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關於西安事變爆發的預言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六節中預言道：細柳營中，群雄豪飲，月掩中秋，酣睡未醒，雙獅搏球，一墜其井，紅粉佳人，面豔櫻景。
“細柳營中”，指長安，也就是當今西安。“群雄豪飲，”張學良楊虎城陪同蔣介石、陳誠等各大要員豪飲共歡。在蔣公酣睡醉臥之際，張楊發起兵變捉蔣。二人相爭，“紅粉佳人”宋美齡出面時，局勢得以解決，但二人之一的張學良，在陪同蔣介石回南京之後被永久軟禁。
軍事叛變--西安事變的爆發和中共的幕後角色
九一八事變後，中華民國政府軍與日軍已然處於敵對狀態。民國政府深感對日抗戰實已無可避免，於是全國建設以充實國力，進行軍事備戰為主。而此時中共卻不斷擴大，進行武裝叛變，處處牽制政府抗戰方針。
前文已經講過，蔣介石為了集中精力抗日，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並發動了對中共的五次圍剿。中共中央紅軍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中，遭到致命的打擊被迫逃亡，在經歷了長征後，在陝北重新建立根據地。
當時中共的一貫支持者，一心想在其它國家進行紅色顛覆的蘇聯亦開始面臨著戰爭的威脅。蘇聯意識到了改變對外策略的重要性，因此開始要求和命令各國共產黨謀求與本國政府建立反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繼續“保衛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但是，蘇聯採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統一戰線，又要試圖通過建立統一戰線來實現共產黨的領導，以使統一戰線在實際上成為一個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策略及手段。這個指導思想的建立，不僅為中共早期統一戰線的謀劃奠定了“陽謀”的形式，更為中共後期統一戰線的謀略，埋藏下了“陰謀”的方向。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於1935年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的宣稱：“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攻蘇區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另一方面八一宣言又要“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的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積極抗日和正在積極準備抗日的中華民國政府。
而當時國民政府為了應付西北形勢的需要，特別任命蔣介石任西北剿匪總司令，副總司令為東北軍的張學良，及第十七路(西北軍)總指揮楊虎城，共同擔任剿共任務。
中共為了求生存，於是向駐守在陝西，負責剿共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進行宣傳。在1989年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史著述中已經明白無誤的說道：“1935年秋，中共即令南漢宸派人向楊虎城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鋒對楊虎城及西北軍將領做工作。” “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則奉中共指派專從德國回國去做爭取楊虎城的工作。”九十年代初，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共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華兒女》雜誌，已專門發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為楊虎城幕僚，並如何勝利完成策反楊、張和參加策劃西安事變的。
1936年4月，作為一方軍閥的楊虎城為了擴張自己的軍事勢力，終與中共結盟。此後，中共往返西安、延安，□入內地，回歸陝北，路條均由楊的十七路軍提供。國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楊部，非但已與中共暗通款曲，甚至已經同流合污。然後，再由楊虎城去謀合已經被中共包圍的張學良。
就張學良而言，其周圍亦有多名中共黨員和“左傾”分子，他們掌管了張學良一切秘密活動，一切與共產黨聯繫的技術工作，以及東北軍全軍的人事工作。中共抓住張學良和東北軍喪土失家的“情結”，接近他，然後包圍他，從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攬大權”，“未作過任何人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忿事急躁”的“少帥”張學良，終於不知不覺的改變了他的是非觀。
在中共的滲透下，充滿野心的楊虎城和涉世未深的張學良同蔣介石在政見上的分歧加劇，他們反對蔣的剿共計劃，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張學良的幾次面諫，都遭到了蔣的訓斥。為了督促張、楊剿共，蔣介石於1936年10月和12月兩次來到西安，佈置剿共計劃。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決定實行兵諫，即發動了武裝軍事政變，將蔣介石劫持扣留。蔣介石衛士排六十七名戰士全部被殺。九十年代在中國大陸報刊上公開揭露：當時“張學良決心殺蔣並已選定殺蔣人選”的事實，以及張、楊要和中共聯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變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聯合國民政府”的陰謀。而並非僅僅是張簡單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張。
由於目前對西安事變的內幕尚未完全弄清楚，更由於中共著意加以渲染，熱情歌頌事變的發動者，一直主張抗日的蔣介石不僅蒙冤難申，更使後人意識不到這場政變對國家、民族命運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這無疑又是一個歷史的“倒錯”，是歷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嚴重惡果。而作為幕後策劃者的中共，之所以以大量的謊言不遺餘力的讚美事變的發動者，就是為了掩蓋當年自身不顧民族大義的醜惡行為，以掩蓋自身是西安事變的幕後策劃者。誠如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給史達林的電報所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定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 。
但是，我們尚可從西安事變發生後引發的全國反應，來得出西安事變是如何的不得人心。事變爆發後，引起了全國各界一片抗議和譴責之聲。清華大學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對，被中共吹捧為戰士的聞一多的態度猶為鮮明。為此，他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聲明”。平日在課堂上從不講多餘之言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怒氣沖沖的說道：“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
事變發生後，南京政府內部一派主張武力討伐，維持綱紀；一派主張和平救蔣，避免擴大內戰。準備全面侵華的日本則暗中竊喜，他們希望中國內亂擴大，以利□一步侵華。而面臨戰爭危險的蘇聯，為避免日本北攻，希望利用中國牽住日本，而蔣中正是當時中國抗日的唯一領袖，由於意在殺蔣的西安事變，只能造成中國群龍無首和分裂、混亂，□而造成中國迅速為日本所亡，其結果必然導致蘇俄面臨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險，因此，史達林一聽到事變的消息，立即親自擬電命令中共：絕不容許中共殺蔣。此時西安事變的真正策劃者的中共一方面希望借張之手，殺掉蔣介石，一方面要絕對服從史達林的電報指示，只好在自嘲中，決定由他們這一伙策劃殺蔣者，去說服張、楊不要殺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的西安事變，雖由軍閥所發動，由中共所策反，然而，處理事變的最高決策者，卻是蘇聯的新沙皇 ── 史達林。
為了執行蘇聯的指示，中共派出了所謂“和平使者”，實際上為主要策反者的周恩來到西安面見蔣介石。在周恩來開口“校長”，閉口“校長”，並對其動以“天倫之情” ，一再向蔣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俄的蔣經國弄回國，讓他父子團圓，從而最終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即停止剿共和聯合抗日。而周恩來亦由陰謀策反者而成為出賣張、楊者及“和平調停者”，從而成為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的“全面勝利者”。而南京方面，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親自來到西安斡旋。
輕信盲從的張學良在深深的懊悔中，於25日陪蔣介石回南京，表示負荊請罪。從此，張學良的一生為了他曾經的魯莽行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直至客死異鄉，再不曾回到故土。
西安事變的後果
西安事變既是北伐成功以後，自中華民國統一至全面抗戰爆發的十年間，由殘餘軍閥勢力所發動的最後一次公開武裝叛亂，又是由殘餘軍閥勢力和中共武裝叛國集團首次聯手，在抗日的旗號下，意在共同顛覆中華民國的首次陰謀武裝政變。它不僅使國民黨“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幾乎隳於一旦”。而且“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十年之心力，經營敷飾，粗有規模，經此變化，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恢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設進程，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至此”。
西安事變後所表現出來的全國團結一致的氣氛，特別是蔣介石先生能夠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終於使早已橫言“對西安事變絕不做壁上觀”的日本軍閥，深有“此時不滅中國，將無來時”的感喟，從而提前了全面侵華戰爭的時間表。西安事變後僅半年，那一場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戰爭”，便終於在日本軍閥的瘋狂發動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誘發下，全面爆發了，從而使中華民族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巨大戰爭創傷。
西安事變也使中共得到了喘息機會，不致被消滅。並在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後，乘機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提出了“四項保證”，明確表示“願意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一致團結對外，抵抗日本侵略”，要求國共再度“合作”。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則迫於大敵當前，只能明確表示“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御侮的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中共的所謂與國民黨的再次合作，實為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擴張。中共利用國共合作的契機，表面上擁蔣抗日，實際上利用八年抗戰機會，發展擴大了自己，最終釀成了抗戰勝利後的全面叛亂。
而蘇聯因為中國全面抗日而避免了日、德東西夾攻的危機。
中共不僅由此獲得了合法的存在，而且當即重演對國民黨□行“挖心戰術”的舊戲，直至在八年全面抗戰中不但迅速造成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而且，將對國民黨的滲透做到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步。
中華民族的命運，中華民國的命運，中國國民革命的命運，中國國民黨的命運，中國大陸人民的厄運，似乎就在“華清池槍聲驟響“的那一剎那間，就已經被確定了下來。由張學良、楊虎城的叛亂槍響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虧一簣的歷史局面，從此竟為中共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推行專制復辟，製造了千載難逢的歷史良機，更使得中國大陸人民此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裏，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劫難。
可以說，作為政變直接發動者的張學良和楊虎城，理應被視為歷史的罪人。而作為幕後策劃者的中共，為了一己私利，置民族大義於不顧，在自己一直並不光彩的歷史上又書寫了不光彩的一筆，同樣應受到歷史公正的審判。
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合作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同意政府軍停止剿共，而中共中央於1937年1月由保安遷到延安。政府軍收編紅軍。同時要求：紅軍停止暴動；中共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政府特區，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指揮。國、共合作抗日，國民政府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全面抗日。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制定和頒布
國民黨在北伐成功後，開始認真推動憲政。國民黨於1931年5月5日制定"訓政時期約法"，明確了委託國民黨代管政權是臨時的，最終目地是回歸憲政。
1936年，國民政府公布了"五五憲草"，規劃回歸憲政，還政於民。這種行為使中國經濟重上軌道露出一道曙光。同期立法院先後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商事法、公司法。這一系列立法行為基本肯定和繼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經濟法制建設，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此後，國民政府推動憲政的努力被日本侵華戰爭所打斷，但是這種努力並未完全停止，這主要表現在抗戰時期國民參政會和地方參政會的選舉和運作。國民參政會包括了所有主要反對黨（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領袖。1942年大部份參政員又由遴選制改為選舉制。
可以說，國民黨在艱難的時勢下，仍然努力推行憲政，並給予知識分子和普通人民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遊行示威的自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無數知識分子可以對國民政府統治□行謾罵，可以看到中共在國統區設立報社，攻擊國民黨。反觀今日之大陸，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享受到上述自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