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江澤民與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輪功 迫害手段
迫害致死案例
原山東省平度市現河公園職工，約38歲的張付珍，於2000年11月份上北京為法輪功伸冤，後被綁架。知情人說，公安強行把張付珍扒光衣服、剃光頭髮、折磨、侮辱她；把她成“大”字形綁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爾後，公安強行給她打了一種不知名的毒針。打完後，張付珍痛苦得就像瘋了一樣，直到她在床上痛苦得掙扎著死去。整個過程“610”的大小官員都在場觀看。（明慧網2004年5月31日報導）
楊麗榮，女，34歲，河北省保定地區定州市北門街人，因修煉法輪功，家人經常被警察騷擾恐嚇。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離去後，作為計量局司機的丈夫怕丟掉工作，承受不住壓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楊麗榮就這樣淒慘的丟下十歲的兒子走了。隨後她丈夫立即報案，警察趕來現場，將體溫尚存的楊麗榮剖屍驗體，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內臟時還冒著熱氣，鮮血嘩嘩的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說：“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來是在解剖活人啊！”（明慧網2004年9月22日報導）
黑龍江省萬家勞教所，一個懷孕約六到七個月的孕婦，雙手被強行綁在橫樑上，然後，墊腳的凳子被蹬開，整個身體被懸空。橫樑離地有三米高，粗繩子一頭在房樑的滑輪上，一頭在獄警手裏，手一拉，吊著的人就懸空，一鬆手人就急速下墜。這位孕婦就這樣在無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產。更殘忍的是，警察讓她的丈夫在旁邊看著他妻子受刑。（明慧網2004年11月15日對在萬家勞教所遭受一百多天酷刑的王玉芝的採訪報導)
這些觸目驚心的慘案，發生在現代中國，發生在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身上，而且只是五年來持續迫害中無數慘案的冰山一角。
疑問：為何法輪功在中國受到迫害？
改革開放以後，中共力圖在國際上塑造一個正面、開明的形象，然而近年來對法輪功的迫害之血腥與非理性，範圍之廣，力度之大，手段之殘忍，再次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共真實的一面，成為中共最大的人權污點。在人們習慣於把責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質，誤認為中共在改良進步的時候，這場從上到下無所不在系統性的和制度性的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徹底打破了人們的幻想。許多人在思考為什麼這場血腥而又荒謬的迫害能夠在中國發生？為什麼二十多年前剛剛對文革“撥亂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歷史的邪惡循環？為什麼以“真善忍”為原則的法輪功洪傳世界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只有在中國遭到迫害？在這場迫害中，江澤民和中共到底是什麼關係？
江無德無能，如果沒有中共這樣一架運轉精準、專以殺人和謊言為事的暴力機器相助，它絕沒有能力發動一場波及全中國甚至海外的群體滅絕式迫害；同樣，中共在當前的開放政策與世界接軌的國際大氣候下，如果沒有江澤民這樣一個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惡的獨裁者，中共也難以逆歷史的潮流而動。正是江澤民與共產邪靈互相呼應、共鳴，恰如攀登雪山者的聲音與積雪共振可以發生雪崩式的災難性後果一樣，江澤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將鎮壓之邪惡放大到史無前例的地步。
一、相似的發家史帶來相同的危機感
江澤民是在1926年應劫而生的。與中共一直向人民隱瞞其血腥的發家史一樣，江澤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蓋他自己的漢奸歷史。
江澤民17歲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經如火如荼。在愛國青年紛紛奔赴前線進行抗日救亡運動的時候，江澤民卻選擇了汪精衛偽政府1942年在南京創辦的偽中央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據多方調查，其原因是江澤民的生父江士俊在日本佔領江蘇期間任侵華日軍反華宣傳機構的高官，是一個真正的漢奸。
在賣國當漢奸方面，江澤民與中共如出一轍，對中國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殺中國人民。
在中共取得內戰勝利後，江澤民為混入中共謀求富貴，謊稱自己過繼給了早年加入中共，後來被土匪亂槍打死的叔父江上青，並利用這個關係，幾年時間，就從一個處級幹部升任電子工業部副部長。一望可知，江的升遷並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馬屁和人際關係上的鑽營。在江澤民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對每年到上海過春節的李先念、陳雲等黨內大老極盡巴結之能事，曾為給李先念送一塊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書記的身份在大雪地裏站立恭候數小時之久。
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澤民生涯中的另一個轉折點，他依靠強力鎮壓敢言的《世界經濟導報》、軟禁人大委員長萬里和支持血腥鎮壓學生而成為中共總書記。早在屠城之前，江澤民就給鄧小平送上密信，要求採取“果斷措施”，否則“就會亡黨亡國”。十五年來，江更以“穩定壓倒一切”為名，對一切異議人士和獨立信仰團體大肆鎮壓屠殺。
中俄雙方從1991年起勘分邊界，江澤民全面承認了沙皇俄國和前蘇聯對中國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璦琿條約》開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條約，出賣的中國領土達一百多萬平方公里。
縱觀江澤民的簡歷，他以漢奸長子冒充烈士遺孤，親身實踐共產邪黨的“騙”字訣；支持屠殺學生，鎮壓民運和信仰人士，親身實踐共產邪黨的“殺”字訣；中共曾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支部處處聽命於蘇聯，江澤民則無償獻上土地，親身實踐共產邪黨的“賣”字訣。
江澤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發家史，這註定了二者對權力都有著極度的不安全感。
二、江澤民與中共同樣懼怕“真善忍”
國際共運的歷史是用上億人的血寫成的。每一個共產國家幾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肅反。濫殺無辜動輒以百萬、千萬計。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共產陣營幾乎一夜之間丟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從這件事汲取的教訓是：停止鎮壓、廣開言路就等於自取滅亡。如果廣開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蓋？意識形態上的欺騙如何自圓其說？如果停止鎮壓，人民豈不是沒有了恐懼的威脅，而敢於選擇共產邪黨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產邪黨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何在？
中共萬變不離其宗，所以欺騙民眾一定要欺騙到死，鎮壓人民就一定要鎮壓到底，這就是“六四”後高喊“把一切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江澤民在極度恐懼中得出的結論。
此時，中國卻出現了法輪功。雖然法輪功在一開始被許多人認為是具有袪病健身奇效的氣功，然而人們卻漸漸注意到法輪功的核心並不是其簡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忍”指導人們做一個好人。
（一）法輪功講“真善忍”，共產邪黨講“假惡鬥”
法輪功倡導“真”，這包括說真話、做真事。而中共卻一直依靠謊言洗腦。如果人人講真話，民眾就會知道中共原來是靠投靠蘇聯、殺人、綁架、逃跑、種鴉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建政之後又在歷次運動中欠下累累血債，這對中共來說簡直是末日臨頭。
法輪功倡導“善”，包括遇事考慮他人，與人為善。而共產邪黨一直提倡“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中共的模範英雄雷鋒說“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其實中共不但對敵如此，對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兒去。中共的開國元老、元帥，包括國家主席都受到過毫不留情的批鬥、毒打和酷刑。對於“階級敵人”的屠殺則更令人髮指。如果“善”在社會上佔據上風，那些以“惡”為基礎的暴政和群眾運動就無法出現。
《xx黨宣言》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代表了共產邪黨的歷史觀和世界觀。法輪功則倡導出現矛盾時反思自己的問題，這種世界觀無疑是向內自省的，與中共向外的鬥爭哲學截然對立。
鬥爭卻是共產邪黨獲得政權和維持生存的主要手段。周期性地發動整人的政治運動，就是讓自己不斷充電，“煥發革命鬥志”。這種暴力與謊言的再加強再熟悉過程，也是刷新人們恐懼，從而維持其統治的過程。
從意識形態上來說，共產邪黨的賴以生存的“哲學”與法輪功的教導是截然對立的。
（二）信仰使人無畏，而中共卻要靠恐懼維持政權
認識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無畏的。基督教曾經過將近三百年的迫害，無數的基督徒被羅馬皇帝砍頭、燒死、淹死，甚至直接餵獅子，但基督徒沒有屈服；歷史上佛教在經曆法難時，也都有類似的堅貞表現。
無神論宣傳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讓人相信沒有天國地獄、沒有善惡報應，從而放棄良心的束縛，轉而看重現實的榮華與享樂。此時對人性中的弱點才可操作，威逼、利誘才會充份發揮效力。而信仰者能夠看穿生死，看破紅塵，此時世俗的誘惑與生命的威脅變得輕如鴻毛，使共產邪黨失去控制人的著力點。
（三）法輪功在道德上的高標準使中共很難堪
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共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尤其是1991年8月蘇共垮台和隨之而來的東歐劇變，給中共帶來極大的恐懼和壓力，內外交困的形勢使其統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戰。此時中共已經無法用馬、列、毛的原教旨主義整合其黨徒，而轉向了用全面腐敗來換取黨徒的忠心。換句話說，只要誰跟著黨，黨就允許他通過貪污等方式換取不入黨就得不到的好處。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從官倒橫行到房地產和股市的投機，從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黃賭毒蔓延。雖不能說“洪洞縣內無好人”，但民間對於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認為中高級幹部的腐敗比例超過一半以上。
此時法輪功學員修煉“真善忍”，展示出來的道德風貌打動了民眾尚存的內心善良，引來上億民眾的敬意，參與修煉，法輪功這面道德的鏡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
（四）法輪功的發展與管理方式讓中共十分嫉妒
法輪功的發展方式是人傳人，心傳心，採取的管理方式是來去自由，鬆散管理。這與中共的嚴密組織十分不同。儘管如此，中共每週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學習、組織生活卻形同虛設。黨員對黨意識形態的認同幾乎等於零，而法輪功修煉者則自覺實踐著“真善忍”。同時，法輪功對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煉人數快速增長，修煉者自覺自願地學習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並自費弘法。短短七年的時間，就從無到有，發展到一億人。當時，中國幾乎所有的公園，都有法輪功晨煉時的功法音樂聲。
共產邪黨說法輪功和中共“爭奪”群眾，是“宗教”，實際上法輪功帶給了人一種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國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傳統的根。法輪功之所以讓江澤民和共產邪黨如此害怕，是因為這種傳統的道德一旦和群眾溶為一體，則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其迅速擴大的趨勢。這種久遠傳承的價值觀被共產邪黨幾十年硬給切斷和篡改，重新拾回傳統本身就是歷史的選擇，一種廣大群眾經歷苦難後自己選擇的回歸，這種選擇的必然結果就是明辨是非，拋棄邪惡，當然也就是對共產邪黨的一套從根本上的否定和拋棄。這就等於點了中共的死穴。尤其當修煉法輪功的人數超過了中共黨員人數的時候，中共發自內心的恐懼與嫉妒可想而知。
同時，中共對社會是一控到底的，農村是“村村都有黨支部”，城市中黨支部深入到街道辦事處，軍隊、政府和企業的最基層都有黨的組織。這種絕對的壟斷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維持政權的重要手段，《憲法》中美其名曰“堅持黨的領導”。而法輪功的修煉者顯然更願意以”真善忍”為標準。在中共看來，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黨的領導”。
（五）共產黨認為法輪功信仰“有神論”危及其執政合法性
真正的有神論信仰，對於共產邪黨一定是重大挑戰。因為共產邪黨的執政合法性來源就是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因為要建立“人間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間的“先鋒隊”，也就是“共產邪黨”的領導。同時“無神論”使得道德善惡可以被共產邪黨隨意解釋，因此也就根本無真正道德善惡可言，民眾只要記得黨永遠“偉大光榮正確”就行了。
然而有神論給了民眾一套不變的善惡標準，對法輪功修煉者來說，一件事情對不對是用“真善忍”來衡量。這對於中共一貫的“統一思想”顯然也成了障礙。
如果總結下去還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五個原因中的任何一個對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實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也可以說出自於同樣的原因。
江澤民靠謊報簡歷起家，當然害怕“真”；以鎮壓民眾而飛黃騰達，當然不喜歡“善”；以勾心鬥角的黨內鬥爭維持權力，當然不愛聽“忍”。
江澤民心眼之小，妒嫉心之強，從一件小事上可見一斑。浙江省余姚縣（現在改為市）有個“河姆渡遺址博物館”，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時的“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的招牌題詞是由喬石所寫。1992年9月，江澤民去參觀時看到喬石寫的題詞，臉就陰沉得很厲害。陪同人員很緊張，因為他們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喬石，另一方面江愛出風頭，走到哪裏題詞要擺到哪裏，連去“濟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和“鄭州市退休工程師協會”都要題詞。博物館領導不敢怠慢心胸狹窄的江澤民，於是在1993年5月，藉口博物館整理後重新對外開放，換上了江澤民的題字。
毛澤東號稱“雄文四卷”，《鄧小平文選》裏也有一套“貓論”的實用主義思想，江澤民費盡腦子只想出來三句話，還要號稱“三講”。印成書後，經過中共組織系統層層推廣，強制訂購才銷出去，而黨員不但對江澤民沒有絲毫尊敬，反而到處流傳他與女歌星的緋聞，以及他在國外賣唱“我的太陽”，在西班牙國王面前梳頭等等臭事。法輪功創始人平民出身，講法時各路教授、專家、留學生雲集，許多博士、碩士甚至不遠萬里飛去聽法。李洪志先生洋洋灑灑講上幾個小時不需要草稿，隨即把講課錄音直接抄錄到紙上就可出版成書，這都令虛榮、妒嫉、心胸狹窄的江澤民無法忍受。
江澤民的生活極其荒淫腐化，花費9億給自己購置豪華專機，動輒拿出國庫裏上百億人民幣交給兒子做生意，利用裙帶關係把所有的親屬和親信提拔成部級以上的高官，庇護親信貪污犯罪，無所不用其極。因此，江顯然十分懼怕法輪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輪功講的天堂地獄、善惡報應是真的。
江澤民雖然掌握中共最高權力，但是由於缺乏政績和才能，時時擔心自己在中共殘酷的權力鬥爭中被趕下台，對其“核心”權威非常敏感。為了清除異已，江澤民耍陰謀詭計除去政敵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澤民把異己趕下台，自己卻不顧有關規定，戀權不退。
1989年，中共新的總書記江澤民等有次舉行中外記者會，當一個法國記者問及一個女大學生因“六四”被發配到四川農場搬磚，當地農民多次強姦了她。江回答說：“我不知道你說的事情是否是事實。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應得。”文革中張志新在中共監獄裏被輪姦和割喉，這在江澤民看來也都是“罪有應得”。由此可見江澤民的流氓變態和殘暴人格。
概括地說，江澤民的陰暗心理、獨裁權欲、殘暴人格和對“真善忍”的恐懼成為江澤民無端發起鎮壓法輪功的原因。這與共產邪黨組織是高度一致的。
三、江澤民和中共之間相互利用
雖然江澤民一心想要“消滅”法輪功來發洩私憤，不過，江澤民熱衷於賣弄自己和玩弄政治權術，其無能和不學無術廣為人知，對於紮根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廣泛社會基礎的煉功群眾，江澤民一個人幾乎無能為力。然而恰好中共這台暴政機器已經磨礪成熟，並且也要鏟除法輪功，作為共產黨總書記的江澤民於是因風吹火，輕輕按下了啟動鎮壓的按鍵。二者在鎮壓上的呼應共鳴，恰如登山者的吼聲造成雪崩效應一樣。
在江下達鎮壓命令之前，中共對法輪功的討伐、監視、調查和羅織罪名早已開始，因為中共這一邪靈邪教組織固有的邪惡已本能地感到了“真善忍”對其存在的威脅，更不能容忍如此龐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長的煉功群體。從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員就在法輪功中臥底，但未發現任何問題，甚至許多臥底人員也煉起了法輪功。1996年，《光明日報》違背對氣功的“不宣傳、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發表文章，在思想領域無端批判法輪功。之後，來自公安和頂著“科學家”頭銜的政客對法輪功的騷擾一直不斷。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利用職權授意公安部門在全國範圍對法輪功進行了一場調查，意在羅織罪名取締法輪功。在各地作出“尚未發現任何問題”的結論後，羅幹於1998年7月又通過中國公安部一局（也稱政治保衛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先把法輪功定罪為“x教”，然後再讓全國各地公安部門進行系統性“臥底調查”、搜集證據。調查結果依然一無所獲。
當中共作為一個邪靈組織已經開始要動手的時候，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啟動鎮壓機器的人。此時中共領導人的處理就會起到重要作用。作為一個個體，中共黨魁可以同時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惡，如果其選擇“善”，那麼就可以暫時抑制中共邪惡黨性的發作；如果其選擇了“惡”，那麼中共的邪惡黨性就充份地暴露出來。
在“六四”之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無意鎮壓學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老執意鎮壓。鄧小平當時說：“殺二十萬人，換來二十年的穩定。”這“換二十年的穩定”實質上是要換中共二十年的政權，這符合了中共獨裁專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
在法輪功問題上，當時中共政治局七個常委中，也只有江澤民執意鎮壓。江澤民提出的藉口是關係到“亡黨亡國”，這觸動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經，加強了中共的鬥爭意識。江澤民維護個人權力和中共維持一黨獨裁在這裏取得了高度的統一。
1999年7月19日晚，江澤民主持召開了中共高層會議，以權代法，親自“統一”了認識，親自拍板作出全面鎮壓的決定，以中國政府的名義全面取締法輪功，欺騙了世人。於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國國家政權和暴力機器開足了馬力，鋪天蓋地鎮壓無辜法輪功民眾。
由此，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當時中共的總書記不是江澤民，而是另外一個人，這場鎮壓就可能不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講，共產邪黨利用了江澤民。
反過來講，如果共產邪黨不是因為其血債和危機感，不是因為其十惡俱全的流氓、反天理和滅絕人性的本性，它也不會認為法輪功是個威脅。沒有中共對社會無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澤民的鎮壓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組織保障、財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員保障、設備保障以及監獄、警察、國安、軍隊和所謂的宗教、科技、民主黨派、工會、團委、婦聯等的支持。從這個角度看，江澤民利用了共產邪黨。
四．江澤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輪功
江澤民利用中共“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和中共所掌握的國家機器，包括軍隊、媒體、公安、警察、武警、國安、司法系統、人大、外交、偽宗教團體等等為迫害法輪功服務。中共的軍隊、武警直接參加綁架、抓捕法輪功學員，媒體替江氏集團散布謊言抹黑法輪功，國家安全系統為江澤民個人服務，提供、收集材料，製造謠言、提供假情報。人大和司法系統為江澤民和中共的犯罪行為披上“合法”、“法治”等等外衣，矇騙各界人民，淪落為江澤民的工具和保護傘，公安、檢察、法院執法犯法，充當江澤民的打手。外交系統在國際上散布謊言，用政治、經濟利益誘惑、收買一些外國政府、政要和媒體，對法輪功遭受的迫害保持沉默。
江澤民在1999年部署鎮壓法輪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聲稱：“我就不信xx黨戰勝不了法輪功”，煽動和加強了中共的鎮壓意志和氣燄。在整個鎮壓的部署上，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實施了所謂“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的三大方針，由此展開了一場全面的鎮壓運動。
（一）動用媒體封鎖消息
“名譽上搞臭”的實施，是由中共絕對控制的媒體進行的。1999年7月22日，在開始抓捕法輪功學員的第三天，中共控制的媒體開始了鋪天蓋地的反法輪功宣傳，以北京的中央電視台為例，在1999年期間，中央電視台每天動用7個小時播出各種事先製作的節目，以大量歪曲篡改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講話開始，加上所謂自殺、他殺、有病拒醫死亡等案件，極盡能事對法輪功及其創始人進行誣蔑和抹黑宣傳。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把李洪志先生在一次公開場合表示“所謂地球爆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中的“不”字剪掉，並以此誣蔑法輪功宣傳“世界末日”。更有甚者，以移花接木等手段，把普通刑事罪犯的犯罪行為移植到法輪功學員頭上，以欺騙世人。如京城瘋子傅怡彬殺人、浙江乞丐毒殺案等等神經病、殺人犯都栽贓到法輪功頭上，然後利用媒體煽動不明真相的民眾對法輪功產生無端仇恨，為不得民心的血腥迫害尋找藉口和支持者。
中共絕對控制的兩千家報紙，一千多家雜誌，數百家地方電視台和電台，全部超負荷開動起來，全力進行誣蔑法輪功的宣傳。而這些宣傳，再通過官方的新華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體等，散播到海外所有的國家。據不完全統計，在短短的半年之間，中共媒體在海內外對法輪功的誣蔑報導和批判文章，竟然高達三十餘萬篇次，毒害了無數不明真相的世人。
中國駐外使領館也擺放大量所謂揭批法輪功的畫冊、光碟和單行本□外交部網站上，專門開闢所謂揭批法輪功的專題欄目。
不僅如此，1999年底，江澤民更是赤膊上陣，在新西蘭舉行的亞太高峰會上，把中共製作的誣蔑法輪功的小冊子，人手一冊地發到與會的十多個國家的元首手中，這種低劣手法在國際上讓人恥笑。在法國，江澤民又一次違反中國憲法，更直接通過外國媒體宣布法輪功為“x教”，以圖達到其“名譽上搞臭”的目標。
一時間黑雲壓城，大有文革再來的肅煞勢頭。
最為惡劣的，是在2001年1月導演了一場所謂的“自焚”鬧劇，並通過新華社以從未有過的速度向全世界散播，嫁禍法輪功。這場鬧劇，後被包括服務於聯合國的國際教育發展組織（IED）在內的多個國際組織認定為虛假編造。在面對質詢的時候，一名參與製作電視節目的工作人員辯稱，中央電視台所播放的部份鏡頭，是“事後補拍”的，鎮壓者的流氓本性暴露無遺。人們不禁發出疑問，那些“視死如歸的法輪功弟子”，怎麼會和中共當局如此合作？
謊言是害怕陽光的。在造謠誣蔑的同時，中共全力封鎖消息，對所有有關法輪功的海外新聞，以及各種法輪功學員的合理辯解，都無情地予以封鎖滅殺。所有法輪功的書籍和其他資料，統統予以銷毀，所有試圖採訪中國法輪功學員的外國新聞媒體，一律採取極端應對措施，或把記者趕出中國，或者威脅海外媒體，以市場利益迫其自律收聲。
對試圖把法輪功真實情況以及當局殘酷鎮壓資料傳遞到海外的法輪功學員，中共當局也採取了極端和血腥的打壓手段。例如，遼寧省大石橋市南樓經濟開發區東江村60歲左右的婦女李豔華，2001年2月19日散發法輪功真相資料時，被警察綁架，然後被活活打死，警察為掩蓋罪行，誣陷她是“癡迷法輪功而死”。僅清華大學，就有十多名教師和學生因傳遞法輪功資料而被中共判以重刑。重慶大學女研究生、法輪功學員魏星豔被強姦一案被揭露後，有七名重慶法輪功學員被判重刑。
（二）罰款抄家剝奪生存權利
“經濟上搞垮”是由整個中共國家機器進行的。在被鎮壓的五年以來，數十萬中國法輪功弟子被施以恐嚇性罰款，少則數千元，多達幾萬元。這些罰款，沒有任何法律條款作為根據，由地方政府、單位組織和派出所、公安局隨意進行，被罰款人也不會收到任何法律文件作收據。
抄家，既是一種經濟掠奪方式，又是一種恐嚇方式。堅持修煉法輪功的學員，隨時面對警察的抄家，抄家者拿走現金和財物，在農村，有時候甚至連家中的存糧也不放過。同樣的，這些被抄走的財物沒有任何收據，大多由執行抄家任務的人中飽私囊。
同時，法輪功學員也面臨下崗失業的懲罰，農民則面對收回土地的威脅。中共甚至連已經退休的老人也不放過，許多退休的老年人被停發或少發退休金，收回所居住房。一些從事商業活動的法輪功學員，則被沒收財產，凍結銀行存款。
在執行這些政策的時候，中共採取了連坐的政策，凡是單位企業有法輪功學員，單位領導人和職工被迫停發獎金，停止晉升，以在社會上製造對法輪功學員的仇恨。而法輪功學員的家屬，也被面臨下崗失業、小孩失學、住房收回等等威脅。所有這些，目的都是為了截斷所有法輪功學員的經濟來源，以迫使其放棄信仰。
（三）酷刑折磨肆意殺戮
最血腥的“肉體上消滅”則基本上由公檢法系統執行。據明慧網的不完全統計，1999年7月20日以來的5年多時間中，通過民間途徑傳出、並且得到證實的至少已有1143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國三十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截止2004年10月1日，死亡案例高發地區依次為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四川、湖北等。其中年紀最小的亡者只有10個月(山東省煙台□霞寺口鎮南橫溝村法輪功學員王麗萱的兒子孟昊)，年紀最大的82歲(四川省南充市營山縣青山鄉二村法輪功學員楊永壽)，婦女約佔51.3%，50歲以上的老人約佔38.8%。有中共官員私下透露，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數目，實際上遠遠高於這個數字。
而施加在法輪功學員身上的各種酷刑，更是多不勝數，毆打、鞭打、電刑、冷凍、捆綁、長時間鐐銬、火燒、烙燙、吊刑、長時間站、跪、竹籤和鐵絲穿紮、性虐待、強姦等等等等。2000年10月，遼寧省馬三家教養院看守人員將18名女學員衣服剝光後把她們投入男犯監牢……。所有這一切，斑斑在冊，罄竹難書。
濫用“精神病治療”也是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眾多酷刑之一。正常、理智、健康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進精神病院，被注射破壞中樞神經系統的不明藥物，有的全身癱瘓或局部癱瘓；有的雙目失明，兩耳失聰；有的身體肌肉、器官腐爛；有的部份或全部喪失記憶，成為呆癡；有的導致內臟功能嚴重損害；有的被迫害致瘋；有的由於藥物發作很快死亡。
調查結果顯示，用“精神病治療”手段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案例遍布中國23個省市自治區，至少有上百所省、市、縣、區的精神病院參與了迫害。從案例的數量及分布範圍看，對法輪功學員的濫用精神藥物的迫害，是一個有計劃的、自上而下系統實施的政策。至少有一千多名精神正常的法輪功學員被強迫關進精神病院、戒毒所，許多人被強迫注射或灌食多種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並遭受長時間捆綁、電擊等酷刑，至少15人被這樣迫害致死。
（四）超越法律體制的610辦公室
1999年6月7日，江澤民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毫無根據地誣蔑法輪功，把法輪功定性為一場“政治鬥爭”，把法輪功打成中共的政治敵人，刺激中共的鬥爭神經，並下令成立了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因為成立於6月10日，對外稱為“610辦公室”。隨後，這個“610辦公室”從上到下遍及全國各級政府，具體負責打擊法輪功的所有事務，中共黨委領導下的政法委，媒體、以及政府機關的公檢法部門和國安等都是其打手。
“610辦公室”名義上在國務院掛牌，實際上是一個在國家和政府體制之外的黨務組織，不受任何法律條文以及國家政策規定的限制，是一個超越國家法律體系和政府體制的，擁有極大調度國家資源的超權力機構，類似於法西斯德國的蓋世太保，作惡多端。江澤民下令鎮壓法輪功之後，1999年7月22日，新華社發布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等的講話，公開支持江澤民迫害法輪功，這一切都從共產邪黨的嚴密組織上，配合了江澤民邪惡計劃的實施。
有眾多的案例證明，凡是和法輪功有關的案件，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都無權自主處理，必須聽命於這個“610辦公室”。許多被捕、被關押、和被虐待致死的法輪功學員的家屬，在向公檢法體系查詢投訴的時候，都被告知需要“610辦公室”來決定。
而這個“610辦公室”的存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其在向中共所有體制內機構下達命令的時候，大多數時候沒有書面命令和通知，只有口頭傳達，而且規定所有聽傳達者不許錄音、不許錄像甚至不許文字記錄。
這種臨時專政機構，正是中共歷來無法無天的慣用伎倆。在中共歷次政治整肅運動中，都是以這種非正常手段和非正常的臨時機構領導，如中央文革小組，來把共產邪黨的暴政推向全國。
中共在長期暴政和高壓統治過程中，用暴力、謊言和封鎖資訊練就了世界上最強大、最邪惡的國家恐怖主義，使其殘暴和謊言欺騙運用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規模和程度更是空前絕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積累了系統有效的整人、害人和殺人的方法和經驗，殘酷、狡猾與奸詐。前言例子中的丈夫受不了警察的威脅和騷擾，下毒手掐死了善良的妻子。這正是中共以媒體欺騙、政治壓力、株連、威脅等等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扭曲人性、煽動仇恨的惡果。
（五）利用軍隊和國庫財政力量
中共對國家軍隊的控制使其在鎮壓人民時敢於肆無忌彈、為所欲為。這次對法輪功的鎮壓中，江澤民不但動用警察、武警，而且在1999年7-8月間，當全國有數十萬、甚至數百萬手無寸鐵的老百姓要上訪北京，為法輪功申訴冤情時，江澤民直接動用了軍隊武裝，在北京市內一些地方佈置了士兵，除此之外，還在通往北京的要道上布滿了荷槍實彈的士兵，配合警察攔截和抓捕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江澤民直接調動中共的武裝力量為血腥迫害掃平了道路。
中共對國家財政的控制，成為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經濟後盾。遼寧省司法廳高級官員曾經在遼寧省馬三家“勞動教養院”的大會上承認：“對付法輪功的財政投入已超過了一場戰爭的經費。”
雖然目前還不清楚中共究竟動用了多少國家經濟資源和人民的血汗收入來迫害法輪功，但是推算一下就不難看出會是天文數字。2001年，來自中共公安內部的消息顯示：僅天安門一地，抓捕法輪功學員一天的開銷就達170萬到250萬人民幣，即一年的支出達6億2千萬到9億1千萬。全國範圍內，從城市到邊遠的農村，從派出所警察，到公安局，再到各級“610辦公室”人員，江澤民為迫害法輪功估計至少雇佣了數百萬人，這筆工資花費可達每年上千億元人民幣。不僅如此，江澤民花費巨額經費擴建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勞教所和建立洗腦中心和基地等。例如，2001年12月，江澤民一次性投入42億元人民幣建立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洗腦中心或基地。
江澤民還用金錢刺激和鼓勵更大批的人參與迫害法輪功，很多地區，每抓到法輪功學員獎勵數千乃至上萬元。而在對法輪功的迫害邪惡至極的遼寧馬三家勞教所，中共一次性獎勵所長蘇某5萬元人民幣，副所長邵某3萬元人民幣。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是這場邪惡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劃指揮者，他利用了中國共產邪黨的運動機制發動了對法輪功的迫害，對這場歷史罪惡負有不可逃脫的責任。而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邪黨及其長久歷練出來的殘暴機制，江澤民也根本就不可能發起和進行這場邪惡迫害。
江澤民和中共互相利用，冒天下之大不韙，為一己和一黨之私而反對真善忍，是這場罪惡與荒謬能夠發生的真正原因。
五．江澤民從內部打倒了中共
江澤民出於一己之私，利用共產黨固有的邪惡，在中國搞了這場針對修煉“真善忍”的民眾的血腥迫害，對社會上這股向善的、對國家社會最有益無害的力量發起征討。這場迫害不僅把國家和人民拖入一場罪惡和災難，也最後從根本上打倒了共產邪黨自己。
江澤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惡手段都利用來對付法輪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極大破壞，這從根本上毀壞著國家政權的統治基礎。
江澤民集團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國家財力、物力和人力來來打擊法輪功，鎮壓好人，給國家和社會造成極大的負擔，給金融系統帶來了極大的壓力。中共根本無法持久進行這場註定失敗的迫害，只能靠挪用民眾的存款、發行國債(國庫券)和誘惑海外投資來維持。
中共和江澤民在迫害中使用了流氓、殘暴、欺詐等各種手段，將中共的邪惡經驗之大全，在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全盤托出。
中共和江澤民動用了一切宣傳工具來造謠詆毀法輪功，為鎮壓和迫害製造藉口。然而紙包不住火，當謊言最後被揭露出來，當這一切邪惡因為迫害的失敗而曝光、而廣為人知時，其造謠宣傳的工具再也欺騙不了民眾，中共就徹底失去了信譽，失去了民心。
江澤民在1999年鎮壓法輪功之初，曾打算“三個月”解決法輪功。但是中共低估了法輪功的力量，低估了傳統和信仰的力量。
自古邪不壓正，邪惡是不能從人們的心中“鏟除”善良的。五年多過去了，法輪功仍然是法輪功，而且在世界上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江澤民和中共卻在這場正邪較量中大敗，也把其自身的流氓、殘酷和邪惡本性暴露無遺。江澤民現在聲名狼藉，內外交困，正在面臨眾多的法律起訴和要求清理、法辦與繩之以法的呼聲。
中共本想利用這次鎮壓來鞏固其暴政，結果不僅沒有能夠“充電”，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洩盡。現在中共已經壞得不可救藥，就像一顆爛透了的枯樹，無需風吹草動，自己就會倒塌。任何妄想挽救共產黨的企圖到頭來只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不僅勞而無功，而且將毀了自己的前程。
結語
當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是這場邪惡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劃指揮者。江澤民充份利用了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地位、整人手段、運動機制而發動了這場對法輪功的迫害，對這場歷史罪惡負有不可逃脫的責任。另一方面，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邪黨，江澤民也根本就不可能發起和進行這場邪惡迫害。中國共產邪黨，從它產生之日起就與正義和善良為敵，以鎮壓為手段，以迫害為能事，以一黨統天下的思想控制為其統治基礎；共產邪黨出於其本性，懼怕真善忍，仇視法輪功，其對法輪功的鎮壓和迫害，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江澤民和中共在打擊“真善忍”時，使假、惡、暴、毒、邪、腐敗等乘機泛濫，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大地上普遍的道德淪陷，社會風氣惡化，人人深受其害。
中共與江澤民之間的互相利用、狼狽為奸，把二者的命運也綁在了一起。法輪功正在起訴江澤民，當江澤民被繩之以法的時候，中共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
對修煉真善忍的一群好人進行毫無人性的迫害，天理不容。江澤民和中共的惡行，也將給人類留下永久和深刻的教訓。
鎮壓後的法輪功洪傳世界各國
今天，法輪功已經跨越國界、種族、宗教與語言等因素的限制，廣傳世界各地。
除亞、歐、非、澳、南美、北美外，非洲也有不少人學煉法輪功，埃及、南非等地都有法輪功學員。在2004年5月的美中地區法輪大法修煉交流會上，一位法輪功學員講述了她在埃及、坦桑尼亞、毛裏求斯等地向人們介紹法輪功的動人故事。2005年，另一位法輪功學員在紐約國際法會上，與數千名法輪功學員分享了她去東非洪法的感人經歷，她親眼見證兩位當地人在2、3個星期的煉功中迅速從嚴重的病魔中康復。
法輪功在東歐那些原來實行過極權體制的國家中也同樣被傳播，並受到歡迎和尊敬。俄羅斯、烏克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波蘭等國都有人煉習法輪功。在2003年3月的日內瓦修煉心得交流會上，來自俄羅斯的法輪功學員Tanya女士感動地講述了她的經歷。她曾經身患癌症，身上很多器官被切除。在她生命垂危時，醫院裏一個護士給她介紹了法輪功，煉功後，她的癌症不知不覺地好了，而與她曾在一起的另一個癌症病人已經死去。為呼籲停止對法輪功的鎮壓，她一個人走上了天安門，告訴人們“法輪大法好”。
法輪功還在種族衝突紛擾、戰火紛飛的中東地區得到飛速發展。在以色列，煉習法輪功的當地居民在最近幾年中成倍增長。在特拉維夫、海法、納塔尼亞等各大城市的公園中，隨處可見煉功人群，而且幾乎是清一色的非華裔煉功者。在2003年的日內瓦，一位以色列學員介紹了她的心得體會，她在以色列一個交通不便的小鎮上介紹法輪功。
即使一些對外來信仰持比較保守態度的國家，法輪功同樣受到當地人民的歡迎。2002年5月，法輪功被印尼西加裏曼丹省府衛生局授予褒獎。法輪功應邀參加雅加達郊區丹格朗市鎮回教阿西地基亞學館舉辦的規模盛大的法輪功介紹大會，與會者有三千多名回教徒及國會議員、回教長老首領等。2005年3月，《轉法輪》被翻譯成伊朗文，經過伊朗政府批准在全伊朗發行，伊朗很多公園都有法輪功煉功點。
到目前為止，法輪功的書籍已經被譯成30多種文字，傳播到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獲得政府機構、官員和團體組織的1300多項褒獎，100多項支持議案，1000多支持信函。這樣一個通常信仰團體需要幾百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達到的發展程度，法輪功在短短13年就完成了，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奇蹟。
值得慶賀的是，法輪功在六年的滅絕性迫害中，面對被世界公認為最強制、最殘忍的中共極權，面對前所未有的邪惡迫害，面對整部國家機器的全力鎮壓，法輪功能夠走到今天，而且越來越壯大，前景越來越光明，這更是人間的神跡。
歷史已經見證了而且還在見證著法輪功的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