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李彬【慧園】我叫李彬，女，1973年4月10日出生於吉林省東豐縣。1996年8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1999年碩士研究生畢業於東北財經大學，同年到北京工作。
1999年11月因參加廣州法會被捕，2000年元月我因堅持信仰被警察送入吉林省四平精神病院，遭受了非人的迫害，而後2000年4月又被非法判處一年勞教，先後被關押在北京東城看守所、北京勞教人員調遣處、北京新安女子勞教所，九死一生。2004年7月輾轉來到美國。
在精神病院的一個月的迫害，幾乎使我喪失了全部記憶。幾年的時間才使我的記憶力有所恢復。我能夠在今天保持健康的精神，全靠法輪大法給予我的力量。今天，我把我能夠回憶出來的在精神病院遭受的身心摧殘揭露出來，讓大家看看惡黨對百姓使用的是什麼手段。
先後被關押在兩個“東山看守所”
1999年11月我因參加廣州法會而被非法逮捕並被關押在廣州東山看守所。
1999年12月26日左右，警察把我押送到我的東北老家，一路上一天一夜一直被銬著手銬，過往的行人都用奇異的眼光看著我。警察勸我放棄修煉法輪功，並說如果同意放棄立即就放我回家和家人過年（當時很快就要過年了）。
由於我沒有同意放棄，他們將我關押在吉林省東豐縣的東山看守所（巧合，同廣州的看守所名字相同）。當大家都在歡天喜地慶賀千禧年的時候，我的父母和親人卻因為我的遭遇而非常的擔憂，因為在此之前他們已經失去我的消息幾個月了。我的母親甚至因此而精神恍惚，原本很年輕的臉龐變得異常的憔悴，原來令她引以為自豪的是她雖年齡大卻沒有白髮，這時黑髮陸續開始變白了。我是父母最驕傲的孩子，用她的話說：我的大女兒是個非常善良非常優秀的孩子。從小到大從來沒有在我身上操過心，為什麼長到這麼大了反而讓他們傷心了？
由於中共的鋪天蓋地的謊言宣傳和洗腦，我的母親也受到了毒害。在看守所接見的時候，她求我放棄信仰，甚至於跪在地上，哭天喊地，現在想起來都令我心碎。
被警察非法關押到四平精神病院
第一次聽到“四平精神病院”的名字是在我十歲上小學四年級的時候。那時我從小最要好的一個朋友的母親因為懷疑丈夫有外遇精神上受了刺激，被送到四平精神病院住了幾個月，後來每年都要在這所精神病院住幾個月，直到離開人世。我的朋友每天跟我講她的母親被強行抓上車的情形，令我聽後不寒而慄。後來我才知道那是一家很有名的精神病院，記得同學之間開玩笑，動不動就會說：“把你送四平去”（就是指送到精神病院去）。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我的生命中會遇到和好朋友的母親同樣的遭遇。警察說如果我不寫放棄修煉法輪功的“保證”就不能放我。2000年元月的一天，警察利用我母親怕我被送去勞教或被判大刑的怕心，將我關到四平精神病院迫害。
那天的天氣奇冷，冰天雪地，我腳上穿著的是一雙後跟已經踩塌幫了的單鞋。一路上父母也沒有跟我說去哪裏。望著窗外冰天雪地中依然傲立的青松，我的內心更加堅定。到了精神病院門口，我才覺得有些奇怪，但是母親謊說她身體感覺不舒服，要進到那裏去打點滴。
我只好跟隨她進去，上到了三樓（具體幾樓記的不太清楚了），走廊的盡頭是大大的幾個紅字“神經科”。沿著走廊我看到每個房間的門上方都有個長方形的小牌子，忘記了是誰把我們領到其中的一間病房。母親已經不堪重負，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了，一頭倒在床上，精神也有些不太清醒了，倒像是得了精神病。我只好陪在病床的邊上。
第二天清晨，天剛濛濛亮，我醒來，便坐在母親對面的床上打坐。大約過了二十幾分鐘，來了一個50幾歲模樣的女人（後來知道是精神病院一個什麼頭的妻子），把我母親叫醒，並開始對我進行抨擊，說什麼：“她母親都病成那樣了，她還在那煉功，真是不孝順”，“這丫頭精神出了毛病吧，政府都定性了，她還堅持。”，“這丫頭太癡迷不悟了”，還有安慰我母親的話：“他們這幫人都有偏執性精神障礙，慢慢來，別著急”云云，我在一旁哭笑不得。停止了打坐，跟她打了聲招呼，給她講法輪功到底是什麼，但是無濟於事，她覺得我簡直不是正常人。
大約白天上班的醫生都到了，一名女醫生把我叫去，說是要問一些問題，我想正好向她洪法。在她的辦公室裏，面對面她問了我一些我在幾次被警察審訊時問過的一模一樣的問題：你什麼時候開始煉法輪功的？煉功之後有什麼感覺？政府都定性了，你為什麼還堅持煉？你為什麼堅信法輪功一定是正確的？等等。我如實回答，希望她能夠正面認識大法。
被騙入精神病房並被強行注射不明藥物
我忘記母親在那裏打了幾天點滴，只記得有一天上午醫院上班不久，幾個穿著白大褂的醫生來到母親的病房，每人胸前都戴著一個牌（標明職稱和名字），其中一個胸前佩戴“神經科主任”字樣的40幾歲的男醫生，問了我一些問題，其中很多是重覆那個女醫生的問題，然後騙我說：“我們樓上還有很多醫生想要聽你洪法，你跟我們來。”我不知是計，只覺得有人要聽大法的真相，那當然高興，於是同意跟他到樓上。
沿著樓梯，走到最後一個台階，發現是個封閉的樓道，對著樓梯的是一個大鐵門，我正琢磨著這個鐵門很類似監獄的鐵門，醫生打開門，我隨後跟了進去，還沒等我反應過來，鐵門銧當一聲重重的關上了，我感覺不對，本能的轉過身去，拼命的敲門，近乎絕望的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感覺到一種無法形容的無助……
這時，幾個醫生將我強行抬進了緊挨著走廊盡頭的一間病房，記得那個走廊很長，長的讓我感到非常的陰森和恐怖，比牢房要恐怖一萬倍。這時，我腦海中浮現出在廣州東山看守所被抬入牢房的情景。而在精神病院的一幕，要比那裏的情景更加慘烈。
在走廊盡頭的一間病房，他們強行用白色的帶子將我渾身上下捆綁在床上，無論我如何拼命的掙扎也抵不過他們的力氣。然後，他們幾個人按住我的胳膊，給我注射了不明藥物，我奮力掙扎，努力的想保持頭腦清醒，但是無濟於事，我敵不過藥物迅速在我身體內所起的強大作用。也就是2∼3分鐘的時間內，我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思維越來越慢，逐漸的失去知覺，最後昏迷過去，不省人事。
當我再次睜開眼睛時，天色已晚，我大約沉睡了一整天。我發現自己是被一陣吵嚷聲驚醒的。我環顧四週，看到病房裏有六張床，一張張神經兮兮的臉，一雙雙神經兮兮的眼睛告訴我我已經是在真正的精神病人呆的病房，再看看我自己，身上的外衣已經換成了條狀圖案的白色病號服。這時，正有一個20幾歲的女人被抓進來，據說是因為她剛剛結婚，在結婚之前，並沒有告訴男方她有精神病，結果婚後犯病，被強行送來。看著這些人，我的心裏酸酸的，對世人升起了憐憫之心。
我告訴自己，不能就這樣呆在這裏，我要出去，於是，我開始絕食抗議。結果，他們又開始給我注射一種藥，不知道是葡萄糖還是什麼，而且醫生說：“不能這樣讓你餓死，所以得給你身體補充營養”。我想：不能這樣被他們折磨，我還要護法呢。無奈之下，我決定吃飯。
被迫服用大量不明藥物
後來我才知道：那個走廊，整個一層樓都是關押精神病人的病房，筒道的兩側分別是廁所和病房，大約有六七個房間，其中走廊盡頭的那間最大，大約有近二十個床位，其餘每個房間大約有七、八張床。那間最大的房間就成了白天睜開眼睛就要去報到的地方，整個樓層大約有六、七十個病人，每天白天都要集體在那裏坐著。
白天，所有的精神病人都要到那個房間裏集合，大家坐在床邊，酷似在牢房裏每天的坐板，不同的是，在監獄裏不用吃連自己都不知藥名的藥物。
當所有的病人都端坐好了之後，要等主任帶領一些穿白大褂的醫生來探視，一名護士跟隨其後，推著車（類似廣州餐館賣早點時推的車），小車裏裝著藥，醫生走到跟前時，遞給病人一大把不知明的藥物，然後遞上一杯水，病人一手接過藥，一手接過水，在醫生的監視下，還有其他病人的眾目睽睽之下，將藥服下。然後還要將頭低下，伸出舌頭“啦啦”的發幾聲，才算過關，次次如此，無一例外。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被迫吃了多少片藥，只知道其中至少有安定和安眠片。
每日睡覺之前還要重覆吃同樣的藥，又是一大把。
沒有人敢拒絕吃藥，否則就會被綁在床上，強行對頭部實施電擊療法（電療）。我自從96年修煉法輪功後，就再也沒有吃過藥。但是在精神病院的一個月裏吃的藥，我感覺比我一輩子吃的藥都多。
被迫接受頭部電療
電擊療法是精神病院的常用療法之一。雖然往往被電擊治療的人不知道自己被頭部電療時的慘相，卻也都看過別人被電療時的可憐樣子。
我並不知道我在那裏要接受頭部的電療，直到有一天，我看見有一個精神病人在睡覺時，被白布條綁在床上，床頭放著一個很大的儀器，大約有和床一般高，寬度大約是三分之二單人床的寬度，用電源接著一個兩巴掌大的平板（沒看清是何種材料），幾個醫生將那個平板放在病人的頭頂，通上電，電擊她的頭部。那儀器發出的震耳的聲音就足以使人感到恐怖，再看看躺在床上的病人，卻一無所知，整個頭部不停的顫動，而且口吐著白沫，樣子很淒慘。我在一旁看著，自言自語的說：“可憐，可憐”。這時，旁邊一個精神病人跟我說：“你比她還可憐呢，我看見你被電療了好幾次呢，就這樣。”
我說：“那我怎麼不知道呢？”
她說：“怎麼能讓你知道呢，誰被電療的時候都不知道，都是趁著睡覺的時候偷偷的電。你比她還慘呢，你被電之後，出門走路去廁所都迷迷糊糊的，提著褲子（因為褲子肥大，不合身，有時就要用手提著），走不了直路。”
這時我才反應過來，其實我被電的時候竟然一點兒都不知道。太恐怖了，我根本不知道也想像不出他們用什麼辦法使我被頭部電療的時候能夠讓我絲毫感覺不到，我竟然一無所知。如果這樣豈不把人電死了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我不知道在那裏醫生趁著我午睡時給我做了多少次頭部電療。當時，我的精神已經被摧殘的麻木，哪裏還會想到自己的大腦因此已經受了很嚴重的傷害。
我在精神病院的起居和飲食
起床、早飯、吃藥、坐板、午飯、午睡、電療、晚飯、二次吃藥是每天不變的程序。逐漸的我也和大家一樣，對這些既定的程序形成了條件反射，每天如同機器人一樣，按照醫生和護士的指令行事。
我不記得在那裏曾經洗過澡，只記得那裏的洗漱時間不比北京勞教人員調遣處的洗漱時間長。連上廁所用的衛生紙都是定量的。由於被迫服用了藥物和被施電療，頭腦那時已經不很清晰，做什麼事情都是迷迷糊糊的，如同與外界有隔閡，連自己說話的聲音聽起來感覺都不是很清楚，好像是在聽別人講話。
吃的是大鍋飯，還要排長隊，動不動這些病人就為了一口飯、誰多誰少了而爭吵起來。記得那時候，負責盛飯的是一個長年住在那裏的精神病人，她和我住在一個房間，知道我是因為煉法輪功進來的，就對我格外的照顧，總是給我留很多飯，也不管我吃不吃得了。
她還告訴我：“哈靜波（我母親學校的一位老師，也是大法弟子）剛剛被放出去，她在這裏也是遭了不少罪。我知道你們都是好人，政府不讓煉咱就別煉了，何必招惹麻煩？小胳膊擰不過大腿。”連精神病人都知道法輪功是好的。
那裏很多病人已經成了常客，就是每年固定時候要去報到的，還有單位送去的。大部份是因為某一件事情想不開，且總是不停的想，想到精神失常。有不同年齡的人。呆的久的病人會欺負新來的病人。而且有時表現得還很兇，但那些精神病人都知道我是煉法輪功的，所以都用另樣的態度對待我，比那些醫生還清醒。她們時不時的還勸勸我別再堅持煉了，免得受苦，早點回家多好。
每天坐板的時候，有的精神病人就會開始叨咕她們自己那點事情，那神經兮兮的意識不清的眼神讓人看了頓生憐憫之心。她們太可憐了。有時，家人探視好不容易送來點吃的，怕別人偷吃了去，就裝在袋子裏，走哪兒帶哪兒。她們對我都很友善，而且，還捨得把珍貴的食品分給我，但我每次都不忍心吃她們的東西。
不僅白天要面對那些病人，連睡覺也不例外。有一次，正在睡覺，被一陣唏噓聲驚醒，睜眼一看，眼前一個女孩子拿出了我所有的內衣，挨件往身上套，嚇了我一跳。和我住在同一間病房的盛飯的那個精神病人也被吵醒，發現我受了驚嚇，抓起這個女孩子的頭髮打了一頓。直到我不停的叫她不要打了她才肯放手。後來才知道，那個女孩子是在夢遊呢。
如果沒有內心對大法的堅信，我不知道有沒有力量讓自己在那個環境中不崩潰。
“主治醫師”王凱
記得剛被關進去的第二天早晨，一群醫生來探視，那個把我騙到樓上的主任出現在我的面前，把身邊的一個小個子醫生介紹給我說：“王凱，你的主治醫生。”我抬眼看了他一眼，見他穿著白大褂，戴著胸牌：主治醫師 王凱。他的身高不足一米七，人看上去很瘦。
不記得我幾天要受到一次這位主治醫師的“關心探視”。印象之中只記得他總會來，而且這些醫生每次出現，都要對病人進行言語刺激，說出的話並不是關心的話語，而是些連挖苦帶損人的話，而且都是針對那個精神病人心痛的事情下手。因為他們從沒有把這些精神病人當人來治療，而是把他們都當作了不正常的聽不懂人話的另類。
王凱聽信了中共的造謠宣傳，所以對我問起話來也是中共的那一套，每次談話都達不到他想要的結果（讓我放棄信仰），便說我是嚴重的“偏執性精神障礙”，簡稱“偏執”。
記得有一天探視時，他說：“我們院裏開始評職稱了，英語要過關，聽說你的英語特棒，能不能幫助我一下？”我說：“可以，沒問題。”後來記得他也問過一些英語問題，但是因為當時自己的記憶力已經受到藥物的損害，感覺很多英語語法都模糊不清了。
妹妹的意外探視
在那裏，屬於隔離治療，是不允許輕易被家人探視的，甚至比勞教所的規定還嚴格。誰要是有家人來探視了，別人都羨慕的不得了。
有一天，護士突然大聲喊我的名字：“李彬，家裏來人了”。我正覺得奇怪，跟著護士從坐板的房間回到了我當時睡覺休息的病房。看見妹妹和她的男朋友已經在那裏等我。妹妹滿臉眼淚的對我說：“姐姐，你這是何苦呢？你就說句不練了，不就回家了嗎？”後來她的男朋友也是勸我要明哲保身之類的勸說。我便向他們講述我修煉之後身心受益的感受。
我還問妹妹為什麼管制這麼嚴還能找機會進來看我，她告訴我說送禮給了主治醫師王凱，還請他吃了飯，才允許探視。
離開精神病院後痛苦的繼續
妹妹來探視之後的幾日，也就是我在精神病院呆了近一個月的時間，醫生帶著父母出現在我的面前，說要帶我回家了。我的確盼望著離開那個可怕的地方，後來才知道因為哈靜波（我母親的同事）又要被關進來了，他們怕我們在一起更加堅定。
回到家裏，我並沒有得到我預想的安寧。當天晚上，我就失眠了，是因為在精神病院服用了大量的精神刺激藥劑，包括安眠藥片，突然停止了服用，就造成失眠。我整夜整夜的睡不著覺，眼看著眼眶逐漸的發青，人也漸漸瘦了下去，就是睡不著覺。那種痛苦難以言表。
這樣持續了幾天，我的身心受到極大的傷害。一天，我不經意的拿起身邊的一本英文詞典，看到了很多看似熟悉的單詞卻不記得是什麼意思，我突然發現：我失去了記憶。我的眼淚流了下來。我開始努力去回憶我被關押在精神病院之前所發生的一切，我竟然想不起來也記不清楚我昔日可愛的同修們的名字和樣子，也不記得我是怎樣被關進精神病院的，更忘記了我在廣州參加法會的那段難忘的日子。我瞬間感到一種莫名的無助，我的精神近乎崩潰了。
在那種艱難的處境下，一方面我的信仰受到嚴重的阻礙，找不到自己要看的大法的書籍，非常痛苦；另一方面，我被迫承受著男朋友的情感上的傷害，過著情關。我感到精神承受著極大的壓力，幾乎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連呼吸都感到非常的困難。
記得那段日子裏，不斷的深深的嘆氣已經成為了自己都覺察不到的習慣，感覺只有長長的嘆口氣才可以緩解我的壓力，甚至出現開始目不轉睛的數頭髮、摳指甲類似真的精神病人常做的動作了。也許那是生命本能的轉移精神痛苦和壓力的一種動作。感到沒有力量可以支撐著我站起來，只記得當時失去記憶的我腦海裏竟然頑強的呈現幾個詞語：法輪大法，真善忍，我的男朋友的名字和他的電話（以前我是不用電話號碼本的，所有的電話都是記在腦子裏，而那次其它的電話號碼我都不記得了）。足以可見當時我精神上承受了何等的刺激和打擊。
警察和政法委的人每隔幾天就要假惺惺的來我家“看望”，表示“關心”，其實就是監督我的思想狀況。母親一直將他們攔在外面沒有讓他們見到我，因為母親知道，他們肯定會追問我是否寫“保證”之類的問題。因為我不能總呆在家裏，還要工作的，後來，母親只好放我回北京。我借此逃脫了警察的魔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