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銘刻著一位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的
德國新教牧師留下的發人深省的短詩。尼莫拉曾是納粹的受害者，他在晚年懺悔自
己當年的道德污點時寫下的這首詩同樣適用於今天的情形：
“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
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
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
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多麼沉痛的懺悔！可是一切都已經晚了，因為人已身陷納粹集中營了。面對邪惡而
作“看客”等於同謀！對此，愛因斯坦留下了一句千古不滅的名言:“在長時期內，我
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意見，對它們沉默就會使我
覺得是在犯同謀罪。當那些非常惡劣和不幸的情況發生時，正是我們一次又一次
的默不作聲，助長了這種惡劣的氣燄，使惡行得以在人間肆無忌憚。在這一意義上，
我們都不僅僅是受害者。英語裏有句成語說，沉默不是中立。”(“Silence is not
Neutral.”)
在中國近代的每一次政治運動中，當權者都成功地運用了“95%對5%”的心理戰術。每
次運動的任何一個階段，只有5%的人是挨整的對象（他們被定義為“一小撮”），而
其餘的95%則是安全的。這就助長了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即不擇手段地加入95%，
甚至以犧牲他人為代價，而對於那5%所遭受的痛苦與不公卻冷漠以對，視而不見。
然而這5%卻輪轉得非常頻繁，到頭來整個民族都成為屈從於強權的受害者。
有一位中國作家對於文革前後國人的人性作了精闢的論述：“在文革期間，正該是站
起來(仗義直言)的時候，每一位公民卻都跪了下去(屈從於強權與迫害)；在文革結
束後，正該是跪下去(反思與懺悔面對強權與迫害的沉默)的時候，每一位公民卻都
站了起來(控訴與鳴冤)。”文革結束後，全國人民齊聲控訴“四人幫”，把所有的責任
都歸之於“四人幫”，卻很少有人能像尼莫拉那樣反思一下自己面對迫害、面對罪惡
的所作所為。面對罪惡，整個民族都曾作過“看客”，卻只有作家巴金先生有勇氣將
自己置於道德法庭上審判。
今天，中國的法輪功學員第一次衝破了這個“95%對5%”的“怪圈”。不是一個兩個人，
而是成千上萬的人不怕當那5%。他們勇敢地站起來，為了自己的信仰和尊嚴，為了
人間的公義，不論自己屬於5%，1%，抑或是一個人！
縱觀中國數千年歷史，人們面對強權的壓迫，多不外乎兩種情形：或如陳勝、吳廣
揭竿而起，以暴易暴，或隱忍求安，甚或吃人血饅頭。而法輪功學員對於強權鎮壓
不屈不撓的和平抵抗開創了中國的嶄新歷史。他們不願低頭屈從於強權和暴力，不
願違心說謊。面對壓迫，他們高昂著頭顱，只為了說一句真心話：“法輪大法好。”盡
管他們深知這樣做的高昂代價。他們因為信仰而遭受了政治迫害，但講事實說真話
決不是搞政治，而是作為人應有的道德行為，關乎道義和自由，關乎人的尊嚴，關
乎每個人的道德良心。
在拘留所、勞教所和監獄裏，每一個法輪功學員都曾面臨抉擇：只要放棄對“真、善、
忍”的信仰，那怕只是違心地在“保證書”上簽個字，他們可以馬上獲得釋放或減刑。
他們中有多少人本來是可以保留自己的學籍，黨票，工作的，如果他們說假話；他
們本來是可以不被抓進各種各樣的拘留所，如果他們說假話；他們本來是可以不在
各地流離失所，餐風宿露的，如果他們說假話；他們本來是可以免於起訴，不必在
監獄裏飽受折磨的，如果他們說假話；他們本來是可以不被毆打致殘，甚至失去寶
貴的生命的，如果他們說假話。說真話的代價是那麼的巨大，說假話的誘惑是那樣
地強烈，可是，他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