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維持不變的專制統治下的經濟改革開放在文革和毛時代經歷了大起大伏的鄧小平重新執掌政權後，意識到了只有快速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擺脫毛時代遺留的混亂的中國經濟狀況，才能繼續維護中共的政權統治。因此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提出並通過了實施經濟改革的政策，但對政治體制上的改革卻諱莫如深。
根據中共近年公布的資料，可以了解，當時中共內部在經濟改革上仍存在著分歧。以陳雲為首的“調整派”不主張改變現存的經濟結構，但主張縮減國家對重工業的發展規劃，刺激消費品工業的發展。而與之相對的“改革派”，不僅主張調整現行政策和發展次序以獲得更為平衡的經濟增長，而且要求改革現存經濟體制的基本結構。“改革派”把市場力量看作是解決“計劃經濟”中存在的問題的途徑，提倡運用一些資本主義方式來加快經濟發展。鄧小平最終選擇了支持“改革派”。而為了調和“調整派”和“改革派”的分歧，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採用了把“市場調節”和“計劃調節”相結合的模糊提法。
1979年春，中共新政府調整了工業發展比例，即大幅度減少了對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投資，大量增加了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改革的序幕慢慢拉開了。我們將從三個方面分別講述：農村經濟改革、城市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
* 農村經濟改革及其帶來的問題
毛時代時在農村實行的人民公社，因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產資料劃歸公有，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絕對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的局面，嚴重抑制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1978年，中國安徽省出現旱災，當地鳳陽縣小井莊、小崗村等地的農民決定實行包產到戶，均分小隊下轄的土地與勞動工具，展開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產──這在人民公社下是屬於私分共有財產的重罪。不過，其結果是兩個村在當年得到了驚人的農業收入。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講話中公開支持了這項措施。不久，中國所有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以往的人民公社。根據“責任制”，在堅持土地最終所有權為國家所有的前提下，允許農民與生產隊簽定關於使用土地的合同，允許農民自行生產、自負盈虧，只繳納部份農業產品。並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業副業。到1983年底，中國98%的農戶變成了“責任制”的基本單位。1983年和1984年，農民被允許轉讓承包的土地和雇佣勞動力。為打消農民對政策多變的擔憂，中共新一屆政府又規定把土地承包的時間延長到15年。
在政府的鼓勵下，農村出現了私人企業。醫療和教育設施也逐漸走向商業化。大多數農村幹部成為最初的一批受益者。
而鄧小平在1985年10月23日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的“一部份地區、一部份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它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更是進一步推動了有能力的農民的幹勁。
應當說，中國農村的改革在最初取得了十分顯著的經濟結果。從1978年後，農業總產值以每年9%的速度遞增，農村的勞動生產綠也明顯提高。在其後的5年裏，農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一部份地區的農民先於其它地區富裕起來。
但是，農村的經濟改革也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帶來了相應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一，非集體化生產導致農村生育率開始增長，因為一個家庭擁有越多的勞動力走向致富的機會越高。這自然同中共政府提倡的“一個家庭一個孩子”的節育政策相衝突。因而出現了強迫婦女流產和婦女殺死超生的孩子的人間悲劇。其二，鼓勵農民從事個體經營對其他長遠和普遍利益帶來了負面影響。由於以往的公社、大隊等集體性組織逐漸萎縮，對農村老年人、殘疾人和貧困戶進行照顧的資金越來越少，一些地區的公共診所關閉，學校入學人數減少。而中共政府對此並未投入相應的資金，使上述情況在90年代愈加嚴重。其三，一些地方政府和農民為了謀取短期效益，大量砍伐樹木，佔用耕地興建房屋，破壞環境，致使環境污染日趨嚴重。其四，由於傳統的士紳階層在中共建國時被徹底打倒，農民的思想教化一直存在著真空。改革開放後，對經濟利益的追求而又缺乏道德上的教化，使曾經淳樸的農民變得不再樸實。其五，經濟改革引起的長期後果是農村經濟出現了不平等的發展，農村出現了新的階層分化和社會衝突。一部份先富起來的人通過利用他人的勞動和勞動產品更加富足，而大部份農民則從相對的富有到相對的貧困。一些無所事事的農民成為危害鄉里的流氓。其六，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逐漸深入，農村的發展開始低於城市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至今兩者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差距，這導致中國在90年代出現了世界上最嚴重的貧富分化現象，而這同中共強調的實現“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相悖的。90年代農民生活狀態惡化不能不說是政府的錯誤所致。
* 城市經濟改革及其帶來的問題
中共新政府在城市中最初的改革主要體現在：減少對重工業的投資，加大對輕工業的投資比重。結果是在80年代初，民眾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消費品呈現了購銷兩旺的局面。而在農村實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使中共新領導人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動力，轉而著手對中國城市經濟進行進一步改革。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改革的開始，並於1985年全面展開。
改革的重點是運用市場關係模式來對城市工業經濟部門進行改造。改革派認為，產品的生產和分配由市場而不是政府通過政治行為決定，將有助於國家經濟的發展。因而他們主張將經濟權力和決策權力下放給企業，即在國家的宏觀指導下，企業的負責人有權按照變化的市場條件來決定生產計畫、工人工資和產品價格等。1985年城市經濟改革開始，改革內容包括：企業的自主權擴大，將一半經濟活動權下放給企業，支援並鼓勵負債企業兼並或破產；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被遣返，放寬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鼓勵私營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發展。將企業納入宏觀經濟的管轄範圍內，與市場調節作用相結合；對於生產盈利不再堅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轉而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同時為了解決理論上的困境，改革派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
在企業進行改革的同時，城市中重新出現了個體戶。個體戶除了零售業和服務業外，傳統的手工業也得到了恢復。這部份解決了城市就業緊張的問題。
但是對企業的改革，並未取得預想的成果。由於允許負債企業兼並或破產，一些國營企業倒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而政府並沒有提供相應的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同時，企業還出現了嚴重的貪污腐敗現象。這引起了工人的強烈不滿。為了緩和矛盾，中共一方面繼續宣揚改革的必要性，並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實行下崗再就業政策。
* 對外開放及其帶來的問題
在毛時代，毛的“內無內債、外無外債”的政策使中國在1979年以前對外貿易值只佔經濟比重很小的一部份。1979年，中共新政府決定放寬對對外貿易的限制，給予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的特殊政策。
1980年，在鄧的支持下，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被建為對外經濟特區。在這四個地區，將加工裝配、合資經營作為主要的外貿形式，並許可了少量外商獨資企業存在。1984年，進一步開放了上海等14個城市作為“沿海開放城市”，並將環渤海地區、長江、珠江、廈漳泉三角州地區闢為經濟開放區。
對外開放的4個試點地區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深圳從一個泥灣村落發展到與香港不相上下的繁榮都市。其餘三地也成為80年代初中國經濟的巨大亮點。隨後開放的14個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經濟增長。1988年，中共新政府又將海南單獨設省後全省對外開放，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開放區。同時對外開放的地點也隨著沿海向內陸地區發展。而現在各省各市均有權規劃土地，並在國務院批准後設立對外開放區。
對外開放一方面使大量外資流入，緩和了中國外匯短缺情況，並緩解了部份城市就業狀況。但另一方面，使中國經濟開始納入世界市場，並日益依賴於世界經濟市場的變化，同時官方與非官方的貪污腐敗現象大量增加。
中共新政府實行的對外開放政策，使身受毛時代浸染的一部份人產生了抵觸情緒，認為外國企業與中國企業的競爭是中國政府“主動將中國再度變成殖民地”，還出現了部份沿海省抵制中外合資企業。
而伴隨著對外開放，大量國外資訊不可避免的進入中國，這包括西方的民主和人權思想以及對中共的負面報導。民眾中，出現了對中共的不信任、批評和反對的聲音。
雖然中共新政府大力推進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但在政治上卻並沒有改變其專制的本質，即便在1985年以來胡耀邦和趙紫陽當政時期的政府不斷放寬思想言論控制。由於政治改革的滯後，不可避免的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改革。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中共繼續保持政治上的專制
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新一屆政府雖然在經濟上實行了改革和對外開放，但在政治上卻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依舊採取專制的形式。所謂實行的“人民民主”也是空話而已。當中共的領導人們意識到政權受到所謂的“威脅”時，便毫不猶豫的對民眾進行打擊、鎮壓，甚至是血腥的屠殺。
前文已經提及，1977年-1978年北京出現了毛時代結束後的第一次民主運動。北京西單出現了政治集會和內容更為大膽的大字報，批判了文革和過去中共的暴行，要求人權、法制和民主政治制度。越來越多的青年加入了這一民主運動，並出版和發行了各種非正式刊物。中共新的領導人意識到這些獨立的組織和刊物將會對中共的政權構成威脅，遂於1979年春採取了行動：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組織，逮捕了一些民主運動的領導者。1981年，中共發起了第一次所謂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以過去的右派作家白樺為首要打擊對象。中共領導集團甚至一度決定把這場運動發展為第二次反對資產階級右派份子運動，只因阻力太大、後果不堪設想才作罷。
1983年4月，美國政府宣布給予中國網球運動員胡娜政治庇護，被稱為“胡娜事件”。10月，中共掀起在思想戰線上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運動。
胡耀邦和趙紫陽當政時期，雖然受制於鄧小平，但兩人傾向於放寬思想言論控制。因此自1985年以來，中國出現了短暫的罕見的自由時期。包括曾被禁止的大量西方著作被翻譯出版，大量西方學術思潮和民主自由思想湧入中國，影響著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許多知識份子在經過深刻的反思後，對國家政治模式提出了不同看法，希望借鑑西方的民主制度。當時具有代表性的知識份子有北大教授方勵之，作家劉賓雁等。而充滿了變革國家熱情的青年學生更是身先士卒。這種自由化傾向引起了鄧和其他中共“左派”的不安，1986年，中共展開了第二次所謂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1987年1月1日，北京學生遊行要求取消遊行十條。這再次引起了以鄧為首的中共老一代領導人的不滿。 1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旗幟鮮明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由總理趙紫陽代理總書記職務。中共掀起了第三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同月，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先後被開除黨籍；2月，作家馬建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被查禁，《人民文學》主編劉心武被停職檢查。
趙紫陽，1919年出生。中共建政後，曾在廣東、內蒙古和四川擔任中共黨政領導工作。在四川期間趙紫陽領導農村改革，獲得巨大成功，並在中國推廣。由於其在經濟工作方面的突出成就，趙在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在同年出任國務院總理。趙不僅希望推進經濟改革，同時還希望推進政治改革，實行人民真正的民主和司法獨立。
根據趙紫陽的回憶，他上任不久，就對鄧匯報說“反自由化最後就是反改革開放，反到你的頭上”。鄧聽後默默不語，趙的心裏於是就有了底，隨即發動反左運動，把左派鄧力群打了下去。趙紫陽主持下達了中央“四號檔”，明確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只限於黨內，農村不搞、企業和機關以正面教育為主”。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在1987年壽終正寢。趙紫陽的做法使這次運動並沒有擴大化。
在1987年5月，大興安嶺發生特大火災。9月和10月，西藏爆發要求西藏獨立的遊行和騷亂。1988年1月，上海爆發甲型肝炎。3月5日，拉薩祈禱大法會再次出現要求西藏獨立的遊行和騷亂。中共派兵鎮壓。在鎮壓行動中，共有四人死亡，兩百多人被收容審查。
並不諳政治為何物的趙紫陽當上了總書記後，希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根據其回憶，他在89年之前曾經探詢過鄧的意見。當時鄧小平的意見是：一、允許黨內存在不同的派別；二、可以開放報禁，允許發表對領導人的批評意見，但是批評一定要合法；三、絕不能搞“三權分立”。這就是鄧的底線。不過，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在1987年後就一直沒有再向前推動過。
而1987年的學生運動雖然夭折，但並沒有徹底打消學生對民主的渴望。1989年出現的學潮再次表明了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