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園】
有人說，危險是可怕的。但其實看不到危險才是最可怕的。
在經濟的表面繁榮之下，江澤民“改變了中國”，留下了一個危機四伏的未來。但是，有多少人看到了這一點呢？有多少人看到了江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危險呢？
江澤民對中華民族的危害就在於，他摧毀了中共改良的機制。江澤民出於維護個人權力的自私本性，以腐敗治國，把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變成了一個龐大的掠奪國家資源的利益集團。維護集團利益成為謀求個人利益的最佳途徑，中共又沒有獨立的媒體監督和外界約束，所以中共改良的動力全部消失。被外界認為是進步的第四代權力和平交接，其實就是中共集團利益制度化所致。
有人說，對於中共的問題，應該往前看，它會變好的。
如果沒有江澤民，這一切也許是可能的。
但現在，江澤民使人們預期中共能改良的諸多假設都不成立了。發財的人很多都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分子，他們根本就沒有要求中共發展民主自由的願望。西方投資者不但沒有促進民主化，反而跟中共同流合污。這樣的環境，如何能使中共自己改良呢？
中共出台的政策，不管看上去多麼誘人和動聽，它後面的動機一定是為了維護中共的集團利益。如果不是，這樣的政策一定持續不了多長。因為中共的集團利益同廣大中國普通民眾利益的根本不同，在中共追求自身利益中，嚴重傷害了民眾的利益。十幾年下來，在經濟假象的背後，江澤民使中國的經濟、政治、道德、生態方方面面充滿了危機。
中國一家網站在介紹庫恩寫《他改變了中國: 江澤民傳》時，強調了江澤民的“功績”在於“保持社會穩定，加速經濟發展”，“並最終使中國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根本性轉變。”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幾句話都說到了點子上，只不過是方向恰恰相反。
江澤民時代的“經濟發展”是不計成本，以巨大的社會不公和摧毀生態環境、耗竭中國未來生存資源為代價的片面發展，這個泡沫化的經濟發展結果的確導致了中國生態環境和社會道德的全面惡化。而江澤民時代的“穩定”，正是以壓制民眾聲音而維持的火山口上的“穩定”。這個穩定只是其不惜一切代價用來維持政權的穩定，而不是老百姓所期望的安居樂業的穩定。
1、生態危機：國在山河破
江澤民的經濟發展策略，實質上就是一切以GDP（國內生產總值）為中心。江以單純的GDP高速增長標榜自己的“政績”，同時也用GDP增長作為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指標。
然而絕大多數自然資源是有限的，環境本身對於廢棄物的容量也是有限的。如果因為現在不合理的發展而造成對生態環境的災難性掠奪和破壞，從而毀滅了未來的民族生存資源，那麼這樣的發展其實是對整個民族犯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江澤民時代以GDP為中心的片面“經濟增長”確實改變了中國──中國的生態環境遭到了幾乎是不可逆轉的根本性破壞。
據2004年3月3日新華社消息，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牛文元說，中國的GDP數字裏有相當一部份是靠犧牲後代的機會獲得的。2003年中國貢獻了世界經濟總量的不到4％，對原煤、鋼材、水泥等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卻佔到全球總量的1/3左右。
中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局長解振華指出，據世界銀行測算，1995年中國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佔當年GDP的8%；據中國科學院測算，2003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佔GDP的15%。
把以上數字與江澤民不計成本的GDP年增長率7%─8%相比較，江澤民時代所謂的“高速發展”其實是很大的負增長，從長遠來看不僅無功，反而有罪。但是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卻由於直接動搖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在中國竟然沒有媒體敢於說出這個當代“皇帝新衣”的實質，這也是中共與江澤民同生共死的一種表現。
國土接近承載極限 1.5億人將淪為生態難民
儘管中國人從小學就了解到中國地大物博，但就人均佔有量來說，中國並不是資源大國，人均自然資源是世界平均值的1/2。但在江澤民治下，中國的生態問題更加嚴重。
中國雖然地大，但其中大片是永凍高寒地帶、戈壁、荒漠等不毛之地，可耕地面積在1980年僅相當於人均2畝。由於生態惡化造成的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到江澤民退出政治舞台的2003年人均可耕地面積只剩下1.4畝。在進入新世紀的最初幾年裏，僅由於轟轟烈烈的圈地運動，全國就損失了耕地約1億畝。根據林業部的數據，1997年中國沙漠、戈壁及沙化土地總面積為168.9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17.6%，到2004年這一數據已增長到174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18.1%。中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目前全國水土流失面積佔國土的38%，實際上已經達到了超飽和。中國還有超過90%的天然草場退化，年增退化草地200萬公頃。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處於沙漠化威脅之中。
對於中國目前所面臨的生態環境窘境，中國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2005年《財富》論壇上曾指出：中國45種主要礦產15年後剩下6種，5年以後70%以上的石油依賴進口；主要水繫的2/5已經成為劣五類水（註：劣五類已喪失水功能，甚至不適於灌溉和觀賞），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1500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
除此之外，2003年全國主要大氣污染物二氧化硫的排放總量超出大氣環境容量80%以上，酸雨區約佔全國面積的30%；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不足20%，工業危險廢物處置率僅為21.5%，簡單存放的佔全部危險廢物產生量的33.2%，歷年堆存的危險廢物成為空氣、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重要污染源。全球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中，中國佔5個。
必須明確指出的是，在“GDP中心”的發展觀中，江澤民只管撈取GDP年增長率8%的“功績”，而絕不承擔酸雨對生態系統、人體健康、以及建築、文物造成的損失，江也更不會從“經濟成果”中扣除城鄉居民因為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疾病的醫療費用。
據統計，由於耕地被佔用，目前中國失地農民總數在4000萬人左右，每年還要新增200多萬人。2005年2月潘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轉述專家估計，由於廣大西部和生態脆弱地區難於承載現有人口，全國22個省市需要遷出1.86億人，而能夠接納人口的廣東、北京、天津、上海、遼寧、浙江、福建、黑龍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納3000萬人。屆時全國將有1.5億人口淪為生態難民。
瑞士達弗斯“世界經濟論壇”發布，世界各國環境質量可持續指數顯示，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中國名列倒數14，居第123位。
有人說，21世紀是“中國崛起的世紀”。可問題是，經過江澤民時代的瘋狂掠奪與破壞所留下的生態資源還能夠支撐起中華民族這條東方的巨龍嗎？
下面著重談談水資源。這不僅是因為水資源本身和國民經濟以及百姓日常生活緊密相關，更因為水資源不像其他生存資源，如礦產乃至木材都可以進口，水資源基本上必須自給自足。在歷史上，水資源的耗盡就意味著文明的消失。
即將枯竭的水資源
中國人均淡水資源排在世界第88位，僅約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6-1/5。但1995年水利部的檢查表明，中國700餘條河流中水質良好的僅剩32.2％，到2000年受污河流比上世紀80年代增加了1倍以上；2003年，全國主要水污染物化學需氧量(COD)排放總量超出水環境容量60%以上；90%流經城市的河段受到嚴重污染。
此外，中國的“母親河”黃河中下游早就開始出現斷流，2004年甚至出現黃河源頭的鄂陵湖出水口斷流！這條曾經讓中華民族引為自豪的巨龍，如今已快變成奄奄一息的季節性內陸河了。據考察，在黃河源頭，由於過度放牧破壞了植被，草場退化沙化、鼠害猖獗、濕地萎縮、湖泊乾涸……生態惡化觸目驚心。不僅如此，“母親河”還要負責接納污水排放總量44億立方米（2003年），河道1/3水生生物因污染絕跡。
黃河如此，那麼長江呢？專家考察後得出的結論是：長江生態環境已遭到嚴重破壞。長江源頭正逐漸乾枯，近10年來，沱沱河每年流量下降約20%。沱沱河和通天河流域幹化、沙化、荒漠化問題日益嚴重。近20年來，江源地區荒漠面積增加20%以上。長江的泥沙問題上正在向黃河看齊，同時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排污水道，每年承接全國污水排放量的40%，2003年達到164億噸左右。
由於生態惡化，在長江、黃河、瀾滄江的源頭地區的瑪多、治多和曲麻菜等縣，如今越來越多逐水草而居的高原牧民開始淪為“生態難民”。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這個地區曾經是全國首富。至於生態惡化的原因，幾乎每個牧民都能隨口道出：草原過度超載，“吃了子孫的飯”。說到底禍根就是江澤民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長”。這一地區的生態持續惡化不僅遺禍當地，還直接對長江、黃河流域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在江澤民任中共總書記的第5年，1994年7月中旬，淮河發生了一次特大污染事故。總量2億噸的污染團順流而下，摧毀了中下游全部淡水養殖業，安徽北部的工業停擺，近百萬人無水可喝……污染團所到之處，河面滿布泡沫和死魚，水體呈黑褐色，奇腥惡臭，儼然一條臭河、死河。
從前民謠有雲“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而如今，沿淮居民甚至不敢接觸被污染的河水。這裏由水污染引起的癌症發病率比全國平均發病率高出10倍以上。但就七大江河水污染排名而言，淮河僅僅是第三，前有更為嚴重的遼河與海河，後有與之不相上下的黃河。中國水污染的狀況，從淮河可以略見一斑。
2004年，江澤民即將全面退出中國政治舞台。此時的淮河經過十年治理污染，投資已達人民幣數百億元，污染治理得如何呢？
7月20日至27日，淮河突然爆發有史以來最大的污染團，總量超過5億噸的黑色污染水團全長133公里，一時滿河黑暗，伏屍（魚蝦蟹）千里。10年治理不僅沒有改善，反而使污染愈演愈烈。
有記者前去考察發現，沿淮大量的工廠或明或暗地排污依舊。即使安裝了污水處理設備並通過檢驗合格的廠家，也僅僅是應付檢查時才不得不啟用污水處理設備──因為處理污水要增加成本。自江澤民以下，大小官員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政績”：產值和利稅。
淮河流域水資源保護局局長接受了一家媒體記者採訪時說出了心裏話：“很多事，就是不聽你招呼，你怎麼辦？‘蓮花味精’是世界最大的味精廠，也是淮河流域最大的污染源，你能封了它嗎？你要它按照國家標準治污，它的利潤就跑了，就這麼回事。”
也就是說，工廠的生態環境成本，由沿淮居民、漁民買單了。其實這正是江澤民的“高速”經濟發展政策的真實體現。
不但如此，2003年有75%湖泊的水環境退化，出現富營養化，尤以巢湖、滇池、太湖為重。水污染也不僅僅限於江河湖泊，2003年近岸海域超四類海水水質佔21.5%。據《工人日報》2004年6月4日報導,由於渤海沿岸的化學工業及生活廢水嚴重污染，以及多條匯入渤海的河流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渤海正面臨著嚴重的威脅。海洋檢測專家警告說，渤海的環境污染已到了臨界點。除非及時整治遏止污染，渤海將在10年後變成“死海”。那時，即便不向渤海排入一滴污水，恢復清潔至少也需要200年時間。至於積沉在海底的污染物，將存在更長時間。
經國家海洋局檢測，渤海水體中的無機鹽、活性磷酸鹽、銅、COD、石油、鋅等全部超標；海底泥中，重金屬竟超過國家標準的2000倍。素有“漁倉”美譽的渤海幾乎已經無可捕撈。另外，上世紀80年代美麗富饒的珠江口海域如今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因污染造成海水嚴重富營養化，致使赤潮現象愈演愈烈。
與此同時，全國600多個城市中有400餘個城市缺水，50個城市已進入危機狀態。在32個百萬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個受長期缺水的困擾，情況還在繼續惡化。甚至連上海都已被聯合國評為未來全球六大缺水城市之一。上海守著長江、黃浦江，卻沒有乾淨水可喝，屬於典型的水質型缺水城市。黃浦江的水來自太湖，而太湖2004年檢測結果是“湖體各湖區水質均劣於五類標準”。
儘管如此，由於江澤民時代不計代價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的工業用水仍然大幅超出發達國家的10∼20倍多，中國每萬元GDP用水量為103立方米，而美國是8立方米，日本只有6立方米。所謂的“先進生產力”，正是揮霍本已面臨枯竭的生態資源而拼出來的。
由於過度抽取地下水，使得土地表面嚴重下沉，許多城市的下面逐漸形成巨大的漏斗區。目前華北平原出現世界罕見的漏斗區，總面積至少在5萬平方公里以上，河北有的城市中心已下沉1.6米之多。簡單概括地講：以北京市為圓心，800公里半徑之內（200萬平方公里，超過1/5國土），已經沒有一條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嚴重超採，在北京等地甚至在已經使用千米以下不可動用的地下水。表面上看這裏都市繁華，高樓林立，殊不知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已不足人均300立方米，在國際人均水資源警戒線（1000立方米）的1/3以下，為世界人均數的1/30。但是地方當局全然不顧迫在眉睫的危機，仍然追求所謂的經濟“高速增長”。
超量採取地下水的可怕後果卻是，首先，深層地下水被抽取後，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滲入，大約需要一百年或更長的時間；其次，地下水為各土壤層的張力填充，它被抽取後，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東西來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將來環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淨潔的水源，但也根本無法將已經鵲巢鳩佔的污水鹹水排擠出去。所以說，這將造成一個永遠的悲劇。事實上目前秦皇島等市已經面臨這一可怕境地了。
如果華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緊接著就是此處寸草不生，土地在極短的時間內沙漠化，幾億人口將面臨著無家可歸、無糧可吃的絕境。華東平原現在也正在步華北的後塵。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一個幾乎無法扭轉的殘酷現實。
水資源僅僅是中國環境災難的一個側面。實際上森林、草原、礦產等許多資源都在江澤民的“GDP中心”的經濟發展政策下被盜被搶。同時由於社會道德淪喪，國有財產產權不明確，大家都抱著我不污染別人也會污染、我不拿別人也會拿、我不偷別人也會偷的態度對待自然資源，使中國這個人口壓力本來就已經萬分巨大的國家陷入生態資源的全面崩潰中。
一場本不必如此慘烈的災難
自從1972年著名的“羅馬俱樂部”發表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以來，國際上1980年代就正式提出注重人與環境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中國學者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也開展了這方面的研究，同時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的一批可以直接參與國家決策諮詢的專家已開始這方面的建言。然而採用可持續發展策略對江澤民來說就意味著放棄“高增長”所帶來的光環，對中共而言就意味著“先進生產力”成為泡影。10年之後，在中國的生態已經面臨絕境的時候，官方才不得不採用可持續發展策略的建言。2005年在《財富》論壇上中國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承認，中國的環境問題不是專業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造成這種結果的根源，是整個社會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扭曲發展觀。某些人的先富犧牲了多數人的環境，某些地區的先富犧牲了其他地區的環境。
晚了10年時間，意味著中國已錯過了調整發展結構改善環境的最好時期。如今，中國許多生態災難的後果已幾乎不可逆轉。
一個曾歷經創造數千年璀璨文明的古老民族，正面臨一場因人禍而引起的空前劫難。而此時舉國上下依舊鶯歌燕舞，“盛世大聯歡”，“好日子”、“越來越好”……不絕於耳。
情何以堪。
2．經濟災難：透視GDP神話
在庫恩的《江澤民傳》裏，大吹特吹了江澤民的經濟功勞，很多人也以為中國經濟形勢很好，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在這一片“繁華”下面，到底掩藏著多少見不得陽光的陰暗，看到經濟表面繁榮的實質是什麼，以及中間存在怎樣的陷阱和危機呢？
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落後其他國家
中國上海在30年代的時候非常繁榮，民營資本非常發達。但中共掌權之後，經濟資源完全被收歸國有，中國民間經濟力量遭到了很大的壓抑和摧殘。中國的經濟資源更因為計劃經濟的原因而無法充份發揮作用。這種狀況在80年代初的時候才稍為改變，但這只不過是把中共原來剝奪的百姓財富還回民間，百姓的經濟創造力少受壓抑而已，所以這算不得政府的什麼功勞，更不能算到江澤民頭上去，即使要算也是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功勞。
過去幾十年來，各國經濟都在增長。中國人勤勞刻苦，中國經濟增長完全應該比其他國家更快。但事實上，中國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佔比例是遞減的。在經歷了二戰、內戰、韓戰的連續破壞之後，中共建政之初的1955年，國民生產總值尚佔世界總額4.7%；至江澤民從政治舞台全面退出之前的2003年，中國佔全球國民生產總量的比例跌至不足4%。中國同先進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拉越大。中國人均財富居世界後列。
充滿水份的經濟增長數據
江澤民自己喜歡說大話空話，也喜歡別人唱讚歌，採用“數字出官”政策，片面強調GDP數字。因此各地爭相造假，GDP數字嚴重不實。
中國國家統計局一位官員在接受《金融時報》關於中國統計做假問題的採訪時說，“(中國)有很多問題單靠統計局是無法解決的，尤其是與政治相關的問題”。經審查，全國85個城市的隸屬於四大商業銀行的670多家分支行，有高達98%的銀行做假賬、虛賬，並持有二至七、八本各種形式的帳冊，應付檢查。連朱鎔基本人都說，他拿到GDP數字，都得打個八折。
有幾位研究中國經濟多年的專家發現，1997到2000年間，官方數據顯示經濟增長24.7%，可是同期能源消耗卻下降了12.8%，而中國經濟效率並沒有怎麼提高。這說明經濟增長數字不可能有那麼高。香港CLSA經紀公司年度報告裏說：“有關說明中國經濟增長全球最快的‘數據’，其價值不抵用來寫它們的紙。”“我們無法預測中國2002和2003年的經濟增長，因為我們缺乏最基本的統計信息來構造哪怕最粗糙的預測模型。”
經濟的畸形發展
江澤民的倡導的經濟發展走的是非常畸形，也不可能持久的道路。
在很多地區的經濟發展中，是以國有資產的變相拍賣為基礎的。很多國有工廠把廠房一賣，或者找個外商，把廠房一折價，就產生了巨額“利潤”。但這種利潤，不過就是國有資產的出賣，原來沒有進行計算的財富價值進入市場而已。那些財富本來就存在，本來也屬於老百姓，不過是被中共非法掠奪，成為沒有價值的黃金，現在又重新釋放出來罷了，而不明就裏的人卻很容易被欺騙。有研究表明國有資產大量流失，金額高達五萬億元。
由於官員盲目追求經濟增長，中國經濟一直靠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效益並沒有得到提高，作為主體的國有經濟虧損狀況一直沒變。2000年中國萬元GDP能源消耗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日本的9.7倍。這樣的經濟增長，是無法持久的，也是世界和後代子孫都無法承受的。權威雜誌《經濟學人》認為，中國經濟投資過度，投資佔GDP比率高達40至45%，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承受。《經濟學人》還說，如果投資者是用自己的資金投資，中國那些過剩的水泥廠、鋼鐵廠及汽車工廠等，可能不會被興建。改革開放25年來，經濟增長了6倍，而資源的消耗卻增長了幾十倍。如果算上生態成本，中國經濟增長將為負值。
隱患和危機
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非常高。2004年中國GDP為1.65萬億美元，對外貿易額達到1.1547萬億美元，外貿依存度約為70%。這種依存度隱藏著非常大的風險，因為外界因素的問題就可以引起中國經濟的震盪。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很大一部份都是靠外資支撐起來的。偌大的中國，利潤竟然有一半是外資創造的。這深刻說明了中共經濟體制本身的問題。國有的企業，大部份都處於虧損狀態，缺乏國際競爭力，是銀行的無底洞。一旦外資撤離，中國經濟不堪設想。而現在吸引外資，不過是靠廉價出賣的國有資產，廉價出賣中國工人的勞動，靠中國工人的勤勞付出。這都是犧牲國人利益換來的，如果中國經濟不能實現轉型和提高效益，生產越多中國人就被剝削得越厲害。
中國的經濟相當不均衡。中國幾乎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懸殊的國家。“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已經不足以形容貧富的對比。據中國社科院的調查，佔人口75%的農民在中國財富總額裏的佔有比例不超過4%。也就是說，農民人均財富擁有額僅為城市人均的1/72，即1.3%。八億農民真正是一貧如洗。所以我們一方面看到豪宅名車供不應求，而另一方面許多人卻靠賣血、賣腎維生。因為地區發展的不均衡，內陸很多省份仍屬於“第四世界”、“第五世界”；因為收入分配不均，全國有二億多貧困人口還掙扎在國際公認的最低生存線（每人每天收入1美元）以下。因為普通百姓的收入並不高，老百姓買不起產品，中國經濟長期內需不足，經濟不得不高度依賴出口，風險增加。其實大陸近年來持續的高增長依賴著巨額的財政赤字，以帶動不景氣的國內需求，掩蓋實際上增長非常緩慢的經濟，維持著表面上的虛假繁榮，但長期下去問題必然浮現。
人們所看到的經濟繁榮，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財富向少數地區和人手裏積聚。但這卻不能掩蓋多數人的貧窮。一旦社會不公引發民眾不滿情緒發作，整個社會馬上就會陷入危機。
中國的金融業更是危機四伏。標準普爾估算中國銀行的壞帳比例在45%，也就是說老百姓的銀行存款有一半都打了水漂，而江澤民仍然在利用國債、股市和樓市圈老百姓的錢。據國內財經網站的股民調查顯示，2001-2005年4年以來，在滬深股市開戶的7000萬股民中，有超過94%的人虧損一半以上。2005年6月6日上海股市在4年漫漫熊市之後終於跌破千點大關，創下自1997年2月27日以來，近9年的收盤新低。中國股市市值從4年前的1.7萬億元縮成7000億元，1萬億元的市值人間蒸發。有股民在網上貼出賣腎的帖子，以求還借來炒股的錢。美國著名的布魯金斯研究所首席分析師拉迪警告，中國大陸的公共債務和銀行壞帳的增加已經到了無法承受的地步，龐大的不良貸款與政府借款，將拖累大陸金融體系，中國大陸隨時可能發生金融災難。
因為官員的腐敗，中國財政狀況壞得透頂。裏昂信貸證券曾對中國縣級政府負債情況做了全面估計，認為中國的縣級財政債務為3萬億元，佔到當年全國GDP的30%左右。2003年底，溫家寶下令對村級財政進行清理，發現村級財政不僅欠下了銀行、信用社高達四千個億的呆帳、死帳，而且欠下了農民個人高達三千個億的借貸資金。江澤民時代養育的官員們早己吃肥了，長“壯”後開溜，而村級組織的財政卻債台高築。但這還是保守數字。巨額債務像是懸掛在地方政府頭頂上的烈性炸藥，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
失業率居高不下是另外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中國失業率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是世界失業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城市失業者三千多萬，農村有一億多餘勞動力。大量的無業人口形成對社會穩定的嚴重威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表面的經濟繁榮之下隱藏著可怕的經濟、社會危機。
人民血汗錢的耗費
儘管江澤民把中國的銀行弄到破產，但是這不妨礙他隨意耗費的人民血汗錢，使得中國經濟更加雪上加霜，最終買單的是全國民眾。這樣的肆意揮霍，中國經濟再怎麼發展也是白搭。
1997年後，中共通過發行國庫券等方法進行擴張性財政支出，大舉上馬各類“面子工程”。為此，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從1997年的560億飆升到2002年的三千多億。江澤民在1999年慶典，一共花掉了1800億人民幣。一個“國家大劇院”花費30多億，一架“空軍一號”專機花費9億。2001年，江澤民做東，在上海開APEC會議，一次《今宵如此美麗》的“燄火秀”，又燒掉了300萬美元。江澤民還連聲說這錢花得“值得”。但他卻不會去了解，中國九億農民人均年收入2620元人民幣，低於聯合國貧困線標準──人均年收入不超過三百六十五美元，即三千多元人民幣。2003年“神五”上天，猶如一個大禮花，鼓舞人心，但實效不多，卻耗資20億美元，等於中國希望工程16年收到的捐款總數，可以救助250萬失學兒童。
江澤民還把巨額資金用於迫害中國民眾。僅僅是迫害法輪功，江澤民就投入了國民經濟1/4的資源，花費60億人民幣打造“金盾工程”，對互聯網實行監控和封鎖；2001年2月27日，江澤民曾一次性撥發40億元人民幣安裝大量的監視儀器監控各地的法輪功學員；2001年，來自中共公安部的內部消息顯示：僅天安門一地，搜捕法輪功學員一天的開銷就高達170萬到250萬人民幣，即每年達6億2千萬至9億1千萬元。2001年12月，江澤民一次性投入42億元人民幣建立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洗腦中心或基地；大量中國特工被送往海外，用來監控、干擾、詆毀海外法輪功學員，收集黑名單等；2005年夏在澳洲投誠的前610官員郝鳳軍認為打壓法輪功花費國民經濟的1/4的資源是非常可信的數據。
為收買其他國家對其人權迫害的沉默，江澤民也不惜花費大錢。2000年10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2000年部長級會議”，江澤民答應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繼續對非洲國家提供發展援助，隨著中國的發展逐步擴大援助；在未來兩年內減免非洲重債貧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100億元人民幣債務；2002年7月，江澤民以1億3000萬美元援助瑙魯，換取建交；1999年，江給了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等國無償援助1.38億元人民幣；1998年底，江澤民向蒙古提供3000萬元人民幣的無償援助；2002年5月，江澤民向阿富汗提供3000萬美元無償援助；2000年7月，江澤民繼向塔吉克斯坦出賣了7萬平方公里領土後又提供5000萬元人民幣的無償援助；2001年11月12日，在會見盧旺達總統卡加梅時，江澤民向盧旺達政府提供3000萬元人民幣無償援助；此外還有白俄羅斯、摩爾多維亞、烏克蘭、尼泊爾、巴哈馬、烏干達、格魯格亞等國，江澤民也都揮洒無數百姓的血汗錢。
在江澤民的腐敗政治下，有研究指出，在上世紀90年代後半期，主要類型的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至12570億元之間，佔生產淨額總量的3.2至6.8%。這樣的結果“仍為保守估計，實際經濟損失要大得多”。另一數字估算，中國每年因貪污腐敗造成的賦稅與關稅損失佔國民生產總值的8%，僅2004年損失就達800億美元！
江在位的後些年，涉及到違法、違規貸款的金融腐敗案直線上升，從成克傑到王雪冰，從賴昌星到張恩照，這些腐敗大案皆與金融犯罪高度相關。但真正的大案很多是不了了之的。上海土地開發資金4200億元，其中高達3000億元下落不明，事態嚴重。當局曾下令：上海市級幹部出境出國，必須先報中央政治局審批。但是所有金融大案最後查下去都不了了之，因為後台都是江澤民、或者江家幫。
江澤民有句“名言”，叫做“悶聲大發財”，一個行政命令，可以把中國電信北方十省的數千億資產劃歸江綿恆管理，一個宏力晶圓廠可以從銀行空手套白狼，提出數百億元。既然江澤民可以這麼幹，下面的人當然有樣學樣。銀行的壞帳基本都是這麼來的。
資本外逃是江澤民治下的另一大特色。貪官們對於中共了無信心，貪污了錢首先都想要存到國外的銀行去。資本外逃率是出逃資金佔引進資金的百分比，中國的資本外逃率1993年以前是52.3％，以後逐年增加，近年來某些年份的資本外逃率甚至高於100％。朱鎔基承認外逃資金累計二千多億美元，僅2000年一年外逃資金就達480億美元，超過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的407億美元。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正式頒布一項讓海內外大跌眼鏡的新規定《個人財產對外轉移售付匯管理暫行規定》，其主要內容是允許大陸居民在移居海外時攜帶個人財產出境，並且對轉移出境的財產不設上限。據截至2003年6月30日的31省市自治區中共幹部失蹤、外逃、自殺死亡報告資料，總計：失蹤6528人，外逃8362人，縣處級以上幹部外逃3905人，自殺死亡1252人。根據香港《開放》與《爭鳴》雜誌報導，中共是繼委內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之後全世界排名第四位的資金外流國家。
由上不難看出，中國的經濟充滿水分，存在嚴重隱患和危機。在江澤民的肆意揮霍國家資財的情況下，危機更可能隨時爆發。可以毫不諱言地說，中國的經濟正處在火山口上。
3.政治危機：政府墮落、法制倒退、人權災難
政府的全面墮落與黑幫化
江澤民當政十三年來，中國的政治出現了大倒退。
在鄧小平時期，其實政治改革已經開始啟動，趙紫陽執政時期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政治改革方案。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公務員制度都已經開始著手。但在江澤民時期，因為江澤民任人唯親，利用政治腐敗作為自己維護個人權力的工具，上海幫、江澤家幫盤根錯節，中國政治權力走向了全面腐敗的黑暗時期。
這一政治腐敗，讓中國上層建築全面崩潰。官商勾結，官匪一家，政府黑社會化。官場買官、賣官成風，提拔重用的不是貪官就是庸官，官僚體系空前膨脹，據中國經濟時報報導：2004年全國用於公款吃喝招待、公車消費和公費出國的開支共計高達700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9個廣州市的年稅收收入，相當於13億中國人平均每人為“三公”支付538元還多，而這個數字是我國中等以下城鎮大多數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中國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官僚貪污腐敗集團。政治腐敗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治。官方公布的腐敗案件不過是冰山一角。2004年，據商務部首次披露的數字顯示：中國目前尚有4000多名貪官外逃，共捲走資金高達500億美元。
政府的效能全面倒退。官方的研究資料也顯示，民間對省級黨委、政府的評價，好的、滿意的，僅佔15%至20%；對領導幹部總體的評價，好的、滿意的，僅佔10%至15%；對當前社會狀況的整體評價，好的、滿意的，僅佔15%至20%。這些簡單的數據，反映了中共統治的危機狀況。在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這樣低的績效滿意度可以使任何一個執政黨立刻下台。政治上的落後已經導致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危機都在急速加劇，在政府已無法擔當其應負起的社會角色，無法滿足民眾的期望，最後導致的是社會對政府的完全不信任、不服從以至武力反抗。
政府權力墮落成為監控、迫害百姓的工具。江澤民上台後大力擴充武警部隊，使全國百萬人口以上城市都組建有團以上一級武警部隊，成為一支對付老百姓的特種防暴部隊。為恫嚇人民，江大開殺戒，將死刑的審批權（經濟犯罪死刑除外）下放到省高級人民法院，一時間死刑判決大幅度上升，省際之間對殺人數量還相互攀比，藉以顯示所謂嚴打的力度。據大陸司法界內情人士透露，近三年來每年全國死刑判決均在2000人以上，僅2001年就判處1700多人，過去13年來約有4萬多人被執行槍決，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殺人最多的國家。這既顯示了當局的社會治理的失敗，讓那麼人走到被槍決的地步，也顯示了當局的殘忍和推卸責任的無恥。
對自身的罪錯，政府卻沒有任何的反思與糾正。中國1998年從真實意義上看並不算特大洪水卻最後導致百年罕見的洪災，正是江澤民和政府決策問題的一大明證。如果江澤民能夠主動採取荊江洩洪，這洪災根本不會那麼嚴重。2003年蔓延全球近30個國家的“非典”疫情，如果不是因為江澤民的隱瞞，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受害，那麼敗壞中國國家形象。如果不是因為江治下中國政府的墮落，也不至於對無辜善良、對社會安定與民眾健康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法輪功傾盡國力殘酷鎮壓。
在江澤民的高壓下，有“東方明珠”之稱的香港黯然失色，再也沒有從前的自由。2002年6月，90多名來自日本、瑞典、美國、澳洲等地的法輪功學員被禁入境，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台灣骨科名醫敖曼冠。2003年2月，近80名持合法簽證的台灣法輪功學員入境香港時被強令遣返。2003年8月，準備到香港舉辦個人畫展的澳洲籍中國畫家章翠英，因為法輪功學員的身份被入境處拒絕入境。章翠英是一位國際知名畫家，曾經到過歐美許多國家訪問及舉辦畫展，獲得上賓禮遇，她的畫還被烏克蘭總統收藏。
江澤民當政，是中國政治的一個分水嶺。中國經過毛的極權時代，開始向改革時代邁進。鄧小平是過渡階段，但江澤民最終毀掉了鄧小平和趙紫陽開創的道路，重新把政府放在了民眾的對立面，把控制和迫害民眾以維護個人權力為唯一目的，從而使得中共失去了和平改革的希望。政府權力的變質、全面的腐敗，已經讓中共無法被挽救，而只能用另類方式走向解體，其成員的罪惡也將被清算。把現存政府權力系統徹底搞垮，完全毀掉中國改革希望的，正是江澤民。
中國法制化進程的全面倒退
中國社會最近十幾年來在法律界有識之士的努力下，很多法規被逐步完善。但法律在江澤民手中，不過是一個可以隨便被玩弄的婢女。江澤民自己不斷進行各種“劃線”，對自己的親信大加庇護，如賈慶林牽扯遠華驚天大案，最後不但沒有受到絲毫懲罰，反而被江送上政治局常委的位置。從江澤民自己開始，法律從上到下行同虛設。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法院吃完被告吃原告，沒有絲毫公正可言。
江澤民迫害法輪功，設立蓋世太保“610”辦公室，越過地方政府層級，受江澤民羅幹直接指揮，更是對中國法制的徹底否定。在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法律的制定完全成為江澤民迫害無辜百姓的工具。法輪功學員被剝奪了一切可以為自己辯護的權利，敢於挺身而出的律師受到威脅，甚至被吊銷執照。在江澤民對法輪功“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政策下，法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踐踏。
中國和世界的人權災難
生而為人，就應當有人的生活方式，有人的基本尊嚴和權利。在全球走向民主自由化的時候，中國卻在江澤民的主政下繼續阻礙政治改革，剝奪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幾乎所有有獨立信仰、獨立人格和不同見解與要求的個人和較大的群體，包括下崗工人、宗教信仰、氣功鍛練、民主人權、新聞媒體、政治異見，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在中國有眾多的老百姓受到當局不公的對待，但卻有冤無處可申。中國每年上訪的人次需要以千萬計，其中大多數人是合理的訴求。官方公布數據認為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實際困難和問題應予解決，但最後卻只有0.2%問題能夠被解決。那些走投無路而冒天膽去上訪的百姓，被各部門官員踢皮球似的踢來踢去，甚至遭到殘酷的迫害，打擊報復。絕望之下，更有民眾不惜以生命作為抗爭武器。2003年10月17日，北京警方召開記者會，承認從十月一日至十六日，天安門地區連續發生多起自殺、自焚未遂事件。
那些希望有獨立信仰的地下教會遭到大面積的打壓。近三年來，被逮捕、關押的宗教犯至少數千人。對法輪功的迫害更是史無前例，極盡一切誣蔑之詞，動用所有暴力機器，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洗腦、拘留、送進監獄甚至精神病院。迫害致死者成千上萬，被勞教者數十萬，被波及者數以千萬計。江澤民因此而在十幾個國家被起訴，被控有反人類罪、群體絕滅罪、酷刑罪等多項罪名。
在新聞的控制方面，江嚴重剝奪人們的知情權。記者不敢報導真實的新聞事實，而只能按照中共的意願製造謊言。如果有哪一個記者試圖對事實進行公正、客觀地報導，就很可能遭到當局的打擊迫害。在各國被關押的記者中，中國數目最多，大多被以“洩露國家機密罪”或其他名目逮捕。此外，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還用動用老百姓幾億美元的血汗錢搞“金盾工程”，對國際互聯網進行封鎖，不讓人們通過互聯網看到真實的信息，讓中國社會遠遠落後於信息時代的步伐。持續下去，惡果將會相當嚴重。
江還抓捕了不少民主人士、網上自由言論者。2000年“十六大”前後，在釋放民運領袖徐文立、方覺的同時，卻在全國逮捕了何德普、楊子立等民運人士約20人，其中包括20歲的女大學生劉荻，她僅因在網站上寫了幾篇對當局批評的文章。難怪有的人說：“中共是放一抓十，得了便宜又賣乖。”這種欺騙外國關心中國人權的人士的障眼法，外國政界人士很容易被矇騙。江澤民當局甚至採用國家恐怖手段從境外綁架民主人士。
遭受不公而沒有說話的權利，追求精神信仰而受到迫害，那些上訪民眾和法輪功學員，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連基本的生存權利都沒有。在整個中國，其實哪個人敢說自己有人的尊嚴呢？誰敢把自己對政府迫害民眾的不公說出來呢？即使中共黨內高官，情況依然如此。中共前最高首腦趙紫陽就被關押至死，還不讓人們自由悼念。在江澤民領導的中共之下，中國成了真實的人們沒有任何人格尊嚴、思想獨立的囚籠。這就是二十一世紀中國人權的真實狀況。江澤民多年被著名人權組織“國際大赦”評為“人權惡棍”。
在江澤民謊言和經濟誘惑下，國際社會對此人權迫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容忍中共人權迫害輸出海外，這種人權災難已經蔓延全球，成為世界自由民主價值的最大威脅。不久前微軟、雅虎、古狗幫助中共過濾封鎖人權、民主、自由等敏感詞語就是明證。面對殘酷人權侵害，沉默是一種恥辱，縱容與助紂為虐則更是罪惡。發展下去，更多商家、政府將走向墮落，後果堪憂。
4.社會危機: 火山口上的穩定
日益增加的弱勢群體
中國的財富正在朝兩極化方向發展。在江澤民當政期間，官商勾結，經濟財富開始向權力者聚集。有權力、有關係的可以輕而易舉地從政府拿到工程，從銀行拿到錢，將國有土地和工廠出賣，發家致富，飛黃騰達。2001年江澤民把“允許資本家入黨”寫進黨章，正是赤裸裸地把這種以權力掠奪財富的行為合法化。這裏舉圈地為例。
在江澤民時代城鎮土地成了冒險家進行投機鑽營的主要目標，獲得土地的唯一辦法就是權錢交易。炒賣土地自然需要資金。銀行對於民間借貸有嚴格的規定，正是被拒絕在合法的渠道之外，才有銀行部門與有錢的商人的法律遊戲，使不合法的借貸合法化。違法炒賣土地和違法超貸使“紅色富豪”一個接一個地誕生。
與紅色富豪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斷擴大的弱勢群體。工人從前被聲稱是國家的主人，現在很多人卻下了崗，工廠不再屬於他們，很多從前有的福利也不屬於他們。農民受著苛捐雜稅的壓迫，還有土地被佔，生活相當困難。“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大量農民沒有出路，湧到城市當民工，生命沒有保障。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大陸各地煤礦、磷礦經曝光的礦難達300多次，死亡達2萬人以上，佔世界的85%。由於江澤民對媒體的高壓控制，還有多少礦難根本沒有機會曝光，就更不得而知了。此外90%的農村人口沒有醫療保險，60%的城市人口沒有醫療保險，連病都生不起。
江澤民時代的中國，人們可以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看到滿眼是現代化恢宏耀眼的建築群、充滿貴族氣派的高級享受設施、一擲千金紙醉金迷的消費方式，花百萬美元送子女留洋，將千萬美元存進海外銀行，身擁數輛豪車多處洋房……然而，這一切只屬於不到1%的少數中國人。
資料顯示，中國貧富分化已經超過1949年中共建政前的“舊社會”，目前中國85%以上的財富積聚在0.2%的人手裏。在江澤民時代，衡量貧富差別的指標──基尼係數從1991年的0.282躍升到2003年的0.46，遠遠超過國際警戒線。此外中國社科院的調查指出，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已居世界第一位。1991年全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0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710元，兩者比率大約是2.2:1；2003年這個數字分別是8472元，2622元,兩者比率升為3.2:1。一位中共高官坦言：“城市發展像歐洲，而農村發展像非洲。”
江澤民時代社會的特徵是一部份人暴富，一部份人更窮，這正是共產黨50多年前詛咒的“萬惡的舊社會”。
按照中國扶貧基金會的統計，2003年中國農村未解決溫飽的人口有3千萬人，低收入人口（人均年收入在865元人民幣以下）為6千萬人，兩者相加為9千萬人。
正在建設的高樓大廈接連發生為討工錢的跳樓案；河南洛陽一位下崗工人因為沒錢治病在家自焚身亡；高官們有人吃一餐飯花費20萬，而貧窮百姓的兒子考取大學，母親卻沒法替兒子繳交2000元註冊費而上吊自殺……
十幾年來江澤民的政策造成了弱勢群體的不斷增加，給中國大陸社會今後的發展留下了巨大的隱患。從城市到農村，受壓迫和剝削的工人、農民忍氣吞聲，怨聲載道，這一龐大的群體，對中國未來構成了一觸即發的社會矛盾。中國社會正處在火山口上。
火山口上的穩定
僅僅在2000年10月下旬到11月中，中國155個地區共發生了8150多宗遊行、示威、請願事件，與此同時，有21個省、直轄市屬下的黨政機關部門，發生了530多宗集體罷工、請願、赴京上訪事件。2004年，據《紐約時報》報導中國發生6萬起抗議示威。
新華社主辦的《瞭望東方週刊》披露：中國2003年共發生五萬八千宗較大的社會騷亂事件，平均每日達一百六十宗，其中，衝擊黨政機關的事件也頻頻發生。這項統計 顯示，2003年的社會騷亂事件比2002年增加了15％，與十年前相比，更增加了七倍──不僅是發生頻率的遽然增加，而且是規模不斷擴大、衝突暴力度的 急遽升級。
江澤民“保持社會穩定”的手段，實質上就是江澤民自己所宣稱的“哪裏出事哪裏負責”，“把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其直接的後果，是各級地方官員被賦予採用超出法律之外的權力無情打壓民眾，以保持自己轄區內不出現民眾上訪喊冤等等顯示“不穩定”跡象的活動。2003年發生的大學生孫志剛因為沒有帶暫住證而被廣州市警察抓捕送至收容遣送中轉站，並最終被暴打致死的案件，實際上曝光了江澤民的“穩定”手段之一斑。
自從江澤民下令鎮壓法輪功以後，各地警察中出現了一類特殊編製，叫做“截訪”警察。不論是對於失地農民、拆遷戶還是法輪功學員，“截訪”警察的任務就是力爭在他們把上訪信遞出之前截住，並採用毆打、恐嚇，以及直接抓捕遣等非法手段送回原籍關押、勞教等。這裏舉一例說明。
河北省桃林口水庫移民因為地方官員侵權、侵佔民眾財產，曾多次上訪。在上萬名庫區移民集體寫的《要求罷免唐山市委書記張和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和河北省人大代表資格的動議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2000年4月1日，我們玉田縣100多移民在去石家莊上訪的途中，統統被大批警察按法輪功抓起來，每人都被打傷，有的肋骨被打斷，有的骼膊腿被打折，40多人被抓，其身份證至今仍被公安局扣壓，且被罰款數萬元不給收據，其中張鳳、劉素娥、劉增復、柴潤秋等4人被以衝擊國家機關罪分別判刑3至5年。張鳳被判5年刑，現在他重病在身，至今仍在唐山冀東監獄服刑。虹橋鎮63歲的農婦張書琴當場被嚇得昏死過去，一位30歲的農婦被虹橋鎮派出所警察摳摸下身。而唐山市移民辦的正副主任李增榮和張兆榮貪污挪用移民款1181萬元案發，被張和包庇，重罪輕判為5年刑，且保外就醫，逍遙法外。”
《動議書》中提到的“執法人員”們把民眾當成法輪功學員來抓打，其實在各地都存在，這種現象的發生也是有原因的。因為江澤民曾有密令下達基層：對法輪功無論怎麼樣都不過分；監獄、勞教所的警察們在對法輪功學員肆意折磨、得意之時曾放言：“我們有死亡指標！”老百姓一旦被當成法輪功學員，則“執法人員”可以為所欲為，不受法律制約。
如果以為僥倖繞過本地警察圍追堵截的上訪者能到達北京，就可以實現上訪的目的，那就大錯特錯了。在國務院和人大信訪局門口，常年有大批截訪者警察（有時是便衣）長年組成人牆，隨時給前來上訪者以“下馬威”。
上海居民馬亞蓮女士因不服住房被強制拆遷慘遭勞教並打斷雙腿，此後由於馬亞蓮在網絡上發表揭露上訪中種種黑暗內幕的文章，2004年3月16日再次被上海警察處以勞動教養一年半。從馬亞蓮的敘述中我們可以大致了解江澤民所稱“穩定”的內涵，略見上訪民眾所面對的“截訪”警察之猖獗：
……遼寧省本溪市上訪人孫維琴上訪時被截訪者群毆倒地，有人大聲呼救，保安無動於衷，還調侃地說：“誰躺地上了？我怎麼沒看到？”孫抗爭不成，後憤而吞藥自殺，幸被救活；陝西省咸陽市上訪人李小婷，因拒絕截訪者強行查看身份證的要求，被一群截訪者一哄而上，拳腳相加，直到把她打得躺在地上無法動彈；另一名上訪者鄧殿全見狀，疾呼“要打死人了”，哀求兇手住手，卻立遭四個截訪者痛毆，鄧殿全被打得渾身是傷，以至無法行走，在臨時棲居的馬路邊養了幾星期；上海唐霞珍、徐兆蘭、付玉霞等數名上訪者在胡同裏被攔截並遭踢打，抓傷，血痕條條；瘦小的付說：截訪者狠命揪住她，都快把她拎起來了。
經證實，毆打李小婷的，是來自黑龍江省的警察；圍毆鄧殿全的四條壯漢，是來自河南省的便衣人員……實際上，長年聚集國家信訪局門外的截訪者，都是各省區市當局指派前來的“公幹”，目的顯然是要阻嚇各地來的上訪者，防範各種醜聞曝光，這些醜聞，可能包括腐敗、侵權、暴力拆遷，等等。截訪者不僅獲得各地方當局的授權，也有黑社會的參與，可謂官匪一家。
由於中共的媒體封鎖，民眾的痛苦、不幸、抗爭，都被“盛世大聯歡”的“歌舞昇平”所掩蓋。江澤民的政策，不是正確疏導社會的不公，而是強行壓制。總有一天，這一切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中華民族將不得不付出慘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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