對手，他們紛紛被工作組打成了“反動學生”、“假左派、真右派”、“小吳晗”、“小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等。同時，工作組組織了以那些享有特權的中共黨的幹部子女領導的學生組織，試圖將毛所攻擊的“當權派”的目標轉向“資產階級權威” 和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身上。隨後，以劉鄧為首的“中央” 決心把這場“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他們在全國機關、學校、事業單位、工礦企業、交運商業部門等所有社會單元細胞中展開了第二次“反右”運動。
這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一次“反右”更為惡劣、兇猛。這是因為：其一，它的打擊面比第一次反右更廣泛得多。被打擊的不但有知識份子，而且還有許多工人群眾。當然，這些工人大多並不是根正苗紅的血統工人，往上查一代說不定是破落地主或國民黨官吏之類。要不，就是平時“調皮搗亂”頂撞領導的傢伙。其而，在第一次“反右”中，將某人打成“右派”的根據主要是他“鳴放”會議上的公開言論。而第二次“反右”是根據某人的家庭出身、個人成份就認定此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或搜集某人平時有什麼“牢騷怪話”，私下有些什麼“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的言論，以此把他打成“小吳晗、小鄧拓”、“仇視黨、仇視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６-７月的第二次“反右” 運動，直接導致了８月以中共高幹子弟為骨幹的血統論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同時也證明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中共黨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犧牲普通百姓。其殘酷無情並不亞於毛。
第二階段：1966年8-9月 “紅色恐怖”狂潮和破“四舊”
當毛發現劉鄧等把他發動的旨在黨內高層進行政治清洗的政治運動引入與他的原意大相徑庭的第二次“反右” 時，他斷然採取了措施。１９６６年７月底，他下令撤回工作組。８月５號他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隨後在其主持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制訂了“十六條”。但是這些措施並沒有使運動走上毛預想的政治清洗的軌道。第二次“反右”運動是半途而廢了，但“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依舊整不起來。而沿著第二次反右的政治軌跡，“紅色恐怖”運動轟然炸開。劉鄧們的子女繼承了父輩的未竟之業。
這些自認為出身好的幹部子女發明了“血統論” ，即老子英雄兒好漢。他們在父輩的默許和支持下，開始用拳頭、軍用腰帶、棍棒來對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從前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識份子的子女)進行毆打乃至殘殺。在這一期間，這批“血統論紅衛兵” 的瘋狂殘暴完全超乎了人們的想像。
8月初，佩戴有“紅衛兵” 字樣的袖章的學生開始出現在北京街頭。“紅衛兵” 最初指的是1917年蘇俄共產革命時的工人和士兵武裝。此時出現的“紅衛兵” 顧名思義就是保衛毛的戰士。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勵下，短短幾個星期，全國每一所大學和中學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在“造反有理” 的口號下，殺向那些“資產階級權威” 。
儘管“血統論紅衛兵”的瘋狂殘暴行為也完全偏離了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但毛一時並沒有打算制止它。因為它還具有很大的政治價值。那就是這些瘋狂的青少年學生宣布他們是毛的“紅衛兵”。他們在對“黑五類”進行狂暴殘殺的同時，口中是高呼著“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的。
而毛深知，自己是非常需要形成巨大的政治威望的。只有以巨大的政治威望開路才能廓清來自黨內高層的異己。而“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對於樹立他巨大政治權威有著莫大的功用。
8月18號，數百萬紅衛兵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等待毛的檢閱。而毛欣然的在天安門城樓上讓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北京某中學學生給他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
在紅衛兵接受大檢閱時，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中第一次提到“破四舊”。林彪說：“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謂“四舊”，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林彪的指示無疑給紅衛兵們指明了鬥爭的方向。而且破四舊可以使紅衛兵從校園衝向社會，能充份體現紅衛兵的威風。狂熱的紅衛兵們迫不及待的準備行動了。
一開始，紅衛兵破四舊是小心翼翼的。但是從8月20日開始，一些紅衛兵走上首都街頭，張貼大字報，集會，發表演說，散發關於破四舊的傳單，並打響了北京破四舊的第一槍。北京市第二中學三千多名紅衛兵充當了“尖刀連”的角色，他們首先衝向市內各主要街道路口，張貼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戰》，其宣言中寫道：“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髮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統統都在當破之列。現在，文
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衝擊著資產階級老爺們盤踞的各個陣地，資產階級的溫床保不住了！
“‘飛機頭’、‘螺旋寶塔式’等稀奇古怪的髮型，‘牛仔褲’、‘牛仔衫’和各式各樣的港式衣裙，以及黃色照片書刊，正在受到嚴重的譴責。我們不要小看這些問題，資產階級復辟的大門，正是從這些地方打開的。我們要徹底鏟除這些資產階級的溫床和苗子。為此，我們向理髮、縫紉、照相等行業的革命職工倡議：港式的髮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黃色的書不賣！
“我們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發樣，燒毀黃色書刊和下流照片。
‘牛仔褲’可以改為短褲，餘下部份可以做補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為涼鞋，高跟鞋改為平底鞋，壞書壞照片做廢品處理。
“我們要管。我們要管到底。我們一定要堵住一切鑽向資本主義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義的溫床，決不留情！”
……
破四舊從改名開始。紅衛兵在市民們的配合和支持下，將商店、工廠、學校、公社等統統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光華路”改為“援越路”，“王府井商場”改為“北京市百貨商店”，“東安市場”改為“東風市場”，“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
“尖刀連”大獲全勝，大兵團全面出動。8月20日傍晚，北京市25中、63中、15中、36中等其他中學的上萬名紅衛兵也開始動手了。掛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個稀巴爛，正式換成了“北京烤鴨店”的新招牌；“亨得利鐘錶店”改名為“首都鐘錶店”，革命職工“無不拍手稱快”；當紅衛兵把沿用資本家名字命名的“順昌服裝店”改為“東風服裝店”時，街道上頓時響起一片掌聲，革命群眾齊聲高呼：“東風壓倒西風！”“毛主席萬歲！”……
對此，中央文革小組秉承毛的命令迅速作出反應。早在7月28日，江青就在一次會上煽動打人，她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8月2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緊接著，8月23日的《人民日報》發布消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紅衛兵小將
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邊還配以社論《好得很！》。
8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轉發了公安部給毛澤東、中央的報告《嚴禁出動員警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其中規定：“重申員警一律不得進入學校”，“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員警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負責公安工作的謝富治在甘肅、陝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規辦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辦。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
在毛的支持下，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譟下，在中共宣傳喉舌的助威下，紅衛兵破四舊的紅禍迅速向全國蔓延開來。上海、天津、杭州、武漢、廣州、長沙、濟南、鄭州、南京、福州、哈爾濱、長春、瀋陽、成都、南寧、西寧、銀川、南昌、呼和浩特、烏魯木齊等幾乎所有省會城市和相當部份中等城市，也開始破四舊。新華社8月25日播發了一則新聞稿，詳細報導了“各地革命小將向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總攻擊”的情況，並且聲稱，紅衛兵破四舊“受到了廣大工人和貧農、下中農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 這一年的8月，全國學生開始大串連。
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向紅衛兵致敬！》的社論。
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接見大會上講話。他說：“紅衛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組織，像雨後春筍一樣的發展起來。他們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到政治，觸及到經濟。學校的鬥、批、改，發展到社會的鬥、批、改。群眾的革命洪流，正在盪滌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改變著我國的整個社會面貌。”
一切似乎如毛所願，文化大革命的火總算點起來了。紅衛兵破四舊的“革命行動”迅速升級，抄家，砸文物，批鬥黑幫，最後發展到對黑五類大開殺戒。進入9月，破四舊砸風更盛。許多文物毀於此時，許多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死於此時。
據同興撰寫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淚》一文記載：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蹟中，有4922處被毀掉，其中大多數毀於1966年8、9月間的破四舊中。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僅從各個煉銅廠裏就搶救出來各類金屬文物117噸；從造紙廠搶救出圖書資料320噸；從各個查抄物資的集中點挑揀出字畫十八萬五千件，古舊圖書236萬冊，其他各類雜項文物53萬多件。
而在破四舊中，牛鬼蛇神們理所當然遭到了打罵、羞辱、抄家等無端污辱。1966年8、9月間，僅北京市被趕出城市遣回原藉者就達到85198人。在上海，從8月23日到9月8日，紅衛兵抄家84222戶，其中高級知識份子和教師1231戶。在有東方威尼斯之稱的蘇州，被抄家者64056戶。查抄搜繳財產中，僅圖書、字畫、文物三樣就達17萬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鵑視若生命的“飲馬圖”、“石孚”和“裂雲穿石”的三盆盆景。各地所抄出的財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傢俱、衣物、被褥、化妝品、鞋襪、毛巾、電視機、鋼琴、手風琴等等，一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憑風吹雨打，日曬夜露。破四舊後期，這些財物大多數被作廉價處理。
僅僅一個多月，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黃金10.31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545.99萬元，文物和玉器61.36萬件。據目擊者稱，每次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後，天安門廣場總是一片狼藉，在丟棄的鞋帽和紅寶書中，竟然夾雜著不少的金銀飾品。同樣，在北京，非法沒收私房52萬間，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間，共有124萬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運。
破四舊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這些“封、資、修”的代表人物，人還在，心不死，必須對他們實行最嚴厲的革命行動。結果，除民建外，其他所有民主黨派在京中央委員100餘人被紅衛兵鬥爭或抄家，佔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員31人，民盟36人，民進8人，農工民主黨8人，九三學社8人。工商聯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鬥者就有13人。這些民主黨派在當天接到紅衛兵的“最後通牒”，限期72小時內全部解散，並登報聲明。第二天，各民主黨派機關紛紛貼出“通告”，聲稱“我們堅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從即日起停止辦公”。
甚至連宋慶齡也受到了衝擊。也許她此時才會清醒的意識到孫中山和自己都被中共欺騙了。
隨著運動的深入，紅衛兵變得更加血淋淋了。打人殺人的事屢屢發生，暴力和武鬥暢通無阻。據中共中央1980年第77號檔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資料，1966年8、9月間的40天裏，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是北京市大興縣的事例。從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時間，大興縣13個公社、48個大隊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滿門抄斬22戶，其中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的出生才38天！“紅色恐怖”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法西斯恐怖”！
而那些一輩子孤傲清高的知識份子尤其倒楣。一方面，他們白天得接受拳腳交加的批鬥；另一方面，他們夜晚還得接受來自內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審判──那是一場不亞於白天批鬥場面的痛苦折磨。於是不少人選擇了死。自殺，成了他們反抗的唯一手段。
有權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現的大量自殺現象時，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徵：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殺創下了駭人聽聞的新記錄；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殺者幾乎遍布一切黨派、團體、職業、年齡和職位；三是自殺者中，集中了一批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
讓我們記住這些自殺者的名字：鄧拓、李立三、閻紅彥、老捨、吳晗、翦伯讚、傅雷、以群、聞捷、海默、上官雲珠、筱白玉霜、容國團……
“血統論紅衛兵”的暴行是極為令人髮指的。它應該受到人間正義的永遠譴責斥。人們實在無法想像有什麼理由要對與自己無仇無怨、毫無反抗力，匍匐在腳下的弱者施以鞭抽棒打，甚至活活打死。這種萬分野蠻的行徑是古斯巴達人和希特勒黨衛軍都做不出的。
令人遺憾的是，對這“血腥的八月” 迄今依舊缺乏足夠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