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注]本網站所轉載的參考資料皆為非修煉界人士所撰寫，不一定和法輪功學員的認識相同。）
在廣州時，有位姓蘇的老知識分子講了這麼一個道理：他說對於人的道德提升和良心教化，除了“宗教迷信”，任何法規和思想教育都是不濟事的。接著他舉了個例子，說珠江三角洲這地方，有很多街路和建築的修築都是要讓位給一些參天古樹的，這倒不是因為人們有環保意識，而是“迷信風水”造成的，在廣東人看來，那些參天古木都是有靈性的“神樹”，活了幾百年是風水使然，動不得。
就樹木而言，宗教與迷信的結果，客觀上保護了生態環境。試想，如果沒有神威佛法的震懾，有什麼法律能阻擋住愚昧的農民對自然資源的破壞？筆者前不久到山西考察時，也發現了這種奇特現象在內地也是普遍存在的，黃土高原的生態，可以說已經被我們的祖先和今人破壞的很徹底了，但一些百年古松，千年古柏竟然能活下來，沒被砍伐掉蓋房子當柴燒，不能不說法律這東西，在宗教迷信面前顯得多麼蒼白無力？現在國內很多旅遊勝地也是這樣，自然生態保持得很好，也不能不說這些地方，原來是因為有大量宗教場所的緣故。
說到宗教場所，筆者是自詡為無神論的，而且經常與有神論者辯論，但有些時候，可能是由於才疏學淺罷，面對一些僧尼道士的問題也是瞠目結舌。有一次在中岳廟，開玩笑的問一位道長：你們出家人，當真認為有神的存在麼？那位道長卻笑著反問：你為什麼來這裏？來這兒做什麼呢？我說我是來遊山逛景啊。道長說：是了，這不過是一片大山大嶺而已，普天下皆是，你何故偏來此地呢？我說同是大山大嶺，這裏與別處是不同的。道長又笑問：有何不同？我說這兒不是有中岳廟嘛。“那麼，中岳廟裏都有什麼呢？”道士又反問，我說有菩薩，有道長啊。那道士大笑：就是啊，你說了半天，不還是奔著神仙來的嘛！
過去，經常聽到人們念念有詞的為自己的誠信打賭發誓：上有天，下有地，離地三尺有神明。我若如何如何，天打五雷轟云云。這說明發誓的人還有他最後的道德底限，還有個“神明”在約束規範他的行為。但是當人們不肯發這樣的誓言時，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因為法律和政策這些東西再嚴密，也總是有空子可鑽的，法律的執行，多半是民不舉官不究，再則，沒有證據也不能執法，然而，又有哪個違犯法律的人會主動留下證據給人起訴呢？
不過神的約束就厲害了。據說在西方基督教國家的法庭上，訴訟雙方要執行兩種起誓方式，一種是憑良心和法律責任，一種就是手按聖經憑基督徒的誠實信譽。在例行公事上，有些文件的擔保人，除了律師也可以委託神職人員，可見神和法在社會中具有同等地位。不可否認的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最大的區別，就是宗教文明的不同，不同的宗教文明造就了兩種不同的道德規範，西方人的處世準則是在個人誠實的前提下講求愛心和公共道德。東方人的處世準則是在不傷天害理的前提下獨善其身。西方的基督教或天主教要求信眾們以基督或聖徒為榜樣，從群體做起，人人平等，奉行濟世的犧牲精神，它是與社會發展同步的。東方的佛教或道教則是要求信眾從個人做起，廣渡眾生，主張與世隔絕的修練成佛成仙，與所在社會的發展互不相干。在西方宗教文明中出現了哥白尼，開闢了人類科學的新紀元，但在東方宗教文明中似乎除了張衡的地動儀，再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創造了。
當然，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原也有自己的宗教文明，是可以用來與西方的宗教文明抗衡的，這就是儒家思想，儘管後世的學者們不承認儒學是宗教，但它在中華民族文明進步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宗教的角色，如果它沒有經過五四運動，能健康的發展下去，它就是東方最大的一門宗教，這點是不庸置疑的。從東漢以來，歷朝歷代的中國統治者都視儒學為國學，以此來提高和鞏固國民的道德素質，精明的統治者都明白這個道理：只有人民的道德質素普遍提高了，才能夠保障社會的長治久安。儒學經過幾千年的演化和發展，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固有文化，這個固有文化並不只是中國人的專利，而是全人類文明的財富。儘管儒家思想有它迂腐落後的一面，儘管它鼓吹的是封建道統觀念，但它的思想精髓“忠，孝，仁，義，禮，智，信”，對東方文明發展的促進作用是不可否定的，它給中華民族帶來的“中國是個禮儀之邦”這一美譽，也是本世紀之前，全世界人民都一致公認的。
現今世界上流行的幾大宗教，都肯定神威佛法的存在，各自的神名稱不同，但意義是一樣的，即使是中國盛行過的儒教，也不否認神，五十年前的中國人，即使非宗教信徒，也認為“不事天地不敬鬼神”，是大逆不道的事情，這就是儒家教育的結果。人們心目中只要有了神，就會自動自覺的檢省自己的良心和靈魂，所以宗教的戒律，就能對人類的思想行為產生約束作用，而且沒有哪一種宗教的戒律不是教人向善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宗教對於人類文明，確實有它積極的一面。
我們再來看看中國的現狀，前不久，中共高層有一位精英理論家潘岳先生，已經提出了宗教這個敏感問題，肯定了宗教在提升國民道德質素方面的積極作用和意義，但看來他的主張很快就被封殺了，由此可見中共對政治改革的恐懼並非止於體制之外。中國的宗教，目前規模較大的有佛教，其次是道教，至於外來的基督教或天主教，歷來是受本土文化壓制的，從未興盛過。中共建政後，為了禁錮人民的思想，立即對所有的宗教進行迫害，像取締娼妓一樣，遣散了大批僧尼道士，充公了大量寺院廟宇，在鎮反中，槍斃了一大批“帝國主義宗教特務”。後來考慮到統戰和民族政策，才成立了《宗教事務委員會》，作為文物，才保留了一點像民主黨派那樣的花瓶擺設，在這個“委員會”的管轄下，中國的宗教界只不過是中共統治的附庸品而已。就是這一點擺設，在文革中也幾乎破壞殆盡，宗教的形象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成了“騙人的封建迷信”，成了“精神鴉片”，從此一蹶不振。
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共集團為了刺激旅遊業發展，不得不重新恢復了宗教界的一部份權益，比如使用土地，建築，收納信徒等，但與此同時，中共也沒有忘記在宗教中的滲透，在各大旅遊勝地的宗教場所中，都有大量的身懷黨票的光頭特務。這樣的宗教，其實並沒有它們實際存在的意義，因為大部份寺院廟宇，都是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而設置的斂錢工具，“普渡眾生”，只是為了“普渡”眾生口袋裏的人民幣。
中共這類流氓政黨，是任何事物都要為己所利用，要為它政治服務的，至於如何培養人民道德情操文明質素，對它來說並不重要，它所關心的只是怎樣鞏固自己的政權。什麼假冒偽劣，什麼男盜女娼，對它來說也都不重要，它關心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那些“愛國”的和尚道士，牧師神父們，與那些民主黨派人士一樣，都是被中共養起來的，吃中共的，花中共的，就要為中共作事，除了擔負著“愛國愛黨”的政治說教使命，還要保障完成政府指派的各種稅費指標。在文化教育方面，人民是得不到宗教知識的，中國人民對宗教的了解，還不如一本神話小說《西遊記》。所以說中國目前的宗教，並沒有完全發揮它們的特殊作用。
實際上，儘管中共喊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口號，但它對宗教的流行傳播是極不情願的，因為宗教是與它爭奪人心的。中共幾十年來，一直試圖以共產主義思想來取代宗教，在它把持下的國民教育也禁止青年人涉及其它信仰，中共的外圍組織共青團少先隊，嚴密的控制著青少年人的思想境界，在今天的中國，各派宗教的信眾也絕大多數是幾乎行將就木的老年人，這對中共當然是構不成任何威脅的，但是社會的動力和生命在哪裏？是在中青年一代身上，然而中國人民的精神世界，恰恰正是在這一代才出現了真空。
中國文革以來，在國民人生觀價值觀產生危機的情況下，中共以一黨之私，竟用一個即庸俗又乏味的學毛著標兵黨奴雷鋒做道德楷模，像產品般製造一個又一個的曇花一現的英雄模範充當文明表率，而這些“道德楷模”“文明表率”又沒有一個是形象完美的，更沒有一個是耶穌基督那樣的聖人。事實證明，在中國這塊社會主義實驗田裏，共產主義道德教育試驗是徹底失敗的。即使中共是清廉的，不腐敗的，也沒有“變色”，共產主義學說也不能永久凝聚人民的思想，因為它沒有神的位置，它就不具備宗教的神秘和威嚴，它沒有宗教戒律那樣系統的道德準則，所以它就不能具體規範人的行為。它只不過是一種美好的理念而已，其破有餘，其立不足，所以它也不足以懾服人的思想。如果現在誰能用經典的共產主義理論，來透澈的解釋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烏七八糟的社會現象，那絕對是個思想界的哲學奇蹟。
今天，當那個一度被中國人民崇拜過的偶像毛澤東，竟被他自身的淫穢醜惡暗淡了光環，那個一貫標榜偉光正的中共，也被其政府官僚的貪贓腐敗徹底糟塌了形象，中國社會在空前“繁榮”的後面，竟出現了空前的信仰危機，人民不信鬼不信神，良心泯滅，人性欠缺，空氣中瀰漫著剌鼻的銅臭，自然資源遭到瘋狂的掠奪破壞，民間出現了群體道德淪喪，富則拔扈宣淫揮霍，窮則志短雞偷狗竊，男盜女娼物慾橫流，老夫少妻雞鴨遍地，坑崩詐騙賣兒拐女……。中國社會墜落到如此深淵，中華民族難道就此甘於面對這些災難，接受這一文明滅絕的現實嗎？中國人民期待的是什麼呢？當然是道德的回歸和良心的覺醒，中國現在需要宗教！
值得欣慰的是，中國人民已經開始了道德的回歸和良心的覺醒。法輪功的產生無疑是這一回歸和覺醒的促進劑。“真，善，忍”，概括性地總結了中國傳統宗教文明中的全部有正面意義的清規戒律，以通俗，清新的面貌進入了中國人民心目中的信仰地帶。法輪功人的高尚情操和優良品德，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受到了社會的認同和讚許。中國宗教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宗教能像法輪功這樣，在短短的三年內，凝聚了海內外如此眾多的忠實信徒，在這些信徒中，有普通百姓，也有高級知識分子，有佛教徒也有道教徒，甚至有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中共黨員幹部，還有對政府忠誠的軍人和警察，更有對東方文化一無所知的外籍人士。難道這些人都是弱智白痴嗎？他們會認為自己是“邪教徒”嗎？除了一貫顛倒黑白，以謊言度日的中共之外，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會稱法輪功是“邪教”呢？
法輪功之所以能吸引心地善良的人民如此百折不回的追隨，就在於它對人民對社會有兩大無以倫比的益處：一是以意念練功健身袪病，二是用修練思想提升道德。無須任何附加條件，只要心誠，一席之地就可修行。至於法輪功的思想學說，在無神論看來固然荒唐，但站在有神論者的立場看無神論，不也是一樣荒唐嗎？大凡宗教，都有它對世界的獨特解釋，不然它怎麼能稱為信仰呢？所以反法輪功者的很多理論，以客觀的唯物觀點來認識，都是難以說服人的。真正的唯物主義者從來認為：科學與宗教是兩個不同範疇的事物，它們之間的理論由於南轅北轍，是構不成辯證關係的，所以像司馬南之流的“反偽科學”英雄們，幾年來所做的一切，真正有些實際價值的事情，無非是戳穿了一些騙人的“特異功能”戲法魔術而已。
筆者也曾經對柯雲路先生關於偽科學話題的長篇小說大惑不解，認為他是個走火入魔的荒唐作家，但現在從信仰自由的意義上看來，他是沒什麼錯誤的，人各有志，信不信由你，應該允許各種“錯誤思想”的“自由泛濫”，由人民自己去辨別選擇，這才是尊重人權。像偽科學，封建迷信這類意識形態上的東西，也是不應該作為法律來實行的。中共反法輪功的要害，真實目的並不在於它是否偽科學，而是這樣一個對社會對公眾沒有任何重大危害和侵犯的氣功組織，因為信眾太多而觸犯了它的利益，只是因它“執著”的認為“海外敵對勢力”支持了法輪功，敢於挑戰它的專制，挑戰了它的統治地位。對這樣區區一個民間氣功組織，中共竟然不惜動用國本進行鎮壓迫害，這只能在它的專制歷史上又重重的寫上一筆。
值得肯定的是，法輪功正在不斷地完善自己的思想學說，它也是當今中國社會最健康的，最嚴肅的，最有可能發展為宗教的民間氣功團體，法輪功的創始人李洪志先生，三年多來領導法輪功人，為爭取信仰自由這個基本人權，與中共江氏集團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和平抗爭，李洪志先生也以他個人的高風亮節，為全體法輪功人，乃至全體中國人民做出了道德表率。中共對法輪功的政策，不能再堅持打壓迫害，而應該認真地進行反省了，須知在二十一世紀的人權革命時代，以一政黨或政府之力，與人民搞對抗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事實上，並不是什麼法輪功在“勾結海外敵對勢力反共反華”，而是全世界一切愛好自由和平的人民都在支持中國人民反抗中共的專制暴政。對法輪功人的支持與否，是個大是大非問題，一切有良知的愛國知識分子，都要認清這個大是大非，應該立場堅定的站在法輪功人一方，譴責和抗議中共的野蠻行徑，支持他們的正義鬥爭。應該說，法輪功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受到了人類的廣泛敬重和認同，這是中國人民的光榮，是中華文化的光榮，也是中華民族文明復興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