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日本於30年代初侵略中國東北時，蔣介石就開始著手進行應對日本大規模侵略的準備，並逐步形成了抗日的“持久戰”思想。

首先，蔣介石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認為“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們和帝國主義的鬥爭，都是局部的衝突，沒有正式的作戰。我們歷來的革命物件，始終是國內的軍閥，而帝國主義也始終沒有正式出兵進攻我們，有企圖消滅我們的決心。這就是當時我們革命軍的力量，還不充足，所以帝國主義不大注意；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在當時看不起我們。但是，到最近幾年以來，他們看到我們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快要把整個國家統一起來，就要打倒實行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了，因此遂嫉恨而且驚慌起來了，所以不得不乘現在中國天災人禍齊相逼來的時候，趕緊拿軍隊來壓迫我們，並且下最大的決心來消滅我們。”“九一八以來，帝國主義積極侵略我們的原因，一是他們恐懼我們的力量，一是我們國內再無可供他們利用的軍閥。”“這是我們革命力量增長的結果。”

其次，因為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有著清醒的認識，對中國和日本間的實力差距有著充份的認識，所以蔣介石在“九一八” 事變後，採取了“和戰兩用”的策略，是為了“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1931年9月22日，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的這一講演) 蔣介石既決策“和戰並用”，該和即和，該打即打；又決策“攘外必先安內”，一求黨內團結，二求國家統一，三求剿共勝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

同時，蔣介石對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可能性和對日戰爭的持久性也早有預見。蔣曾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天後的日記中寫道：“日寇野心既已爆發，必難再收，東亞從此無寧日矣！”蔣還早在1932年提出，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即將國都遷往四川，以應付長期抗戰，因此才確立了一條“修好西南”、並使西南與中央統一的方針。待修好西南事成，蔣介石方於1935年8月有信心的說道：“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只要四川、雲南、貴州在我們的控制之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其持久抗戰的戰略思想顯然已有所定。

第三，基於對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可能性和對日作戰持久性的認識，蔣介石下令以建設為本，在軍事、物質與國民精神上積極準備抗戰。即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方面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作軍事抵抗侵略的準備”。這具體表現在：

其一、積極培訓軍隊，購置武器裝備，於全面抗戰爆發前，已購買一萬金馬克的武器裝備和兵工設備，裝備成四十個師的兵力。

其二、據大陸史家稱：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已將全國戰場分為五個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東區、河南區與徐海區。二是晉綏側面陣地，包括山西區、綏遠區。三是東正面，包括江蘇區、浙江區。四是南海區，包括福建區、廣東區。五是警備區，包括陝甘寧青區，湘鄂贛皖區、廣西區、滇黔區和川康區。然後在鄭州、開封、徐州、海州和京滬一帶設置防禦工事。其中，在江浙區的五個防區、十六個陣地上，計劃建造二六零六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個。在山東區、魯東陣地計劃建成三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區的豫北分區九個陣地計劃建造一三五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個。其它三個區均有建設工事的計劃。同時，蔣介石還將南京一線、上海一線與杭州一線的工事構築任務，分由谷正倫、張治中和張發奎負責，前後投入一百多萬圓，並由駐軍八十七、八十八師擔任構築任務，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速，連日本侵略者也嘆為觀止。

其三、與西南地方勢力修好，使雲、貴、川等半獨立省份能夠出於避免赤患、繁榮西南之考慮，同意在彼建立全國抗戰根據地，為堅持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至為重要的地域基礎。1934年中共殘餘流竄西南時，中央軍曾應邀進入西南、“保護”他們逃過雲、貴、川的做法，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勢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護西南不受剿共戰事的破壞，而且對他們並無企圖之心。1935年蔣介石“單騎走西南”時，即能夠使四川的軍政始統一於中央，亦不能不說是得力於對西南的正確方針。

其四、發動“新生活運動”，以為堅持持久的民族戰爭作精神的準備。當時日本官員阿部信行曾強調指出：“新生活運動是排日運動的結晶。”又稱中國有三件不可輕予看過的大事，就是“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

第四，有了必要的準備，蔣介石還有著堅決抗戰的決心與抗戰必勝的信念。蔣介石在“九一八”後一日的日記中曾寫道：“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份裂之時，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余唯有鞠躬盡瘁然後而已，拚我一身以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 至“七七”事變爆發，他對抗戰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念，已公開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後關頭”講演以外，同年8月31日，他在答法國《路透社》記者問時又一次堅定的表示說：“中國必須保持其主權，維護其行政和領土完整。”並且宣稱：“我個人堅強的自信，假如日本繼續侵略，中國一定不為日本所敗。中國將要保護其領土以至最後一彈一卒……”。9月20日，他還在答《巴黎晚報》記者問時說：“如日本在中國境內從事侵略一日不止，則中國之抗倭戰爭一日不止，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鬥，直至日本放棄其侵略、並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為止。”

第五，蔣介石對抗戰有著必勝的信心，是基於他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性質和前途具有預見性。

九一八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東亞，情形的奇突實在是國際間從來沒有的事。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隨後，他又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日人侵略實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能見及此否？”這一認識無疑對他的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他要將中國的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後來他曾說道：“日本無持久作戰的戰略資源。只要能與日軍周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亞，就是南下南洋群島（印尼），引起對蘇俄或歐美對抗。但西伯利亞尚屬生地，而南洋石油業已開採。西伯利亞只有煤鐵之蘊藏，唯南洋才有橡膠。德國人雖已發明人造橡膠。但高性能之橡膠要件，如高速度、高重量之軍用機之輪胎，仍必須用大量的天然橡膠；人造橡膠，只可摻極少許。所以，日軍非與美、歐衝突不可。如此中日戰爭將成為世界大戰之一部份，而將與世界大戰同時結束。”而後來事實的發展正如其所料。

蔣介石的“抗日持久戰思想”在全面抗戰中的運用

正是因為蔣介石對形勢有著清醒的認識，對抗戰的持久性有著必要的精神和軍事準備，因此當日本於1937年7月7日全面侵華開始，國民黨以弱小之軀頑強進行了八年抵抗。在這八年中的軍事戰略，亦執行了持久戰的總戰略，為最後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七七事變後，8月7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以全面抗戰，並決策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 ─ 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標、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同時，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確立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原則，重在贏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亡華”的狂夢，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為此，最高統帥部將國軍一部集中華北，於平漢、津浦、平綏三線實行節節抵抗，以拖住敵於華北的兵力；又將國軍主力集中於華東，採取攻勢，造成在上海進行“決戰”的態勢，誘使並逼迫敵人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戰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奪我以武漢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並沿京漢、津浦兩線切割我戰場，直至由西向東以逼殲我軍。

1937年10月29日，蔣介石在親赴淞滬大戰前線時，即對第三戰區師以上軍官指出：“兩個半月以來，我們雖然沒有得到大的勝利，但在我們預定的消耗戰和持久戰的戰略下，已使敵人受到了意外的打擊，在精神上我們實在已打敗了舉世共棄的倭寇。” 其後，蔣又在11月11日致“九國公約”電中明確聲明：“中國軍人從上海撤退，乃戰略關係，且為長期抗戰之計……此乃戰略上必要之舉，吾國政府與國民務當抗戰到底，咸已具有決心，暴敵實無以動搖之。”

當台兒莊大戰勝利而舉國歡騰時，蔣介石曾立即指示第五戰區，稱：“台兒莊之戰，不過是第二期抗戰初始之勝利……長期抗戰主要在消耗敵人之戰鬥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點應有深刻認識。以免對持久戰心理發生不良影響。”彼時，蔣並決心取消原擬擴大台兒莊戰果的徐州大戰，自徐州地區有計劃撤兵。6月3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曾這樣寫道：“此次我軍撤退愈速，敵進將更遲緩。在長期戰爭中，不可以一時進退定其成敗。戰略之撤退，如能達到預期效果，即勝利也。”

1938年7月18日，武漢會戰正打得異常激烈之時，蔣介石曾對英《每日先驅論壇報》記者斯諾稱：“縱令將來武漢有不能守之日，殊亦無損於抗戰於毫末；中國之今日，固在長期作戰以消耗敵人力量，而獲得最後勝利。相信保衛武漢之戰，必使敵遭受重大之損失也！”蔣同時亦在日記中記述：“余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兵力，待機運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據八九年前的中國大陸史家稱：“由是，在對武漢作戰的指令中，他（蔣介石）才要求部隊採取以攻為守，積極防禦之態度，指示中國軍隊必須力求戰而不決之戰略決策，拖住日軍和發動有限度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

自淞滬抗戰至武漢棄守，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堅決和主動的貫徹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並獲得了成功。如蔣介石斷言的那樣：“我們的敵人打得愈久，它就會更深的陷入困境；而我們打得愈久，我們將變得更強大，更堅定。”

另外，也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既能夠決以持久抗戰的總戰略，又能在前期抗戰中為堅決貫徹這一戰略總原則，而逐步贏得“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性勝利，次第粉碎了日寇圖以武力迅速滅亡中國的野心。因而，當日寇已知“武攻”難以消滅中國時，竟又發起了“和平攻勢”，但為蔣所堅決拒絕。1937年12月，由德國大使陶德邁所轉交的日本議和條件（六條），因不符合中華民國政府事前所決定的，“只有在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獲得嚴格尊重的條件下始能同意調停”的立場，而為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置之不理。1938年1月16日，日本攻陷南京後，發表了一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並聲稱此乃是“日本政府於南京陷落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堅決不予理睬。至1939年12月22日武漢會戰結束，中國持久抗戰局面已經完全達成之時，日本首相近衛又發表聲明，企圖誘使國民黨和談。蔣介石立即指出：“它不過是敵人欲整個吞滅中國，獨霸遠東，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與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國家欲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 敵人欲以“文攻”滅亡中國的陰謀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簡言之，正是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中華民國有了持久抗戰的戰略，中國人民才能夠堅持持久抗戰並奪取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而大陸人所盡知的毛澤東於1938年5月發表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其主旨恰恰不在抗戰，更不在積極抗戰，而是在論述中共應該如何利用持久的衛國戰爭，以達到擴張和奪權的根本目地。中共的野心隨處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