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長征：逃跑還是北上抗日？中共的說謊、造假功夫在抗日，包括長征問題上再次得以淋漓盡致的展現。1949年後的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歷史教材裏，都清楚明白的寫著：“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堅持八年抗戰，才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特別是被毛澤東和他的紅色秀才們製造，並由美國記者愛德加 斯諾傳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傳了半個多世紀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更被冠上了“北上抗日”這樣一個無限正義和無限愛國的前提。在中共的授意下，“長征”竟成為一曲“革命浪漫主義的英雄史詩”，足以“動人心魄”。在“謊言重覆了一千遍就成為真理”的統治環境下，無數的中國人信以為真，而將中共灌輸的仇視和蔑視投向了“真正為抗日作出巨大貢獻的國民黨”。
歷史的真實就是：中共失敗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前文已經簡單談到，1934年10月16日晚上，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中，中共遭受了致命的打擊。中共中央紅軍為躲避政府軍的圍剿，不得不決定分批突圍。為了掩蓋這段失敗和逃亡的歷史，中共在後來的宣傳中用上了“長征”和“進軍”這些漂亮的詞語，用以欺騙世人。中共中央紅軍逃亡先後經過江西，廣東、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寧夏、山西，所經地區大部份為天氣和環境非常惡劣的地區，最後於1935年10月20日到達陝西。人員由原來的八、九萬之眾，抵達時僅剩三千人，而由於自然原因造成的減員有一半之多。
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底，中共的失敗和逃亡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共中央紅軍首先南逃至湘西。中共現代史教科書承認“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目標是與二、六軍團會合。二、六軍團在川湘黔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策應中央紅軍”。(湘鄂川黔根據地是中共紅三軍趁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國民黨兩次被迫停止和中斷圍剿之際，於1934年7月建立的)中共中央紅軍之所以要南逃到川湘黔邊境，正如中共承認的那樣：是因為川湘黔邊境“地處邊陲均距四省省會千里之外。反革命軍事力量薄弱……它重巒疊嶂，江河縱橫，進可以截斷長江交通，退可以憑借高山峻嶺，是土家、苗、白、漢等族雜居的地方……地方軍閥派系林立，極不統一，有利於革命的武裝割據……有利於根據地主力回旋……有利於我軍在敵人矛盾交錯中生存發展，有利於開闢根據地”。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是南逃湘西，意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圖謀在川湘黔邊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所謂長征北上抗日，只是後來“編寫”的謊言。
第二階段，在國民政府軍的圍追堵截下，中共中央紅軍被迫逃往西南企圖重新建立根據地。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渡過湘江後，如果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就必須與五、六倍於己的敵人打硬仗，這對於只剩下三萬人的中央紅軍，顯然有覆滅的危險。這時，毛澤東力主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避免鑽進敵軍佈置好的口袋，以在敵兵力薄弱的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於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決議放棄去湘西的計劃，決定建立川黔邊新蘇區，並首先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根據地。”於是“中共中央紅軍於1935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改向西南逃竄的目地，是為了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新根據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長征，更談不上是抗日。
第三階段，但是，國民政府軍並沒有給中共喘息時間，中央紅軍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竄。為了不被消滅，為了能夠與早已逃往川北、並建立了蘇區的張國燾四方面軍會合，中央紅軍曾於1935年1月下旬至5月上旬狼奔豕突，輾轉逃竄。一渡赤水，強渡長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義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再返貴州；直至四渡赤水，經會澤越金沙江，由西康東南部的會理北上德昌、越雋，過大渡河，再經天全、金興，方於6月16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與張部會合。
歷史的真實告訴世人，不論是中共中央紅軍由西南逃向川西北，還是張國燾從鄂豫皖西逃五千里至川北，抑或是曾武裝割據在川湘黔邊的紅二、六軍團，並在1935年11月向川西北突圍和逃亡，以及後來他們先後在懋功和甘孜的會合，中共三大紅軍主力殘部都不是長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與北上抗日完全沒有關係，亦從來沒有喊過一句北上抗日的口號。
第四階段，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竄，毛部落腳陝北。
1935年6月，中共中央紅軍即第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第四方面軍於逃亡途中在懋功會合，並召開懋功軍事會議。在懋功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毛說“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時根據我們自身的情況也只有這樣做”。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裏還記述說：“毛澤東談笑風生的說下去。他說他打開地圖一看，西北只有寧夏這個富庶的區域，防守在那裏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會從外蒙古方面來策應我們。那我們也就不怕外蒙與寧夏之間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語氣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份幹部，還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
張國燾還記述道：“他(毛澤東)所提出來的計劃，沒有著重說到陝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當時我們在被隔離的狀態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茫然；他也沒有說到在陝北可以和劉子丹、高崗及徐海東兩部會合，因為劉子丹、高崗的名字那時我們都不知道”。“張聞天等都說，中共中央對徐海東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陝北地區，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陝北一帶是否有其他的游擊隊等，均毫無所知。”
在懋功會議上張國燾本人也提出了三個計劃，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漢中發展的川甘康計劃，二是向陝北發展、取寧夏為後方、以外蒙古為靠背的北進計劃，三是向蘭州以西河西走廊發展、以新疆為後方的西進計劃。顯然這三個計劃均與北上抗日無關，純粹是“求生存”的計劃。用張國燾的話來說，“我們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生存和死亡”，而“我們這一群人特別堅強，不怕一切困難”的原因，是因為“志在尋求生存之道”。對此，中共黨史專家亦說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兩河口會議決定創造川陝甘根據地，並未提出去陝北。”
當我們還原歷史的真實時，會再次發現，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在懋功會合後，雙方既未提出北上陝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澤東提出的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計劃，是為了打通北逃蘇聯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時，已經是中共中央紅軍逃離江西八個月之後了。
1935年8月，懋功軍事會議兩個月後，中共於毛爾蓋附近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一是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決議”，全黨全軍都應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二是“曾談到抗日問題，但沒有人說應將蘇維埃的現行政策，改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張國燾坦承說，“我們沒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問題上找到我們的救生圈”。三是鑑於“我們再停留下去，敵人更會調集較多兵力封鎖我們，不讓我們走出這個區域”。毛爾蓋會議既未決定北上，更未決定抗日。
不久，中共紅軍在毛爾蓋西北巴西一帶與政府軍交戰失敗，再加上一、四兩個方面軍之間的猜忌和毛、張的內訌，毛澤東乃率領一方面軍彭德懷、林彪、葉劍英等部六千殘餘，以陝甘游擊大隊的名義，悄然逃往甘肅西南的西固附近。“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的政治局黨委會議上，才作出了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決定”。在陝北落腳，是地理的形勢所使然。因為這裏交通不便，易守難攻。
1935年10月19日，毛的一方面軍殘餘勢力抵達陝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合。毛部在與陝北紅軍會合後，仍然堅持蘇維埃“國號”，並由毛任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秦邦憲為中華蘇維埃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毛稱：“ 應該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注意，此時還沒有明確提到抗日。
而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在毛爾蓋與毛的中央紅軍分裂後，決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動員工作”，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打到天全廬山吃大米，是我們當時激勵戰士的口號”。後來因無法戰勝國民政府軍，張國燾率領第四方面軍只好北上，並於1936年底到達陝北與毛部會合。
歷史再次告訴我們，分裂後不論是毛還是張，他們都根本沒有北上抗日之心，卻有繼續作亂之想。毛部將逃亡終點定在陝北，是因意外發現陝北尚存紅軍；張部南下逃亡，更與北上抗日南轅北轍。在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逃亡整整一年後，中共各路殘餘紅軍不僅沒有在言詞上提出抗日，更沒有在行動上進行抗日。其時，如果有人打出了諸如“北上抗日先遣隊”一類的旗號，則不過是打著抗日的旗號以逃跑罷了。而所謂北上，所謂建立陝北抗日根據地，前者是為南下不成之後的“被逼”，後者自然是彌天大謊。
真實的歷史足以證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敗逃亡是真”。
1931至1937年間：中共抗日還是亂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開始侵佔我國東三省，其後，到1937年7月7日全面侵略前，又入侵了上海和華北地區。但是，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國民政府軍進行了局部抗戰，書寫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曆史；同時國民政府限於自身實力，還採用外交手段，解決爭端，贏得了國際的同情和支持。而這期間，中共在做什麼？中共的這段歷史中“ 值得”載入史書的事件有：
1、自1931至1935年8月，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為顛覆中華民國而發動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蘇維埃政權；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與蘇俄“裏應外合”，公然武裝叛國，並乘“九一八”之機，分裂祖國成立國中之國------俄屬“中華蘇維埃國”。對此，中共建國後編撰的史書，甚至是御用文人的大量文藝作品，也都盡情“歌頌”了這一“歷史的真實”。
2、1930年10月，在中原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開始了對中共武裝叛亂，特別是對中共江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的圍剿。這一圍剿，歷經五次，歷時四年。如前所說，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圍剿，雖因九一八事變、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而不得不中斷。但在中共所有的黨史文件和現代史教科書中，卻一再的記述了中共如何“歡呼”這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卻從來不曾記述他們有一言一語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語以要求北上東北、長城抗日，或東進上海抗日，卻記載著他們如何乘國難當頭，而將叛亂叛國的呼聲喊得更高，並將武裝叛亂叛國的行徑愈演愈烈。
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迫使中共不得不決定分批突圍，而到處尋找生存之地。在這期間，更是談不上什麼抗日(見前文) 。所謂北上，所謂建立陝北抗日根據地，只不過是南下不成之後的“被逼”和撒下的彌天大謊。為了掩蓋這段失敗和逃亡的歷史，中共在後來的宣傳中用上了“長征”和“進軍”這些漂亮的詞語，用以欺騙世人。
可見，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中共從來沒有什麼抗日的行為，反而借機亂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