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林慎立夫婦林慎立滿嘴都是柔和的上海普通話，長得卻是一副山東大漢的樣子，一見人就憨厚地笑，叫人很難想像他有那麼不尋常的經歷。林慎立現在和太太住在多倫多，他們最惦記的人是弟弟林鳴立。
林氏兄弟是老上海，家境不錯，人緣挺好，朋友鄰里都親切地稱他們“大林”和“小林”。林鳴立在中國發生的對法輪功的迫害中被抓了，到現在也沒有什麼消息。國外生活壓力大，林先生和林太太除了忙活自己的生活，剩下的時間都用來為弟弟和其他法輪功學員呼籲，停止迫害。
我一直就對這個堂堂正正從中國的勞教所中走出來，來到加拿大的法輪功學員的故事感興趣，我有幸得到機會對林慎立進行了專訪。下面是我的筆錄。
尋師問道
我和弟弟煉氣功可有歷史啦，80年代大陸出現氣功高潮時，我們都學著煉了不少功法，氣功書更是沒少看，因為悟性好，我們還都顯得小有成就，出了一些特異功能。
我們兄弟倆感覺能發功後，分別做起了“氣功師”，動手發能量給別人治病。開始也真的治好了幾個人，甚至小林還使兩個癌症病人好轉了。所以在本地小有名氣。
不過我們治完別人的病之後，回家特難受、甚至會生一場大病。隨著給人治病越來越多，我們兄弟兩人也開始提前衰老。
90年代初，小林和我都到日本留學。繁重的學習壓力使我們更加疲憊，年紀輕輕就已經感到生命在衰竭。
96年的一天，我的一個氣功朋友從廣東帶了《轉法輪》和教功帶給我，當時我很忙就讓弟弟先煉了。後來小林來找我，看到他我感到很驚奇，“哎？你怎麼氣色這麼好了？眼睛都發亮”。小林笑著對我說，“我現在可是找到好功法了，煉功的時候能量真強啊，才煉兩個月就……”。
從此，我就開始修煉法輪功了。《轉法輪》中講到有人用氣功給別人治病後自己回家生病的事情，還把原因講得一清二楚，簡直就像是講給我們聽的。法輪功告訴我們不能依靠外界力量，而應該通過自己心性的提高來改變自己的狀況。
我留學後回上海就開始做生意，俗話說商場如戰場，和人之間有利益上的矛盾的時候不少。在做生意的時候，每當遇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失時，我就用真善忍的道理來要求自己，保持內心的平和，因為為人不錯，雖然沒有暴富，可也是小賺不賠，生活平靜而安樂。
97年，進宇走進了我的生活。年底的一天，我去我們的練功點煉功，練功點來了一個清秀的姑娘，後來我知道她叫李進宇。進宇那時候是回國探親，她一直很羨慕那時國內的修煉環境，所以回國探親時一有機會就到練功點參加集體練功。我當時很熱心，常幫練功點上同修的忙，也包括進宇。
我們在一起很投機，也常在一起談煉功的感受，修煉的感悟，未來的生活。漸漸的，我們的心拉近了。98年的時候，我們一起去新加坡旅遊，在那裏碰到了兩個丟了護照的上海老鄉。我們儘量的幫助了他們，這兩個人通過我們，看到了大法的美好，結果就都開始修煉了。
共同的人生感悟把我們聯繫在了一起，我們覺得我們應該為了對方和更多人的幸福走到一起，99年3月，我們在上海登記結婚。之後，進宇就回加拿大幫我辦移民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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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慎立夫婦 |
風雲突變
99年7月20日， 我照常到煉功點煉功，煉功點上氣氛不太對勁，功友們三五成群的談論，說外地很多煉功點的輔導員一夜之間就被抓了。
回想這個月煉功點周圍總是停著警車；常有些穿著制服的警察和便衣監視我們煉功；有一次一個不認識的人攔著我不讓去煉功點……。
看來這件事情不簡單。我們這一代人都經過過“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對共產黨的手段是有一定的認識的，但是當時我們對中共的本質認識是不夠的。
當時我們認為，這回可能又是中央的哪個老頭子糊塗了，對我們有誤解。我們沒有什麼政治上的目地，只是爭取一個平民百姓每天去公園煉功的權利，對共產黨又沒有什麼危害。而且我們煉功袪病健身，為國家還省了醫藥費。說清楚了，應該沒問題。
所以我就用當時中共政府給老百姓反映情況的正常渠道──“上訪”，去反映問題。那天，我們來到市委門前，過道裏、花園裏有很多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在等待接待。當時負責接待的是上海市政法委書記劉雲耕。
劉雲耕見到我，就問：“你叫林慎立吧?!”
我很驚訝，作為中共的省級幹部怎麼會把我這麼一個平頭百姓的名字記在心裏？
緊接著他又說：“讓你別去日本你還去！這次又來幹嘛？”
我恍然大悟，上半年我去參加在日本召開的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臨行之前有兩個自稱“街道幹部”的人來找我，告訴我不要去，後來才知道是政保科的。看來此事至少是劉雲耕這個級別的人過問的，原來從那時候，中共政府就對我進行監控了！所以這次7.20對法輪功的鎮壓是早有預謀的。
既然來了，該說的話還得說，我們煉功，參加法會又不是什麼虧心事，所以我沒有理會他的質問，而是善意地講明了來意，要求放人。
劉雲耕說：“你怎麼知道他們不該抓？”
“他們只是在煉功、修心、做好人。沒有罪為什麼要被警察抓？”
劉雲耕身後的一個政府工作人員強硬地說：“像你們這樣完全可以抓！”
我不解了，按國家規定的上訪制度來反映情況也有罪嗎？
因為上訪人多，每組人只有5分鐘，我沒說幾句，就被“請”了出去。
回家後得知，其他來不及進去的法輪功訪民，都在晚上被警察趕上了幾輛大轎車被拉走了。我在家越想越不是滋味，總覺得話還沒來及講清。明早上，我還得上訪。我深深地感覺到這次事情不像剛開始看到的那麼簡單，共產黨一貫的做法就是秋後算賬，我既然被掛了號，也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我知道我再去上訪，很可能就回不來了，我那七十多歲的老母親就會沒人照顧。但是我還得去，我主動去上訪，至少事情還有一線希望。為了澄清事實，為了有個天理公道，為了我那些被抓的同修，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門上訪。
可萬萬沒想到，剛出家門我就被抓了。昨天晚上，片警就到大院門房裏來“上班”了，我剛要出院門，就被女片警叫住，我堅持要上訪，又有一個男警察從門房裏走出來，直接把我拉上警車帶到派出所。
拒絕“轉化”
到了派出所，警察們圍著我辯論《轉法輪》講的合不合理，一直說了好幾個小時，中午飯也沒吃。我挺奇怪，這些警察又不煉功，跟我辯論這些有什麼意義？他們那些對《轉法輪》斷章取義的話都是從哪來的？
然後我又被帶到了公安禮堂，上海法輪功輔導站的協調人們都在這兒。我因為出國參加過法會，被公安們作為“重點對像”，按照輔導員處理了。
公安禮堂裏面一副文革大批判的架子，由一個警察帶著看誣蔑大法和大法師父的錄像。然後像文革一樣“要團結絕大多數，孤立極少數”，發給大家每人一份登記表，添個人信息，對法輪功的態度等。添放棄修煉就可以回家。
我和很多人都寫下了：堅決要煉法輪功。被帶回派出所繼續“反省”。
這次警察的態度已經十分強硬了。逼著寫反對法輪功、保證不再煉的“認識”，我堅決不寫。天色已晚，我要求回家，警察喊：“不認識回不去。”我說：“我又不是犯人，為什麼不讓回家？”警察吼到：“你以為你在什麼地方？這裏除了警察，就是罪犯！”
10點多，派出所的一個頭頭來看我的態度，看我這麼堅決，就讓步說不管內容是什麼，都要寫認識，於是我就寫了法輪大法有多好的認識。警察小心翼翼地把我送回了家，連家門都是他替我開的。這些都發生在7月21日，中共聲稱“取締法輪功”之前。
從此以後，我家門口總有兩個警察站崗。每天早上8點警察準時敲門帶我去派出所“繼續認識”，晚上9點左右回來，把我軟禁在家中。
兩個多月，我無法做生意，也見不到別人。直到我的妻子從加拿大回來，警察們不好再站在外籍公民的房門口，才暫時結束了軟禁。
艱難歲月
10月，我們無法接受這些不公正的對待，去北京上訪，結果我被行政拘留15天。因為進宇是加拿大公民，所以從看守所放出後，被驅逐出境。
長期的隔離，我想見見以前的朋友，尤其是一起煉功的功友們，不知道他們最近怎麼樣了。12月的一天，我去功友家串門，剛到門口就被埋伏在那裏的警察抓了。
中共以“非法串聯”的“組織者”為名，判我勞教一年半。
勞教所裏我充份品嘗到了共產黨監牢“教育感化的改造”的滋味。中共的名言是“謊話說壹千遍就是真理”。所以他們每天圍著我給我洗腦、用電視節目洗、用報紙洗、用中共編纂的誣蔑法輪功的書洗……每逢“7.20”這個敏感日，勞教所洗腦素材就會花樣翻新。對法輪功學員的稱呼也一次次改變，“X教份子”、“反革命份子”後來是“恐怖份子”，反正什麼時髦用什麼。
可是在任何情況下我都牢記師父的教導，按照真善忍做一個好人。因為我不轉化，被加刑半年。被關在一個小屋子裏，派三個犯人日夜監視我。
勞教所裏每天都做很長時間的奴工，製作出口的皮球。每天吃的飯是陳年的大米。這些大米顏色蠟黃，米粒只比石子兒軟一些，還混著像小刀片一樣割喉嚨的稻穀殼。但是作苦役又累又餓，不吃又不行，於是每次就像吃藥一樣用水沖下去。至於菜，都是每棵菜最外面的爛葉，吃的時候，看著我的一個農村來的犯人還自言自語：“我們家的豬都不吃這樣的菜。”
在超時超負荷的強迫奴工和惡劣的生活下，我全身起血泡、潰瘍。
但最苦的還是寂寞，兩年的時間，勞教所不許我的母親和其他親人來看望我，進宇通過國際紅十字會帶給我的所有信件一封也沒給過我。在勞教所裏也接觸不到其他法輪功學員。
我思念我的親人們。當時進宇在加拿大多方呼籲，為我到處奔走，在中國使館前持續靜坐，還用自己的繪畫技能創作美術作品來呼籲……。但當時我無從得知這些。兒是娘的心頭肉，我不在家時，老人基本是一個人生活，心中的那個痛苦真是怎麼形容都不過分，特別是在我弟弟也被抓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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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鳴立夫婦 |
00年的720他就被跟蹤、電話監聽等，01年，小林在小區負電話費的時候被警察綁架了，穿著拖鞋就被抓走了。洗腦班上關了2個多月，我弟妹都不知他到哪去了。後來他又被勞教了。他和我關在一個勞教所，但警察就是不讓我們見面。02年初我因為海外的營救被放出來，那時小林還在勞教所。隨後我出了國。所以我從99年底被抓後，至今沒有見到他。
艱苦的生活裏唯一讓我欣慰的是我可以接觸上的監視我的三個勞教犯人，聽我反覆告訴他們法輪功真相後，對大法和我的態度越來越好，其中一個還真的開始善待我了。他們晚上經常吃些方便麵改善一下，他總說要給我也泡一碗。我想都是受難之人，他能吃點方便麵也不容易，就都謝絕了。本來嘛，我們師父就是教我們對不是親人的人也像親人一樣好。我就把他們當親人對待了。
同樣的日子，不同的境遇
我釋放後出國，受到加拿大從政府到人民的歡迎。我經常參加與法輪功有關的各種慶祝和營救活動，特別是每年的7月20日，我都要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參加一年一度的全世界最盛大的法輪功遊行、心得交流會，呼籲停止迫害，在自己選定的修煉道路上繼續精進。經常能在大會上見到尊師，我感到真是幸福。
兩廂對比，我更掛念弟弟小林。小林在03年從勞教所出來後，我一直想方設法幫助小林出國，但事情還沒有結果。在大陸，一到7.20就是“敏感日”，弟弟就要被監控。05年10月9日，他再次被中共當局非法抓走。至今仍被關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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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渥太華國會：林慎立先生在考特勒議員等的幫助下與妻子李進宇女士重新團圓。 |
聽完這段經歷，我又問大林現在的情況，首先是家庭是否和睦。試想如果不是7年前的那個7.20，大林夫婦可能會像其他夫妻那樣平靜的生活，但那一刻，卻註定了他們成為一對患難夫妻。李進宇營救丈夫的事曾牽動了很多加拿大人的心，還被拍成了電影，《真理和正義不可戰勝 --- 李進宇和林慎立的故事》，在各大城市放映。每當看到歷經魔難的夫婦二人終於在機場重逢，加拿大觀眾們總是報以熱烈的掌聲。
但畢竟他們在迫害中被分開了很久，夫妻共同生活的日子實在很少。而且兩個人都在迫害中身心承受了太多的傷痛，後來生活中有沒有矛盾呢？
大林坦言：“是有的。好在都是修煉人，懂得去互相理解對方，取長補短。進宇在我被勞教後，一直四處奔走，多方呼籲，真是太辛苦了。”
問及生活來源，現在大林在工廠裏工作，李進宇靠畫畫為生，雖然沒有國內做商人和畫家的收入和名望，但是收入穩定，有法律保障，更不用擔心無辜被抓，這份安定是用多少錢都買不來的，所以大林很滿意現在的生活。
我問他：“那你還有什麼願望嗎？”“有兩個願望，希望小林能早日出獄，另外我的母親已經82歲了，我希望我能快些擔保她過來和我們團聚。當然了，最大的願望就是迫害早日結束，讓所有受難的家庭都早日團聚。”
談話結束天已黑了，我告別林慎立先生。加拿大的夏夜，晚風輕拂，清爽安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