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二)風雨正法路99年4月24日，當我們得知天津大法弟子被無理關押後，出於對政府的最大信任，我們連夜趕往北京向中央政府反映事實情況，和修煉法輪大法身心受益的真實情況，由於各地大法弟子知道信兒的都去了，人就多了，這就是震驚中外的“4.25”法輪功和平大上訪。
由於當時政府總理的開明處理，大法弟子的和平與忍讓，事情得到了妥善解決。我們便回到了當地，誰曾想，當地公安局找到了我單位，問我：“是誰組織的，又是誰讓去的。”我告訴他們：“沒有組織，沒有領導，都是自願的，因為我們都是大法弟子，抓他就等於抓我一樣，所以我就去了”。因為這句話，我在我們地區掛號了，成了他們認為的重點人物，從此，公安人員便三天兩頭的出現在我的單位，對我進行“拜訪”。
99年5月25日，單位有買斷工齡和放長假的政策，由於不堪警察無理的騷擾，我忍痛買斷心愛的工作回家了。當時單位其他的姐妹都哭了，都知道我是個好人，並且知道由於修煉法輪大法才使我從百病纏身的痛苦中解脫了出來，擁有了健康。
江澤民因為自己陰暗的心理加上小人的妒忌，公然不顧總理妥善解決的結果，竟剛愎自用利用整個國家機器來鎮壓“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信仰“真善忍”的普通百姓。鎮壓始發於99年的7月20日。
我決定進京上訪，當時的火車站，汽車站都有公安設卡，為了避開卡哨，我坐出租車到綏中，再轉車到山海關，從山海關坐火車進京，檢票時，檢票員說到北京的過這邊來，我一看已有十多個大法弟子被無理攔截，兩個警察將車票全部收走。帶我們去站前派出所的途中，我和另一位同修一閃身，走脫了。
我們繼續打出租車前行，當行駛到秦皇島車站時被截住了，兩個警察開始盤問，並要身份證，我們說沒帶，警察開始翻包，同修義正詞嚴的說：“不許動我的大法書。”警察還真聽話，但在我的包中翻出了手機和一些紙張，是關於開法會的內容，這兩個警察樂壞了，以為抓住了兩個法輪功“大頭目” （註：大法修煉沒有組織，更沒有常人中所謂的上下級關係，所有的學員都是平等的）。警察給秦皇島公安分局打電話，副局長來了，我開始向副局長講述自己全身是病，是大法拯救了我，講到最後我泣不成聲，副局長聽著聽著也流下了眼淚說：“我知道你們是好人，我戰友的愛人就煉，（上訪）沒用，回家去吧。”並親自開車送我們到車站，對車站的警察說：“是我的朋友”，就這樣我們順利的到了北京。
10月25日，江澤民又掀起了鎮壓狂潮，大法再一次被誣蔑，師父也再一次被惡毒的謊言攻擊，我和幾個同修決定騎自行車突破封鎖進京澄清事實。晚上7點開始出發，第二天早上我們就騎到了山海關，到山海關時天下起了大雨，我們全被淋濕了，睏倦、疲憊向我們襲來，很難想像一夜間我們男女老少騎自行車竟騎了三百多里路。我的腳上布滿了血泡，雙腿膝蓋處鑽心的疼，由於第一次騎這遠的車子，兩個大腿根都磨出血了。只要能洗刷對大法和師父的誣蔑，還師父清白，我們什麼都不畏懼，苦與累算得了什麼，生與死又何所懼。由於傷勢嚴重，到河北省有個叫野雞砣鎮的地方，我和同修分開了，我乘車先到豐潤縣，準備再乘火車到北京，當時豐潤盤查得很厲害。
當得知豐潤距北京僅有150公里時，我暗下決心：碰到同修一塊走，碰不到同修自己走，爬也要爬到北京。我買了雙布鞋順102國道向北京方向，開始了一個人一瘸一拐的徒步旅行。天漸漸的黑了，公路兩邊的住戶也越來越少了，我一點也不害怕，也不感到孤單。這時從我身後來一輛摩托車，繞我轉了一圈走了，過一會兒又來了，又繞一圈走了。在我的頭腦中有一個聲音告訴我：“從左邊走”，我立刻走到公路的左邊，正好有一輛汽車停在左邊，我在車的旁邊站了下來。一會兒，摩托車又來了，就在那找我，我就一念：不讓他看到我，他找了十多分鐘，沒有看見我，其實我就在他的對面。等惡人走了以後，我又開始了從左邊艱難的向前走，實在挺不了的時候，正好前邊有個加油站，路邊上還有個半間要倒的小房子，長滿了野草。我偎在路邊，用枯草蓋了蓋身體，心裏對師父說：“師父，等一會兒同修騎到這時，您一定喊醒我。”連累帶困我睡著了，也不知睡了多長時間，突然一陣風把我凍醒了，一看馬路上有兩個騎自行車的人，是同修！我大聲喊他們的名字，那一瞬間，是那麼的驚喜和激動！
99年11月3日，從北京回來，家回不去了，當地派出所到北京找我去了，負責看我的指導員因沒抓到我被降級調到別處去了。
我從此開始了流離失所的生活，誰沒有父母，誰沒有兒女，誰又沒有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實在是忍不住了，我用公用電話給家裏打了個電話，兒子在那邊哭，我在這邊哭，懂事的孩子問我：媽媽，你有錢嗎？當聽說我腿壞了，兒子哭著對我說，媽媽你要小心，別讓警察把你給抓去，我會照顧好自己的，你不要掛念我……過早懂事的孩子，本應該得到更多的母愛，卻因為媽媽做好人被剝奪了這一切，那一刻我的心都碎了。
2000年春節快到了，我的腿也好了，回到了當地，先住在我親戚家，還沒住上兩天，我的丈夫急匆匆的跑來告訴我：“你快走吧，寧遠派出所的警察聽說你回來了，王華日（寧遠派出所指導員）帶幾個警察把咱家都翻了。”我背著裝有換洗衣服的包，望著剛見面的愛子和恩愛的丈夫我心如刀絞，再一次與我的至親至愛生離死別，好不容易才團圓又要骨肉分離，做好人何錯之有？這是什麼世道啊？漫天大雪像是在為我的遭遇而哭泣……
2000年7月17日，寧遠辦事處找到我說：“婦聯專門為你來的，我們都是為你好，你看你才30歲，在單位裏幹的也挺好的，還是個門市部主任，掙的比我們還多（我的月工資是800元，在當地已是高工資了），上哪找去。你別頑固了，只要你說聲不煉了，由我們婦聯出面，班照常上，主任你還當，買斷工齡的錢也不往回交了。”我當即一口回絕：“工作是不好找，一份好的工作對誰來說都很重要，但是讓我說假話，出賣自己的良心的事我決不能幹。”我開始給他們講我身體原先是什麼樣的，學大法後不但自己的身體得到了健康，而且給國家節省了不少的醫藥費，給他們講我學大法後如何善待婆家人的。她們一看沒有達到她們的目地便說：“上哪找這麼一件大好事去，你太執迷不悟了，真是太頑固了。”
2000年7.20開始大抓捕，我是黑名單上的人，又被迫開始了流離失所的生活。
2001年興城大法弟子利用喇叭講真象，葫蘆島教養院、興城市政府及看守所、建昌、綏中到處響起了正義之聲，使人們從正面聽到了被封鎖的真象，震動了整個葫蘆島及省裏。不幸的是同年11月16日晚同修掛喇叭時，被抓，當時我正在資料點上（裏面有複印機一台，電腦刻錄機一台以及做喇叭用的工具）。午夜1點左右我被綁架到興城看守所，警察一看到我樂壞了：“可把你給抓住了，不容易呀！”
因我把手機藏起來了，惡警張傑臣對著我右肺部（原曾患有結核）就是一拳，王華日踢我一腳，被張國仁制止了他們的惡行。
在看守所我拒絕背監規，有一警察（後來明白大法真象了）氣洶洶的說：“為什麼煉法輪的進來都不背監規。”我告訴她：“我們都是好人，沒有犯法，背什麼監規，並且我要求無條件釋放。”管教說：“放你呢？你知道犯的多大案子嗎？該槍斃了！”女號裏的犯人由於受新聞媒體的毒害，看見我很害怕，別說靠近我，連說話都不敢。我慢慢的試探著接觸她們，並講自己得法前和得法後的經過，澄清了事實，使她們明白了大法的真象，並了解了江澤民邪惡的本質，善惡有報的道理，最後犯人們有的對我說，你真好。有的說，將來我出去也要煉功……
在看守所呆了28天後，我被無條件釋放，堂堂正正走出看守所。
2002年10月4日，正值北京緊張的召開“十六大”時，我在北京被一老頭和老太太認出是法輪功學員後被舉報，被抓。非法抓我的警察惡狠狠的說：這時候（指十六大），你還敢來，我讓你們當地吃不了，兜著走。他們把我關押在臨時牢房。
第二天一早，他們提審一大法弟子，她回來時腿一拐一拐的，臉上帶著哭過的痕跡，我大聲質問惡警：你們為什麼打人？警察說：沒打，不信你問問她。那個弟子沒吭聲，警察衝我大吼：你出來！我手拽著鐵柵欄大聲說：警察打好人啦！警察打好人啦！進來兩個警察把我硬扯出去說：“你坐這（走廊裏的椅子），叫什麼名，哪人？”我正告它：“你迫害我，讓我睡在水泥地上，從昨天到現在不給我飯吃，我犯病了。”警察卻詭辯：“你有怕心，沒修好，連名都不敢說。”我說：“要害怕我就不來了，法輪大法好是我喊的，你們現在槍斃我，我要眨一下眼睛，都不是大法弟子，我的命都是大法給的。為什麼不說名，是你們搞株連政策，給當地政府施加壓力，為了他們不受牽連，我就不能說名字。”惡警：“今天我說了算，關你半年，我就不信，你家裏不來找人。”我說：“你說了不算，我今天就是要堂堂正正的回家。”警察氣得瞪我一眼說：“把她送進去。”回去後，我和另一同修切磋，我說：“不能消極承受，一會兒，我躺那，你喊人。”
我躺在椅子上，心裏對師父說：“弟子一定要堂堂正正走出去。這裏不是我呆的地方，有許多事還等著我去做呢！”不一會兒，我全身哆嗦，同修大喊：“來人哪！”另一牢房的犯人也跟著喊：“來人哪，人不行了。”警察慌忙喊來了大夫，推著手術車，用警車把我送到北京公安醫院。在這裏他們仍然賊心不死，讓護士想方設法騙出我的姓名和住址，護士偽善的說：“小妹，你叫什麼名字，我不告訴警察。”我對她說：“我叫大法弟子。”她只好走了，工夫不大，手裏拿一張寫著“無名氏”的單子，說給我拍片。出來的結果是肺結核，警察一聽，都離我遠遠的，他們又把我帶回前門公安分局，半夜11點，把我放了出來。我憑著正念再一次闖出魔窟，回到家鄉……
十幾年的風風雨雨、磕磕絆絆，憑著對真、善、忍的堅信，闖過一關又一難。如今大法洪傳海內外六十幾個國家和地區，上億人修煉，獲得各種褒獎一千多個；而江澤民及其幫兇因迫害法輪功在海外多個國家被相繼起訴，討伐邪惡的正義之聲在宇宙的上空已經響起，正義必將戰勝邪惡，真理將再現人間。
(原載“明思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