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1999年可謂是中國的多事之秋。
一向被稱為火藥桶的巴爾幹半島發生了塞爾維亞軍隊大規模屠殺阿爾巴尼亞平民的種族清洗事件，超過一百五十萬阿爾巴尼亞人逃離家園。據難民描述，至少在科索沃省內有75座城市和村莊發生了大規模屠殺，被集體處決的阿族人達到5000人以上。
當時國際社會對於米洛捨維奇的屠殺罪行群情激憤，然而中國大陸卻因為一言堂的宣傳對此一無所知。由於中國和俄羅斯的杯葛，聯合國未能採取軍事行動，而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出於人道主義考慮，於3月24日對南斯拉夫實施空襲。
1.“消氣外交”
當時人大會議已經結束兩個星期，朱鎔基總理在人大的記者會上談及出訪美國的問題時曾經說：“因為既然你們有氣，我就要去給你們消消氣。”但北約空襲開始，再去美國商談WTO問題並做大幅度讓步，恐怕無以安撫國內已經被煽動起來的民族情緒，但不去商談似乎又錯過了一個大好時機。
政治局專門為此召開會議，進行討論。李鵬和錢其琛都反對朱鎔基的美國之行，認為他所謂的“消氣外交”是有求於人，也是示弱於人。但江澤民極力主張朱如期動身。談成的話，自然歸功於總書記，並可成為江任期內可以載入史冊的成績；談不成，也可以煞一煞朱鎔基功高震主的銳氣。在江澤民當時和幕僚的一些談話中，似乎江澤民更希望朱鎩羽而歸。
如果不是因為江澤民需要朱鎔基為他收拾千瘡百孔的經濟爛攤子，他根本就不會去用朱。從上海開始，江就一直妒忌朱鎔基的魅力。朱鎔基每次接見記者和會議發言都能夠說出一些真誠而又感人肺腑的話，不但比江的講話要實在，更顯得充滿正氣或人情味，就連香港台灣的漂亮女記者們也常常對朱老總投以敬佩的目光。
朱鎔基的態度是很明朗的，他看到加入世貿會對中國的農業、電信和金融業發生衝擊，另外國營企業效率低下，公平競爭會造成許多企業倒閉，因此並不想做太大讓步。但江澤民指示他說：“我看中美之間農產品協定、電信、金融領域都可以答應美國的要求，我們一到美國就宣布同意簽署《農業合作協議》，我想可以和克林頓達成一種默契，其它的慢慢答應，爭取打個漂亮的政治仗。”
朱鎔基此次“消氣外交”可謂大受挫折，儘管所有的讓步都經過江澤民的同意，但美國因為不認為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又提出很多附加條件，到朱回國的時候，簽署WTO已經基本沒有指望了。中共元老們卻對朱鎔基的讓步十分不滿。一直深居簡出的喬石知道江扮演的角色後十分氣憤，他說：“國家利益至上，這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忘記的。”萬里、宋平等人甚至罵這些協議是新“二十一條”。江澤民一看形勢不對，就耍了個滑頭，用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回應元老的指責──“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把這一切責任輕輕巧巧地推到了朱鎔基身上。
4月21日，朱鎔基訪美歸來。江澤民為了避免和朱鎔基見面，帶著中辦的人去湖北開會，並授意李嵐清去了遼寧。朱鎔基回來時，歡迎場面冷冷清清。在隨後的政治局的會議上，江變過臉來責問朱“談判為何要超越政治局當初確定的底線”，並故意當著朱的面，表揚和朱一起出訪的吳儀說：“吳儀同志敢於堅持立場，不以原則做交易”，讓朱非常難堪。
看到朱鎔基的銳氣消磨了許多，江澤民有一種揚眉吐氣的快感。
2. 中共早已了解法輪功
中共建政後逢“九”必亂似乎成了規律：1949年建政；1959年，鎮壓西藏“叛亂”並與印度開戰；1969年和蘇聯打了一仗；1979年有中越戰爭；1989年先是鎮壓了西藏“騷亂”，接著就是“六四”屠城；1999年則發生了“鎮壓法輪功”事件。
外界對法輪功有兩種誤解：第一、在江澤民開始鎮壓法輪功的時候，他對法輪功並不了解，中共高層也幾乎對法輪功一無所知，這完全不符合事實。第二、鎮壓和迫害是從1999年開始的，在此之前，中共一直和法輪功和平共處，這也不確切。
事實上，中共高層對法輪功的了解非常早，也非常清楚。但其中也有人試圖攪渾水，中間出現不少波折。
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5月開始傳法，當時在北京紫竹院有一個相當大的煉功點。紫竹院附近有許多退休老幹部，有的是部隊的退役將軍，也有的是國務院或中央機關的退休高幹。這些人的資歷比江澤民、朱鎔基、羅幹、李嵐清等人老得多，是屬於真正的被中共稱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有的人甚至是參加過長征的。十五大的這些常委原來都是他們的下屬，屬於小字輩。
國務院有個退休幹部姓周，原來是朱鎔基的上級，見到朱的時候都叫小朱。這些退休幹部閑著無事，練氣功的人非常多，互相之間也走動很頻繁。他們開始煉功後，也向後來這些身居高位的下屬介紹過法輪功。
至少在1996年以前，紫竹院就有一位法輪功學員親自到江澤民的家裏教王冶坪煉功。
李嵐清原來在外經貿部當部長，他是另一位法輪功學員的頂頭上司，兩人原來關係不錯。早在1995年，這位學員也說起過向老部長李嵐清介紹法輪功的事，但他主要是介紹法輪功對國家和民族的益處，還給了李嵐清《轉法輪》。
李鵬也看過《轉法輪》，是他的電力工業部的一個副部長給他的。由於中南海裏江住李鵬隔壁，所以李鵬也送了一本《轉法輪》給江澤民。
江澤民原來在武漢熱工所的上級也煉功，江澤民和武漢熱工所的人聚會時，老同事也給他當面介紹過法輪功。江澤民後來說他1999年4月25日才第一次聽說法輪功，這是公然撒謊。1996年，江澤民去視察中央電視台，看見一個工作人員桌子上有一本《轉法輪》，還對這位工作人員說“《轉法輪》，這本書挺不錯。”
羅幹也是在1995年就知道法輪功的，是他原來在機械科學院的老上級和老同事介紹的。
胡錦濤至少在1998年就了解了法輪功。他原來在清華的同學張孟業得了肝硬化肝腹水，面色青黑浮腫，被醫院判了死刑，後來修煉法輪功後起死回生。清華校友聚會時，張孟業在1998、 1999年兩度到北京當面向胡錦濤介紹他的親身經歷，並給胡錦濤的夫人寄過法輪功的書籍，希望他們也能煉功改善身體，胡錦濤夫人曾回寄明信卡以表謝意。1999年的那次聚會正好是“4.25” 當天 （萬名法輪功學員在國家信訪局和平上訪），胡錦濤夫婦在參加清華同學聚會後回中南海時看到了這一奇觀。隨即通過在北京的同班同學轉告了正在南下火車上的張孟業，提醒他注意。
從1992年開始，各大部委就有人開始煉功，人數越來越多，有的在任副部長也煉。從部長、副總理到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政協主席、副主席，幾乎人人都看過《轉法輪》。中共七個政治局常委的夫人也都練過法輪功。當時法輪功因其對人身體和精神道德的改善作用巨大，人傳人，速度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到1999年，大陸真正看過《轉法輪》的超過一億人。
3. 山雨欲來風滿樓
李洪志大師學員眾多，其中也難免有猶大。在傳法初期，有幾個長春的負責人一再違反法輪功的規定，貪污挪用當時十分緊張的資金，篡改法輪功的功法等，李大師一再給他們改過的機會，但遺憾的是這些人最終還是走上了與法輪功對立的路。從1994年開始，他們就向中共13個部委寫信誣告法輪功，寫了幾十萬字，三大本，羅列12條罪狀，卻沒有任何事實根據。這些材料就是中共1999年剛剛開始鎮壓法輪功時所羅列的那些誣蔑之詞。
1995年2月9日，中國法輪功研究會向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並轉報有關部門）寫了三份詳細的匯報材料，其中有一份專門針對長春8個人的揭發材料逐條解釋了事實真相。當時很多領導得知真相後都非常驚訝，還說：“原來法輪功這麼好，那為什麼你們不跟我們聯繫呀？我們一直不知道你們呀！希望今後多聯繫。”這樣，1994年底的誣告揭發材料事件就算解決了。
關於氣功，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曾經作過一個著名的批示。1980年2月，由《自然雜誌》編輯部主持，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屆人體特異功能討論會，邀請一些特異功能人士進行現場測試，胡耀邦也派秘書到場參加鑑定。胡耀邦在北京親自寫了一個字條並密封於容器中，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派秘書送來鑑定。後來秘書把特異功能者透視看到的字樣帶回去，胡耀邦檢查他親自密封的容器，核對字條，終於確信人體特異功能的存在。不久胡耀邦指示中宣部，對氣功和特異功能，“不宣傳、不爭論、不批評”。同時，允許少數人進行研究。82年4月，中宣部下發了傳達這個精神的通知。這就是著名的“三不”政策。
1996年的時候，中宣部副部長徐光春乘負責氣功的副部長出國一個多月之際，召集十個中央大報總編開會，要光明日報刊登詆毀法輪功的文章，並要其它各大報轉載。隨後，中宣部管轄的新聞出版署向全國各省市新聞出版局下發內部文件，以“宣揚迷信”為由，禁止出版發行《轉法輪》、《中國法輪功》等法輪功書籍。徐光春這麼做實際上違反了胡耀邦制定的“三不”政策，想通過打擊法輪功撈取政治資本，當時就想給法輪功扣一個“初級簡陋邪教”的帽子。
但是各大報都有許多人修煉法輪功，真正執行鎮壓的國家機器──公安部中煉功的人就更多。原來公安部的部長王芳是個氣功愛好者，夫人則是虔誠的佛教徒。後來王芳退休後到了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受到王部長影響，公安部練氣功的人相當多。尤其到了司長、局長、處長這一級，還有很多外地公安局或公安廳的廳局長就是法輪功學員。法輪功研究會的成員葉浩和李昌原來都是公安部的副局長、處長。
1996年的鎮壓根本沒來得及開始就收到了幾十萬封群眾來信，澄清法輪功的真相，後來不了了之。羅幹在1997、1998年兩次想把法輪功定為“邪教”進行鎮壓。這倒不是因為法輪功做錯了什麼，而是羅幹當時當了政法委書記，官兒坐到頭了，要想繼續往上升，就必須做出大動作來。這個和戰爭時期軍人尤其受到重視一樣。羅幹也想把水攪渾，這樣他這個政法委書記才能成為政治焦點。
羅幹當時發的文件明顯帶有構陷的性質，先是聲稱法輪功是“邪教”，然後讓各地公安去搜集證據，等於“先定罪，後調查”。當時陸續有公安、統戰部和特工到法輪功的煉功點上學功，並和學員一起學習《轉法輪》，其實都是去臥底。但是法輪功無底可臥，因為法輪功學員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而且來去自由，誰願意來煉都行，不願意了就走，既沒有人員登記，也沒有會費。很多臥底人員倒因此機緣而對法輪功有了深刻了解，成為堅定的學員。
但羅幹的兩次“調查”還是在一些地區造成了嚴重後果。如：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向所屬公安部門發出了朝公發（1998）37號《關於禁止法輪功非法活動的通知》，有的輔導員被數次罰款，累計金額達4000多元。有的不給收據單，有的只給白條。由此引起40餘人到公安部上訪；1000餘人聯名投訴朝陽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新疆、黑龍江、河北、福建等地還出現基層公安部門強行驅散煉功群眾，非法抄家，私闖民宅，沒收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等違法亂紀問題。
羅幹搜集不到資料也很著急。他發現公安部這些負責氣功的人都很懂氣功，很多人也煉。羅的鎮壓命令下去之後，相關的負責人不要說抓緊落實，反而連動都不動。羅幹在1996年開始為此特意改組公安部，不但把編製改了，原來管氣功和懂氣功的人一律調走。
朱鎔基知道這件事情後把羅幹叫去訓了一頓，說他“放著大案要案不抓，卻用最高級的特務手段對付老百姓”。搞得羅幹灰頭土臉，但是他仗著和江澤民關係好，把朱鎔基對法輪功的一份正面批示扣在手裏，沒有下發。
4. “科痞”何祚庥
1998年5月，羅幹連襟何祚庥挑起了北京電視台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何祚庥對北京電視台《北京特快》節目的一個記者造謠，說中科院一個孫姓的研究生，因練法輪功導致精神病。實際上孫當時表現的不正常狀態和法輪功毫無關係。孫的室友和孫的同學都多次以詳細具體事實向何講清了。可何祚庥在十分清楚事實的情況下，在電台竟仍用同一假證栽贓法輪功，純屬故意。許多從法輪功中受益的人自發去北京電視台澄清事實真相。北京電視台的一個副台長看到法輪功學員的祥和，在了解真相後立即決定製作節目挽回錯誤宣傳的影響。事情得以圓滿解決。
何祚庥號稱是“兩院院士”，實為政治投機分子。他善於在科學家面前冒充政治家，在政治家面前冒充科學家，尤其善於從意識形態領域批判真正的科學。由於鼓吹“自然科學的階級性”，何祚庥得到中宣部科學處處長的賞識，大學畢業後轉到中宣部從事意識形態宣傳，利用他井底之蛙的見識，在科技界到處揮舞大棒。
舉例來說，上個世紀初凱庫勒發現苯的環形結構，之後數十年化學家對此結構一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後來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泡林提出“共振論”概念，合理地解釋了凱庫勒模型， 此為量子力學在化學結構學的開始。但是何祚庥等指責已經被證明的凱庫勒模型是“階級調和論在科學界的反映”，中國大批的結構化學專家因此受株連而檢查“資產階級立場”，中國量子力學研究因此受到嚴重衝擊而長時間中斷。
著名猶太裔學者維納曾在清華任教，是何祚庥的校友。1965年，他研究發現，老鷹在捕捉兔子時很少失手，這是因為老鷹腦子中有一套反饋閉環系統，能根據兔子的方位、速度不斷調整自己的飛行路線，直至成功。如果將類似的系統裝在高射炮上，將使命中率大為提高。由此維納認為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存在一定的共性。而何祚庥認為階級之間尚不能調和，更妄論生物與非生物了。何祚庥等人再一次揮舞“階級調和論”的棒子把多位科學家打入冷宮。
何祚庥還掄起意識形態的棍子批判過摩爾根的遺傳學說、用馬列主義批判蓋爾曼獲得諾貝爾獎的“夸克模型”，一直到晚年轉而批判氣功，聲稱是“偽科學”。人稱何祚庥“人老心紅，戰士風采依舊，棍法依然嫻熟”。
因為何祚庥打擊科學、維護中共意識形態有功，《紅旗》雜誌力薦他當了中科院的院士。何則繼續利用他的院士頭銜拍中共、特別是最高領導人的馬屁。2001年，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宣傳如火如荼，何祚庥在中科院的一次量子力學研討會上發言說“量子力學的運動規律符合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精神”，當即有幾位正直的學者拂袖而去。而更多的人則是敢怒不敢言。
因為羅幹想借打法輪功向江澤民邀功請賞，何祚庥也就一次次不遺餘力地打著科學的外衣詆毀法輪功。因為何祚庥的名聲實在太差，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長親自指示，今後北京市的媒體不得刊登何祚庥的欺騙言論，對氣功仍舊執行中央“不干涉、不宣傳、不打棍子”的政策。
5. 中央調查結論
國家體育總局也於1998年5月對法輪功進行了全面調查了解。9月由醫學專家組成的小組為配合此次調查，對廣東12553名法輪功學員進行表格抽樣調查，結果表明袪病健身總有效率為97.9%。10月20日，國家體總派到長春和哈爾濱的調研組組長發表講話說：“我們認為法輪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錯，對於社會的穩定，對於精神文明建設，效果是很顯著的，這個要充份肯定的。”其間，大連、北京等地對法輪功功效的民間調查也得出了一致的結果。
1998年下半年，以喬石為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根據大量群眾來信反映公安非法對待法輪功煉功群眾的問題，對法輪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詳細調查、研究，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並於年底向江澤民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
法輪功繼續快速發展，到1999年初，國內有媒體在報導健身運動的時候提到法輪功的煉功人達到了一億。同時《轉法輪》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傳到世界三十個國家和地區。不少西方人甚至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學習中文，只希望能像國內法輪功學員一樣能夠讀懂《轉法輪》的中文原著。
1999年2月，美國一家權威性雜誌《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發表文章談到了法輪功在健身方面的好處：“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說：‘法輪功和其他氣功可以使每人每年節省醫藥費1000元。如果煉功人是一億，就可以節省一千億元。朱鎔基對此非常高興。國家可以更好地使用這筆錢。’”
6. “四．二五事件”
何祚庥因為無法繼續在北京刊登誣蔑法輪功的文章，就跑到天津的一家小報──天津教育學院的雜誌上發表了《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一文，將明顯違背法輪功原則的表現歸罪在法輪功頭上，暗示讀者修煉法輪功會出大問題，甚至導致亡國。許多法輪功學員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實，不但學員們的合法煉功權利會受到威脅，煉功群眾還可能被別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骯髒的政治鬥爭中去。於是數千名法輪功學員自發陸續前往編輯部澄清事實。在雙方和平理性的會談即將結束，出版社方面準備發聲明更正之際，天津市突然出動防暴警察，驅散請願人士，毆打並逮捕了45名法輪功學員。海外媒體直指羅幹是此次暴力行動的直接指揮。天津市政府也對去請願的法輪功學員說，鎮壓是北京的命令，並鼓勵他們去北京反映情況。
消息傳到北京，當時的北京法輪功研究會負責人李昌、王治文、紀烈武等商談後，決定於4月25日去北京上訪，得知這一行動的法輪功學員也相互聯絡，結果那天緊鄰中南海的國家信訪局外請願人群達到一萬餘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四．二五事件”。
那時，朱鎔基剛剛訪美歸來不久。受過右派之冤的朱鎔基顯然把群眾上訪視為對政府的信任，更何況他曾於1998年在法輪功問題上曾親筆作過正面批示，因此他一改中共對於民間請願不接觸、不對話、不妥協的傳統，親自接見上訪人群。
朱鎔基說：“你們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你們有什麼問題，你們派代表來，我帶你們進去談。”朱停了一下，又接著說，“我也沒法和你們這麼多人一起談呀！”
由於法輪功學員都是自發前往的，彼此大多不認識，並沒有什麼代表，於是朱鎔基就點了最先主動舉手的三個人。朱鎔基一邊轉身帶著三位代表朝中南海西門走，一邊大聲問道：“你們反映的情況我不是做了批示嗎？”這幾個人都愕然回答：“我們沒有聽說呀！”朱鎔基可能意識到他的批示被壓下去了，馬上換了話題說：“我找信訪局局長跟你們談，找副秘書長跟你們談。”說著轉向工作人員，吩咐找人。
法輪功學員的要求很簡單，第一、天津放人；第二、煉功自由；第三、合法出版法輪功書籍。朱鎔基立即指示天津方面放人。
實際會談進行得並不十分順利，政法委書記羅幹、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剛、公安部部長賈春旺、國務院副秘書長崔佔福以及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孟學農等與法輪功對話，但是因為江未給出談話底線，羅幹又想找法輪功的麻煩，沒有答應任何要求。後來法輪功研究會的李昌（公安部官員）、王友群（監察部官員）等五人也進了中南海進行對話。
在國務院工作人員和法輪功代表會談之際，上萬名學員一直在外靜靜等候。到晚上八點多，會談完畢，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經釋放被捕的法輪功學員後，中南海前的法輪功學員也很快散去，臨行時，地上連一片碎紙都沒有留下。
海外媒體一片讚譽之聲，既讚賞法輪功學員的和平理性，也讚賞政府的開明，並稱這是中共建政後官民第一次和平理性的對話，開中共歷史之先河。
事情如果這樣落幕無疑是個皆大歡喜的局面，但是卻有一個人暴跳如雷，這個人就是江澤民。
7. 江澤民的妒忌
江澤民對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妒恨由來已久。早在1993年，江澤民就常常聽別人說起李先生的大名。
江澤民身邊有人對法輪功很感興趣，也了解到不少關於法輪功的消息，回來時不時地給江澤民透露點，如誰誰得了什麼病給練好了，誰誰躺著抬進來、站著走出去。他偶爾也會說起李大師提及某些高層領導人前世的事情。這時江就會越聽越著急，他最想知道的是自己的前世到底是誰。有一天，江澤民正躺在床上閉目養神，一聽到那人來了，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急切地問：“李大師說到我沒有？有沒有說我是誰轉生的？”那人說沒有，江澤民滿臉的失望和惱怒給在場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王冶坪是在1994年跟人學過法輪功的。有一天晚上，王冶坪練功的時候，感到旁邊有人學著她比劃，睜開眼一看，原來江澤民正在旁邊偷偷地比比劃劃，兩隻手也交叉在腹前。看見王冶坪發現了，江澤民惱羞成怒，命令老婆以後不許再練。他的說法是：“連我老婆都信李洪志了，誰還來信我這個總書記！”
江澤民那個時候還非常喜歡學李先生的手勢和動作。最典型的就是兩手交叉於腹前的姿勢。原來江澤民發表講話的時候，手沒地方擱，就向身體兩側直直地伸著。後來發現李先生總是兩手疊扣在小腹前，之後，江也開始跟著學。
1995年，江澤民開始“三講”，無論中共中央怎麼賣力去推廣，全國從上到下也都是“認認真真走過場”，沒有幾個當作什麼著作去學，但是江澤民卻到處都能看到《轉法輪》這本書，也知道全國煉功的人增長極快。那些修煉法輪功後身心受益的人對李大師的尊敬和感恩不是用語言能夠形容的。更讓江澤民受不了的是，時不時總有人在江的耳邊說起李大師的高風亮節，欽佩之情溢於言表。
1998年，中國經歷了一場洪災。江澤民當時在視察一處大堤時，看到一群人在埋頭苦幹。江很得意，對手下說：這些人一定是共產黨員。叫過來一問，結果回答說是煉法輪功的學員。江當時就妒火中燒，陰著臉掉頭走開了。
如果說那些都僅僅讓江澤民心裏不舒服的話，“四．二五”事件則讓江澤民感到很恐懼。
作為“六四”屠殺的參與者和最大受益者，時值“六四”十週年之際，江想當然地擔心會重演十年前風起雲湧的群眾抗議活動。“六四”留給江澤民的除了一根紅朝“核心”的權杖外，還有一個深刻的教訓，那就是決不能聽任事態的發展而必須提早鎮壓，否則鎮壓的成本會大大提高。
江在第一時間打電話給北京衛戍區，詢問如果法輪功深夜仍然不撤，駐京軍隊是否可以立即集結，並架走中南海附近的法輪功學員。接電話的人立刻表態：“北京軍區時刻準備聽從江主席的指揮。”江澤民十分滿意，懸著的心也放下來一點，後來此人被江連升了好幾級。
下午的時候，江又給由喜貴打電話，讓他儘快佈置戒嚴，江說他要出來“視察”一下情況。
江的“視察”是在防彈轎車那深色玻璃後進行的，法輪功學員的前面是為江的視察而特意布下的武警警戒線。在江澤民看來，法輪功的人數之多是在和黨爭奪群眾，方式之和平理性是因為組織嚴密，來到中南海就是公開和他江澤民叫板，更令他受不了的是他居然看到了幾十位肩上有軍銜的軍人，這些軍人竟然會追隨法輪功而不去追隨他這個軍委主席。
此時，外電對此事件雙方的讚賞，無疑也是對朱鎔基的讚賞，對江澤民來說等於火上澆油。
自從1994年10月的中共四中全會正式宣布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向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權力交接已經完成，江澤民在曾慶紅的輔佐下在政治上打了幾次勝仗，從倒陳希同、到鞏固軍權，從陳雲、鄧小平等相繼作古，到香港回歸，江澤民一步步在中央站穩了腳跟。
雖然如此，江澤民既達不到毛澤東“老子天下第一”的氣魄，也沒有鄧小平一言九鼎的份量。每一件大事情，都需要常委或政治局集體討論通過。這次江澤民看到了法輪功是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和平團體，認為找到了一個沒有任何威脅的對手。江澤民盤算：利用打擊法輪功來強迫全黨表態，看看誰在此時會站在他自己這邊，這和趙高以“指鹿為馬”來考驗群臣忠心的方法是一模一樣的。
儘管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江澤民還是極力把法輪功描繪成有“海外敵對勢力”支持的“危險”政治團體，這樣就使得他對法輪功群眾鎮壓的個人決定具有了特別意義──如果江的決定“在危難時刻挽救了黨”，那麼無疑他將在黨內的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其他人很難有反對的理由。江澤民相信，不出三個月一定能迅速消滅法輪功。因為這幾十年來政治運動中積累的整人手段，足以使任何一個人生不如死。江澤民盤算，一旦這次毫無風險的鎮壓成功，從此自己就可以在黨內享有傲人的政治資本。
8. 剛愎自用
於是，4月25日當晚，江澤民第一次在沒有徵求任何人意見的情況下，模仿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給政治局全體人員寫了一封信。江在信中假裝憂心忡忡地說：“難道我們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
為了說服眾常委支持自己的判斷，江又在信中問道：“（法輪功）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無聯繫，幕後有無‘高手’在策劃指揮？這是一個新的信號，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敏感期已經來臨，必須儘快採取得力措施，嚴防類似事件的發生。”江還說：“對法輪功這種組織，不能低估其帶有宗教色彩的號召力，有關部門必須加強研究並制定防範措施；由於法輪功總部在國外，這次行動不排除該組織有境外背景的可能。”
這封信隨後被中辦作為通知印發，並特別註明：“請注意中央辦公廳的通知要求的是：學習貫徹落實，不是徵求意見、或討論研究。”
在“四.二五事件”的第二天，羅幹、賈慶林和政治局常委召開會議商討處理意見。江澤民一進入會場，臉色就十分難看。他掏出一疊材料，甩在了桌子上說：“誰說找不到法輪功學員聚眾中南海的蛛絲馬跡？互聯網上就有法輪功學員聚集中南海的通知。這次居住在四面八方的兩萬多名學員，以化整為零的方式進入北京，在事先有組織的情況下一朝之間包圍中南海，而公安部門竟然事先毫不知情，這樣的失職決不允許再發生！”江轉頭看著羅幹，聲色俱厲地說：“我們的安全部門，還有北京市都如此麻木。都危及政權本身了，還一點沒有感覺。同志們呀，這是多麼可怕。如果不引以為鑑，誰能保證不來第二次、第三次？”
接著，江澤民開始裝傻，“聽到法輪功這個名詞，除了感到希奇古怪，真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是怎樣成立的，頭頭兒是誰？”
政治局七個常委，除了江澤民之外，其他人都明確表達了反對意見。朱鎔基說：“法輪功的學員以中老年人居多，婦女居多，他們最大願望無非就是健身而已。一位法輪功學員說‘現在工作單位對生病又不報銷醫藥費，而法輪功可以強身健體，有何不好？再說現在下崗工人那麼多，法輪功可以增進道德品質，群眾從不鬧事，比先進模範還先進模範，這麼好的活動，政府為什麼不支持。’所以我覺得，說這些人有政治企圖，講不過去。另外，我們不能再用搞運動的方式解決思想問題，這樣不利於經濟建設這個大前提，更不利於國家對外開放的形象。法輪功中如果有害群之馬，我們要處理，至於普通煉功群眾，就讓他們練去吧！”
江澤民一下子站起來，指著朱鎔基的鼻子喊道“糊塗！糊塗！糊塗！亡黨亡國啊！我很痛心，我們的同志政治敏銳度如此之低。法輪功問題不抓緊解決，會犯歷史性的錯誤！”
“那總書記說怎麼辦？”羅幹小心翼翼地問道。
“滅掉！滅掉！堅決滅掉！”江澤民揮著雙手喊道，“現在當務之急是查清楚法輪功的人數、分布和負責人的情況，每個機關、單位、居委會都要查到。同志們，法輪功在和我們爭奪群眾，我們一定要上升到‘講政治’的高度，上升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這個問題。一查到底，決不姑息！”
整個政治局會議期間，江澤民又跳又叫，聲嘶力竭。其他常委看到江這個樣子，都沉默了。
其實，江澤民還有一個沒有說出口的原因，就是喬石對法輪功的支持。
喬石雖然在十五大上退休，但是他把鄧小平指定胡錦濤為第四代領導核心的秘密，向全世界公開，等於江澤民到十六大就必須退休，而且只能傳位給胡錦濤。不管江如何想繼續連任或提拔自己的人馬接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都做不到了。僅此一點，凡是喬石支持的，江澤民就都要反對。就像當年楊尚昆兄弟提拔的100名中高級將領中，有一些人並不屬於楊尚昆派系，被提拔僅僅是因為工作能力出色，但鼠肚雞腸的江澤民就一定要把名單上的所有人降級使用，比如四十二歲就任副總參謀長的何其宗，只因為受到楊家兄弟的器重，在江澤民得勢後被發配到南京軍區任副司令員，官降一級，而且永不提升。
出於同樣的偏狹心理，由於喬石支持法輪功，江澤民就偏偏要鎮壓，而且要往死裏打。
喬石不但在1998年做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還特意提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訓，令江澤民大為不悅，當即批示（大意）：寫得玄玄乎乎，我看不懂，並把報告推給羅幹。羅幹心領神會，以“法輪功有國外政治背景”為由，不斷製造事端，嫁禍法輪功。
李瑞環對於鎮壓是非常反對的，在各種場合他都表達他的不滿，但可惜他既沒有組織保障，又處在一個花瓶黨派主席的身份，說了也是白說。當時中國流行一個順口溜，中國四大閑：大款的老婆，領導的錢，下崗職工，李瑞環。
9. 用假情報為鎮壓羅織“依據”
江澤民和曾慶紅看到了情報系統對於奪取和鞏固權力、打擊異己，能夠發揮巨大的政治作用，所以一直想把國家安全部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江澤民當上總書記後，為了控制國家安全部，成立了“中央政策研究組”來指揮國家安全部收集情報。到了1997年，當上政治局候補委員、組織部長的曾慶紅安排自己的人當國家安全部部長，江澤民和曾慶紅終於直接把國家安全部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
江澤民由於妒嫉失去了理智，一心要鎮壓法輪功，但是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都不同意，覺得沒有依據。為了脅迫其他人同意，江澤民和曾慶紅終於想了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利用國家安全部來製造鎮壓的“依據”。於是國家安全部在美國的特工很快就送來了自己製作的假情報，說：法輪功創始人後面有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支持，CIA給法輪功提供了數千萬美元的經費。這些“重大敵情”通過國家安全部傳到了高層，其他政治局常委難辨真假。
就像1992年十四大之前，江澤民和曾慶紅叫人在北京四處散發謠言，說楊尚昆、楊白冰兄弟要“奪軍權”和“平反六四”一樣，在欺騙鄧小平的時候起到了一個極其關鍵的作用。江澤民和曾慶紅這一次只是故伎重演。
由於中共對“敵對勢力”的高度戒心、恐懼以及仇恨，江澤民用這些“確鑿的證據”說，這是要“亡黨亡國”呀，必須要全力鎮壓。經過江澤民的策劃把事情上升到了“亡黨亡國”的高度上，中共最怕的就是“亡黨”，也沒人敢承擔“亡國”的帽子，其他政治局常委哪敢再反對江澤民鎮壓？最後江澤民“統一”了思想，開動中共暴力機器全面鎮壓法輪功。
江澤民和曾慶紅通過國家安全部造謠說法輪功後面有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支持，不僅迷惑了眾多中國人，甚至也欺騙了不少外國人。例如，法國人一直不太服氣美國人做西方社會的領頭羊，常常和美國人較勁，當初法國人盲信了中共的情報，後來通過自己的情報系統經過長時間和多方了解，最後知道了沒有這回事，才對法輪功放鬆了警惕。現在國際社會都知道，法輪功背後沒有任何政治勢力。
10、“縮頭烏龜”
1999年的5月8日，在北約和南斯拉夫交戰期間，中國大使館遭三枚導彈襲擊，三名記者死亡。美方稱誤炸，但中方不認可。
事件發生後，軍方要求江澤民以軍委主席的身份立刻穿上軍裝發表電視講話；也有人建議江澤民穿上西服，以國家主席的身份發表電視抗議，並立即召見美國駐華大使。高層吵成一團。
遇事膽小如鼠的江澤民此時慌了手腳，根本不知道應該說什麼，抗議到什麼程度。在和曾慶紅商量後，他決定把這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交給胡錦濤去辦，當時胡是國家副主席，這種事怎麼也輪不到他出頭，除非正職病危。所以，要麼國家主席江澤民出面，要麼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出面，但是江曾在這個時候考慮的是一石二鳥的毒計，如果朱鎔基在這個時候不出面，憤怒的人群自然會把炸館之事和朱鎔基的“消氣外交”聯繫起來，把怒火發在朱鎔基身上，讓他繼續去背黑鍋。另一方面一定讓胡錦濤出面，如果胡對美國的態度表現軟弱，會使他在憤怒百姓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如果太強硬，必然會引發兩國關係緊張，這都可能成為十六大不許胡錦濤接班的理由。
在接下來的兩天時間裏，江澤民一直沒有露面，中國民眾對於集國家主席、軍委主席於一身的江澤民的表現非常憤慨。到第二天晚上，人們才看到胡錦濤在電視上發表講話。到第三天，江澤民還是沒有露面，好像從人間蒸發掉了。中國人民大學開始出現“江澤民──縮頭烏龜”，“中央領導人都死光了”等標語，全國上下，群情激憤。
(版權歸大紀元所有，歡迎轉載，不得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