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我叫陳勵，女，今年三十一歲，來自中國廣東省湛江市，原是廣東省汕頭大學藝術學院美術設計系九六屆面向環境藝術專業的一名在校大學生。
一九九六年我有幸開始修煉法輪大法。通過修煉我多年的慢性胃炎、鼻炎、肩周炎等疾病一掃而光，從此無病一身輕，身心健康。修煉後我努力學習，熱心助人，年年拿獎學金，德育評滿分，是一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政府開始迫害法輪功以來，由於堅持信仰“真善忍”，不放棄修煉法輪大法，在中國遭受中共的長期迫害，多次被非法判刑和勞教。
一、迫害前奏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得知中共政府在全國迫害法輪功，在大陸大規模抓捕大法弟子，就和鄧暉等幾個汕頭大學的大法弟子一同到北京上訪，申訴我們修煉大法後身心受益，於國於民百利而無一害，結果信訪局大門還沒進，就被警察遣送回校。鄧暉被拘留了十五天，我和其他幾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在汕頭大學招待所，藝術學院領導老師及汕頭市“六一零”惡警輪番對我進行恐嚇和威脅，要我寫下到北京上訪的整個過程和認識，十天以後才釋放我。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中旬，我得知中國政府將法輪功定性為“X教”後，我給珠海一個大法弟子打了一個電話，沒想到電話被監控，當天晚上接近零點時汕頭市“六一零”惡警將我從學生宿舍帶走，在汕頭大學派出所連夜對我審訊逼供，審訊一直進行到第二天凌晨五點，惡警陰險地問：“你今天都幹了些什麼。”我一頭霧水，“今天不就是去了一趟圖書館嗎。”
惡警冷笑：“在信息這麼發達的時代，你幹了些什麼你以為別人不知道，我們就是不告訴你，看你老不老實交代。”坐在我旁邊藝術學院的黨委書記趙曉愛在我耳邊輕聲的說：“電話，電話被監控了。” 惡警最後問我“你對中國政府定性法輪功為×教有什麼看法。”
我回答說我對政府的決定深感遺憾，“六一零”惡警見我不妥協馬上以“有擾亂社會秩序的傾向”為罪名將我非法拘留了十五天，把我非法關押在汕頭市婦女收容所（裏面關押都是些妓女），每天強迫我勞動十六小時，拘留期間，汕頭市電視台等媒體用攝影機鏡頭強行對準我，第二天我就成為汕頭市家喻戶曉的“×教徒女大學生”，中共要想整誰，一夜之間就可以把你搞臭。
拘留釋放後，因我不肯寫保證書放棄修煉，汕頭大學校長張湘偉迫於上頭的壓力找我談話一個小時，問我選擇法輪功還是學業，以開除學籍來威脅我放棄修煉，他見說服不了我，拍台拍桌，給我加壓力。為了讓更多的眾生知道法輪大法的真相，戳穿中共的謊言，我決定再次去北京上訪。
二、廣東韶關監獄──“腳鐐生涯”暗無天日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底我和大法弟子鄧暉（當時我大學四年級，鄧暉上研究生一年級）為了大法再次到北京上訪。一到北京就被北京警察抓捕，將我們關進廣東駐京辦事處，並通知學校派出所來人將我們遣送回校。在遣送途中我們成功地逃走。上訪無門，我們就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打著橫幅“法輪佛法”，走了十幾米遠，警察看見後馬上衝上前奪過橫幅，並將我們送上警車，審訊後送往北京東城區看守所。
在東城看守所我們煉功學法，那些管教就指使倉裏的牢頭和在押人員對我們拳打腳踢，牢頭用腳多次踢我的胸部，以至胸悶。有一次，我和同倉的幾個大法弟子在倉裏學法背經文，一個女管教進來不由分說先給了我一個耳光，然後拉我出來，一邊拉一邊打，把我推倒在地上，用穿著皮鞋的腳照我頭部和身上亂踢，又拖進管教室，用腳踩住我的嘴，不讓我出聲， 她又拿個“豬頭”企圖將我窒息，此時管教室的電燈突然間滅了又亮，亮了又滅，她嚇得馬上住了手，問我還煉不煉功，我說“煉”，最後給我戴上了手銬。
二零零零年元月十三日，北京東城區法院給我和鄧暉非法判刑一年半，成為廣東省首先在北京判刑的大學生。關押期間他們不通知我親人，指定律師為我作有罪辯護，開庭時也沒有通知我親人。二零零零年三月底將我們送往北京罪犯遣送站。在那強迫我們長時間勞動，強迫我在獄警面前蹲下認罪，我不就範就讓犯人強行將我壓倒在地。我一煉功，獄警就讓犯人用手掌寬的黑布條將我全身捆綁起來，用腳踩住我頭髮，不讓我起來，我一動身，他們馬上就對我拳打腳踢。
同年四月八日將我與鄧暉送到廣東省韶關監獄。在韶關監獄強迫我們長時間勞動，獄警強迫我在她們面前蹲下認罪服法，我不就範，她們就多次用電棍電我。有一次我早上起來在監倉裏煉功，被看管我的牢頭報告給專門做我思想“轉化”工作的指導員羅暉。羅暉揚言要馬上給我上手銬，她的話音剛落，此時天閃雷鳴，短短幾分鐘內大洪水湧進監倉，犯人們趕著搶險，她只好作罷。後來我又煉功又被牢頭舉報，羅暉馬上就用手銬把我銬在廁所的鐵窗上示眾，幾天幾夜後，讓我寫認識，我就寫了一份我修煉後身心受益的認識，羅暉馬上給我上腳鐐。十幾斤重的腳鐐帶了將近三個月，每天戴著腳鐐去工房回監倉，連洗澡、上廁所、睡覺都不解下來。那些犯人以為我是殺人犯，好奇的詢問我。我回答說我只是因為修煉真善忍。羅暉、尹隊長、陳隊長這些女惡警怕更多的犯人知道法輪功的真相，不許犯人與我說話，否則犯人就被罰分不給減刑。從此開始對我進行長時間的洗腦迫害，嚴冬季節又把我送到武漢女子監獄，讓那些“轉化”了的法輪功學員做我“轉化”工作，不寫下“三書”不許睡覺，不許坐著，並要給我加刑。一年多來，在高壓恐怖之下，我精神高度緊張，幾乎都崩潰了，我承受不住這種長期的洗腦迫害，違心痛苦的“轉化”。
三、三水省婦教所──“黑房子”度日如年
二零零一年二月，韶關監獄釋放我回家，當地遂溪縣“六一零”主任黃寧要我每天到他指定的派出所去報到。在家中我得知我媽（她原也是法輪功學員）每天被他們上門騷擾，長達半年之久，我被迫離家去了珠海，因沒有身份證找不到工作，到處流離失所。同年四月十五日，我在珠海市吉大竹苑小區派發我和我姐陳勁手寫的法輪功真相傳單，被小區的保安發現後將我綁架到派出所，後又送往珠海第一看守所三十七倉，後又把我轉到三十四倉。
在倉裏我煉功，牢頭報告給管教。專管法輪功的那個警察馬上叫犯人抬了一個“十字架”刑具進來，把我手腳銬在“十字架”上（這種受刑稱為“上飛機”），就像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一樣，大小便都在“十字架”上，我絕食抗議，倉頭就對我拳打腳踢，對我進行灌食，把“飛機”立起來，懸掛在空中長達半個小時之久，我痛不欲生。
“上飛機”上了一個多星期，我屁股出血了，管教怕出人命叫犯人把我解下來，給我洗了個澡後又把我銬上去，就這樣“上飛機”長達二十多天。後來我又煉功又被管教“上飛機”上了一個多星期。幾個月後，給我非法判勞教兩年，被送到臭名昭著的廣東三水婦女勞動教養所，期間根本沒通知我親人。
在三水婦教所法輪功專管大隊二大隊，每天都有十幾個人圍著我做“轉化”工作，叫兩個人夾控我（就是去哪都有人跟著），有一次發現我傳經文就不讓我到廁所大小便，長達兩個多月。二零零三年中共十六大後，在全國對法輪功進一步迫害，要求“轉化”率達到百分百。三水婦教所把我送到廣州槎頭勞教所和花都勞教所做我“轉化”工作，我不“轉化”，又送回三水。
二零零三年二月，三水婦教所將我單獨關押在教學樓的一間房間（門窗都封上報紙，稱為“黑房子”），在“黑房子”裏，孫大獰笑著指我為“×教徒”，叫幾個吸毒勞教人員對我進行凌辱迫害，我不念貼在牆上的誣蔑法輪功的標語就不讓我上廁所，大小便全拉在褲子裏。既不讓我站也不讓我坐，強行蹲著，屁股下面就放著師父的照片，我不配合，警察就叫吸毒人員給我上手銬腳銬強行讓我就範，直到將我衣服扒光，把師父的照片硬塞到我陰部，我無法想像他們如此的變態，如此的流氓。我的眼睛睏了，一閉上，那些吸毒打手就用書打我眼睛和頭部，或者用口水唾我的眼睛，七天七夜的折磨，我的腿動彈不了，昏死過一次。三水婦教所專管法輪功的所長唐廣莉到“黑房子”看我說：“出去後，學校也不要你回去了。” 二零零三年四月期滿後將我釋放，學校不讓我復學，給了我一張肄業證。
二零零三年九月，經朋友介紹我在深圳一家私立學校教書，因學校不提供住宿，在外租屋住，只因有楊小蘭等大法弟子去找過我幾次，同年十月中旬深圳“六一零”警察上出租屋將我綁架，當時我正在房間裏洗澡，我不開門，他們十幾個人就破門而入，將我捆綁起來，我大聲喊“法輪大法好”，他們就用毛巾堵塞我的嘴，其中一人用他穿著皮鞋的腳用力踩我的腳，當時我的一個腳趾頭就被踩斷了。他們把我的房間翻了個底朝天，翻不出什麼，就把我綁架上了警車。深圳福田“六一零”有名警察，他自稱是我師兄，他把我押到福田看守所，進所簽名時，他故意將他的名字寫得很草，好讓我無法得知他的姓名。後將我非法拘留，拘留期間他們多次提審我，我不配合。我絕食，他們就對我灌食。那名自稱是我師兄的“六一零”警察有一次提審我時，讓我觀看揭批法輪功錄像，我不看，他馬上把門關上，開始對我拳打腳踢，我的頭被他踢得昏昏沉沉的，他打完我後惡狠狠的說“都是你害得我加班，上頭說了打死你們這些人算自殺，不用負任何法律責任。” 在中國，警察是可以無法無天的，視人命如草芥。
拘留我十五天後，深圳福田“六一零”以我不配合工作為由對我進行刑拘，後被非法判勞教一年，又一次將我送到三水婦教所迫害。這次被關押他們也沒有通知我親人。
剛進勞教所很快就把我送進“攻堅隊”的“黑房子”裏迫害，我又一次遭受精神和肉體的種種折磨：每天六名警察和四名吸毒犯人輪流洗腦迫害。我一說“法輪大法好”，犯人們馬上由夾控者變成打手，把我按倒在地，騎在我身上，在我耳邊尖叫狂叫，輪流在我耳邊大聲叫喊誣蔑法輪功的話，我的耳朵被刺激的“嗡嗡”作響。有一次有個看管我的女警察把門窗關上，叫吸毒犯人用腳踢我，我大聲喊叫“警察打人啦”她才叫人停止。
在“黑房子”裏，每天只讓我睡一、兩個小時，甚至不給睡覺，大小便、吃飯、洗澡要蹲下申請，允許了方可。一個月後我沒“轉化”，為了避人耳目，他們把對我洗腦的地方搬到空蕩蕩的教學大樓，教育科張科長和幾個科長親自夾控，犯人打手又增加兩個，輪流對我洗腦迫害，所長唐廣莉和謝素宏經常來“黑房子”威脅我，這樣暗無天日、生不如死的日子長達將近三個月。
四、三水省法制教育所──人身攻擊
二零零六年“五一”期間，因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沒有我姐（她也是大法弟子）的音訊，我去了珠海找她，同時又想在珠海找份工作。沒想到五月十日我從珠海人才市場出來，剛下公共汽車，幾名便衣警察出示警察證說請我幫助調查一件事，我出於本能害怕想走脫，他們馬上將我綁架到珠海香洲一家賓館，在一間很像提審室的房間裏馬上對我進行詢問筆錄。一開始騙我說有人舉報我，結果提問我時都是問我知不知道我姐去了哪裏，說我姐夫去了美國不回來，找我姐姐和小孩又找不到。我說我正在找我姐呢，當然不知道她在哪裏。他們問不出什麼，馬上翻我的包，發現包裏有一個MP4和電子書，幾個小時後他們把我挾持到珠海唐家保安培訓基地招待所，讓幾個人看管我。兩天後，騙我說通知我親人來接我回湛江。結果來的不是親人，而是遂溪“六一零”辦主任黃寧及三個警察。警車把我送到湛江所謂的法制教育學校。他們沒有通知我親人，把我單獨關押在一間房間裏，二十四小時不給出門，我絕食抗議他們才通知親人。法制學校校長付少群看見我發正念，就用鞋子打我的手。我絕食，所謂的法制學校校長付少群、副校長黃建軍、惡警揭麗華、楊小寶（這不是他的真名，人稱他“小寶”）及其幾個保安打手對我進行惡性灌食，他們用長管子從鼻孔直插入胃部，那種滋味真是生不如死。我手上帶著一塊手錶，法制學校怕我看時間整點發正念，校長付少群帶著惡警揭麗華、楊小寶和幾個保安打手氣勢洶洶的衝入房間搜我身，強盜式地將我的手錶搶走扣壓，中共真是活脫脫的流氓土匪出身。
海外很多大法弟子得知我受迫害的情況給湛江“六一零”之首陳軍（據說是部隊特工出身，黨性很強）及湛江“六一零”警察打了很多次電話，陳軍很害怕，一個多月後以我不“轉化”為藉口，送往三水省所謂的法制教育所繼續迫害。
在三水，我絕食一個星期以抗議非法關押，三水法制所關押了我三個多月，每天專門找一個人看管我，看管我的助教（就是聘用來專門看管法輪功學員的人）叫夏新暖，她用盡一切陰險手段防止並制止我煉功，經常侮辱我的人格，有一次我在警察、助教面前揭穿她監控我的陰險手段，她惱羞成怒，衝到我面前用長指甲抓我。在法制所做我“轉化”工作的有警察楊輝文、陳月琴、馬俊等，她們幾乎每天都上門羞辱我，對我洗腦。專職做我思想工作的，是一名剛從中國公安大學畢業培養專門做所謂的“轉化”工作的年輕警察，他自稱姓“靖國神社”的“靖”，企圖用色欲來勾引我。每天從早到晚有警察、助教、專門做所謂的“轉化”工作的人圍著我洗腦，有時多達六、七個人七嘴八舌對我進行人身攻擊，誣蔑大法和攻擊師父，威脅我不“轉化”就送勞教所。在洗腦班關押我長達五個月之久，我不妥協，他們沒辦法，只好通知陳軍將我接回湛江法制所，最後又要我父母到湛江法制所寫擔保書才把我釋放。
我從洗腦班出來後，當地“六一零”主任黃寧以我不“轉化”為藉口繼續扣壓我身份證，並大言不慚對我家人說最好是家裏人長期供養我，不用找工作了。在湛江，當地“六一零”警察長期監控我，我沒“轉化”隨時都會拘捕我，現在中國大陸已有二千九百多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有的大法弟子被活體摘除器官，我如果再次被他們抓捕，隨時都有生命危險。
我這七年來受中共迫害的血淚史見證中共什麼豹狼魔鬼的凶殘行為都做得出來的。寫到這裏，我想起我在三水婦教所認識的大法弟子楊小蘭（她也被關過三水婦教所的“黑房子”，有大法弟子說她目前仍關在廣州女子監獄），二零零三年九月我在深圳一家私立學校教書時，她有時到我的出租屋看我，記得她當時告訴過我她在三水婦教所經歷的一件事：她被關進三水婦教所的“黑房子”之前，有兩個警察背著槍來找她，陰險的問她“你選擇跟共產黨走還是跟李洪志走”，楊小蘭回答“我跟師父走”，那兩個警察馬上要蒙上她的雙眼將她帶走，她不從，這時婦教所的警察覺得先送楊小蘭進“黑房子”，看她在“黑房子”能否“轉化”再視情況而定（因為進“黑房子”的幾乎都“轉化”了），所以那兩個警察才沒將她帶走。楊小蘭說她當時有點害怕，真不知那兩個警察會將她帶到哪兒去。是否是將她帶到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集中營呢？
從楊小蘭告訴我她經歷的這件事更可以證實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是真實存在的，中共殘害生命、滅絕人性、蔑視人權的暴行，人神共憤。
我呼籲世界所有正義的人，本著正義與人道主義伸出援助之手，共同制止中共對法輪功修煉者的邪惡迫害，解體中共惡黨，儘快結束這場史無前例的人間悲劇。
中國人啊，要清醒了，不要被惡黨所迷惑了，你今天是人民，不知哪天又變成中共專政屠刀下的冤鬼了，趕快退出黨團隊吧，為自己選擇一個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